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讀書是生命的另一種存在
讀書是生命的另一種存在
文丨嚴歌苓
一、我關於閱讀與寫作的記憶
我出生在一個書香家庭，父親雖是作家，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學理念影響我。在我的生活學習中，父親就是一個很客觀的教師，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學伴侶，最好的交流文學的朋友。父親常與我溝通他最近讀的好書，也會建議我去讀。
每天早上不管多忙，我都要拿出一小時與父親喝咖啡，然後談一談我最近寫的文字，他看完以後會提很多建議。在成長的過程中，有這麼一個可以談心的人陪伴，我覺得很幸運，我為有這樣的父親感到榮幸。
父親開始並不看好我寫小說，對於我走上寫作的道路，他完全感到意外，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兒可以成為一個小說家。小時候，我是一個愛唱愛跳的小姑娘，經常進入屬於小孩子自己的劇團組織去跳舞，自己的夢想就是站在舞台上。加上母親是話劇演員，在別人看來，我似乎理所當然地會沿著母親那條路走下去。
12歲那年，我到了部隊歌舞團，那時父親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他認為我會走上舞蹈的道路。實際上，我到了20歲卻忽然會寫作了。對此，我的父親非常意外，也非常驚喜。但是，這時他並不覺得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兒時的記憶中，家裡有大堆的書，都是父親從我爺爺那兒繼承過來的，很多線裝書，諸如《水滸》《西廂記》等，我沒有讀過，而像《唐璜》和《安娜·卡列尼娜》之類的書，我則很小就愛讀。這些書陪伴我走過了少年時代。
我最推崇的一本書是《紅樓夢》，這本書也是父親一直推崇的。我居住的院子里，有孩子很早就開始讀《紅樓夢》。當時因為很好奇，我就開始探聽、去讀，那時當然都是生吞活剝似的讀，所以也將《紅樓夢》讀得似懂非懂。
那時看書都是憑自己的興趣挑選內容看。比如那時我看《戰爭與和平》，關於打仗的內容都不看，光看談戀愛的。讀《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過去，關於農村描寫的那段都跳過去。「文革」開始後，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被打亂，幸好家裡有那麼多書，反正自己歲數很小，我就開始拚命地看書，隨便愛看什麼就看什麼，就這樣，打下了一個亂七八糟的文學基礎。對於寫作，我的幸運就在於，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與我的興趣是吻合的。
記得大概20歲時，我寫的童話詩《量角器與撲克牌的對話》發表在了《解放軍報》。我很興奮地跟正在北京電影製片廠改編劇本的父親「彙報」此事：「爸爸您快看，我的作品發表了。」父親當時特別高興。他說：「真的，這才是我女兒。」
他覺得自己的女兒當然能幹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那時能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好像是件大事。然後父親就拿來一看，看完以後他又給我打了個電話，說：「你以後還是寫點大白話吧。」我聽出來這是批評的意思，他可能並不認可我寫這樣的文字。這就是我跟父親關於寫作最開始的交流。
後來我越來越認真地寫了，父親也跟我說：「你寫作先天不足，因為沒讀過什麼書，『文革』時耽誤了不少，基礎很差。所以，你要非常用功，得比人家都要用功很多。」
「用功」這個詞就這樣刻進我的腦海里。我覺得自己是只笨鳥，如果不每天五點鐘「出林子」就沒得吃。我一直到現在都很恐慌，每天都認認真真地在家裡耕耘。然而，對我寫作影響最大的卻是共和國歷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
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成都軍區有很多部隊要參戰，需要隨軍記者進行報道，而短時間內又派不出那麼多記者來。當時，我正在跳舞和不跳舞的選擇間徘徊。因為大家已經發現我很有文學創作的天分，領導就送我到舞蹈學院去學編舞，那我就要寫舞蹈大綱，這時部隊發現我還可以寫。
就在這個時候，我說我要上前線去鍛煉。由於剛剛打仗的時候很亂，初為記者的我只能去野戰醫院採訪傷員。第一批採訪作品發表後，我發現原來自己是可以吃寫作這碗飯的，從此以後，我就在軍區報紙上發表一點東西。那時我就不跳舞了，我跳舞的條件很不好。我覺得藝術是關乎登峰造極的事情，如果一個人只能平平地跳兩下，這不是自己想達到的一種境界，所以我就放棄了跳舞。
當時在前線，大多數受傷的戰士跟我的歲數差不多，我突然看到了真正的生與死，看到他們正值青春年華卻在剎那之間就變成了殘疾人。當採訪每個負傷的戰士談及他們的家鄉和父母時，每個人都好像有一個故事，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寫這些人的故事。而這些人的故事，一直到現在還影響著我。在這種情況下，我更覺得做一個跳舞的人，僅靠自己的肢體表達東西，這種表達方式太有限了。
二、豐富的人生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書
這麼多年的經歷，使我感到僅僅讀萬卷書是不夠的，行萬里路對人的一生影響更大些。其實很多大家，像沈從文，像高爾基，受到的正規教育非常少。沈從文讀了五年私塾，高爾基只上過兩年學，但他們的小說都寫得非常鮮活，這是因為他們很早就接觸了複雜的社會，看到了人性。
我在年輕時就進了軍隊文工團，這裡有各種各樣的人，他們來自各種家庭，有農村的、有城市的、有高幹家庭的，有普通家庭的。他們中有男有女，有的年紀很大，有的年紀很小。這比一個連隊要好很多，連隊是清一色的農村兵，而且都是男性。
在這樣一個集體裡面，我接觸了很多人。然後我又到西藏和四川的各個地方去演出，見到了各種各樣的文化，諸如羌族文化、彝族文化、藏族文化等。這些經歷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隨後我又到了美國，在那裡讀書、打工，這些經歷讓我的人生每天都有變數，每天都有很多遭遇，這種遭遇就變成了自己想寫的東西。
你可能不會想到，我在三十歲開始學英文，只學了一年零七個月，英語就考過了托福的研究生線，當時托福的研究生線是五百五十分，我是五百七十七分。那個時候我連考三場，第一場才五百三十多分，但在兩個星期之內考了三場，就積累了很多考試經驗。當時我胳膊上寫的是單詞，端盤子時看的是單詞，一天只睡四五個小時。這段考試經歷告訴我，成功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勤奮。
後來我到美國入校讀書，這段時光彌補了我人生中的一些缺失——那是我少年時代囫圇吞棗式亂讀書造成的。學校里的讀書方式是非常系統的。書要用英文很系統地讀一遍，《紅樓夢》也是用英文加讀過一遍的。這是很有意義的經歷。
在校時，因為選課超過三門外的不需額外交學費，所以我選了五門課程。五門是最大的限度，加之我獲得當年的全額獎學金，那就意味著這五門課都不需要我付費。我很貪的，五門課程一起讀了下來。實際上，這也把自己逼到了絕境——這是段苦中嘗甜的經歷。記得上完畢業前的最後一堂課時，我對自己說，世界上再沒有比那段時間更苦的日子了，真的是太苦了。
當我回想起自己這麼多年讀書的經歷，感慨良多。一個人把書讀進去，讓書伴隨自己成長，此時再審視世界，觀照自己，所獲得的世界觀、人生觀完全不同的。這和「一分鐘學問家」是完全不同的。
我寫作和讀書這兩件事情，在別人看來是沒有用途的。有時在創作過程中，我自己也會想：這能發表嗎？像《陸犯焉識》這樣的小說寫出來以後，會有人感興趣嗎？
這樣的問題其實想來也徒勞。如果寫別人都想看的，那麼恐怕我寫不出來。別人想看也好，不想看也罷，但我要完成自己心靈上的一個功課——這個故事、這個人物，我感興趣，就要將其從內心呈現出來。當然，很可能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和自己的為人處世、快樂、幸福感都不一樣。和看書一樣，可能眼下得不到回報，回報也許在很多年以後，那麼這個事你還做嗎？
我們這一代人的少年時代物質非常貧乏，但每個人的經歷很豐饒，每個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現在回頭看，除了悲涼、荒誕，還有很多那時未被理解的深意。
我們小時候喜歡下雨天去買菜，七八歲的孩子穿著拖鞋冒雨到街上，不為別的，就為下雨時別人的鋼鏰掉在地上的聲音被雨聲遮蔽，便於我們去撿。這種經歷現在的孩子幾乎沒有。我們就是這樣成長著，有很多小故事。這些故事不寫，是非常可惜的，是現代年輕一代根本想像不到的。或許，這些雞毛蒜皮的經歷，在某種意義上也有著獨特的價值。
在我個人看來，閱讀和寫作不可分割。在我的寫作生涯中，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與我自己不同的。比如像我的小說《第九個寡婦》中王葡萄這樣的農村婦女，《小姨多鶴》裡面的多鶴，還有工人的妻子，都跟我個人的經歷不同。但是，我覺得這些人物又都有自己的影子，包括裡面的男人，甚至比較負面的人物，實際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作家如果不能夠找到他和筆下人物相通的地方，哪怕他寫與他很相似的人也寫不好，那麼就一定要站在這個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
中國近代作家中，我很喜歡張愛玲，但是與她的經歷不一樣。張愛玲只會有一個。張愛玲之所以偉大就是她把上海寫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納把他的小鎮寫成了福克納的，馬爾克斯把他的小城寫成了馬爾克斯的。我寫的上海也是我自己的。
我前半生戎馬中國，後半生旅居海外，走過西藏，在隴西高原上觀望。特別是少年到青年時代，軍隊生活給我的烙印最深，那是我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那段時光影響著我此後的每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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