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懷明：《懋齋詩鈔》·周汝昌·胡適（大嘴說紅學之十三）

原標題：苗懷明：《懋齋詩鈔》·周汝昌·胡適（大嘴說紅學之十三）

1947年的一天，燕京大學西語系學生周汝昌接到其四哥周祜昌的來信，讓他幫助查一查敦敏的《懋齋詩鈔》這部書。因為他偶然閱讀亞東圖書館排印本《紅樓夢》時，見胡適序言中談到敦誠的《四松堂集》，但未能看到敦敏的《懋齋詩鈔》，就想讓弟弟在京城留意，試著找一找。

青年時期的周汝昌

周汝昌接到兄長的來信，趕忙到燕京大學圖書館，沒想到這部胡適遍尋不著的秘籍竟然一索即得，而且從中找到了六首直接與曹雪芹有關的詩作。

看到《懋齋詩鈔》後，周汝昌將此事告知兄長，並寫了一篇文章，名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詩鈔中之曹雪芹》。該文經其老師顧隨的推薦，發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國日報》的《圖書》副刊上，當時主持該副刊的是趙萬里。

需要說明的是，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有個明顯的錯誤，因為它說「康熙間八旗人敦敏」，後來這篇文章在收入其他集子時，都改成「乾隆間八旗人敦敏」。周汝昌先生在《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我與胡適先生》等書中對當年的這段往事講得非常詳細，幾乎每一個細節都提到了，不知何故對這一疏誤卻未作交代。

《四松堂集 懋齋詩鈔》

文章發表後，被胡適看到。他主動給周汝昌寫信，對其進行鼓勵。此舉使周汝昌深受鼓舞，由此開始了與胡適的往來，並萌發撰寫一部紅學專書的念頭。從此，周汝昌走上了一條新的學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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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懋齋詩鈔》的發現，周汝昌還會走上紅學研究之路嗎？他本人在《 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一書中曾這樣回答：

我認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發現《懋齋詩鈔》，遲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紅學的研究。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

至於另外的方式是什麼，誰也說不清，但有一點是可以想到的，如果沒有《懋齋詩鈔

的發現，就不會有《紅樓夢新證》的出現；沒有《紅樓夢新證》，周汝昌的學術道路將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周汝昌本人對《懋齋詩鈔》的發現給予極高的評價，他《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一書中說：

這標誌了紅學自1921年正式開端以後（約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記錄了「曹學」的一大進展。意義十分重大。

在《我與胡適先生》一書中，他這樣評價：

此詩集之發現是胡適《紅樓夢考證》發表二十六年之後重新開闢了紅學研究的新起步，引發了此後波瀾壯闊的紅學發展局面，所關至為重要。

《我與胡適先生》

《懋齋詩鈔》對研究《紅樓夢》特別是曹雪芹的家世有著重要的文獻價值，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它的發現意義是否重大到周汝昌所說的這種程度，則值得商榷，因為在《紅樓夢考證》發表之後，相繼有《四松堂集》、甲戌本、庚辰本《紅樓夢》、故宮曹家檔案材料等珍貴紅學文獻被發現，它們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懋齋詩鈔》。

而且需要說明的是，在《懋齋詩鈔》與曹雪芹直接相關的六首詩作中，有兩首此前人們已經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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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對此前胡適等人尋找《懋齋詩鈔》的經過進行一番回顧，說起來這也是20世紀紅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胡適是在撰寫《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期間尋找《懋齋詩鈔》這部書的。

1921年5月8日，張中孚致信胡適，介紹《雪橋詩話》中有關曹雪芹的史料。這是胡適第一次知道敦敏這個名字，知道此人著有《懋齋詩鈔》。

《耆獻類徵》

胡適檢索《耆獻類徵》，查到一些簡略的記載，他在當時的日記中記載了這件事。

5月16日，單不廣給胡適送來《雪橋詩話》，其中有記載：

懋齋名敦敏，字子明，其《贈曹雪芹》云：「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

胡適由此得以核實張中孚提供的學術信息，並看到敦敏《贈曹雪芹》的部分詩句，這在胡適當天的日記中也有記載。

《雪橋詩話》

5月20日，胡適又看到單不廣送來的《雪橋詩話續集》，他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

《四松堂詩文集》與《鷦鷯軒筆廛》與《懋齋詩鈔》必有關於他（指曹雪芹——筆者注）的材料。

由此胡適開始尋找《四松堂集》和《懋齋詩鈔》。

1921年5月20日，胡適給顧頡剛寫信，告訴他這一消息，同時讓他幫助購買：

上舉敦誠、敦敏的三書，南方能試一訪否？此三書定較楝亭詩更有用。

青年時期的顧頡剛

對此，顧頡剛在5月26日的回信中表示：

《四松堂集》,《鷦鷯庵筆廛》，《琵琶記傳奇》，《懋齋詩鈔》，《八旗詩集》，已寫信到上海託人尋找，俟有回信再告。

6月6日，顧頡剛給胡適寫信，彙報找書的情況：

《四松堂集》等，蘇滬均未覓到。

《小詩代柬寄曹雪芹》

到了6月9日，事情有新的進展。這一天，胡適買到一部《八旗人詩鈔》，該書收錄敦誠、敦敏詩各一卷，其中收錄有敦敏寫曹雪芹的兩首《贈曹雪芹》和《訪曹雪芹不值》，以及敦誠的兩首《佩刀質酒歌》、《寄懷曹雪芹》。具體情況參見胡適當天的日記。

《四松堂集》、《懋齋詩鈔》雖然沒有看到，但胡適已看到其中與曹雪芹有關的部分詩作。

隨後，胡適將這一消息告訴顧頡剛，兩人開始利用敦誠、敦敏的詩作來考證曹雪芹的生平。

11月12日，胡適寫完《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在改定稿中，他再次提到此事：

敦敏，字子明，有《懋齋詩鈔》。我從此便到處訪求兩個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還不曾尋到手。

胡適《紅樓夢考證》

儘管感到十分遺憾，好在胡適已經看到了敦誠、敦敏兄弟四首有關曹雪芹的詩作，並應用於曹雪芹生平的探討。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發表後，胡適仍沒有放棄對《四松堂集》和《懋齋詩鈔》的尋找。

其間，胡適似乎向蔡元培求助過，也許是蔡元培看到《紅樓夢考證》一文主動提供幫助。1922年1月4日，蔡元培致信胡適，談及此事：

公所覓而未得之《四松堂集》與《懋齋詩鈔》似可以託人向晚晴簃詩社一詢。弟如有便亦詢之。

胡適先生

功夫不負有心人，1922年4月19日、21日，胡適在三天之內竟然看到了《四松堂集》的兩個版本，即抄本和刻本，其中刻本《四松堂集》果然是蔡元培從晚晴簃詩社那裡借來的。胡適感到十分高興，他在19日的日記中寫道：

此書我尋了多少時候，竟於無意中得之。

此為近來最得意的事，故詳記之。

此後再沒有敦敏《懋齋詩鈔》的消息。直到1947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將其找出。自己當年苦苦尋找的書籍於20多年後突然出現，且其中還有不少關於曹雪芹的詩作，可以想像胡適得知這一消息後的喜悅心情。

了解了胡適尋找《懋齋詩鈔》的過程，就會明白為什麼胡適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後，很快就給周汝昌寫信，表示鼓勵和祝賀。

3

胡適致周汝昌信件

在胡適尋找《懋齋詩鈔》期間，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小插曲。據周汝昌在《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一書中介紹：

我問鄧之誠先生是否知有此詩集，他說：「我早知道；胡適早就來問過我。因我不喜歡他——已成『半個洋人』了——我沒告訴他。」此誠秘聞也。

其實，這早已不是什麼秘聞了，因為吳恩裕早在1958年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有關曹雪芹八種》一書中就已披露了此事：

聽鄧之誠先生告訴我，當初胡適考《紅樓夢》時，曾托陸志偉先生問他有沒有這本書。因為鄧之誠先生自來就厭惡胡適，所以鄧先生明知這個抄本收藏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卻沒有告訴胡適。因此，胡適始終未得見《詩鈔》。卻被周汝昌先生在一九四七年從燕京大學圖書館發現了。

《有關曹雪芹八種》

看來這件事只能用緣分二字來解釋了。胡適命中注定與《懋齋詩鈔》無緣。如果當年鄧之誠告訴他書藏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他肯定會借來一閱，然後撰文向學界披露這一消息。

不過這樣一來，也就沒有周汝昌後來的發現了。沒有這一發現，周汝昌也就只能以「另外的方式」研究《紅樓夢》了，其紅學之路將會是另外一種風景，這是可以肯定的。

趙岡、陳鍾毅《紅樓夢新探》一書收錄有《〈懋齋詩鈔〉的流傳》一文，該文對周汝昌看到的那部《懋齋詩鈔》的來歷去脈曾作了這樣的介紹：

我今年（1972）夏，無意之間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庫里，找到了這部鈔本《八旗叢書》。原來此書是哈佛燕京學社出錢買的，在1947年末，就隨同其他哈佛燕京學社的書由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移存於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這本書還是「冷冷清清」地呆在善本書庫中。而我是周汝昌以後第一個使用它的人。我仔仔細細地把這部叢書翻檢了三遍，重要部分還影印下來。

《紅樓夢新探》

不過這段話也有不夠準確之處，周汝昌在1948年10月23日給胡適的書信中對該書曾有這樣的介紹：

《懋齋詩鈔》，我原想使先生一見，但因系善本，不能借出館外。現在探知此書被哈佛燕京學社當局轉往城裡，先生如和他們相識，不妨就機一看，因比在城外燕京要方便多了。

這說明直到1948年10月的時候，這部書還在北京，運到美國的時間顯然在此之後，而不會是「1947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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