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犯錯的時候，看看胡適是怎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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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一年前，剛從日本回到家鄉紹興教書的周作人，收到了長兄周樹人從北京寄來的一本《新青年》。上面有一篇《文學改良芻議》，主張「今日當以白話文為正宗」。周作人大為讚許，記住了作者胡適的名字。

過了幾個月，周作人北上到北大教書，文科學長陳獨秀告訴他：胡適是安徽人，目前正在美國留學。半年後，從美國歸來的胡適應聘進了北大任教。

9月的一天，周作人跟朋友君默一起去看文科教員預備室，遇見了胡適。這是33歲周作人和26歲胡適的第一次見面。之後兩人同為文科教授，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小說研究所」的成員，可謂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同事。

但兩人的友誼真正生髮，還要等到兩年後的1919年。這一年5月，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首先刊登了周作人譯作《貞操論》，提倡新的婚姻觀；胡適隨即發表《貞操問題》，熱烈稱頌《貞操論》的發表；稍後魯迅又撰寫《我之節烈觀》，全面批判反人性的舊觀念。胡適與周氏兄弟的友誼，由此而起。

雖然後來因為胡適逐漸與陳獨秀的激進主義產生分歧、周氏兄弟當時支持陳獨秀而各自站隊，但周作人同胡適之間因為的關係一直不錯。尤其是在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老死不相往來，跟著魯迅又因為跟胡適的朋友陳源、徐志摩連連筆戰而連帶冷嘲熱諷胡適的時候，周作人跟胡適一直都有通信聯繫，還經常相互以詩唱和。

1929年，胡適因提倡憲政而被國民黨上海黨部通過嚴辦的決議案，周作人寫信勸他離開上海回北京教書。深陷麻煩中的胡適非常感動，回信中的感激溢於言表：

「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

2

一場抗日戰爭，改變了兩人之後的命運。

1937年8月9日，在盧溝橋事變爆發一月之後，北京大學校長鬍適離開北平南下，而周作人作為北大留守教授仍然留在北平，當時還有其他三位留守教授孟森、馬裕藻和馮祖荀，都是聲名顯赫的大學者。留守教授的職責是要與日軍斡旋，儘力保護北大的資產和不能帶走的實驗設備和書籍。

胡適很快去了美國，擔任非正式的外交工作。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胡適對中日戰爭的基本態度就是儘可能忍辱避戰、以待國力強盛再徐徐圖之；但當日軍全面侵華之後，胡適則力主堅決抗戰到最後一刻。早在1935年，胡適就曾預言太平洋上將發生一場大戰，不是中日而是日美之間的戰爭。他面見羅斯福，力陳中國抗戰對於美國的利益，盡全力去爭取美國的同情和支持。

而周作人則不然。他青年留學日本，妻子又是來自日本的羽太信子，對於日本侵略自是沒有胡適那樣充滿敵意。即便在日本侵略步步驚心之際，周作人仍然大談「中國與日本現在是立於敵國的地位，但如離開現時的關係，而論永久的性質，則兩者都是生來就和西洋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也。」

所以在北平淪陷敵手半年後，周作人竟然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在北京飯店召開的「更生中國建設應洽會」。消息傳出，舉國嘩然：「民族魂」魯迅的弟弟，居然要去跟日本人合作當漢奸？

此時遠在倫敦的胡適心急如焚，生怕周作人邁出讓自己身敗名裂的那一步，於是寫詩一首《寄北平的一個朋友》：

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

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

飄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

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藏暉是胡適的筆名，而周作人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苦雨齋」。胡適提醒周作人：智者識得重與輕。

但周作人並未像胡適希望的那樣飄然南下，他留在北平，終於接下了汪偽政府治下的北大圖書館館長聘書。從此漢奸的帽子，他是再也脫不下來的了。

3

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10月6日，周作人收到一張華北政務委員會請他赴宴的請柬。他如約而至，等賓客到齊頻頻舉杯之時，戴笠手下的軍統局特務突然出現，統統逮捕。半年後，周作人被押往南京關在老虎橋監獄。

關押期間，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到看守所看望周作人，說他已聯繫了教育學院院長張懷、教授董洗凡、北大校長鬍適、教授俞平伯等14位人士，準備集體呈詞，要求法院輕判。身陷囹圄的周作人，自然非常感激。

此時胡適的地位，跟周作人自是一個在天一個在下。但1946年7月當他回到闊別九年之久的北平後，跟記者談話談及周作人時曾聲稱，「我與周仍舊是朋友。」當時許多左派報紙都刊登了這一消息，愛護胡適名譽的傅斯年清楚胡適的性格，他聲稱媒體對胡適的表態有所歪曲。

但在胡適看來，周作人是不是漢奸，和他跟周作人還是不是朋友完全是兩回事。前者是公共領域的問題，是法律問題；而後者是私人領域的事情，是個人情感的選擇。我的朋友做了漢奸，自然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不代表我就一定要跟他徹底劃清界限。

所以當俞平伯寫信希望胡適出面為周作人開脫時，胡適默不作答；後來十五名教授聯名發出《為周作人案呈首都高等法院文》，胡適也置之不理。雖然胡適以北大的名義，給法庭發去了證明周作人在任期間設備書籍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的情況說明書，然而卻並沒有校長的署名。

胡適分得清兩者之間的關係，卻未必所有人都分得清。在文匯報、大公報等一堆報紙群起質問胡適為什麼要為周作人辯護、是不是企圖給漢奸洗地的時候，胡適只是保持沉默。

但胡適究竟有沒有在公眾看不到的背後為周作人出力，這是誰也不知道的。抗戰前跟胡適交情很深的周佛海，最後被判了無期；曾是國共元老的陳公博，最後被判處死刑；而周作人最後只是判了有期徒刑十四年——後來又改成十年。放在大漢奸的群體里來看，已經算是相當優待的了。當時有一種說法，這是胡適在蔣介石本人面前為周作人力爭到的結果。但因為無法證實，所以至今也無法確證：胡適究竟有沒有拉犯錯的朋友一把，又有多用力在拉。

因為國共和談帶來的情勢變化，周作人1949年就出獄了。胡適先是從北京到上海，當他得知周作人出獄後，據說曾托朋友王古魯再次勸他離開——但周作人反而讓王古魯勸說胡適留下。

最後兩個朋友再一次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天各一方，老死不見。

1962年，胡適在台灣去世。此時他在大陸早已是名聲臭大街的人物，小兒子胡思杜宣布與他劃清界限，後來更被迫自殺。反動人物死掉當然是大快人心，但周作人卻在此時寫了一篇文章《回憶胡適之》。文章里沒有說一句表揚胡適的話，只是細數胡適幫他出了幾本書、發了幾篇文章、給了多少稿費，而且特別提到他拿某筆錢買了墳地、葬了母親和女兒，至今念念不忘。

「《希臘擬曲》的稿費四百元，於我卻有了極大的好處，即是這用了買得一塊墳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畝的地面，因為原來有三間瓦屋在後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買來，但是後來因為沒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種的柏樹過了三十多年，已經成林了。那裡葬著我們的次女若子，侄兒豐二，最後還有先母魯老太太，也安息在那裡，那地方至今還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氣總算不是白花了，這是我所覺得深可慶幸的事情。」

這可能是胡適死後，當時大陸僅有的一篇紀念文章。在胡適臭不可聞的時候，周作人完全沒有必要寫這樣一篇給自己帶來麻煩的文字，就算是以他一貫的平和沖淡風格——但是他寫了。活到將近八十的年紀，周作人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朋友究竟為你做了什麼，外人的議論基本不足為道：朋友之間，萬事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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