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上仿生假肢後,他成了現實版的「終結者」 和「鋼骨」
本文譯自《衛報》,21 歲的作者 Patrick Kane 是愛丁堡大學的學生,童年一場大病使他殘疾。在現代仿生技術的發展下,他的假肢得到了不斷的改良,現在的他看起來就像是電影里的 「終結者」,過著和正常人幾乎無異的生活。作為英國敗血症信託機構的親善大使,他一直思考如何讓殘疾人更好地得到康復治療,不再被社會邊緣化。他認為關鍵就在於技術的發展,技術進步讓成果惠及全球,經濟不發達地區也可以得到良好的治療,同時打破人們腦中的固有概念,消除隔膜。希望能給您帶來啟發。
我曾經和大家一樣,是個健康的嬰兒。可是九個月大的時候,一覺醒來,一切都變了。那天我父母照常去上班,只有保姆在照料我。到了下午我開始嘔吐,身上沒有一絲力氣。我媽馬上放下工作,把保姆和我帶到家庭醫生的診所。可是醫生說並不嚴重,吃片退燒藥就好了。還好我媽很堅持,把我送到了附近的醫院,我這才保住了小命。
主治醫生說起當時的情況,彷彿就發生在不久前。送院不到一小時,腦膜炎球菌性皮疹就布滿了我全身。然而當時醫院還沒有配備嬰兒的專門重症監護設備,我的情況一度惡化,體液從血管滲出,皮膚不斷充漲,幾個小時內當時的我腫得像個氣球。六小時後,我的身體出現了器官衰竭。先是腎臟,後來蔓延到血液,心臟和肺部。醫生回憶,正是這開頭的幾小時,對我的身體造成了極大的傷害,隨後在醫院長達九個星期的療養都是為了治療第一天出現的病症。
搬出重症監護室數周后,由於血氧濃度不足,我的手指出現了發黑和壞死的現象,家裡人決定同意截肢。可惜壞死情況惡化太快,後來又波及到了我的雙腿,因此每回到病房,我身上的繃帶就又多了一圈。
然而我從不認為自己的人生是悲慘的。我的遭遇讓父母意識到:這件事情本來還可能變得更糟,為什麼還要給孩子灌輸消極的態度呢?等到我長大了,我才意識到我的病給我們家帶來了多大的影響。
假肢的 「更新換代」
出院三個月後,那時我十五個月大,學著靠我的殘肢在桌子匍匐和爬上椅子。一天我的姐姐哭著跑回家,她說別的小孩笑她的弟弟是個怪胎。這場嚴重的血液病幾乎奪走了我的生命,雖然我僥倖逃過一劫,但身體組織受損嚴重,醫生截掉了我的右小腿,左手所有的手指以及右手的中指和無名指。這意味著,這一生我都要靠著假肢活動。父母也覺得我應該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樣過正常的生活。
但假肢購買和私人診所的治療都是不小的開支。我的父親當時在《星期日商業郵報》工作,公司的老闆 David Barclay 先生(編者按:著名英國富豪,產業涵蓋媒體,零售業等)後來知道了我的故事,於是他成立了一項基金,資助我購買新的假肢。
1 歲半時,我第一次裝上了假肢,儘管可以學會走路了,但非常笨重,外出得用好幾條帶子固定著,一不小心就會掉下來。我媽去超市買東西,把我放在購物車上,結賬的時候,收銀員拿起一件件的貨物掃描收費,結果不小心拿到了我的假肢,上面還扣著我的小鞋,想想都覺得恐怖。
後來的假肢,在設計上十分貼近真人的手腳,有著肉色的外表,和繃帶般堅韌的質地,和我的殘肢十分吻合,還模擬出了皮膚的皺褶和指甲。儘管它外表很好看,但這樣的被動假肢只是為了讓殘疾人看起來 「比較健全」,很容易因為摔倒被扎破或撕破,完全沒辦法實現打字或者接球等動作,而且還不防水。僅用了一天,我就放棄了它。不用這假肢,我反而還能靈活地運用殘肢,用觸屏遙控和朋友們玩實況足球。
裝上新假肢的 Patrick Kane
幾年後事情有了轉機。我們發現,一家蘇格蘭的公司宣稱發明了最先進的仿生手臂。廠家向我們展示了半透明的假手,我們能看到裡面一個個的機器零件,感覺很贊。
假手外形細長,黑色的指部分別由不同的馬達控制,因此每隻手指可以不受阻礙地自由活動,還能像正常的手一樣緊緊抓住不規則物體。仿生手掌和電源緊密連接,通過旋轉便可取下來。而內含電池,纜線以及電極的電源部位,剛好充當了我的肘部。馬達的運轉聲音實在太具有科幻感,儘管廠家讓我不要過分樂觀,但是一想到能變成現實生活中的 「終結者」,誰不會為此激動呢?後來,我便成為了全球最年輕的仿生手臂使用者,那年我 13 歲。
仿生手臂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一切變得更為簡便。過去打開水瓶,我要先用大腿夾住,兩隻手一同用力才能擰開。如今一隻手握住瓶子,另一隻手就能輕鬆擰開。別人看待我的眼光也有了變化:走在路上,人們的好奇代替了當初的憐憫,他們會圍在我身邊,想知道手臂的工作原理。
仿生手臂的操作十分簡便,插上電源後,有兩個電極會與我的皮膚接觸。其中一個負責展開手掌,另一個負責合上。經過一周的訓練,我學會了如何通過扭轉和彎曲手腕發送相應的信號。現在的仿生手臂有了更大的發展。我可以用手機內置的 app 設置 36 種手部動作,以完成某項特定的工作,例如使用噴霧清潔劑,操作滑鼠等等。經過八年的 「鍛煉」,我已經能做到將葡萄夾在拇指和食指指尖,發出指令就能將它擠破。
上述提到的仿生手臂價格大概在 2 萬英鎊。在英國,血管疾病是導致截肢的最大成因,青年人由於車禍引起的案例也不少,但現實是,大部分家庭都仍無法承擔仿生手臂的費用。我們希望在未來,NHS(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能提供公費安裝多功能仿生手臂的醫療服務。
今年 4 月,我的假腿也迎來了更新換代。康復學專家詢問了我許多問題,並拍攝我行走的影片。後來他們注意到我的假腿實際上短了一英寸,這是我自己都不曾發現的。信息收集完成後,他們給我的腿用石膏倒模,3 小時後,測試款就做出來了。
新腿的頂部有一個碳纖維電源插座,兩者通過真空連接。這樣可以均勻地分散壓力,而且不會牽拉殘肢的任何部分,也就是說,我再也不會有那種被別針用力撤拉皮膚,像小蟲不停咬我的感覺。連接組件用鈦製成,下方有一個大的空心橡膠球,它使腿部得以扭轉。兩張碳纖維刀片捲曲成中空的足形。腳上的刀片順著大腳趾的位置被分成兩部分,這讓假肢可以應付不平的地面(這也意味著我可以穿人字拖)。腳部刀片的頂端,是一個細小的碳纖維槓桿。每走一步,我的體重都會使腳輕微彎曲,推動槓桿將空氣從插座中抽出。這種設計在儘可能地模仿人類的腳,看起來非常酷。
裝上新腿後我邁出了第一步,先是感覺腳後跟被擠壓,然後體重很自然地壓到我的腳前方,然後用腳趾推動軀體前進,我的新腿就這樣開始用力了。這個過程非常舒服,五小時後我離開了診所,腳上還踩著彈簧。以前,走路是一件相當費力的事情,但是那晚我繞著朋友家的院子散步時,我第一次感受到走路的樂趣。
讓殘疾人不再邊緣化
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得到過太多的幫助,因此我有責任說出我們的故事。2013 年我當選為英國敗血症信託機構的大使,通過演講與採訪提高人們對敗血症的認識。2015 年,我成為了 Touch Bionics,也就是仿生手臂廠商的代言人。作為協助研究與器材研發的答謝,我獲得了長期免費的仿生手臂升級服務。我積極地給予使用的反饋——比如我常用的手部動作,以及電池續航天數。我還半開玩笑地說,想讓我滿意,除非能讓我用假手玩雜耍。事實是,目前的仿生手從充分張開到緊閉耗時需要 0.8 秒,我們的研究還有待發展。
和廠商的交流中,他們曾說過:「人們是因為遭受不幸,迫不得已才選擇了我們的產品。因此我們身上肩負著一種責任,這是其它行業所沒有的。」
目前仍有大批截肢患者無法享受相應的先進技術以及專業治療。我曾到訪中國,與許多患者交談,他們當中很多人負擔不起高昂的治療費用,也有人儘管裝了新假肢,卻因為電池問題,或者假肢尺寸不合適,對他們造成了不便和傷害。而對舊假肢的循環利用是非常複雜的過程,因為假肢要根據每位患者的殘肢進行設計,每個人的情況都有所不同。全球每年大約新增一百萬名截肢患者,普及假肢資源的需求變得越來越大。慶幸的是,包括 3D 列印等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讓缺乏專業治療團隊的地區也能用得起良好的假肢。
儘管我在嬰兒時期就失去了左臂和右腿,但也是到了最近才直面殘疾的事實。整個童年經歷中,我都盡量迴避這個詞,擔心它會成為我身上一個標籤——就像解鎖失敗無法開啟的手機,毫無用處。我更願意稱自己為截肢患者,因為它不會提到我有任何的能力缺失。
上幼兒園時,我會和其他小朋友做同樣的事情。這能讓我自己認識到缺陷,而不是讓別人對我評頭論足。結果證明,除了不會綁鞋帶,我的幼兒園生活還挺順利。當我把假肢展示給同學們看,他們向我投來興奮,積極的目光。於是我不再害怕旁人的目光。
康復中的 「終結者」Patrick Kane
回顧歷史,假肢可以追溯到 3000 多年前的古埃及,最早是在木乃伊的腳上發現的。特製的木腳趾固定在腳上,能很好地搭配涼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假肢的設計都是為了給穿戴者提供便利,不受限制地活動,並且避免招致他人奇異的目光(例如,將空蕩蕩的袖管撐起來,或者掩飾自己的殘肢)。
截肢患者最大的心愿就是和正常人一樣,融入這個社會。不過,我發現了一些代際間的差異:年長的患者通常希望讓假肢看起來更真實,最好還有毛髮,胎記和黑痣等細節。但對於年輕一代,隨著機器人製造與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假肢功能逐漸取代外觀,成為了設計中最重要的因素。新一代的假肢看起來和人類軀幹截然不同,有一些還貼有圖案標籤,甚至裝備了揚聲器。為截肢患者運動設計的跑步刀片由碳纖維編織而成,外表呈一個大大的 C 字形,儘管看起來不像真人的大腿,但使用感十分良好。
技術發展在改變觀念上起到了關鍵作用,甚至比起過去的平權運動做出了更大的成就。這一改變非常緩慢,但隨著技術不斷推進,人們的觀念會不斷更新。我相信未來的某一天,我們不需要在功能和外觀上做出艱難的抉擇。但也許到那時,我們不會滿足於想要一套看起來 「正常而普通」 的假肢——越是模模擬實的事物,越是讓人感覺不自然。於我而言,我更享受與眾不同的感覺。
整理文章期間,我發現了父親在 1999 年寫的日記,「去年此時,我的兒子帕特里克曾與死神擦肩而過。」 讀起當初的文字,想起這 19 年來我們一家人的經歷,實在無法不受觸動。日記里最主要的還是擔心我的未來和生活將會多麼艱難。其中還有一句:「儘管醫學昌明,我的兒子再也無法正常使用左手。」 後來問起父親,他說:「有兩個地方我寫得不太對——假肢製造工藝的發展比我想像得還要快,而且即使我當初知道這一點,我也沒預料到你的意志如此堅韌。」
面對當時的悲劇,眾人態度不一,但我的母親選擇要學會所有護理儀器的使用方法,明白每盞亮燈的意思,一直守在病房裡,發誓要等到我康復才會離開醫院。一旦顯示器有所變化,她就會 「騷擾」 護士。對於當初患病的事情,我已經全無記憶。但是想起母親當初的堅韌,我就會感受到莫大的鼓舞。
技術的力量要求我們的態度應該與時俱進。目前,英國有 1300 萬殘疾人,近日研究表明,67% 的英國民眾在與殘疾人交談中 「感到不便」,18-34 歲的人群中,有 21% 的人承認他們曾迴避與殘疾人交流,因為不知道如何進行溝通。
偶爾我也發現,殘疾人常封閉自己,拒絕交流。18 歲那年,有個電視製作助理看了我的演講後,聯繫並希望我參與他們的電視節目。她發了一封電子郵件,承諾節目的拍攝會很有品味,而且 「很敏感地描繪了我對愛情的追求」。因為擔心節目會窺探隱私,我就拒絕了。後來才知道,這個節目就是有名的《Too Ugly for Love》,這個播出長達三季的節目,切實討論了要改變我們對待殘疾的態度,還需要做多少努力。
雖然我努力不讓自己被殘疾邊緣化,但我也認識到,不能因為特殊待遇讓我獲得某種優越感,就和這個群體劃清界限。我和許多殘疾人一樣,一點小麻煩就會把我拖入嚴重的困境。一月份我的膝蓋脫臼了,由於我不能使用拐杖,我有三天不能離開公寓。還好室友給我帶食物,但我不禁想到,如果我是一個人住,我會多麼無助。
先進的假肢技術將改變公眾的態度,因為它們彌合了殘疾和正常人間的鴻溝。有奧運選手甚至覺得,無腿截肢者已經擁有了不公平的競技優勢,但這在 1960 年第一屆殘奧會時是很難想像的。盲人通過攝像頭恢復了視力,截癱患者通過動力外骨骼重新學會走路,我可以通過手機上的一個應用程序控制仿生手。但有時一些直接而切身的改變,例如讓殘疾人成功地綁鞋帶,它的意義會更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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