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善謀將軍到悲情將軍—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高級將領杜聿明評略

原標題：從善謀將軍到悲情將軍—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高級將領杜聿明評略

1946年6月，以國民黨軍進攻中原解放區為標誌，規模宏大的解放戰爭拉開序幕。戰爭爆發初期，國民黨軍硬實力明顯強於解放軍，統軍將領中也不乏人才，但最終卻一敗塗地。

黃埔一期畢業的杜聿明是國民黨將領中的佼佼者，回顧其在解放戰爭中從善謀將軍到悲情將軍的曲折歷程，有助於分析探究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也能夠給今日我軍以深刻鑒戒。

四平之戰，「善謀將軍」的奇謀

1946年春季，在種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東北國共兩軍之間爆發了一場主力之間的決戰，這便是著名的四平保衛戰。

由於此戰關乎東北之歸屬，國共兩軍都志在必得。中共中央嚴令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我軍必須阻止蔣軍於四平街以南，並給以嚴重打擊」，並明確提出，「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於四平南北地區，舉行數次大的戰役決戰」。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東北民主聯軍向四平調集主力，決心不惜代價予以堅守。國民黨軍則以精銳的新1軍和71軍為主力，對四平實施弧形包圍。這兩支部隊都是在抗日戰爭滇緬戰場發展起來的主力，其中新1軍尤其戰鬥力強悍，曾在緬北連戰連捷，令日軍聞風喪膽，時稱「天下第一軍」。

杜聿明肖像

4月18日，四平保衛戰爆發。國民黨軍不斷發起兇猛進攻，但在東北民主聯軍的頑強防守下收效甚微，到4月底時，戰局完全進入對峙狀態。就在這時候，一位國民黨軍將領的出現，打破了整個戰場上的僵局，此人便是時任國民黨軍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

四平保衛戰前，杜聿明因病住院，前線戰事主要由副司令長官鄭洞國指揮。4月下旬，杜聿明身體好轉後，很快把目光投向四平戰場，並迅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作戰方案。當時國共兩軍除在四平地區大戰外，還在本溪方向激烈交鋒。杜聿明分析認為，兩個方向同時用兵效果不好，如果調整部署，首先集中兵力拿下本溪，而後揮師四平，一定可以收到奇效。

從4月28日開始，杜聿明集中5個師約8萬人，在空軍支援下猛攻本溪，很快獲得勝利。之後杜聿明迅速調集主力北上四平，其中戰鬥力最強的是與新1軍齊名的新6軍。從5月15日開始，國民黨以總計10個師的兵力，在大量坦克、重炮和飛機配合下，分三路攻擊四平。在此之後，四平戰局急劇惡化，東北民主聯軍被迫於5月18日主動撤出四平。杜聿明則率軍一路緊追，接連佔領長春等要地，把東北民主聯軍主力趕到了松花江北岸。

四平之戰，杜聿明憑著獨有的軍事智慧，深入把握戰爭規律，及時調整軍事部署，幾乎是以一己之力打破僵局，改變了整個戰役的進程。經此一戰，杜聿明不但為國民黨在東北的擴張立下汗馬功勞，也把其「善謀將軍」的特點展現得淋漓盡致。四平之戰是杜聿明解放戰爭期間最精彩的一次亮相，但此後「善謀將軍」的運氣便急轉直下，再也無法獲得任何戰略性的勝利。1947年夏季，羽翼豐滿的東北民主聯軍捲土重來，內外交困的杜聿明一敗再敗，最終灰溜溜地離開了東北。

蔣介石與杜聿明合影

大決戰前，主動進攻計劃的破滅

1948年8月，國民黨軍剛剛遭遇豫東戰役的大敗，中原地區大變在即。與此同時，東北地區解放軍厲兵秣馬，南下北寧線的作戰（即後來的遼瀋戰役）即將全面展開。意識到形勢危急的國民黨軍統帥部在南京召開軍事檢討會議，考慮到時任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昏聵無能，蔣介石重新啟用得意弟子杜聿明，任命他為徐州「剿總」副總司令以加強徐州方面的指揮。

「善謀將軍」到任後，很快表現出了高明之處。杜聿明分析認為，華東地區國民黨軍的兵力、戰力均居優勢地位，應當趁解放軍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分離的機會，集中主力，先尋找華東解放軍一部決戰，予以殲滅後再消滅華野主力，規復山東。華東求戰期間，華中國民黨軍應主動進攻豫西地區，阻止中原野戰軍向東配合華東野戰軍。對國民黨軍而言，杜聿明這一建議不失為良策，無奈南京國防部反應遲鈍，直到9月下旬才完成各方面的協商工作。9月16日—24日，華東野戰軍以雷霆萬鈞之勢，一舉攻克國民黨軍重兵設防的濟南，俘虜國民黨軍名將王耀武，杜聿明的主動進攻計劃遭遇重大挫折。

同期，杜聿明將先前的想法加以完善和發展，提出了完整的《對山東共軍攻擊計劃》（以下簡稱《計劃》）。該《計劃》秉承之前提出的主動進攻、各個擊破精神，對國民黨軍徐州和華中兩大「剿總」的任務均做出了明確。《計劃》提出後，有了前車之鑒的國民黨軍表現出了暫時的高效和主動。10月2日，蔣介石批准了《計劃》，經進一步商議，決定於10月15日開始行動。

客觀而言，杜聿明的《計劃》命中了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距離較遠、相互支援不便這一要害，對當時已經病入膏肓的國民黨來說，無異於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如果能夠得到實施，即使無法獲得最終勝利，也很可能會打亂解放軍的作戰計劃，延緩國民黨政權的滅亡。但就在10月15日，也就是國民黨軍《計劃》將要實施的這天凌晨，杜聿明突然收到南京國防部急電，命其隨蔣介石飛赴東北。原來，東北地區的遼瀋戰役已經進行到關鍵階段，戰略要地錦州即將易手，蔣介石不得不臨時抽調「善謀將軍」到東北救急。

白崇禧至前線視察杜聿明第五軍士兵備戰情況

副總司令雖然臨時「出差」，但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仍在徐州，執行已經獲批的《計劃》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不料接下來，歷史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一幕，劉峙竟然極為荒唐地終止了《計劃》的執行，至此，杜聿明的主動攻擊計劃徹底破產，「善謀將軍」距離「悲情將軍」又近了一步。

淮海戰役，回天無力終遭俘虜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戰役爆發，華東野戰軍果斷出擊，一舉包圍了國民黨軍主力黃百韜兵團（7兵團）。時任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一籌莫展，拿不出任何作戰方案。此時杜聿明剛剛收拾完東北的殘局，很快接到蔣介石命令，趕赴徐州收拾爛攤子。

杜聿明到徐州後，很快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圍魏救趙。當時中原野戰軍正東進配合華東野戰軍作戰，國民黨軍黃維兵團（12兵團）一路尾隨。杜聿明提出，以李彌兵團（13兵團）守徐州，以邱清泉兵團（2兵團）和孫元良兵團（16兵團）南下，會和黃維兵團，兵力共計9個半軍，先夾擊中原野戰軍，而後再回師解黃百韜之圍。二是直接出兵解黃百韜之圍。

雖然解放軍一向機動能力強，難於捕捉，但這都是以在根據地內作戰為前提的。淮海戰役的形勢卻是，中原野戰軍遠道而來，對華東地區相關情況並不熟悉，國民黨軍徐州「剿總」卻坐擁地利，這正是杜聿明方案一的基礎和前提。退一步來講，即使不能及時捕捉到中原野戰軍主力，但只要能夠形成實質性威脅，即可對華東野戰軍圍殲黃百韜兵團的作戰造成重大牽制。再退一步來看，即使上述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國民黨軍至少能夠獲得一些主動權，解放軍的行動將大為受限，之後類似於攻佔宿縣這樣的奇謀妙招也就無從談起了。

對於淮海戰役中的國民黨軍而言，其最大的不幸或許就是徐州「剿總」總司令是劉峙，杜聿明卻僅僅是個副總司令。杜聿明的兩個方案提出後，劉峙幾乎是在第一時間就否定了方案一，結果自然是直接救援失敗，黃百韜兵團全軍覆沒。值得一提的是，後來解密的史料證明，毛澤東和華東野戰軍不但早已做好了阻援準備，而且數次試圖誘殲國民黨軍援軍，但由於杜聿明對此早有預料，國民黨的徹底滅亡被人為地延遲了。

杜聿明被俘

國民黨軍救援黃百韜期間，中原野戰軍趁機佔領了津浦線要點宿縣，截斷了徐州國民黨軍的退路。此後為了恢復宿縣，黃維兵團孤軍深入，被中原野戰軍包圍在雙堆集地區。

至此國民黨軍淮海戰役敗局已定。不甘失敗的蔣介石再次召集杜聿明等人商議作戰計劃，提出要「放棄徐州，出來再打」。杜聿明則分析認為：「要放棄徐州，就不能戀戰；要戀戰，就不能放棄徐州。要『放棄徐州，出來再打』，這就等於把徐州3個兵團馬上送掉。」杜聿明進一步提出，「讓黃維守著，牽制敵人，將徐州的部隊撤出，經永城到達蒙城、渦陽、阜陽間地區，以淮河作依託，再向徐州集團各部敵人攻擊，以解黃維之圍」。蔣介石經慎重考慮後，同意了杜聿明的撤退方案。同時，為避免劉峙掣肘，命令劉峙率領「剿總」機關空運蚌埠，杜聿明全權負責徐州前線軍事指揮事宜。

11月30日拂曉，杜聿明率領徐州國民黨軍約30萬人撤退，華東野戰軍則迅速發起追擊，兩支大軍展開了激烈的速度大比拼，這時國民黨軍統帥部卻突然有了新指示。先是南京國防部不滿杜聿明的撤退，指責其「一意向西南逃走，消極避戰」。12月2日，杜聿明集團艱難撤退至蕭縣西南地區，蔣介石突然一反事前支持杜聿明的做法，連續通過函、電等形式，命令杜聿明「切勿再做避戰迂迴之圖」，「迅速令各兵團停止向永城前進，轉向濉溪口攻擊前進」，甚至威脅稱，「若時日延長，則20萬以上兵員之糧秣醫藥，決難空投接濟」。當日晚上，南京國防部再次電告杜聿明「萬勿再向永城前進，迂迴避戰」。

徐州撤退前，邱清泉、李彌、孫元良等人一致認為，只要執行「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則，撤退是可以成功的，不料蔣介石如此出爾反爾。杜聿明雖然深知轉向攻擊，「必致全軍覆沒」，但又不敢違抗蔣介石的命令，只好按令向濉溪口攻擊前進。華東野戰軍趁機調整部署，加快追擊步伐，最終於12月6日將杜聿明集團包圍在陳官莊、青龍集一帶。

陷入包圍圈後，杜聿明仍然沒有放棄，他竭力開發自己的軍事智慧，試圖為挽救國民黨政權盡最後一分力。

從12月6日開始，杜聿明不斷嘗試突圍，但都遭遇失敗。黃維兵團被殲滅後，蔣介石命令杜聿明繼續突圍。杜聿明分析後認為，此時突圍，「等於自找毀滅」，隨即採取了「加強工事，持久固守」的策略。之後經與邱清泉等人商議，杜聿明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由西安、武漢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與共軍決戰；中策是持久固守，請蔣介石和談，在政治上爭取時間；下策是按照命令突圍。

學術研究人員研究淮海戰役的時候，一般都認為，這三個方案是杜聿明的垂死掙扎。但如果換位思考的話，這又何嘗不是一名軍人在最後關頭對信仰和事業的追求，對肩負使命的堅守，對軍人尊嚴的維護！這樣的軍人，理應獲得對手的尊敬。

針對杜聿明的做法，華東野戰軍前線指揮員於12月28日建議中央軍委，前線部隊利用戰鬥間隙進行休整，然後一鼓作氣殲滅杜聿明集團。1948年1月6日，華東野戰軍對杜聿明集團發起最後總攻，迅速突破國民黨軍防線。1948年1月10日凌晨，杜聿明被俘，徹底結束了呼風喚雨的將軍生涯。

杜聿明被俘後，雖然再也無緣軍旅，但就一個戰俘的身份而言，卻是受到了相當的優待。1959年12月，杜聿明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書。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1964年11月，被特邀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78年，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1年，杜聿明病逝於北京。

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圖中從右至左依次為杜聿明、費彝民、溥儀、黃雍

總評：從對手的失敗中汲取教訓

俾斯麥說過：「蠢人常說他們是從自己的經驗中進行學習。我卻認為利用別人的經驗更加好些。」杜聿明在解放戰爭中的曲折經歷，恰恰就是值得借鑒的「別人的經驗」。

忠誠善謀，惜乎不善斷。在蔣介石的嫡系將領中，杜聿明最大的特點是忠誠。淮海戰役爆發前夕，國民黨最初選擇的主帥是素有「小諸葛」稱譽的白崇禧，但白崇禧是桂系集團的首領，再三拒絕為蔣介石「統一指揮徐蚌會戰」。蔣介石打算讓嫡繫心腹陳誠赴任，不料陳誠以身體有病為由力辭。無奈之下，蔣介石想到了杜聿明。杜聿明此時正在葫蘆島組織東北國民黨軍撤退，如果他想推掉這一危險任務，應當說是有充分理由的，但出於對「校長」的忠誠，杜聿明最終選擇「以赴刑場之心情上戰場。」杜聿明這種忠誠服從的品質，是軍人的寶貴品質之一，在民國軍閥割據的大背景下，顯得尤為可貴，這也正是其頗受蔣介石器重的重要原因。

杜聿明無疑是善謀的。從四平之戰時「一謀定乾坤」，到大決戰前夕的「主動進攻」，再到之後淮海戰役初期的「圍魏救趙」，幾乎都代表著當時國民黨軍決策層的最高水平。甚至在兵困陳官莊的絕境之下，杜聿明仍然能夠冷靜應對，力求捕捉最後一線生機。雖然最後失敗了，但也並不損其「善謀將軍」之名。

杜聿明最大的缺點是不善斷。謀而不斷是兵家大忌，中國兵家向來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訓。在這一方面，杜聿明是有深刻教訓的。抗戰期間，杜聿明率軍遠征滇緬，期間就因為屢屢屈從於蔣介石的遙控，導致最後大軍誤入野人山，數萬中華好男兒葬身荒野。解放戰爭中，杜聿明仍然未能做到「善斷」，每次與蔣介石意見衝突時，往往都會選擇屈服。徐州撤退時，杜聿明及麾下各兵團司令官一致認為，撤即不能打，但杜聿明仍然在蔣介石的壓力下屈服了，同時也把麾下的近30萬部屬帶進了陳官莊的絕境。

軍事統帥是影響戰爭天平的重要砝碼。人是戰爭的決定性因素，軍事統帥則是發揮「人」的作用的重要途徑。古往今來，選帥影響戰爭勝負的例子比比皆是。趙王用趙括而兵敗長平，秦王用王翦而滅楚，劉裕用王鎮惡等名將北伐，方能氣吞萬里如虎，劉義隆用王玄謨攻滑台，結果只能是「倉皇北顧」。軍事統帥的重要性，在杜聿明的經歷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杜聿明能屢次提出尋求勝利的良策，影響戰役的進程，身為「一把手」的劉峙卻連按計劃執行的勇氣都不具備，這中間的差距何其巨大。

遴將選帥必須唯才是舉，任人唯賢，決不可摻雜太多次要因素，蔣介石在這一點上恰恰犯了嚴重錯誤。早在任命劉峙執掌徐州時，國民黨軍中就非議很多，以剽悍著稱的邱清泉曾評價說：「徐州是南京的大門，應派一員虎將把守。不派一虎，也應派一狗看門。如今只派來一隻豬，眼看著大門是守不住了。」事實也證明，正是劉峙的不作為和掣肘，讓國民黨軍在失敗的道路上越滑越遠。待到蔣介石以空運蚌埠的方式架空劉峙時，國民黨軍的敗局其實已經很難挽回了。

如果說劉峙的掣肘限制了杜聿明才能的發揮，那麼蔣介石本人的誤導和制約，則直接導致了國民黨軍的失敗。身為最高統帥，理當給前線將領以適當自主權，或認真聽取他們的建議，但蔣介石卻屢次獨斷專行。早在遼瀋戰役中，蔣介石命令廖耀湘恢復錦州，導致了廖耀湘兵團的覆滅。淮海戰役中，蔣介石強令杜聿明「轉向濉溪口攻擊前進」，結果又導致了徐蚌會戰的徹底失敗。

追求戰略主動是決策的重點。古今中外的軍事家，無不對戰爭中的主動權高度重視。毛澤東就明確指出：「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去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於被打敗或被消滅。」歷史上，積極爭取主動權並最終獲得勝利的例子不勝枚舉。淝水之戰前，晉軍將領桓沖提前對前秦軍隊發起攻勢，打亂了秦軍部署，最終晉軍也獲得了淝水之戰的勝利；抗日戰爭初期，中國軍隊主動出擊淞滬，把日軍機械化主力吸引到了江南水網地帶，對達成持久戰功不可沒；蘇德戰爭中，蘇德兩軍為了爭奪戰略主動權，於1942年—1943年連續進行了勒熱夫·維亞茲馬、哈爾科夫、斯大林格勒、庫爾斯克等大會戰，這些會戰的勝負決定了蘇德戰爭的最終結局。

回顧杜聿明的歷次決策，其核心精神就是對戰略主動權的運用和追求。四平之戰中，杜聿明充分發揮己方掌握主動權的優勢，集中兵力，先本溪後四平，極大地影響了戰役結局。進入戰略決戰階段後，國民黨軍處處被動，深知其中利害的杜聿明，開始了對主動權的不懈追求和爭奪。大決戰前夕，杜聿明力主對華東野戰軍發起主動進攻；黃百韜被圍後，杜聿明提出「圍魏救趙」；黃維兵團被圍後，杜聿明提出先撤退到蒙城、渦陽、阜陽間地區，然後以淮河作依託對解放軍發起反擊。上述爭取主動權的方案，只要有一個被採納執行，國民黨軍在淮海戰役中就不會輸得那麼慘。

從決策角度來看，國民黨軍的最大問題就是只重眼前得失，而看不到主動權的極端重要性。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消極保守，先是荒唐終止《計劃》，繼而又武斷否定「圍魏救趙」方案，從而令國民黨軍陷入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動中。身為國民黨最高決策者的蔣介石也是如此。杜聿明從徐州撤退前，蔣介石明明已經同意「要放棄徐州，就不能戀戰」的方案，卻被雙堆集包圍圈中的黃維「一葉障目」，看不到整個淮海戰役乃至於整個解放戰爭大決戰主動權的重要性，中途改變已定撤退計劃，最終把杜聿明集團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也葬送了國民黨政權最後的希望。

版權聲明：本文刊於《軍事文摘》雜誌。作者：趙延壘 羅孝如 杜林潔。如需轉載請務必註明「轉自《軍事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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