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樂學的社會處境

原標題：民族音樂學的社會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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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音樂學的社會處境

我國的民族音樂文化，在數千年的悠久歷史中，曾經多次出現繁榮昌盛的時代，它在許多方面，一直居於世界音樂文化的先進行列。

自從鴉片戰爭（1840年）以後，隨著帝國（資本）主義的侵入，閉關自守封建腐朽的舊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這時，歐洲的音樂文化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迅速發展起來。中國的民族音樂卻陷於散落狀態而艱苦緩慢地延續著。

中國的資產階級曾經用「學堂樂歌」的形式作為啟蒙運動的工具，20世紀初西洋音樂陸續介紹到中國來，但在幾十年內，中國的資產階級由於自身的弱點，始終未能將中國的音樂文化有力地向前推進，作出應有的貢獻。伴隨而來的卻是宣揚了盲目崇拜西洋音樂輕視民族民間音樂的觀點。這個觀點直接影響著比較音樂學（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和發展。試想，如果一味認為中國的民族音樂「簡單落後」，且需「全盤西化」取而代之。那麼，中國的民族音樂就不能列入世界比較音樂學的行列，及至要明確提出對於中國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也就更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了。

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是全盤西化還是發展自己民族的新音樂，這個論爭是相當激烈的，中國的音樂發展向何處去還是一個大問題。在辛亥革命不久，有人便提出「當今之世，欲以正教化挽頹風者，舍西樂自奚自哉」。[17]其言下之意，要挽救中國只有仰仗西洋音樂了，這種重洋輕中的論調，為後來盲目崇洋的思想首開端倪。其後，更有一音樂理論家認為：「我說現在的西洋音樂（本來不能叫它做西洋音樂，因為將來中國音樂進步的時候，也是和這音樂一般，因為音樂是沒有什麼國界的），不像中國幾千年前的音樂那樣簡單了。」[18]以此論斷，簡單的中國音樂，將來一定會被先進的西洋音樂所代替了，現在的西洋音樂就是將來的中國音樂。「世界上只有一種盡真、盡善、盡美的音樂藝術，並沒有國樂和西樂的分別。中國人如果做出很好的所謂西樂，那麼這就是國樂。」[19]他們還用啤酒為例證明這種觀點，「啤酒這樣東西，本來是外國人發明出來的。因為近年來啤酒在中國的銷路很好，所以中國人亦仿造出來不是中國人發明的啤酒，一律都可以說是國貨，一律都可以在國貨公司里發賣；為什麼由中國人仿造西方的音樂藝術做出來的音樂，不可以說是國樂呢？」[20] 「Madame，您要把中國的音樂改善，但是據我來看，中國的音樂是沒有把他改善的可能，非把他根本改造，實在是沒有希望。」[21]這一派的意見，極力宣傳以洋為高的思想，中國的音樂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連「把他改善」也不可能！他們顯然是要根本取消中國的傳統音樂，實現全盤西化之目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派人在當時音樂界是最有影響的人物，他們的主張頗能左右社會，對音樂界的輿論對發展中國的民族音樂阻礙極大。

所以，當中西的音樂理論家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研究比較音樂學的時候，中西音樂的論爭一直在激烈地進行著，而且，盲目崇拜西洋，輕視民族民間音樂的傾向嚴重地佔據著主導地位，尤其是民間音樂備受輕視，專門研究它的人很少，即使有人研究，也會被認為低等而在社會上毫無地位。

到了20世紀30年代，一些進步音樂家開始重視中國民間音樂的研究，但這個研究也是個別人為創作需要而進行，如音樂家聶耳就是當時的一個，他感到研究民間音樂已經非常急要，他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現在我想在中國的各地民間歌曲上作一番研究。請三哥為我收集一些寄來，不論什麼小調、洞經調、滇戲牌子都要。千萬急！！！」[22]像聶耳這樣迫切感到研究民間音樂之必要，在當時還是為數極少的，有組織的研究民間音樂更是少見。

但這個時期，一股重洋輕中的勢力仍然甚囂塵上，他們對民族音樂的全面否定和惡毒攻擊，已經到達無以復加的地步。有人說：「我國之可以說是音樂者，老早已經壽終正寢。」「倘若『聞其樂可以知其俗』，則我們的『禮樂之邦』，早已淪於禽獸之境！如此『國樂』，非加以根本之否定不可。」[23]這裡認為中國音樂早已「完蛋」，即使有也已如「禽獸之境」，必須全盤否定！

另有一派人乾脆提出崇洋復古的主張，把中國音樂的發展拉向西洋和古代。他們的理論是：「若說到現在的中國音樂，簡直野蠻得很，所以我們一方面盡可以努力復興古樂，但一方面仍要儘力去研究西洋，因為我們太過缺乏理論。我們從來也未曾有過系統的研究西洋，兩樣並進，這樣，音樂的前途就會有所進展了。」[24]

到了20世紀30年代後期，情況有所改變，一些進步音樂家開始考慮如何發展中國的民族音樂問題，並在音樂界提出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如冼星海就曾發表《論中國音樂的民族形式》，他說：「目前中國音樂界對於應用民族形式問題，還沒有得到統一確實的結論。有些人主張用西洋音樂形式，有些人主張用舊的民族形式。這兩種主張，都是有點偏見。」[25]

有關音樂的民族形式問題，一直從20世紀30年代末期爭論到40年代。

與此同時，延安魯藝的音樂工作者，他們組織起來，大力搜集整理並研究中國的民間音樂，作出了不少成績，這是研究中國民族音樂學的新起點，並為後來的研究工作開闢了新的道路。然而，就在這一時期，那種「美國月亮比中國的圓」的崇洋媚外思想依舊風行一時，民族音樂的地位仍然十分卑微，不用說是去提倡研究民族音樂，就連在專業音樂院校的學生當中也鄙視甚至憎惡民族音樂。這與長期形成的社會風氣有著密切關係。「誰都無法否認，『五四』以後的西洋音樂，可說是無批判地學習，無批判地模仿。其時的音樂學校，不止沒有本國音樂研究，連本國音樂史都被遺忘了，這些研究者的研究對象差不多完全與本國音樂對立起來，因為由於看不起本國音樂，不承認本國音樂，當然不屑去發掘研究它。」[26]

回顧20世紀30年代的狀況是：「學校……早已有國樂組的設立，但同學入國樂組者寥若星晨，這固然是同學的不注意國樂，但環境亦有莫大的關係。」[27]

到了20世紀40年代，這種風氣仍然有增無減，有人曾憤慨地寫道：「很慚愧的——給國立音樂院憎惡國樂的同學們。國樂是毫無價值的東西——幼稚，太簡單，中國音樂在世界音樂史上，也毫無地位的，在潑來脫氏的音樂史里（W.S.Platts，The History Of Music），第一章談起野蠻民族未開化的音樂，第二章談起中國音樂——稱它是半開化的音樂，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音樂是太低微，太卑劣。」[28]

所以，20世紀40年代盲目崇洋，輕視民族音樂的習氣，仍是阻礙民族音樂得以發展的重大阻力，如馬可等在創作民族歌劇《白毛女》的音樂時就曾這樣說過：「在我們中國『正統派』的音樂家看起來，只有西洋的音樂才是純正的音樂，談到歌劇，只有瓦格納、普契尼等偉大的作曲家及其作品，而要創造我們民族的新歌劇則非要奉這些作品為經典不可，這是全盤西化的道路，是為我們所不取的，道理很簡單：今天中華民族有著自己豐富的生活內容，這些內容用前一代西洋人的音樂語言來表現。是完全不能勝任的。」[29]毋庸贅述，20世紀40年代的狀況由此而知其大概。

1949年以後，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有了新的發展，但這個發展不是風平浪靜的，它仍然需要不斷和各種形形式式的思想觀點進行不懈的鬥爭。那種盲目崇拜西洋音樂，輕視民族傳統，認為民族音樂落後等一些民族音樂虛無主義觀點仍有相當影響。可以看出，「五四」時代某些音樂家所主張的「全盤西化論」的影響一直在延續著。

「比如，對古典音樂說是士大夫的、廟堂的——不要！對民間音樂說是農民的，落後的——不要！對說唱音樂，說這根本不是『音樂』！對戲曲音樂，比如京戲，說是封建統治階級的——要不得；比如評戲，說是小市民的也要不得……這樣，對我們民族遺產根本懷疑，埋怨我們的祖先不爭氣，沒有產生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使得我們沒有什麼可以繼承。對於一些埋頭從事民族音樂遺產搜集研究和改革工作的同志是瞧不起，覺得做這工作是沒出息，或者是帶著悲天憫人的『同情心』對他們說：『你們怎麼搞這個！』 」[30]其用意也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雖然在1949年以後的十幾年內民族民間音樂的調研工作有很大進展，但是所受到的阻力還是相當大的，它缺乏應有的提倡、重視和支持，相反就以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工作來說，它每進一步總要經過不懈的鬥爭才能獲得。

由於中央文化部和全國音協的大力支持，經過全國主要音樂藝術院校的一些專家和同行們的努力，今年6月13日到22日，在南京召開了全國性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到會代表包括18個省市的專業人員九十餘人，提交論文達六十餘篇，有38人在大會進行了論文宣講，並訂出今後的研究計劃，同時又成立了民族音樂學學會籌委會，準備在兩年內正式成立學會。這樣，長期的民族民間音樂等理論研究，便正式宣告進入民族音樂學的歷史新階段。雖然會後還會遇到各種干擾和鬥爭，但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建立已被一致公認，展現在它面前的必將有一個美好的錦繡前程。

五、結語

中國的民族音樂學，雖然已有五六十年的歷史，但它的發展是有波折的，速度是緩慢的，主要是受到崇洋思想和復古思想的干擾以及「十年浩劫」期間極左路線的破壞。

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工作絕不是僅僅為了給音樂創作提供素材或資料，它是一門科學，有著獨立的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在世界上也有人將它作為社會科學看待，認為研究音樂的社會背景已成為民族音樂學的重要部分。於是很多人便根據社會背景將音樂分成幾個大類。其中查爾斯 · 西格爾（Charles Seeger）的分法是：一、部落社會音樂（Tribal Music），二、有藝術意識的音樂（Art Music），三、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四、民間音樂（Folk Music）。這些都是從音樂的發展和社會流行狀況來進行分類的。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已經習慣於將民間音樂分成五大類，再加上一個古代音樂，而不是以自然民族音樂或文明民族音樂來劃分的。中國在邊遠地區也有自然民族的音樂存在。但中國的研究社會背景往往是再從各大類之中分別進行的。也就是從不同的音樂類別中，分別研究它的歷史背景及至音樂上的繁衍和發展。

民族音樂學雖然是門科學，但在中國的目前情況來說，對它還缺少深入而廣泛的基礎理論的研究。如對於各種民族民間音樂除弄清它的自身規律及流行情況外，還要調動音樂學的其他部門，如：音樂理論（包括技術理論）、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歷史音樂學等學科理論對它進行各個側面的研究、探討和分析。同時，對音樂學以外的理論，如：音響學、語言（語音）學、人類學、民俗學及哲學等也要加以研究。從而藉助它們對於民族音樂學進行有關的分析研究。

中國的民族民間音樂極為豐富，如何發掘保存，如何整理研究，是我們肩負的重大任務。1949年後的三十年來，雖然做了一些調研工作，但比之豐富的民族民間音樂寶藏就極其有限了。而且首先從普遍的搜集工作來說，條件也十分落後，常常是一無錄音、二無攝像、三無情況記載，剩下的僅僅是一些粗略的現場記譜，這些記譜很難使那些原始聲響比較準確地躍然紙上，因而也就缺乏較高的資料價值。由於種種原因的干擾破壞，目前，中國的大量民族音樂遺產瀕臨散失、急需搶救。我們希望在今後的大量現場工作中，一定要有詳細的採訪記錄，以及相應的錄音、攝影、錄製唱片甚至拍攝電影等科學條件相結合，使得那些即將失傳的珍貴資料，得以完整而準確地長期保存。進而進行案頭工作時，也要採用各種先進的科學儀器，進行試驗和分析。如對於記譜機、記譜錄音機及各種測音儀器的採用，除進行準確記譜外，還要對旋律輪廓、分句、終止式、分句功能、旋律型、調式、調性、音階、節奏型、切分法、速度、力度、織體、框子結構、曲式等方面從統計的角度（量方面）以及觀察性（質方面）地作進一步的分析。只有建築在科學而堅實的現場工作及案頭工作的基礎上，才能促進研究工作的不斷提高、不斷前進。

此外，壯大隊伍和人才的培養，必須擺到日程上來。原有的一批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的力量十分薄弱，同時分散各地、缺乏組織聯繫，再加上多年停頓，形成脫節現象。因此我們必須廣招人才，充實這支隊伍，同時還要爭取大區以上的音樂院校辦起音樂研究所（或室），並開設民族音樂學的系科專業，加速進行人才的培養。

要發展民族音樂學必須加強學術交流，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各種專題的學術討論，最好能通過相應的學術組織，每年舉行年會，推進學術活動。

中國民族音樂在世界民族音樂文化中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要加強對外學術交流活動，參加到世界民族音樂學的行列，讓我們肩負起發展民族音樂學的重任，團結向前，迅步走向新長征的廣闊途程。我們堅信，國際音樂學的講壇，必將閃耀中國民族音樂瑰寶的燦爛光輝。

1980年6月南京

原載北京《音樂研究》1981年

終

註：

[17]《中小學音樂教材書》序，1914年版。

[18]蕭友梅：《什麼是音樂？外國的音樂教育機關，什麼是樂學？中國音樂教育不發達的原因》載《音樂雜誌》北大音樂研究會，1卷3號，1920年5月。

[19][20]青主：《我亦來談談所謂國樂問題》載《音樂教育》2卷8期，1934年7月。

[21]青主：《樂話》1930年1月22日。

[22]聶耳：給母親的信，1933年5月28日。

[23]廣州音樂發刊詞，載《廣州音樂》一卷1期，1933年11月。

[24]陳超瓊：《震動耳目的古樂復興運動》載《廣州音樂》二卷8期，1934年8月。

[25]冼星海：《論中國音樂的民族形式》載《文藝戰線》1卷5期，1939年。

[26]李綠永：《論新音樂的民族形式》載《新音樂》2卷1.2期合刊，1940年8月，重慶。

[27]丁冬：《對於中國音樂的感想》載《音樂雜誌》一卷1期，音樂文藝社版。

[28]葉懷德：《論現代青年對於國樂的觀點》民國三十一年於青木關國立音樂院《青年音樂》一卷6期，1942年8月。

[29]馬可、瞿維：《白毛女》音樂的創作經驗，1946年8月30日於哈爾濱載《新音樂運動論文集》呂驥編，1949年3月出版。

[30]馬可：《繼承民族遺產問題》，載《音樂建設文集》上冊，195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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