楊天宏 | 軍閥形象與軍閥政治癥結
原標題：楊天宏 | 軍閥形象與軍閥政治癥結
作者楊天宏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注釋從略
專題論文
軍閥形象與軍閥政治癥結
——基於北洋時期民意調查的分析與思考
楊天宏
近代中國的革命包括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兩方面內涵。民族革命是要反對外國列強，爭取國家民族獨立。民主革命的內涵前後有所變化，辛亥之前是反對清政府的專制統治；民國建立後，中國面臨的內憂外患並未稍減，國人進入長達十餘年的探索時期。國民黨「一大」之後，在蘇俄指導及中國共產黨的推進下，軍閥作為帝國主義的「走狗」與其「主子」一起被確定為革命目標。這一革命目標的確立，使民初在黑暗中摸索的國人有了明確的政治方向，推進了國共合作下包括軍事北伐在內的「大革命」的開展，結束了軍閥割據混戰局面，使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軍閥及軍閥政治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在主流的近代中國歷史書寫中，軍閥系一極端負面的存在，研究者對其大多是做全稱否定判斷（universal negative judgment），認為軍閥皆一丘之貉，整體形象醜陋，且忽略其前後變化；同時認為軍閥統治的北洋時期，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
這一認知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逐漸固化。國民黨的宣傳且不論，知識界也多持此議。梁漱溟就認為，帝國主義、軍閥是中國人民的最大敵人。他在1930年4月致胡適的一封信中指出：「在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認為第一大仇敵是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的封建軍閥。」對胡適於此大敵視而不見，別出心裁提出「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之說，梁漱溟予以嚴厲駁斥，他特彆強調，反帝反軍閥的革命「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說的」。「三尺童子」皆能說者乃是常識，胡適無言以對，只好表示，這也是「我的意思」。
這種源自「大革命」時代對於軍閥整體負面形象的描述，反映了部分國人的觀察認知，有其歷史依據，是研究軍閥及軍閥政治重要的思想與學術資源。
然而，北洋時期諸多民意調查在提供這一認知客觀證據的同時，也揭示出一些不同的歷史面相。首先，軍閥自身的表現及時人對軍閥的認知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前，即便軍閥之間多次交戰，一些軍閥仍被視為結束分裂割據實現國家統一的希望所在。蘇俄記者維連斯基曾稱讚吳佩孚是「好軍閥」。共產國際和中共一些領袖（如李大釗）也一度持此認知，致力於促成吳佩孚與孫中山聯合，以推進國家統一。其次，在處理對外關係問題上，軍閥固然有「勾結帝國主義」的負面表現，但在日本已成中國國家民族命運主要威脅的嚴峻形勢下，軍閥中的一些派系堅持抵制日本侵略的立場，在外交上聯絡美、英制約日本，符合民族主義上升語境下主流民意的取向。不惟如此，軍閥存在明顯的個體及派系差異，有惡有善，同一軍閥或派系，前後表現亦多變化，並非一開始就呈現出整體負面形象。
1924年北京政變發生後，標榜武力統一抵禦日本侵略實施民主政治並因此得到一定民意支持的直系退出政治中心位置，淪落到曾被其列為打倒對象的割據性軍閥的地步，從此軍閥政治未見其利而徒見其弊。與此形成對照，改組後的國民黨軍政集團在民意調查中得票劇增，開始被視為拯救中國命運的新的希望。在「大革命」的政治語境下，經國民黨宣傳，加上軍閥自我表現趨劣，軍閥整體負面形象逐漸形成。在1926年以後的民意測驗中，軍閥大幅丟失選票，近乎完全失卻民意。
本文擬將北洋時期民意調查中涉及軍閥的投票和主持者的調查報告，悉數搜羅，在分析數據的基礎上，梳理出軍閥在各次民意測驗中的得票率，並與調查資料之外的其他文獻與史實相互印證，做一個動態考察，庶幾對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上重要存在的軍閥，獲取較為完整的歷史影像，補充修正對軍閥認知中的某些「前見」（preview），並以此為基礎，揭示北洋時期中國政治的癥結所在，以便為北洋時期中國政治史的研究，奠定更加全面的歷史事實與認識論基礎。
一、 民意調查中軍閥得票率之動態分析
民意調查是以社會學理論為依據，通過局部調查尋求全體民意的調查方法，在中國大致興起於1920年代初。1922年4月，直奉交戰，曹錕、吳佩孚獲勝，國會恢復，民主國家須尊重民意的認知為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同年8月，日本人在北京辦的《順天時報》做了一次名為「理想政府各員選舉票」的民意調查。這次調查很可能是近代中國運用社會學方法就國家政治問題進行的首次民意調查。之後，各報刊、學校及社會團體紛紛效法，民意調查蔚然成風，各式各樣的調查在「民意測驗」「假選舉」「草選舉」「名人選舉」等名目下展開，截至1926年北伐開始，相關調查多達數十起，其中涉及軍閥的調查不下10起。這些調查，從不同時間、地點及社會層面，提供了全面認識軍閥的珍貴史料。
《順天時報》所作「理想政府各員選舉」旨在徵求對大總統、副總統、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選舉的民意。據統計，從1922年8月1日至28日，該報共收到5658張有效票。投票人所在地區以北京為最多，天津、山西、河南、九江、漢口、遼寧等地次之，西南各地因距京較遠，交通不便，未收到選票。報社本擬將得票者概行發表，考慮到人數過多，報刊篇幅有限，凡得50票以上者始得列名，余則從略。茲將該報投票結果，按照正副總統、國務總理等得票多少之順序，列表展示如下（見表1）。
按得票數計算，在全數5658張大總統「選票」中，軍閥或出身行伍者共得票2147票，佔總票數的37.9%。副總統得票人中可以算作軍閥者，合計得2198票，佔全部投票數的38.8%。國務總理一職雖「候選人」較多，票數分散，但軍閥得票同樣不少。位列第一的是段祺瑞，得1072票；徐樹錚得162票；靳雲鵬得75票；曹錕得59票。內閣各部，文職且不論，陸軍總長投票，吳佩孚得731票，排名第一；而曾任海疆巡閱使的薩鎮冰在海軍總長選舉中得1340票，遙遙領先其他軍界人物。
如果說《順天時報》有日本人的背景，不妨看看與之有激烈競爭關係的美國人在上海創辦的《密勒氏評論報》所做「中國當今十二偉人」問卷調查。
此次問卷調查從1922年10月7日開始。這一天，該報刊登公告並發放「選舉票」，邀請讀者選舉「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一周之後，同樣內容的公告和選票以中文發表。公告制定了「選舉」規則與辦法，強調被選舉人須系「名望素著堪為一業中之代表者」；無論中外人士皆可投票，可附一署名信函說明選舉某人的理由，選票在每期密勒氏報刊出，選舉結果逐期揭曉。選舉截止後，經匯總統計，得票在4票以上的被選舉人共195名，全部有效選票為18904票。因一張選票可填寫12位被選舉人，以12除總票數18904票，投票者總數為1575人。若按同期其他「選舉」20%左右的廢票率計算，投票人總數約在1900人上下。
1月6日，《密勒氏評論報》正式公布選舉結果，並對進入前12名的「大人物」逐一作生平事迹簡介。該報公示的「前12名」名單及得票情況如下（見表2）：
由上表可知，在得票最多的12個「大人物」中，被稱為「軍閥」或出身行伍者有吳佩孚、馮玉祥、閻錫山、黎元洪4人，共得3607票，占前12名總得票數11375票的31.71%。在次12名「大人物」中，被視為軍閥及類軍閥者還有段祺瑞、陳炯明、李烈鈞3人。總計在前24名中，軍閥或出身行伍者共佔7個席位，比例為29.1%。得票在4票以上可列入「軍事」類的被選舉人有39位，其中不少是軍閥，占被選舉人總數的20%。
《順天時報》《密勒氏評論報》此舉，開中國問卷調查之風，不久各地大、中學校聞風跟進，一些社會組織也不甘人後，由此形成一次大範圍的民意調查熱潮。
國內大專院校最早開展民意調查的是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2年11月14日，適逢北高師成立14周年紀念，該校新創辦的心理研究室決定開展民意測驗，以窺「真正輿論之所在」。調查方法為發放油印問卷，內含8問，包括「你贊成女子參政嗎」「你最喜歡讀的中國舊小說是那一本」等，其中第2、4兩問有可能關聯軍閥：2、假使你有選舉權，你將舉誰做下任大總統？4、當今活著的中國人你最佩服哪一個？問題要求即時答覆，不記姓名，不許旁窺，答畢由答題人親自或由招待員代為投入票匱。共收931票，問答統計數據，由主持人做出。
北高師的調查由社會學家張耀翔主持指導。張在分析大總統得票數據時指出：主持人在統計時對文人做了記號，計文人共得398票，佔全數之68%，「即超過三分之二的選舉人贊成文人作總統」，頗有讚歎文勝於武的意味，卻於無意中透露，有大約1/3的人將其選票投給了武人。雖然文人之外乃非文人，非文人未必即是武人，但從被選舉人的情況看，大總統得票人中屬於軍閥或出身行伍者有黎元洪、段祺瑞、曹錕、馮玉祥、閻錫山、陳炯明、張作霖、徐樹錚、張勳、唐繼堯等11人，共得180票，佔總數578票的31.1%，入圍人數佔全部31位得票人總數的35.48%，可知1/3的武人得票率大致可信。
幾個月後中國大學於創建十周年紀念之際所作民意測驗，似可支持北高師的調查結論。在擬定的10個問題中，第5問「你最願意哪一個人組閣」與軍閥有所關聯，投票結果，有13位軍閥（或類軍閥）入圍，佔41個入圍者的31.7%；13人共得357票，佔全部合格票的21%。
不過並非所有調查軍閥都能得到較高選票。東南大學和北京大學的調查就與上列調查有較大數據落差。1923年1月，東南大學政法系及經濟系學生組織大總統選舉委員會，選舉結果，入圍的軍閥或出身行伍者有馮玉祥、黎元洪、段祺瑞、吳佩孚、閻錫山、齊燮元、韓國鈞、劉冠雄8人，共得81票，佔總票數806票的10.04%。同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於創辦25周年之際舉行民意調查，軍閥得票情況也不佳。此次調查由北大學生會主席、中共黨員朱務善主持，由中共黨員、北大在校學生金家鳳等協助，被試者共1007人，共設計問題10個，與軍閥相關的問題為第1、6兩問。第1問：「你對於曹錕做總統有何感想？」答題結果：贊成19票，不贊成782票，合計801票，持反對態度者佔97%，贊成者僅3%。第6問：「你心目中國內或世界大人物是那幾位？」投票結果，入選國內「大人物」者共32人，其中軍閥或武人雖有10人，但僅得97票，得票率佔有效票789張的12%。
如果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調查反映的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區的民意，不足以代表北洋時期大範圍民眾的認識意向，不妨再看看處於南北軍閥夾縫中標榜自治以求生存的湖南人對軍閥的認知。
1923年6月中旬，湖南妙高峰中學舉行建校十五周年紀念，特設民意測驗，徵求長沙市民對於國家社會的意見。投票結果：大總統提名人數共30名，總票數734張，其中軍閥或行伍出身者入圍12人，占入圍人數的40%，共得票367張，佔總票數的50%。副總統「選舉」軍閥或出身行伍者入圍15人，佔全部35名被提名人總數的42.9%，得票235張，佔總票數734張的32%。湖南省長選舉，譚延闓得245票，位列第一。譚氏曾任兩廣和湖南督軍，是公認的軍閥。在全部入圍者中，屬於軍閥者還有趙恆惕（27票），魯滌平（5票），曹錕、馮玉祥（各2票）等。這一選舉結果，或與湘人即便實施自治也需武力作為憑藉的認知有關。湖南在自治運動中，曾有「三個秀才攜手，可以統一中國」的說法，指的是文武兼修的軍閥吳佩孚、趙恆惕、陳炯明，可見湖南人對軍閥的認知。
至於各次調查的平均得票率，從上列調查看，軍閥入圍「大人物」、獲總統或內閣職務提名的得票率高低不等，頗為懸殊。《順天時報》的調查軍閥或出身行伍者得票佔總票數的37.9%，副總統得票率為38.8%；《密勒氏評論報》的調查位列前12的「大人物」中軍閥得票佔31.7%，次12名中軍閥得票佔29.1%；北高師的選舉軍閥有11人入圍，得票率為31.1%，東南大學的選舉軍閥得票佔10.0%，北大的選舉軍閥得票率為12.0%；中國大學投票軍閥得票率為21%；湖南妙高峰中學總統投票軍閥得票率為50%，副總統為32%。基於統計學立場，考慮到異常值的整體波動（overall volatility）影響，去掉數據組中的「極值」即通常所說的最小數（10%）和最大數（50%），則1922—1924年民意調查中軍閥平均得票率為29.2%。
值得注意的是，個別軍閥在民調中得票率一直較高，排位也相對靠前，其中最突出的是吳佩孚。在《密勒氏評論報》「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問卷調查中，吳佩孚得995票，排在蔡元培、王正廷、張謇、黎元洪、胡適等人之前，位居第5。在北大25周年校慶問卷調查中，吳得15票，排在王寵惠、伍廷芳、康有為、唐紹儀、顧維鈞、顏惠慶、袁世凱、黎元洪、曹錕之前，位列第6。在中國大學十周年紀念「你最願誰組閣」的問卷調查中，吳得31票，排名第12。在東南大學的「國內大人物」調查中，吳得27票，排名第7。在妙高峰中學的未來大總統候選人提名中，吳得20票，排名第3。
段祺瑞在民意調查中得票也居於前列。如在《順天時報》「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投票中，段得2059票，佔總票數的36.4%，與得2073票、佔總票數36.6%的孫中山，幾在伯仲之間。這固然與該報系日本人所辦且段被認為有親日傾向有關，但段曾「三造共和」，從維護民國政制的立場看，他獲高票，也有依據。吳、段二人在各次民意調查中的得票及排位，說明軍閥在民眾心中的形象存在個體差異，不宜一概而論。
問題在於，上列數據基本是從1922年至1924年所作民意調查中採集，對應的是兩次直奉戰爭之間的時局認知，難以反映動態民意，要全面了解北洋時期民眾心中的軍閥形象，尚需做歷時性考察。
1926年初，軍閥政治已呈亂象，國民黨即將北伐，「打倒軍閥」被確定為國民革命的重要政治口號，國家政治即將出現重大變化。在這一背景下，《京報副刊》舉行了一次問卷調查，調查方式為投票選舉「新中國柱石十人」及各類「柱石」。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投票中，沒有一個軍閥入圍「柱石十人」。另外，在軍政交叉，軍閥兼任中央和地方民政及行政長官已成政治常態的情況下，《京報副刊》民意測驗中「政治類新中國柱石」投票，前15名中，僅黎元洪一人出身行伍，其他全部是政治家或文人，與三年前的調查結果相較，明顯不同。
更為顯著的變化是國民黨人得票率劇增。《順天時報》的問卷調查，總統、總理和內閣總長候選人，孫中山之外，沒有一個國民黨人達到該報納入統計範圍的起碼票數。《密勒氏評論報》選舉「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如果當時處於「脫黨」狀態的蔡元培不算，進入前12名和次12名的國民黨人只有孫中山和李烈鈞兩人。但當1926年《京報副刊》作民意調查時，儘管孫中山已去世，國民黨少了一個受人擁戴的重要因素，入圍人數卻未減反增。「柱石十人」名單中，有蔡元培、汪精衛、蔣介石、吳稚暉、李烈鈞、于右任、徐謙等7位國民黨人入圍。政治類人物得票前15名中，國民黨人佔了近半，汪精衛排列第一，于右任、徐謙、胡漢民、譚平山、孫科、戴季陶、葉恭綽（曾加入同盟會）等「抱團」入圍。雖然這次民意測驗選出的軍事類「新中國柱石」人物中，「舊軍閥」仍佔一定比例，但相較而言，未列入本文討論範疇的「新軍閥」已異軍突起，後來居上。蔣介石在《密勒氏評論報》選舉中僅獲4票，在綜合類大人物中未列名，在軍事類人物排第19位，現在居然位列「新中國柱石十人」第3名，軍事類「柱石十人」第1名，可見變化之巨。
不過，儘管在北伐前夕民意已發生變化，在直皖戰爭結束至第二次直奉戰爭之間的各次問卷調查中，軍閥畢竟得到了29.2%的選票。這一得票率究竟是何概念？
討論這一問題有一認識前提，即任何民意調查數值的高低都具相對性。就個人得票而言，孫中山在各問卷最高層級投票（即總統、偉人、柱石十人等投票）中，穩居最高位置，沒有任何一個軍閥能望其項背。但作為社會群體，考慮到整個社會文、武人數比例，文人和不是武人的政治家占絕大多數，則武人這一得票數值並不低。中國大學的「內閣選舉」，武人得票率為21%，組織者王惟英嘗竊喜武人得票不多。其實就組閣而言，內閣各部屬於武職者只有陸軍部、海軍部和參謀部，其餘各部均是文職。文職總長，軍人很難入選。武人能在文職為主的內閣官員「假選舉」中得到21%的投票，已屬較高的得票率。而作為軍閥的吳佩孚，居然與張謇、李恩浩、聶雲台等同列，在財政總長選舉中各得1票，票雖甚少，卻耐人尋味。
中國傳統重文輕武，文人向來蔑視武人。在此傳統下，民調組織者和投票人的構成，多少包含對武人的不利因素。北洋時期的民調可分三類：一類由報刊組織，如《順天時報》《密勒氏評論報》兩報的民調；一類由學校師生組織，如北大、北高師、東南大學、中國大學、妙高峰中學的選舉；一類是社會組織舉辦，如湖南旅京同鄉會的測驗。就組織者看，主要是報社編輯或學校師生；就投票人看，則大多是在校師生、報刊讀者，政界人士和商人只佔少數。比如《密勒氏評論報》系英文報刊，讀者基本上是懂英文的知識人或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商人。湖南旅京同鄉會的測驗，學生佔全數70%（中學生和小學生占學生全數30%，專門學校學生佔70%），政界佔全數20%，其餘各界佔10%。北大的選舉，發起人是在校學生，在被試的1007人中，學界752人，佔74.7%。可大致反映投票人的構成。
白魯恂在分析《密勒氏評論報》十二位偉人問卷調查時注意到，這次選舉的投票者主要是學生和商人，他認為：「這一組人群是最不尊重督軍的，若是調查在更大範圍內進行，將會出現對軍事領袖更高的支持率。」此言不無道理。
當然，投票給某人並不意味著價值上認同或佩服某人，有時功利主義考慮也會支配投票，由此引出對民眾投票與價值認同的關聯性思考。這對釐清斯時國人究竟如何認識軍閥，關係極大。對此，一些調查的主持人似有所意識，專門設計出相關提問。如北高師的問卷在「假使你有選舉權，你將舉誰做下任大總統」提問之後，設計了「當今活著的中國人你最佩服哪一個」一問。在該問題的投票中，軍閥或類軍閥的入圍人數及得票頗高，吳佩孚、馮玉祥、黎元洪、段祺瑞、李烈鈞、徐樹錚、閻錫山、張敬堯、張勳等9人均在其列，佔全部得票者31人的29%，9人得票數共181張，占列入統計的518張選票的31.9%。關於被選舉人與受佩服人的關聯性，北高師「心理測驗」或可部分揭示（見表3）。
由此表可見，當被佩服者是政治家時，武人被選舉率為22%；當被佩服者為文人時，武人的被選舉率為33%，而當被佩服者是武人時，武人被選舉的幾率為58%。平均計算，武人被佩服與被選舉的百分比為37.7%。
其他的一些調查甚至在名目上便提供了投票與價值認同關聯性的提示。如《順天時報》「民意中之理想政府」選舉，其「理想政府」與丁文江、胡適等人期盼的「好人政府」一樣，均須由「好人」組成，投票即表示佩服或價值認同。《密勒氏評論報》選舉「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大人物」所用英文原文是「th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即「最偉大的健在華人」，欽佩含義甚是明顯。北高師的調查第4問「當今活著的中國人你最佩服哪一個」，要求須「最佩服」才投票。《京報副刊》「新中國柱石十人」問卷調查，主持人孫伏園強調：正如人體離不開「白血輪」一樣，這十枚「白血輪」可以稱作「新中國之柱石十人」，「1926年以後新中國的命運便寄托在他們身上」。調查名目及主持者的說明，均體現出投票與價值認同的統一。因此，上列各次調查中軍閥的得票數與得票率，應能反映投票人對軍閥的正面認知。
然而在調查技術上，這些民意調查是否存在瑕疵？如果存在，又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調查結果的可信度？
總體而言，上述調查按當時的調查技術及運用水準衡量，上述調查大多做得較好。比如北高師的調查，很大程度上被當成剛成立的心理研究所的「心理測驗」研究項目進行，由留美歸國社會學家張耀翔組織並指導，所作調查結果分析中性客觀，以至其他學校紛紛邀請張氏前往指導。中國大學草擬的10個調查問題，就經他複核方付印發放。
不過，因民意調查在中國尚處於學步階段，這一時期的民意調查也存在諸多問題，具體表現為：1、區域覆蓋面不廣。學校的調查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長沙，訂閱《順天時報》《密勒氏評論報》兩報者或不止分布在這幾個城市，但地域範圍也不大，基本局限在華北、華東和華中，西南、西北、東北及華南則很少。2、投票人主要是學界人士，比例超過70%，其他各界人士偏少。3、參與人數不多。如《京報副刊》在投票截止日僅收到220票，延長投票期限後共收到432票；再次延期後，一個月內發放票數達20萬張，回收的還不足500張。4、能夠反映軍閥統治後期民意變化的調查偏少，目前僅發現《京報副刊》所做的一次調查，若有偏頗，難以從技術上作數據修正。5、一些調查組織者有意無意在設計問卷時對投票人作引導。如東南大學總統選舉委員會《舉行草選舉宣言》宣稱，因現實中的總統選舉即將開始，「議員僕僕於京津保洛之間，奔走于軍閥武人之門」，無視民意，故舉辦這次「假選舉」，這樣做「縱不必寒武人之膽，戢狼子之心」，也可讓世人知真正民意之所在。明顯包含對武人不利的價值引導。
最有可能遭受訾議的是調查的基本方法。北洋時期民意調查大多採用問卷法，調查對象乃特定人群，屬類別調查。類別調查在方法上是「以種判屬」，用以調查普遍民意，成功幾率有限。如果限於條件不能普查而被迫抽樣，方法應是隨機的。然而，從世界範圍看，以隨機抽樣法採集民意始於1930年代中期蓋洛普（George Gallup）在新澤西創辦美國民意研究所之後，即便在美國，1920年代的民意調查也還是在特定人群中進行。典型案例是美國《文學文摘》進行的民意測驗，其方法是從電話號碼簿和汽車登記冊上選取遍布全國的選民作為調查對象。北洋時期的民調與此相似，方法並不隨機，無疑存在可議之處。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類調查沒有價值。以《文學文摘》雜誌的調查為例，儘管在1930年代後期羅斯福總統連任預測上慘遭失敗，但它畢竟曾成功預測了1924年、1928年、1932年的總統選舉結果。原因在於，民意會相互滲透，有時一部分人的意向可能會影響多數人。該雜誌的調查對象基本屬中產階級，社會地位承上啟下，其意向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從而代表多數民意，這是批評者所忽略的。這表明，北洋時期基於學界或媒體受眾展開的民調，同樣有可能超越被測試人的狹小圈子，反映較大範圍的民意。
二、 近代中國軍閥政治的癥結所在
1922年至1924年的各類民意調查，軍閥得到29.2%的選票。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民意對現實政治的完全認同，畢竟還有70.8%的選票另有所投，從這一得票率背後甚至依稀可見對軍閥及軍閥政治否定性因素的存在。學者業已指出的軍閥割據、軍人干政、紛擾戰亂等問題或許正是影響軍閥得票率的重要因素。不過學界對軍閥問題的既有研究仍略顯表淺，所指陳的問題雖客觀存在，卻大多只是現象而非造因。它是這樣一個問題的表徵，即國家在政治轉型中推翻舊有集權政制，卻未能建立起新的權勢重心，導致政治統治失序。
對北洋時期的中國政況，楊蔭杭嘗有歷代亂世之喻，但他更習慣拿北洋時期比況五代，認為斯時的北京政府好似梁、唐、晉、漢、周居於中原；督軍各有地盤，猶如南唐、吳、越、漢、蜀、楚、閩各踞一方，因而發出「今日之時局，五代之時局也」的感嘆。與楊蔭杭不同，有世界眼光的蔣夢麟將北洋時期的中國比擬印度，認為中國軍閥「像印度土大王一樣統治各省」。歐洲人貝內特則認為，中國18個行省里軍事領袖的地位「與中世紀的萊茵諸侯很相似」。在國外受過現代政治學訓練的周鯁生習慣「透過現象看本質」，故能意識到軍閥割據狀態與國家權勢重心缺失的關係。他指出：「就民國全體言，則為無政府，因為事實上國中已無一權力的中心可以支配全國或其大部分。」
這種情況不獨就國家層面而言，即便在一些與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內部也存在離心因素，未能形成穩固的區域性權勢重心。西南各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就是如此。齊錫生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在於該地區軍人群體中並未產生個人才幹、軍事及其經濟實力方面極為突出的「中心人物」，致使「南方軍人缺少促使結合的動因」。國民黨北伐時，直系後起巨頭孫傳芳以南京為根據，憑藉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司令地位，「頗想作三國時代的孫吳」，終因「聯軍」聯而不合，也未能遂願。
與清季湘淮軍興起導致的兵為將有、地方勢力坐大現象不同，斯時貌似與中央離心的現象，是一種客觀上有利於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義」（center-oriented regionalism）。而北洋時期的地方主義顯然已偏離中央方向，成為一種在承認「民國」名義下的割據性分裂。隨著地方勢力坐大，中央權力虛化，國家政局陷入動蕩，大局變化周期由民國初期的三四年變成兩年一年甚至更短。短暫的執政，使中央政府淪為五日京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統治國家的能力。在此政治格局下，北京曾經具有的俯視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國內政治家對它的重視程度亦遠不如前。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暮色籠罩，時論已將北京政府視為世界政治史上「最無權能之政府」。
民初國家權勢重心失卻有其歷史成因。人所共知，辛亥革命不是以秦王掃六合即武力推翻舊朝建立新朝的方式進行，而是以武昌首義，各省宣布獨立的特殊方式進行。各省獨立後，要建立政治共同體就得整合分散的軍政力量，整合方式是南北談判。結果雖在形式上達成統一，但南北對峙的內在因素並未消除，南北內部也未能有效整合，從而預埋了權力分散的種子。不唯如此，民國肇建之初，百廢待舉，制度建構，類多從權，一些軍政制度的建立，明顯將國家政治引向軍人干政的方向。軍人一旦干政，便可獲得地方政權在民政、財政上的支持，強化對於中央的獨立性，導致權勢重心進一步失卻。
在應當對此承擔責任的諸多制度中，督軍制度最受詬病。所謂「督軍制度」就是軍人兼任省長的制度。「大革命」時期南方高呼要打倒的軍閥，基本都是督軍及以上層級的軍人。然而為研究者普遍忽略了的是，最早主張軍事官員兼轄民政者，大多是後來聲稱「打倒軍閥」的南方陣營的人。
閻錫山回憶說：1912年7月，廣東都督胡漢民電稱，中央現主極端集權，實行軍民分治，收軍權財權暨一切重大政權，悉褫中央。補救之法，唯有聯絡東、西、北各省反對力爭。後接江西都督李烈鈞來電，贊同此意。閻錫山對此亦「深表同情」，其複電稱：「地方分權，古今通義，征諸歷史，根據甚深。且中國省界之大，動逾千里，非東瀛府縣西歐州郡所可比擬，即授以各國地方行政之權，尚覺輕重失當，遑論集權中央。況當建設時代，伏莽未靖，軍政民政其權不容分屬，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權，限以年歲，使其厲行整理。」經李、閻等人廣為聯絡，最後由江蘇都督程德全領銜電京。可見，都督兼攝民政在民國肇建之初，已被包括國民黨人在內的地方勢力當作與中央抗衡的重要手段。這一主張自然不會得到正在謀求中央集權的袁世凱首肯。
但歷史彷彿在故意製造曲折。由於政令推行困難，一貫主張中央集權的袁世凱在否定上述聯電之後不到半年，下令「各省應設民政長除江蘇、江西、福建、湖北、山西、四川等省業經任命外，其餘各省應由各該都督暫行兼署」，即便有專任民政長的省份，都督也兼任民政。事實上同意了胡漢民等反對派的主張。但此舉僅系從權，壓垮「二次革命」後，袁氏厲行軍民分治，再度否定都督兼管民政，並借用前清制度，以巡按使為一省民政長，而將都督改為將軍，專掌武事。
袁世凱死後，其拔識的文治派失去依傍。而段祺瑞執政，威望頓減，袁氏一度強調的「軍人不得干政」的思想，完全打破。1916年7月6日，段下令各省將軍一律改稱督軍（即都督與將軍之合稱），同時將巡按使改稱省長，看似軍民分治，卻無袁世凱那樣的強制執行力。有民初一度實施的兼管民政的先例，各省督軍皆以兼管民政為應享權利。1916年7月，湖北督軍王占元首開其端，各省督軍接踵效尤，兼任省長，軍民兩政，操於武人，遂成通例。
從發軔及形成的歷史看，督軍制度經歷了都督、將軍到合二為一的督軍的發展，後來幾乎被對等界定為「軍閥」的督軍，其兼管軍民兩政之議，實際是起源於反對袁世凱集權中央的以南方革命黨人及東南立憲派為主的地方勢力。可見若論軍閥制度的起源，責任尚不盡在軍閥本身。
督軍制度之外，巡閱使制度亦廣受詬病。巡閱使是民初地方高級職官，該制的建立被認為是在「督軍之上更設高級之督軍」。相較而言，盤踞一省的督軍多滿足於「保土安民」，巡閱使則不乏兼并它省甚至統一國家的抱負。因其官階更高，彼此矛盾在更大範圍展開，衝突也更為劇烈。吳佩孚和張作霖之間關係頗能說明這一點。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本為北洋旁支的奉系軍政地位開始顯赫並逐漸將勢力插入關內，這與直系尤其是吳佩孚發生了矛盾。1920年直皖戰爭，吳佩孚居打倒皖系首功，但因資歷淺，戰後僅得一直魯豫巡閱副使頭銜，為張作霖所藐視。後來憑藉援鄂戰功，升任兩湖巡閱使，京漢一線為其控制，地位與張作霖相埒，從此張不再藐視吳，但直奉之間的矛盾衝突也因此上一台階。
不過民初權勢重心失卻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此。軍閥割據戰亂，至多只是權勢重心失卻的表徵而已，其根本原因是民初根本法設計觸犯政治技術禁忌，因人立法，導致政體設計畸形，從制度上促成並固化了這一現象。本來，南北統一之後，袁世凱致力於權勢重心重建，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袁的政制建設被認為趨向專制，制約性的根本大法《臨時約法》及相關法規很快由其政治對手近乎單方面炮製出來。作為憲法性質文件，《臨時約法》的貢獻在於確定了共和民主制度，從國家根本制度建設上否定了封建帝制，厥功甚偉，但《臨時約法》及相關根本法在政體設計上卻存在嚴重的技術缺陷。
按照西方政治學理論，權力需要制衡，分權是制衡的有效手段。但《臨時約法》的分權設計卻十分蹩腳。這表現在三方面：一是立法與行政權力不平衡，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重大決定有同意權，對政府首腦有彈劾權，行政方面卻無相應的對於國會的解散權，造成單向制約狀況；二是行政上府、院並立，而總統職位並未虛置，造成既非總統制，也非內閣制，府、院並列，行政體制二元，難以發揮正常的政府功能，徒惹府、院紛爭；三是軍隊統帥權歸屬不明。關於前兩方面問題，本人曾著文討論，無庸贅述。這裡只著重討論民初國家建構中有關兵權歸屬的問題。為使討論能夠深入，本文將擴大討論的文本範圍，以資比較。
民初國家政體建構中，可以決定兵權歸屬的根本法除了《臨時約法》，還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和《中華民國約法》。比較這三個文件可以看出，《組織大綱》和《中華民國約法》將政體設計為總統制，總統為「陸海軍大元帥」，負責「統帥陸海軍」。而《臨時約法》設計的是責任內閣制，僅規定大總統「統帥全國陸海軍」，沒有軍職，已呈區別。在總統制下，大總統以大元帥身份統帥陸海軍，雖然政府機關也有陸軍部、海軍部和參謀總部，但總長系總統僚屬，按照《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許可權》規定，其職責是為大總統行使權力服務，因而大總統實際擁有軍隊的統帥權，軍權一元化。而《臨時約法》實施責任內閣制，雖規定大總統統帥陸海軍，但內閣是對國會負責而非對總統負責，陸軍部、海軍部及參謀總部各總長，是在內閣總理主持下開展工作，這就使《臨時約法》有關統帥權的規定在理解上發生歧義。
不僅如此，民初頒布的《都督府暫行條例草案》又使這一狀況進一步惡化。該草案第3條規定，都督統轄該省各項軍隊，有維持地方治安之責。第4條規定，「都督于軍政事務，受陸軍總長之指揮監督，于軍令事務，須受參謀總長之指揮監督」。《草案》直接賦予陸軍總長及參謀總長以軍政軍令大權，於是統帥權歸屬一分為二，大總統對於軍隊的統帥權在很大程度上被剝奪。
《臨時約法》及相關法規對統帥權的雙向賦予，看似有他國先例可援，實則差別甚大。如日本《明治憲法》采德意志軍政與軍令分離的二元制，將軍權分割為軍令權與軍政權兩部分。軍令權又稱「統帥權」或「兵馬大權」，包括戰略計劃，臨戰動員及作戰指揮等事項；軍政權包括編製、訓練、後勤供給等。軍令權名義上歸天皇，軍政權歸內閣。軍令長官有「帷幄上奏權」，凡有關軍令事項，可以不經內閣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斷，體現了「統帥權獨立」的原則。不難看出，在日、德等國，統帥權就是軍令權。《臨時約法》規定總統統帥全國海陸軍，是賦予總統對於軍隊的統帥權，但直接負責軍政、軍令事務的陸海軍部和參謀總部卻屬內閣，已從中央層面架空總統對於軍隊的統帥權。加之《都督府暫行條例草案》規定各省都督府統轄本省軍隊，其軍政、軍令事務分別向陸海軍部及參謀部負責，導致各省軍政與軍令均由內閣統轄，又從地方層面將總統對軍隊的「統帥權」抽空。於是總統對於軍隊的「統帥權」近乎完全喪失，僅留下《臨時約法》總統統帥海陸軍的空頭規定以及總統要求名實相符的法理依據。這一嚴重的體制缺陷，勢必引發府、院矛盾，為軍人干預政治提供機會和條件。
蔣方震嘗以1917年對德宣戰問題上黎元洪與段祺瑞之間的衝突，說明府院之爭與軍人干政及直、皖兩系軍閥對峙局面形成之間的關係。所言追根溯源，提供了有價值的歷史思考，卻未意識到，《臨時約法》的制度設計應對此承擔責任。一個為其忽略的事實是，府院之爭並非僅圍繞對德參戰展開，而是反覆發作，其間凸顯的是制度設計上的問題，要害在於分權而不得要領。《臨時約法》的分權設計貌似體現了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實質上與現代政治學的理論與實踐背道而馳。
亨廷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落後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進程中需要一個政治上實行集權主義時期的理論。為此他提出建立「強大政府」的對策，強調政治權威制度在政治現代化及政治發展與穩定中的重要性。在討論軍政關係的理論與實踐時，亨廷頓認為，在複雜的政治結構中，最需要關注的不是權力的相對劃分，而是這種分權對其他群體權力的影響。兩個同等級別團體的存在，意味著兩者中的任何一個對其他群體所能發揮的權力都要弱於存在一個完整主權權威的情形。他特彆強調：「分權對於軍事領導人參與政治衝突而言，即便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也是一種長久的誘惑。」亨廷頓雖被認為是保守主義政治學者，但他並不是在為集權主義張目，而是在把脈轉型中國家的政治通病，所言對認識民初因軍閥割據、軍人干政的原因，從國家制度建構層面提供了具有解釋力的理論說明。
對於分權易啟紛爭，不利國家實現政治轉型，民初國人並非毫無體認。鮑明鈐指出：「當國家從絕對專制轉為民主共和,缺乏議會民主的實踐經驗和程序,立法機構便立即獲得任命總理、內閣部長、大使等的同意權,這給議會幹涉國家行政以眾多機會。」鮑氏甚至認為,《臨時約法》這一缺陷,「使中國付出了內戰的沉痛代價」。譚人鳳指出：《臨時約法》不適當地賦予參議院「干涉軍事計劃之大權」，以參議員操持軍務，正所謂「築室謀道,安有成功之冀望」。曾經是革命隊伍中一員的章太炎更是明確指出,南京臨時政府建立後,在政治建設方面表現得無能為力,了無建樹；「政府之無能力,在參議院之築室謀道,議在錐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紛爭，始以黨見忌人,終以攻人利己」,因而提出儘快「改定約法」的建議。
然而政制弊端不僅表現在政體設計上，在國體設計上問題同樣突出。傳統政制顛覆後，國家到底是實施單一制還是聯邦制，是實施中央集權還是地方自治，國人並未思考成熟，先後制定頒布的幾個根本法均未能妥善處置，導致中央與地方關係缺乏根本法的制度規範，國家權勢重心無法形成。
從文本上看，《臨時約法》偏重中央政制層面的立法與行政分權，基本迴避了地方制度問題。《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製為總統制，通過強化總統權力，體現出集權中央的傾向，暫時解決了獨立各省事實上的分權自治的問題，但稍後的「天壇憲草」已透露出分權意向。袁世凱死後，地方分權趨勢愈加明顯。1920年代，地方自治運動高漲，一些地方開始自訂憲法。在此背景下制定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明顯受到影響。與此前幾個根本法比較，該憲法雖內容和形式相對完備，但在國體問題上卻表述曖昧。其第一條雖開宗明義，規定中華民國「永為統一民主國」，但因未能界定國體構建與區域集合方式，在強調「統一」的前提下，又做出了聯邦制的實際規定。
憲法標榜「統一」反映了北洋領袖的一貫主張，若憲法不言統一，曹、吳「武力統一」的主張便會失去合法性依據，故須首先揭示「統一」宗旨。而「聯邦」則反映了南方各省的「自治」訴求，與「統一」背道而馳。兩者在憲法中並存，看似尋求政治平衡，然而正如民初政治實踐中南、北無法合轍一樣，憲法文本中「統一」與「聯邦」的規定也很難協調，一旦付諸實踐，「聯邦制」就會走樣。很明顯，這種在強調「統一」前提下曖昧表述的以省為單位的「自治」乃是一種畸形「聯邦制」。陸鼎揆說：「今之新憲法中既列舉中央與省之許可權於國權彰矣，而又居然以『統一』字樣加之國體條文之中，憲法精神內部之不融洽，未有若此者也。」可謂一語破的。在軍閥割據的現實狀況下，聯邦制的國體建構無疑是導致權勢重心進一步失卻的制度原因。
問題在於，有了國憲曖昧的聯邦制規定，此前並不合法的省憲也就變得合法，而省憲有關省長許可權的規定又與軍閥割據及軍人干政形成支撐關係。以湖南制定頒布的《憲法》為例。該憲法的制定者雖多少意識到文武分治的必要，但正式公布的憲法並不限制軍人對全省最高行政長官省長的被選舉權，只規定當選後須解除軍職，同時又規定省長有統帥全省軍隊及管理全省軍政的權力。剛解除軍職的省長馬上就可以統帥全省軍隊，且其「統帥」「管理」權並不限于軍政，而應是分別對應軍政與軍令，與既有兼統文武的督軍有何區別？（身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恆惕就經歷了由軍到民的身份轉換而實際上一身二任的過程。）這樣的規定能體現以文制武精神嗎？
顯然，20世紀20年代初自治思潮下中央及地方兩個層級的制憲，都在事實上步入與解決軍閥割據、軍人干政問題相反的政治方向。如果說北洋時期中國政治最嚴重的問題在於權勢重心失卻，根本原因則是國家基本制度建設出了偏差。
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後，直系控制北京政權，解決軍閥割據、國家權勢重心失卻的政治機會終於若隱若現展示出來。《北華捷報》觀察家意識到，中國的軍事政治力量過於平衡，現在出現了難得的因各方力量不均衡因而可能重新統一的機會。美國《星報》發表社評，對吳佩孚寄予希望：「吳氏今日正有絕好機會，掃除國中離攜分子，統一全國，建樹莫大之勛。」甚至共產國際的馬林也從直系的獲勝看到了「造成一個有力的獨立的中國」的可能。
如果說外國人只是在觀察現象並表達其願望，那麼總統府軍事咨議盧靜遠在給大總統的條陳中提出的建立權勢重心的建議，就是具體的政治建設主張，觸及問題要害了。盧靜遠指出：華會以後，各國皆願我國組織強有力之政府。物理家言，凡物皆有重心之點，能握重心之點，則萬事萬物俱可舉重若輕。直奉一戰，吳勝張敗，全國之重心點，將集於吳佩孚，正可利用此重心點，解決時局問題。為此，盧靜遠提出任吳佩孚為陸軍總長，整理全國軍政，厲行裁兵練兵；裁撤各巡閱使、各省督軍等缺，督軍改任省長；各省軍隊裁併後，即順次編為號數（如陸軍第幾師之類），一律隸屬中央；迅速召集國會，制定製度，修明政治，樹自治之規模，定民國之基礎。
然而問題亦隨之出現。直系雖先後戰勝皖、奉軍閥，但奉系的軍事力量並未摧毀。不僅如此，西南、東南地方實力派作為中央政權的離心力量仍然存在，皖段、奉張及孫中山反直「三角同盟」正在醞釀組合。就國際環境言，巴黎和會至華府會議期間，和平主義思潮瀰漫全球。受其影響，中國國內裁軍反戰的和平呼聲甚囂塵上。被視為北洋「文治派」的徐世昌當選總統，就是這一時勢的產物。在這一語境下，若主張武力統一，顯然觸犯時忌。由是實現國家統一究竟應經由和平途徑還是經由武力途徑，對政治家來說，成為兩難選擇。
從政治技術角度分析，像中國這樣一個事實上已呈分裂氣象的大國，要實現統一，離開武力，將無以為功。胡政之就認為沒有武力支撐，「和平統一」只是幻想。徐世昌擔任大總統後，胡發表《徐東海果當選大總統》一文，質疑在分裂割據局面已成的形勢下，「欲和平，是否可以統一？欲統一，是否應當和平？」認為若無徹底的辦法，局勢將愈加破裂，「徐公果將以何法，令和平與統一，二者打成一氣耶？」
顯然，在當時特定形勢下，「武力統一」是國家重建權勢重心無可奈何的選擇。選取這一路徑固然會造成破壞，殃及民生，但這是國家實現統一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價。政治軍事力量的平衡需要藉助強力才能打破。就權勢重心的構建而言，北洋時期，軍閥不是問題，「軍」而不「閥」才是問題；戰爭不是問題，戰而不勝才是問題。這並非危言聳聽，有見識的時人早就表達過類似意見。楊蔭杭曾表示，段祺瑞「果有統一全國之武力，段家將亦未可厚非」。羅文干就認為，戰亂並非北洋時期的時局特徵，「非戰非和」，戰爭打得「不痛不癢」，不決勝負，才是這一時期政治軍事局勢的特徵。他認為，「使其戰而一方勝也，則力勝者理強，可以統一」，所有問題均迎刃而解。「今則不然，有時戰，有時不戰，而勝敗不分，無強弱之別」，這種不戰不和，不生不死的局面，是「國家統一之最大障礙」。可見「民意」並不完全厭惡武力，而是厭惡不能實現統一，卻又帶來戰亂的武力。
如果學者能就羅氏所言達成共識，則對直系堅持「武力統一」路線，認定只有通過武力才能達至統一目標，就應從現實主義立場予以肯定，即便實施武力會造成諸多負面影響。以往論者總以此批判直系軍閥，其實曹、吳的政治對手孫中山及其後繼者，走的也是與直系同樣的「武力統一」路線。孫不甘做山大王，堅持北伐，其後繼者沿其指示的方向一往直前，就是因為中國兩千餘年大一統的政治結構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傳統牢不可破，而現實的分裂割據局面非訴諸武力無以破局。在統一道路的選擇上，直系軍閥與國民黨可謂不謀而合，共趨一途。
不過南北雙方中原逐鹿的結果，一勝一負，包含一個重要提示，即武力之外，雙方所憑藉者或有所不同。這是研究軍閥政治需要從更深層次加以認識的問題。
政治運作需要講求「合法」與「合道」。就法律言，南方國民黨軍政領袖揭櫫「護法」旗幟，認定《臨時約法》是民國一切政治存在的法律依據；北方軍閥則憑藉武力，以「北洋正統」相標榜，自認是袁世凱之後中華民國統治權的合法繼承者。
然而如時論所言，南方的「護法」，到1920年代，已是一個既不合法，事實上也已喪失號召力的政治主張。就合法性而言，南方所護之法為《臨時約法》，但該法只具臨時性質，且如時人所論存在諸多政體設計缺陷，所以才會引來持續不斷的改訂呼聲，而有後來通過「合法程序」產生的正式約法和憲法。就立法機關而言，自民八國會分裂之後，南方召集的「國會」始終未達法定人數，只能開「非常會議」，由「非常會議」選出的政府是否合法，本身就是問題。錢基博說：「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途『護法』。至其所謂『護法』者，亦不過所奉之辭而已。一旦手握重權，則破法者亦即此輩。」胡政之更一針見血指出：南方日日高喊「護法」，然「跡其所為，則無往而不與法律刺謬」。在這種情況下，標榜反對軍閥的南方國民黨軍政勢力，實際上已與其反對的軍閥同質，以至共產國際也認定其與軍閥無異。
北方祭出的「北洋正統」更成問題。「北洋」曾是中國政治中一面有影響力的旗幟，所謂「北洋為世所重，民黨為俗所輕」，可以證此。然而經過北洋軍人三番五次的內訌及裂變，曾經響亮的「北洋」招牌已被徹底砸毀。1922年5月，當直奉戰爭結束之際，楊蔭杭曾作文討論時局。他認為，所謂「北洋正統」在今日已不是讓人敬畏的名詞，而已敗落成詆毀性的「醜語」。他以史實對此作了論證：清末就有「北洋正統」，卻未能拯救清之覆亡。民國肇建，袁世凱作為北洋首領，卻走上註定失敗的「帝制」道路。以後的直皖、直奉戰爭，皆標榜「北洋正統」者相互廝殺的「醜劇」。楊氏據此總結道：「今日果能覺悟，自當絕口不談『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餘臭，乃可與民更始……若猶以『北洋』二字為號召，國人將掩耳而走矣。」陳叔通說吳佩孚的「根本謬誤，即在『北洋正統』四字」。可見「北洋正統」旗號，早成明日黃花，光鮮不再。
對此，北方並無覺悟。北方軍人每以「北洋」自況，如北洋元老王士珍與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團體」之句，王占元在大庭廣眾之中，每自稱「我們北洋派」。北京政變後，段祺瑞被推舉擔任臨時執政，在奉軍將領何柱國看來，原因在於「段以北洋元老的資格，對於北洋軍閥，無論哪一個，雖然都吸不住，卻都罩得下」。北洋觀念在北方軍人心中根深蒂固，以致內部也有「嫡庶之分」。吳佩孚自認承襲馮國璋、曹錕衣缽，「一向不把張作霖當作北洋正統」，即其顯例。
後來發現北洋招牌不靈，一些北方軍人曾嘗試改弦易轍。比如直系在先後戰勝皖、奉之後，將南方正逐漸廢棄的「護法」旗幟加以改造，借屍還魂，試圖通過「恢復法統」，獲取合法號令天下的「中央政府」地位。第二次對奉戰爭結束後，吳佩孚不甘失敗，又以「法統重光」期間國會確立的憲法體製為正統，打出「護憲」旗幟。然而這不過是重蹈孫中山的「護法」覆轍而已，對於挽救北洋命運尚且沒有實際作用，遑論國家權勢重心重建。
從軍隊歸屬上講，北方軍隊事實上的私兵體制，也未改變。北洋軍事領袖普遍被定義為「軍閥」，軍隊的非國家屬性，是為基本原因。
與北方軍人固步自封不同，南方的國民黨卻能與時俱進，不斷追隨時代步伐。1924年「一大」召開之後，國民黨丕變。學界有關國民黨變化的研究已很充分，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一是明確了革命綱領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現實目標；二是通過帶有容共色彩的改組，在組織上實現了新陳代謝，具有革命性的「左派」掌握了主要權力；三是通過聯俄，獲取了從英美方向未曾獲得過的軍事及經濟援助；四是組建軍校，並對軍隊進行改造，創立了一支由政黨領導的軍隊，改變了軍隊的性質；五是明確了政治與軍事雙管齊下的北伐方略。
國民黨的變化可謂脫胎換骨。通過改組，國民黨明確了黨綱，其軍隊從此成為有主義並有嚴明紀律約束的「黨軍」，這與北方軍隊始終未能祛除「私兵」性質形成巨大反差，並因此擺脫護法期間遭受「南北軍閥皆一丘之貉」譏諷的政治尷尬，而北方則被定格在「軍閥」位置。就合道性而言，直系聯絡美英、抵制日本的外交路線選擇固然看準了日本這個潛在的最大敵人，但其藉助的兩個國家之一的英國在「五卅慘案」之後被激憤的國人視為應當重點反對的帝國主義，這一突變形勢，降低了其外交路線的政治認同度。至於後來提出的連究竟什麼是「帝國主義」都未界定清楚的「反赤」及「打倒赤色帝國主義」的口號，比起國民黨氣貫長虹的「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及由此掀起的大革命運動明顯遜色，對社會各界的政治吸引力也自然不同。
於是，時人心目中建立未來的國家權勢重心的希望，開始由1920年代初的直系，逐漸轉移到改組後的國民黨方面。1926年9月，國民黨北伐剛開始，傅斯年在巴黎與胡適論政，傅表示「希望中國能有一個Dictator who will impose some order ＆ civilizaion on us (有能力的獨裁者，以整飭社會秩序，再造文明)」。無獨有偶，不甚贊成傅斯年主張的胡適不久去看羅素，他記載說：「奇怪的很，他（羅素）說蘇俄的Dictatorship（專政）辦法是最適用於俄國和中國的。他說這樣的農業國家之中，若採用民治，必鬧得稀糟，遠不如Dictatorship的法子。我說，那我們愛自由的人卻有點受不了。他說，那隻好要我們自己犧牲一點了。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為不忠恕。」
曾經將結束割據分裂建立統一民主國家的希望寄托在直系軍閥身上的胡適，尚且發生認識變化，轉而勉強接受他以往並不贊成的國民黨的俄式「Dictatorship」，無疑是社會心理發生變化的重要表徵，這對包括直系在內的北方軍閥來說，絕非吉兆。
1920年代初的各次民意調查，軍閥尚能得到29.20%的選票，但是到1926年《京報副刊》舉行民意調查時，軍閥在最高層級的「新中國柱石十人」投票及政治類柱石人物投票中全面敗北，僅僅得到若干軍事類柱石人物投票，而國民黨得票則大幅上升。箇中原因，從注重「實驗」的胡適微妙的政治轉向，或可窺出究竟。
三、 國民黨的宣傳與軍閥整體負面形象形成
軍閥整體負面形象主要是南北軍閥以其拙劣的政治表演自我塑造的，這一結論毋容置疑。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前，直系軍閥的內外政策，雖招致政敵反對，但畢竟還有諸多認同者。戰後直系嚴重削弱，不能再侈談武力統一，失卻了構建國家權勢重心的可能，繼續訴諸武力，也就淪為當初其所反對的割據性地方軍閥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段祺瑞，雖頭頂「三造共和」光環，並因主張召開和平會議受到各界推舉，出任臨時執政，但好景不長，「三·一八」事件之後，也失去民心。於是，曾在一段時間內控制中央政權並因主張「統一」而獲得部分民意支持的直、皖軍閥在民心中的地位徹底淪落，軍閥整體負面形象逐漸形成。
但民意的類別及性質也提示這一形象的形成有可能包含外部構造的因素。格萊茵（Carroll JGlynn）等人曾將「民意」區分為個人意見的集合、多數人信仰的反映、具有利益衝突的團體意志、媒體與精英的意見以及虛構五類。其中第五類是「虛構」，事實上，所謂「集合」「反映」與「精英意見」，相較未經折射的直接民意，也未嘗沒有「虛構」成分。就北洋時期的民意測驗而言，民意支持或反對的「軍閥」，在概念上即便不是虛構（fiction），也應該有建構（construct）成分。
中國傳統政治語彙中並無近代意義的「軍閥」概念。雖然至遲唐代，典籍中便已出現「軍閥」一詞，卻另有所指。在中國古籍中，「軍閥」是個複合詞，「閥」為仕宦人家「自序功狀」而立在門外的柱子，「軍閥」則是用來指代自序軍功的人家，詞性平正。「近代國人所用帶有貶義的「軍閥」一詞可能來自日本，徐勤就說該詞是梁啟超從日文翻譯而來。這與歐戰之後形成的國際和平語境有關。基本上，巴黎和會之前，不用說「軍閥」，就連「武夫」「藩鎮」一類帶有貶斥意味的用語亦較為罕見，人們更多看到的是「軍人」「武人」「督軍」一類的中性概念。陳獨秀曾注意到，1918年12月，當日本東京慶祝協約國戰勝，慶應大學學生提燈遊行的旗子上書寫「倒軍閥」時，天津南開學校學生所開慶祝會卻做了一個「國魂舟」，由學生裝扮關羽、岳飛，端坐舟中，遊行街市。日本學生的「倒軍閥」，或與大正時代文治主張短暫抬頭有關，而中國學生的表演，說明尚武精神還受到推崇。巴黎和會之後，和平裁軍呼聲高漲，對黷武主義的批判趨向激烈，帶有貶斥意義的「軍閥」稱謂才流行開來。徐勤所說梁啟超的翻譯工作有可能就是在這一時期所為，其間已帶有為適應新的國際政治語境而人為塑造「軍閥」負面形象的意味。
然而「軍閥」的定義與判斷一個軍人是否「軍閥」的標準卻十分模糊。研究四川軍閥的柯白曾以劉湘為例指出：「劉湘和追隨他的軍人是『軍閥』嗎？劉湘自己當然絕不會承認他是通常定義軍閥時所說的『持械燒殺擄掠者』。一位善思考的學者認為：『軍閥應指稱在特定區域內憑藉實力發動戰爭的任何人。』照此定義，四川的5個地位最高的軍人（二劉、鄧、田、楊）均可明確無誤地界定為軍閥。確實，當其在位期間，有關論著也都普遍稱之為軍閥。但如此界定他們幾乎什麼有價值的內涵也未能揭示，蓋軍閥這一片語中決定性的辭彙『閥』（lord）的翻譯仍不清晰。事實上，在民國時期，這一辭彙的言外之意或隱含意味很可能因人因地而大不相同。『軍閥』這一所指寬泛且詞義極不確定的中文翻譯，與其英文原文一樣讓人費解。它是一個用起來方便省心、可塑性極大的辭彙，但卻是一個含有貶義的俚語。」
不僅地方軍閥劉湘，就連一度控制中央政權的「軍閥」中的一些人究竟可否界定為軍閥，也需要重新考慮。段祺瑞便是如此。按照通常定義，「軍閥」的必備條件包括具有直接控制的私屬軍隊和長時間佔據的地盤。段祺瑞入圍袁世凱麾下的「北洋三傑」，雖屬北洋新軍創始人之一，但進入民國後卻未直接掌控軍隊。後因對德宣戰，組建「參戰軍」，也是以國家名義行之，所部編製及餉械均出自國家，不宜視為私人軍隊，最多只是處於國家軍隊與私人軍隊之間。就地盤而言，段在民初基本是在中樞執政而非割據一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奉、直軍閥分別佔據該兩省及其他地盤不同，這位被稱為「皖系」首領的軍人甚至從未對安徽實施過區域性統治。美國學者內森指出：「雖然段祺瑞是位將軍，但他的政治基礎不是軍閥式的直接指揮或對地盤的控制，他的影響是以資歷、聲望和本領，特別是以他的大批個人追隨者為基礎。」可見，稱段祺瑞為軍閥，實在有些勉強。
此外，因軍界新陳代謝，「少壯軍人」或第二代軍閥崛起，其思想行事與其前輩明顯不同，「軍閥」內部出現新、舊分野，故有「舊軍閥」及「新軍閥」的說法，而何為舊何為新，又有不同界定，以至在一些激進人士眼裡，軍閥也有「左派」「右派」的區別。更有甚者，因「軍閥」一詞被濫用，不僅陸軍有軍閥，海軍也有軍閥，曰「海軍閥」，有人甚至認為「海軍閥」之喪權辱國，不亞於「陸軍閥」。在對「軍閥」的定義及判斷均屬困難的情況下，軍閥的整體負面形象也無由形成。
然而，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由於軍閥自身形象敗落，加上北伐期間國民黨的宣傳形塑，國人對軍閥的認知根本改變。
國民黨的北伐早在1920年代初就已開始，但斯時標榜反軍閥的國民黨軍隊自身形象亦不佳。就連已開始與國民黨接觸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到1923年3月還認為國民黨是在「以軍閥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動」。至於一般國人，更是普遍將一直忙於南征北戰的國民黨與西南軍閥一同視為南方軍閥，故有「南北軍閥皆一丘之貉」的判斷。
蘇俄及共產國際為幫助國民黨擺脫「軍閥」地位作了大量工作，在要求國民党進行改組的同時，對國民黨的宣傳工作進行指導。越飛在討論與孫中山的合作時曾明確指出：北伐計劃「應當不僅以軍事手段，而且以開展國內最廣泛的鼓動宣傳方式來實現」。宣傳的主題是反帝反軍閥。為推進這一宣傳，俄國人向孫中山提出在上海成立中央新聞社，以便為所有的中國報紙提供新聞和具有國民黨精神的文章等具體建議。
加拉罕說，國民黨「馴服地接受我們的指示和共產國際的決議」。在成功對自身進行改組之後，國民黨開始遵循蘇俄指示，致力於國民革命的政治宣傳。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宣傳工作的決議案》指出：要統一中央及各省執行委員會的實際宣傳工作；中央及各省的宣傳部，須致力於目前政策的解釋；本黨所頒布的一切論文、雜誌、日報、傳單、布告、指導群眾集合的訓令，和為示威運動所擬定的口號，都應集中於此目前的政策；本黨的宣傳，應注意普遍於全國各處，舉凡鄉村、省縣、商埠重鎮的大小事件，均不應脫離本黨的視線；本黨中央和各省的宣傳部，就是本黨處決各該事件的設計者。
五卅之後，鑒於各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國民黨的宣傳轉而注重強調軍閥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同時對動員社會各階層參與革命運動做出具體部署。國民黨「二大」《關於工人運動的決議案》強調：「須隨時引起工人群眾更大的對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與大商買辦階級之反抗運動，並極力扶助之。」
值得注意的是，改組後的國民黨十分重視軍閥負面形象的塑造。國民黨「二大」宣言定下了軍閥醜陋形象的宜傳基調：軍閥是「帝國主義所以挾以為暴之工具」；「軍閥之大者，借口武力統一，把持中央。其小者，借口聯省自治，把持地方。其唯一目的，在掠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其唯一手段，在擁兵自衛。其所豢養之軍隊，不知有國家，不知有人民，只知為其受豢養之軍閥而效死。顧其豢養之程度，乃至為微薄。軍閥掠奪所得國家及人民之利益，只以自肥其身家，及分肥於同惡共濟之將領。」根據這一定調，《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將「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歸結為「帝國主義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指出「過去數年間之經驗，已證明帝國主義及賣國軍閥實為和平統一之障礙，為革命勢力之仇敵」。
在宣傳手段上，借鑒蘇俄革命的成功經驗，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主導下的反軍閥宣傳廣泛深入，形式多樣：
1、明確提出「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政治口號。國民黨「二大」宣言提的口號中，頭兩條就是「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北伐開始後，有國、共兩黨背景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布《對國民政府出師的宣言》，亦提出同樣的口號。這兩個口號是大革命期間使用得最多，喊得最響亮的口號。在不同地區，口號會調整得比較具體。比如北伐開始後，中共杭州地委通過杭州學生聯合會和杭州總工會組織突擊宣傳，提出的口號是「打倒軍閥孫傳芳」。
2、組織演講隊向民眾演講。演講包括「講」和「演」兩部分。「講」是組織宣傳隊深入城鎮鄉村及各級學校宣講軍閥的罪行以及國民革命的意義。「演」是宣傳性質的表演。胡政之曾親眼目睹這類表演，他記載說：1927年春，正值容共時代，武漢滿街都是標語口號。有一天，工會組織上演「帝國主義大出喪」，抬著一口大棺材，標上「帝國主義之靈」，前面裝著三個「孝子」：一叫吳佩孚，二叫張作霖，三叫孫傳芳，麻衣喪棒，情景逼真，鼓樂喧鬧，招搖過市，吸引了大量民眾圍觀。
3、組織民眾舉行反軍閥示威。這類示威在各地都有。以長沙為例，1926年4月21日，在國民黨黨部組織下，長沙市民為反對吳佩孚，於省教育會舉行示威運動大會。到會者五萬餘人。夏曦登台演講，略謂「帝國主義走狗吳佩孚」將舉兵寇湘，這完全是帝國主義者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的行徑。帝國主義每次進攻中國，都借國內軍閥為工具。「我湖南歷年迭受北洋軍閥蹂躪，困苦異常，若再任吳佩孚入湘，不獨人民倍加苦楚，且以三千萬人民拱手送與英帝國主義宰制，這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到會者群情激奮，決定與軍閥吳佩孚決一死戰。
4、對軍隊灌輸打倒軍閥的思想。在蘇俄指導下，國民黨軍隊須接受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為此，國民革命軍政治部批准並頒布了軍隊政治課程教學大綱，「其中既有關於軍閥制度、帝國主義的課程，也有關於馬克思和列寧的課程」，規定必須達到數十課時，方為合格。
5、組織新聞檢查，控制軍閥的敵對宣傳。北伐推進過程中，北方軍閥控制的區域，革命言論受到壓制。胡政之說，漢口的報刊無不罵國民革命軍的罪惡，在漢口做報紙沒有人敢說吳佩孚的不是。針對這一情況，國民党進入武漢後，立即「把報界拉在手裡，封了兩家很反動的報館。同時組織了一個新聞檢查委員會，所有的報紙都要經過我們的檢閱才能夠發行」，從而控制住了輿論方向。
國民黨的反軍閥政治宣傳產生了明顯效果。在宣傳效應產生之前，除一些文人在報刊上罵軍閥之外，普通百姓對軍閥並無特殊好惡，他們評價一個人往往是依據傳統道德觀念和自身的感受。澳大利亞人菲茨傑拉爾德在北京曾親眼目睹的一件事，可以證此。他說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不久，警察在街頭抓到一個小偷，將其捆綁，並按當地習俗讓被盜人痛罵小偷，以發泄心中憤怒，引來路人圍觀。被盜者最初用不堪入耳的髒話破口大罵，但圍觀路人都覺得不過癮，無人喝彩。被盜人突然改變罵法，提高嗓門道：「你這個傢伙，你，簡直就像馮玉祥！」話音剛落，「罵得好！罵得好！」觀眾的喝彩聲頓時響成一片。圍觀者之所以喝彩，是因為按照傳統觀念，背叛主子是一種有違道德的卑劣行徑。故被馮玉祥背叛的軍閥曹錕沒有成為罵的對象，反倒是已「脫離軍閥立場」、號稱從事「首都革命」將曹錕囚禁的馮被罵，讓圍觀人感覺痛快並大聲叫好。
但是經過宣傳，情況就不一樣了。1926年3月，北伐前夕，黃紹竑到廣州，鬧市通衢上，看到眾多遊行民眾，手裡拿著五顏六色寫著標語的紙旗，高唱的國民革命歌曲與響徹雲霄的「打倒軍閥」「打倒列強」口號聲，相間而作，隨處可聞，使黃紹竑「感覺到一種特殊的刺激」。北伐推進到武昌附近的一個村莊時，郭沫若驚訝地發現，吳佩孚的軍隊敗走後，「村裡人就像自己打了勝仗一樣，非常高興，他們都稱我們是南軍，有的還在「南軍」上加上「我們」兩個字。他們說：「我們南軍怕有幾百萬人馬啦。」又說：「南軍是搭救我們老百姓的，南軍勝利，我們老百姓就有出路了。」
不難看出，經過國民黨從早期北伐便已開始的政治宣傳，到國民黨大舉北進，在社會認同層面，軍閥已遭到社會各界普遍唾棄。蔣夢麟回憶說：當是之時，國民革命運動以一日千里之勢發展，國民黨的革命運動得到越來越多的民眾支持，甚至連北洋軍閥中的一些開明分子也開始同情國民黨。而北方的情勢一年不如一年，終至普通百姓對軍閥政府的「最後一點敬意」也消失殆盡。學生幫同破壞它的威信，軍閥們則把它整個埋葬在北京的塵土裡。蔣1925年7月，「環心」在《共進》刊文指出，「現在中國一般人心中，都知道軍閥是一個不好的東西」。到1926年北伐期間，軍閥則進而成為社會各界口誅筆伐的「民賊」。
最能體現宣傳效果的是，一些本屬「軍閥」營壘里的軍人也紛紛脫離既有陣營，投身革命。北伐期間一個最為詭譎的現象是，為反軍閥的國民革命征戰者竟然主要是清季以來先後成立並造就了無數軍閥的「陸軍四校」的畢業生。李宗黃說「四校」歷年訓練出的六千餘名軍官「泰半投向革命陣營」。吳虯說，在大革命背景下，「凡懷才自負者，幾無效用之地，北走胡而南走越，不期而歸於革命一途」。他舉例說，像胡宗鐸、鄧演達等人，皆出身北洋軍校並曾供職徐樹錚統率之邊防軍，以鬱郁不得志於北洋，乃投效革命。大量出身北方軍政系統的軍人轉而為南方服務，表明北伐期間北方軍界的政治認同已發生轉移。曾經的軍閥政治淵藪變成革命軍人的搖籃，除了部分軍閥因懷才不遇而思改換門庭之外，國民黨的政治宣傳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過，既然是宣傳，國民黨的軍閥形象描述也難免有虛構成分。胡政之在國民黨北伐之初就發現，「國民黨素以宣傳見長」，隨著北伐勝利推進，「民黨消息，益多過甚之詞」。所謂「過甚之詞」，是指言過其實的宣傳，這在國民黨有關軍閥負面形象的描述中比比皆是，司空見慣。
然而，國民黨的高明之處在於能在虛實之間運作，蓋很多歷史認知的基礎本來就處虛實之間，虛可以轉化成「實」，實亦可能轉化為「虛」，宣傳上的虛實之辨，尤其艱難。汪精衛就曾為國民黨的宣傳與事實的不符感到困惑。他說國民黨的做法，「不是用事實改變宣傳，而是用宣傳改變事實」，國民黨第一次大會以來，黨人每為此感覺痛苦。但到第二次大會時，「事實居然被宣傳改變了，很多宣傳已變成事實」。汪氏所言，旨在說明國民黨對宣傳工作認知的變化，卻於無意中透露出國民黨對軍閥整體負面形象從「虛」到「實」的建構。
從學理上看，汪精衛感到困惑的虛實轉化現象可能內含某種社會心理的「共振」因素。黃紹竑曾注意到一個奇特現象，他說國民黨有左右之分，其宣傳工作以民眾為對象，事實上無論口頭還是文字的宣傳，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彼此針鋒相對地在那裡爭論。民眾聽了宣傳講演，是否了解所講的意義，有何感想，演講者未必知道。但是「民眾都是一樣的拍掌，一樣的吶喊」。對此有人解釋說：「民眾的意識和行動，多是被動的，盲從的，宣傳的效果，就是從這裡發生出來。」黃紹竑認為，這一說法「不無相當理由」。黃氏未必通學理，但社會心理學「從眾心理」的理論解釋，已隱含其中。
馮友蘭在當時各地舉行的「大人物選舉」中，也發現類似的「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的盲目從眾現象。他說群眾心理與個人心理不同。群眾易於激動，易於偏信某事，原因在於相互刺激和影響。他舉例說，前年直奉戰爭期間，當吳佩孚初退，胡景翼未來時，開封人心驚恐異常。忽有一人因事在街上疾走，旁人疑有亂而跑，其人見旁人跑亦跑，於是滿街之人皆跑。但究竟為何而跑，皆不知也。馮氏由此得出結論說：「一大人物之得人信仰，亦是如此。」反之，不受人信仰，也未嘗不是如此。
顯而易見，「軍閥」作為一個帶有貶義的概念從產生到成為大革命時期對北方政府不滿者的口頭禪，軍閥本身的劣行固然是基本成因，但國民黨的政治宣傳導致人們認知中軍閥整體負面形象由虛到實的變化，也有以致之。
然而國民黨對軍閥形象的建構並未因北伐成功而終止。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國民黨為取得統治的「合道性」，繼續進行反軍閥的政治宣傳。而在國民黨宣傳部及訓練部指導下的民意測驗，則成為宣傳的重要手段。在這類民意測驗中，影響較大的有「總理紀念周」民意測驗以及「革命心理測驗」。
「總理紀念周」民意測驗是1929年3月9日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訓練部為紀念孫中山總理逝世四周年而舉辦。測驗設計了10個問題。其中第5個問題是「最害中國的，請舉出五件來」；第6個問題是「辦了那幾件事中國便好了?」公布的調查結果為：「最害中國的事」有軍閥、帝國主義、共產黨、鴉片、不平等條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盜匪，其中選擇軍閥與帝國主義者最多，各佔40%。第6個問題共有8項答案，包括廢除不平等條約、振興實業、普及教育、收回租界、禁煙、清共、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可能是鑒於軍閥在北伐中已被打倒，國民政府正謀求與外國人修復關係，所以此時主張「打倒軍閥」和「打倒帝國主義」的投票比例較低，只分別佔5%和1%，但「最害中國」的兩個選項依然是「軍閥」與「帝國主義」，足以說明調查問卷設計者的用意所在。
「革命心理測驗」為中國大學舉辦。該校是民初孫中山、宋教仁及黃興在華北創辦的旨在培植「革命人才」的學校。國民革命軍進入北平次年（1929年），該校舉行十六周年紀念，各界人士聚集，學校當局遂在國民黨黨部指導下，舉行測驗，藉以考察各界人士的「革命心理」。這次測驗共出14個題目，內容包括：你信仰什麼主義，三民主義是什麼，三民主義的內容是什麼，帝國主義是什麼，帝國主義該打倒嗎，革命軍人與軍閥有什麼分別等。對與本文論旨直接相關的「革命軍人與軍閥的區別」一問，最終公布的答案為：革命軍人是為民眾謀利益的，軍閥是摧殘民眾的；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閥是害人民的；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閥是以壓迫手段壓迫人民，價值導向異常明顯。有此導向，每個問題均獲得相當比例的符合題意的回答。
以上僅系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由國民黨中宣部指導進行的諸多民意調查中的兩次。這兩次調查與1922—1924年間的眾多調查一樣，都是在「民意測驗」或「心理測驗」的名義下舉辦。但前後比較，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調查於「民意調查」僅有其名，實際已完全納入國民黨中宣部的宣傳體系當中，成為國民黨政治宣傳的工具。主持總理紀念周民意測驗的國民黨黨部曾明確表示，這次民意測驗的目的在於，以「尊重民意起見，定立辦法，希望達到多數的主張，作為黨政改革的依據」，可見調查的政治宣傳用意。通過這類號稱「民意調查」的政治宣傳，加上對報刊雜誌內容的審查和歷史教科書編寫的規範，軍閥的整體負面形象於北伐成功之後幾年內，趨於成型，並逐漸固化為後來人們看到並視為常識的歷史書寫。
四、 結論
在1922至1924年的各次民意調查中，軍閥或類軍閥得到29.20%的選票，在政治家、文人及武人三類調查對象中佔了近1/3比例。從調查方法及取向看，由於調查者意在獲取類似「海選」而非有特定候選人的支持性選舉的選票，傾向於做「正面」判斷，很難從中提取不贊成甚至厭棄被選舉人的「負面」信息，依據這種性質及取向的民意測驗，不可能全面了解時人對軍閥整體形象的認知。但即便未投票給軍閥的70.8%的投票人中多數人都不認同軍閥，29.2%的得票率，用於說明軍閥系由不同派系及個體組成，薰蕕同器，善惡共存，應當還是恰當的。
然而，這一民意狀況並未維持多久。1926年《京報副刊》的調查顯示，改組後的國民黨逐漸為民心所系，軍閥卻因不能跳出傳統政治窠臼，整體形象敗落，民意喪失，選票大跌。若作長時段考察，將這次調查與此前的調查並觀，一幅既能反映軍閥共性與個性、又屬動態的軍閥形象的民意趨向坐標圖也就可以大致完整地繪製出來。
討論軍閥現象涉及對中國近代軍事力量崛起的認知。近代中國遭遇東西列強侵略，割地賠款，主權喪失，國將不國，無以自立，制度落後之外，重文輕武觀念的束縛是重要原因。科舉制度廢除後，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德、日軍事強國路線一度取得成功的影響，一些中國思想家、政治家極力鼓吹軍事主義，提倡軍國民教育，呼籲中國「軍魂兮歸來」，倡導「中國的武士道」，尚武精神開始得到提倡。短短數年，觀念頓改，入伍當兵，成為時尚，投筆從戎，更成佳話。大量過去不屑於當兵的優秀人物加入行伍，使中國現代軍事力量在科舉廢除後的二十餘年時間裡得到大幅提升。
對於中國這樣處在近代世界弱肉強食國際環境中的傳統東方國家，欲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欲結束國家分裂割據狀態，若無強大的軍事力量支撐，只是夢囈。章太炎說：「承平者尚文，處亂者任武，無中堅爪牙之力，而倔居於驕將亂卒之上，雖唐堯不能終日安也。」蔣廷黻說：「如果沒有武力作後盾，任何國家也不可能建立一個為世界各國所尊重的政府。章、蔣之言，可謂審時度勢。但中國現代軍事力量興起生不逢時，正當國人觀念改變、軍事受到重視、軍人地位上升之時，歐戰突然發生。這場被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在造成大量物質性破壞的同時，也在精神信仰層面褻瀆了對軍事的崇拜，隨著和平裁軍呼聲高漲，軍人地位在短暫上升之後陡然下降。這對軍人中具有統一國家政治抱負及抵禦日本侵略民族主義意識的某些軍閥而言，明顯是不利的政治語境。
民初軍人地位一度提升是國家在擺脫重文輕武觀念束縛之後正常的現象，具有正面的價值和意義。作為軍人地位提升的副產物，軍人干政、軍閥混戰導致國家政治動蕩，社會不寧，應當受到譴責。但這一現象暴露的不儘是軍閥個人素質和品格的問題，制度性缺陷才是關鍵。客觀地說，軍閥中一些人也有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但民國建構過程中的制度性缺陷卻將他們置於為害國家的地位而不自知。都說軍閥跋扈，其實在那個制度幼稚、道德失范的時代，政客、文人同樣跋扈。一些有識見的時人曾多次指出北洋時期的政治亂象是軍閥、政客及「無行文人」共同為惡所致，有時文人之無行甚至遠過軍閥。以致時人有「軍閥學閥政閥」，其「根性決無二致」的判斷。從文武關係上看，北洋時期，文人基本不怕武人，武人卻甚怕文人；軍人打壓文人只是個別現象，文人罵軍人卻是普遍現象。說明軍人受到的內外約束或比文人稍多，因而儘管不守規矩，有時也還有所顧忌；亦說明軍閥固然表現拙劣，但將北洋時期一切罪惡都推到軍閥身上，有失公允。
北洋時期中國政治最根本的問題是權勢重心缺失，構建新的權勢重心需要武力。但武力要成為國家的建設性因素，除了軍人自我約束之外，關鍵是通過制度規範，將軍事力量納入國家政治的可控範圍。北洋軍隊在清末吃皇糧，受國家調遣，本屬國家軍隊。但袁世凱死後，國家陷於分裂，中央權力式微，不再被視為國家存在的象徵，軍人的效忠對象缺失或模糊化，由北洋裂變出的諸多軍閥派系，遂各為其主，其原有的國家屬性完全喪失，淪為私人性質軍隊。面對這一問題，被認為最有實力且相對具有改革願望的直系軍人亦一籌莫展，依靠北洋軍人重建國家權勢重心的努力終成畫餅。
從軍政關係上看，北洋時期一個受到廣泛訾議的現象是軍人干政。這一現象得到督軍制的制度性固化（institutional solidification），以致北洋軍人普遍認為軍人就是應該懂政治、談政治。白堅武說：「亂世師長以下可以不通政治」，「師長以上則應具政治之常識及其方略，不然則（無）自立之道。有時以善因而得惡果，更無從言報國之一途矣。」軍人懂政治當然無可非議，但公開談政治則無異對政治實施干預，這與軍人不幹政的現代政治原則，明顯衝突。在這個問題上，終北洋之世，沒有一派軍閥提出切實的解決之道。這意味著軍閥對解決軍人干政亂政這一民初政治的要害問題，已無能為力。只要這一問題一天不加以解決，國家政治的黑暗就一天不能終止。
而一度在不少國人心目中淪為「南軍閥」且屢戰屢敗的國民黨軍政力量，在歷經失敗之後幡然悔悟，改組政黨，重建軍隊，使軍隊成為有主義有信仰的武裝力量，並通過政黨組織形式，以文治武，將軍隊納入黨的領導指揮之下，成為「黨軍」，並提出「國軍」的未來構想。為實施黨對軍隊的領導，國民革命軍推行黨代表制與政治工作制，設立政治部，建立起黨領導軍隊的軍政體制。雖然在國民黨統治下，其軍隊始終未能由「黨軍」蛻變為真正意義的「國軍」，但「黨軍」較之軍閥的私人武裝，差異亦是實質性的。
隨著國民黨改組及軍隊性質的明確，國人觀感亦發生變化。1926年11月4日，胡適在一個有「一班社會上重要的人」參加的晚宴上「開誠布公」發表講話，一改以往對國民黨的懷疑態度，斷言軍閥將在南北戰爭中失敗，轉而看好國民革命軍北伐。後來胡適回顧歷史，仍堅持認為，經過改組的國民黨已然成為一個「簇新的社會重心」，1926年至1927年間，「全國多數人心的傾向國民黨」，是中國六七十年來沒有過的「新氣象」。胡適觀察到的人心向背變化，與「南北」「新舊」形成對應性認知，營造出中國政治運作的嶄新社會環境，並從社會心理層面，支持國民黨取得北伐的最後成功。
第二次北伐成功落幕不久，蔣介石來到北平，各界舉行歡迎會。也許是為了體現新政府的政治大度，特邀當初列為頭號軍閥應首先打倒的吳佩孚出席並發表講話。吳在會上表示：「說起來我和蔣委員長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為我講的是武力統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統一。」面對曾經的政治敵手，作為手下敗將的吳佩孚口出此言，應該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不過更加值得品鑒的是，已徹底失敗的吳氏，居然還未意識到自己與國民黨在國家統一路徑選擇上存在實質區別，這大概正是直系乃至所有軍閥在近代中國軍政大角逐中最終敗北的根本原因。
英雄識短，不亦悲乎！
modernchinesehistory
TAG:近代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