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四軍的幾個主要歷史關節看周恩來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過程中的統戰實踐

文史 11-30

原標題：從新四軍的幾個主要歷史關節看周恩來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過程中的統戰實踐

周恩來是直接參加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共重要領導人，他關於第二次國共合作方面的統戰實踐和精闢論述，組成和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統一戰線科學理論體系。新四軍是抗日戰爭時期馳騁華中敵後大江南北、與華北八路軍齊名的中共抗日武裝。本文側重於從新四軍的幾個主要歷史關節，對周恩來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過程中的統戰實踐作一考察，緬懷其在這一歷史階段的豐功偉績。

提議由葉挺出長新四軍，解決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期的一個難題

西安事變後，從1937年2月到7月，國共兩黨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就兩黨關係、陝北紅軍的改編、陝甘寧邊區的地位、西路軍和南方紅軍游擊隊等問題先後進行了6次談判。周恩來作為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參加了上述各次國共談判。

在談判中，國民黨方面力圖將共產黨、紅軍和陝甘寧邊區置於國民黨控制之下，不許共產黨有獨立性，不許人民革命力量發展。對中共長征時留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蔣介石的態度是能不承認的盡量不予承認，能消滅者則盡量消滅之。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國民黨在同意國共合作的同時，通過了《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會後即調集重兵對南方各地紅軍進行大規模的秘密「清剿」，企圖搶在國共談判前拔除中共在南方各省的戰略支點。這次秘密「清剿」使南方不少地區的紅軍游擊隊遭到極其嚴重的摧殘。直到1937年6月中旬，國共雙方關於軍事問題的談判，還仍然局限於長征後到達陝甘寧邊區的主力紅軍改編問題，蔣介石頑固地拒絕承認中共在南方的武裝力量，堅持要對南方紅軍游擊隊「實行編遣」。1937年6月18日，周恩來在廬山牯嶺同蔣介石談判未獲結果，返回延安。6月23日，美國學者T.A.彼森在延安採訪周恩來，周恩來在回答其提出的關於國共談判問題時介紹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舉行了5次談判……至於軍事問題，我們仍在南方一些游擊區活動的部隊，成了一個特殊問題。南京企圖把他們繳械、瓦解掉，這我們不能同意。但主要的軍事問題大致談定了。」①周恩來後來回顧說：「談判的內容是要他們承認我們的軍隊，承認我們的邊區，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組織各黨派的聯盟，就是統一戰線。」②

七七事變後，日軍大舉南侵，全面抗戰爆發，形勢發生突變。國民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抽調百萬大軍分赴華北和淞滬抗敵，其對南方紅軍游擊隊戰場上的「清剿」陸續停止。此後國民黨南方各省政府和駐軍改而採取威脅利誘、封官許願、散布謠言、利用叛徒等方法誘騙紅軍「下山改編、投降國軍」。7月 16日，國民黨第一五七師在福建漳浦縣城體育場圍繳被騙進城集中的800多名閩粵邊紅軍游擊隊槍支。「漳浦事件」的發生，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極大警惕。

7月17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同蔣介石再開談判。次日，周恩來將所擬關於談判的12條意見請宋美齡轉交蔣介石，其中包括有國共雙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閩浙贛、閩粵贛、湘鄂贛等地聯絡與傳達國共合作方針，對南方紅軍游擊隊實行改編等內容。由於蔣介石固執己見，談判又陷入僵局。中共中央採取「蔣不讓步，則不再與談」的方針，周恩來於7月28日返抵延安。

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應蔣介石密邀飛抵南京共商國防大計。在南京，周恩來再次與何應欽談判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在談判中，國民黨堅持由他們派人改編和領導中共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遭到周恩來斷然拒絕。最後何應欽答應中共可先派人到南方各游擊區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協助紅軍游擊隊改編。

接著，周恩來到上海。在新雅飯店，周恩來邂逅從澳門抵滬請纓抗戰的北伐名將葉挺。自南昌起義後在香港分手至今，兩人已暌違十載。此次不期而遇，分外高興。葉挺廣州起義後因受到共產國際不公正的待遇，憤而脫黨，但始終心繫故土，報國之心不減。由於日軍侵華步步緊逼，周恩來深知關於南方紅軍游擊隊的談判不宜久拖不決，當務之急是如何儘快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迅速使在南方各地的紅軍散部合法地集合成一支中共領導的主力部隊。擅長處理談判棘手問題的周恩來考慮到葉挺或許是國民黨方面能夠接受的解決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的合適人選，就懇切地同葉挺商量，提出由他來「編游擊隊」的設想。葉挺回來本意就是為了抗日救國，何況又是領導中共的武裝，因此，對周恩來的建議欣然答應。他向周恩來提出，改編後的部隊沿用北伐軍第四軍的番號，稱新四軍，意在繼承、光大北伐時期老四軍的光榮傳統。此後，葉挺便開始通過國民黨高層領導中的一些朋友積極運動以促成此事。

淞滬抗戰的爆發，大大地推進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和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新四軍的進程。9月28日，國民政府軍委會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11月初，葉挺赴延安同毛澤東會談，表示「願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③中共中央決定由長征時留在南方領導遊擊戰爭的項英擔任東南分局書記、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委會書記併兼新四軍副軍長。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6日，軍部由漢口遷南昌。在葉挺努力下，國民政府軍委會軍政部長何應欽很快核定新四軍編製、薪餉及幹部配備諸問題，批准新四軍編為4個游擊支隊，分別委任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為游擊支隊司令。1938年4月5日，新四軍軍部進駐皖南歙縣岩寺。在軍部統一指揮下，所屬4個支隊迅速沿長江南北向東挺進，揭開了新四軍在華中敵後抗日的序幕。

在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上與國民黨的艱難談判中，周恩來提出了由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解決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期兩黨談判久而未決的一個歷史難題。新四軍番號的宣布和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使中共分散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能夠合理、合法地迅速彙集成軍，為爾後東進抗日、發展壯大、打開華中局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貫徹落實關於新四軍的戰略方針，妥善調處葉挺、項英的矛盾，促進軍部領導的團結

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由周恩來、項英、博古、董必武組成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和新四軍的工作；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到武漢繼續同國民黨談判，協商國共兩黨合作事宜，推動統一戰線工作。

中共中央代表團於12月18日抵武漢。由於該代表團和長江局的領導成員大致相同，因此在12月23日召開的聯席會議上決定上述兩個機構合併，對外為中共代表團，對內為長江局。暫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會議根據當時的形勢，決定南方各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應迅速集中，全部開往抗日前線。周恩來在武漢分別與新四軍軍長葉挺及傅秋濤、高敬亭等紅軍游擊隊負責人會談，傳達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發展抗日武裝力量的指示，部署新四軍組織工作及部隊集中東進事宜。

新四軍組成後，對中共東南分局書記、副軍長項英而言，如何做到按中央要求打破關門主義傾向，尊重葉挺、團結葉挺，就顯得尤為重要。但是，從新四軍集中開始，在部隊發展方向的問題上，葉、項兩人就產生了矛盾。葉挺認為部隊應由岩寺經涇縣出南陵，然後東進向蘇皖邊及蘇南茅山地區從事游擊，項英則企圖向南發展，他在1938年6月23日給陳毅的信中認為，「在皖南要建立一個根據地，這在戰略上非常重要。將來在戰爭形勢變化時，我們即可依靠這一支點向皖南各縣發展。以及利用機會爭取天目山脈和仙霞山脈，故部隊不宜全部出動。④項英還要求黨中央取消葉挺的對外聯絡資格，實際上是想由他個人包攬新四軍的一切事務。

在新四軍發展方向問題上，項英的觀點顯然與中共中央1938年2月15日、5月4日、5月14日、5月22日、6月2日曆次指示的戰略方針背道而馳。毛澤東已經敏感到葉挺、項英之間存在的矛盾。在5月4日給項英的指示中，除了對新四軍東進北上的方略作出布置，鼓勵項英儘快率部東進北上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和建立根據地外，在最後特地叮囑他「請始終保持與葉同志的良好關係」，⑤實際上是提醒項英要尊重葉挺，把他當「同志」，不能視作外人而處處猜忌、防範。

但是，項英自恃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資格，壓根兒就不把葉挺放在眼裡，大權獨攬，獨斷專行。葉挺深感自己像是兩個輪子中間的一顆砂子，左右為難。他婉轉地向長江局提出要求在新四軍組織一個委員會，「以便共同商議處理一切軍政問題」⑥。中共中央接受了長江局的提議，於1938年6月9日複電批准破例成立新四軍委員會，「項為主，葉為副之」，意在從組織上保證葉挺參與新四軍重大軍政問題的決策。⑦然而該委員會成立後形同虛設，葉挺的處境仍無多少改變。

葉挺滿腔熱血出長新四軍，是為了馳騁疆場，禦侮報國。項英的態度使葉挺難以一展抱負。葉挺遂萌生去意。1938年8月下旬，葉挺致電周恩來等人，表示要辭去軍長職務。8月28日，周恩來等複電挽留說：「項英同志已赴延安，我們不日也往延開會。關於新四軍工作，請兄實際負責」，「當前戰役正到緊急關頭，兄必須到前方督戰，萬萬勿誤。我們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覺有困難，請明告。我們正幫助你克服這一困難。延安會畢，我們擬來一人幫助整理四軍工作。」⑧

然葉挺去志益堅。10月中旬，他去上饒當面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請假。10月21日，他又致電蔣介石正式提出辭職。蔣介石批示：「電復慰勉，並詢病況，如無大恙，望即來渝一敘。」⑨

葉挺辭職後徑赴香港。項英認為此事已無法挽救，建議周恩來直接與蔣介石「解決繼任人」，表示了一種對葉挺辭職不以為然的態度。11月2日，周恩來複電項英，否定項英另換軍長的意見，認為「為統一戰線的繼續發展，希夷回部工作是有利的」。⑩

蔣介石則企圖藉此大做文章。他對中共明確表示，因為葉挺已離開新四軍，新四軍問題須重新解決，要另外派人去擔任軍長，並就此事向周恩來頻頻施加壓力。

中共中央獲悉蔣介石的意圖後，對此事引起高度重視，迅速致電周恩來，堅決反對另派軍長，要周恩來約葉挺到重慶面談，「徹底解決其新四軍的工作問題」。周恩來敏銳地看出葉項矛盾的癥結所在。1939年1月8日，他在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說：「蔣介石屢稱，連葉挺都不能與你們合作，將無人與你們合作。電文又說，蔣介石對新四軍可能採取兩種辦法：一是另派更難相處的軍長；二是改新四軍為游擊隊，減少軍款2萬，這樣對我更不利。周恩來同時向黨中央提出了解決此難題的原則意見和具體建議：「葉回四軍，我的解決原則，共產黨領導必須確定，工作關係必須改善，新四軍委員會可以葉正項副，項實際上為政委。」11

周恩來的建議為黨中央全盤接受。1月10日，中央書記處電復周恩來：「新四軍問題以爭取葉挺回四軍工作為原則，共產黨對新四軍的政治領導不能改變，但應尊重葉之地位與職權。」複電同意周恩來提出的新四軍委員會「葉正項副」的提議，並指示：「同時在新四軍幹部中進行教育，以確定對葉之正確關係。因葉挺工作問題之解決，影響新四軍前途及全國同情者對我之態度，關係頗大。」12周恩來接電後，一方面向蔣介石極力交涉，表示中共堅決不同意更換軍長，另一方面電請葉挺赴渝面談以消除隔閡。

葉挺辭職的原委，本系受項英排擠所致，其對中共並無芥蒂，對周恩來則始終尊敬如一。在重慶，周恩來、葉劍英與之開誠布公，促膝談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說服了葉挺。葉挺深為感動，向蔣介石收回辭職要求。

延安對周恩來的斡旋非常滿意，認為周有皖南一行之必要。一是陪葉挺回去，實踐「擬來一人幫助整理四軍工作」的承諾，以當面解決矛盾，確立有關制度；二是正確傳達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敦促項英落實新四軍東進北上，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

1939年2月23日，周恩來偕同葉挺抵皖南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視察工作。在雲嶺，周恩來專門向軍部領導傳達了黨中央關於尊重並確定葉挺在新四軍的地位和工作的指示，指出了項英在處理與葉挺關係中的錯誤，使項英與葉挺的矛盾暫時有所緩解。周恩來在聽取項英、陳毅和周子昆的彙報後，特地在新四軍活動分子會議和幹部大會上作了《關於統一戰線工作》和《目前形勢和新四軍的任務》的報告，正確地論述統一戰線的性質、特點、形式、原則、方法及發展前途，對新四軍提出了「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的方針和著名的新四軍發展方向的3個原則，即：「哪個地方空虛，我們就向哪個地方發展；哪個地方危險，我們就到哪個地方去創造新的活動地區；哪個地方只有日軍偽軍，友黨友軍沒有去活動，我們就向哪裡發展。這樣可以減少摩擦，利於抗戰。」他深刻地指出，在江南條件很好，戰略地位又非常重要，儘管敵人嚴密封鎖，只要我們能夠深入廣大群眾，善於進行游擊戰，創造大江南北根據地是完全可能的。他號召新四軍指戰員「堅持游擊戰爭，創造大江南北的根據地」，「絕不後退，絕不逃避。」13周恩來對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正確傳達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理解，周恩來關於新四軍發展方針和原則的精闢見解和謀略，使與會的陳毅、粟裕、譚震林、鄧子恢、羅炳輝等新四軍將領耳目一新。會後，他們按照周恩來傳達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積極率部東進北上，大膽開展蘇南、蘇北和皖東敵後抗戰，使部隊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壯大。而新四軍軍部則因項英堅持孤懸皖南不肯北移，最後在皖南事變中吃了大虧。

新四軍成立以後，在軍部主要領導人葉挺和項英之間產生矛盾時，周恩來敏銳地看出矛盾的癥結所在，並作妥善調處。他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正確理解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軍部領導共同商定新四軍向敵後發展的方針和原則，是在新形勢下對人民軍隊游擊戰爭戰略戰術原則的補充和發展，是對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關於正確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發展華中精神的創造性的闡發，也是對新四軍建軍理論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貢獻。

在皖南事變前後殫思竭慮，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面對面的鬥爭，配合中共中央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19日，在蔣介石指使下，國民政府軍委會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向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新四軍軍長葉挺發出一個電報，強令八路軍及新四軍之有關各部於電報到達後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這就是充滿殺機的《皓電》，也是國民黨頑固派策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點。《皓電》發出後，蔣介石調集數十萬大軍包圍大江南北的新四軍。華中上空戰雲密布，戰火一觸即發。

面對國民黨一心發動新的反共高潮的嚴重形勢，11月1日，周恩來建議中共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公開通電答覆何應欽、白崇禧《皓電》，要求解決懸案，在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可同意先將江南新四軍北移，爭取延緩一至兩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對此建議極為重視，立即開會進行研究。11月2日，毛澤東電告周恩來：「今日會議討論你1日來電，仍主表面和緩，實際抵抗，宣言決定暫時不發，只發一簡要的對內指示及答覆何、白《皓電》。」14 11月 6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說明復何、白電稿已擬就，並將要點告周，要周提出意見，「以便修改於日內拍發」。15

11月9日，中共以朱、彭、葉、項名義發出《佳電》，作為對何、白《皓電》的答覆。《佳電》駁斥了《皓電》的荒謬「命令」，但為顧全大局，同意將皖南新四軍移至長江以北，以盡量維護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與此同時，毛澤東指示在重慶的周恩來向國民黨當局及有關各方疾聲呼籲，痛切陳詞，說明剿共則亡黨亡國，有百害而無一利。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重慶四處奔走，遍訪重要的民主人士、中間人士和國民黨人士，向他們闡明中共團結抗日的嚴正立場，呼籲他們堅持團結抗日，反對內戰和投降。另一方面，周恩來多次致電葉挺、項英，要他們率領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從速轉移，以免陷入顧祝同的包圍。

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決心已定。12月8日，它再以何應欽、白崇禧名義發出《齊電》，重申《皓電》無理要求，同時在皖南調兵遣將，設置羅網和陷阱，企圖在新四軍北移途中圍殲之。蔣介石在完成圍剿皖南新四軍的軍事部署後，於12月25日約見周恩來，以敘舊為由施放煙幕，大灌迷魂湯。周恩來對此引起高度警覺，立即將談話情況電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指出這次談話「系嚇壓之餘，又加上哄之一著了」，認為蔣介石的信誓旦旦是「靠不住」的，「其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緊布置中」。16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在這次談話後僅僅10來天，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就發生了。

1941年1月 7日至14日，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9000餘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隊7個師、8萬餘兵力的圍殲。新四軍將士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1000多人突圍外，大部被俘和犧牲。接著蔣介石親自出馬，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將第二次反共高潮推至頂點。

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罪行，激起了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義憤。周恩來在聞訊的當天就連夜驅車找到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提出強烈抗議，並在電話中怒斥何應欽：一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面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並寫信給蔣介石，要他命令國民黨部隊撤退讓路。1月 17日晚，國民黨新聞檢查所無理扣發《新華日報》刊登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的反動命令。周恩來堅決抵制，並親筆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於《新華日報》1月 18日補印在被扣稿件的空白版面上。1月19日，經周恩來審定，由南方局軍事組撰寫的題為《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的重要文章，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傳播出去，向國內外披露皖南事變的真相。周恩來還指示南方局秘密散發中共中央軍委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的文件，在國統區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他還多次向國民黨當局嚴正交涉，要求無條件釋放新四軍被捕將士，解散上饒集中營。

為了向國際輿論界揭露皖南事變真相，周恩來在重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通過德國朋友王安娜女士把皖南事變真相轉告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卡爾將周恩來請到家中了解事變詳情以轉報本國政府。周恩來通過美國朋友卡爾遜和斯特朗女士在美國公布皖南事變有關材料。英、美政府明確表示反對中國內戰，美國政府還宣布暫停財政援助，使國民黨在國際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蔣介石迫於國內外輿論壓力，只得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表示「決不忍再見所謂『剿共』的軍事，更不忍以後再聞有此種『剿共』之不詳名詞」17

在協助黨中央制訂如何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決策過程中，周恩來憑藉自己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正確判斷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理解，向黨中央提供了極其有價值的意見。當新四軍皖南部隊遭到國民黨軍隊包圍並攻擊時，黨內曾有部分同志認為新的四一二政變到來了，要準備國共兩黨的決裂。當皖南部隊突圍無望，即將全軍覆滅時，中共中央於1月14日發出指示，「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181月19日，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在重慶給毛澤東發去一份長電，認為蔣介石是「抗戰下的剿共，我是抗戰下的反攻」19，在此之前，劉少奇在蘇北也向中央坦陳在軍事上「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的建議。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建議，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修正原來的計劃，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最終制定「軍事上取守勢，政治上全面反攻」的決策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提供了正確的意見。周恩來在皖南事變前後的傑出活動和思辨，反映出他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正確把握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理解。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和中國抗日戰爭面臨最嚴重危機的時候，周恩來起到了獨特的別人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親赴宣化店揭露內戰真相，使新四軍第五師和中原部隊贏得了寶貴的突圍時間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進入了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戰時期。蔣介石蓄謀發動新的內戰，新四軍成為他在華中發動內戰的主要障礙。中原解放區地處全國腹地，跨越鄂豫皖湘贛5省邊界廣闊地區，因其戰略地位重要，是蔣介石發動內戰的主要矛頭所向。

1946年1月，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當時新四軍第五師師長李先念率部撤離桐柏山區，在行進到湖北大梧縣宣化店為中心的地區時，因停戰令發布而停止待命，而國民黨當局違反停戰協定，先後調集11個正規軍26個師30萬大軍將第五師和中原軍區部隊重重包圍。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深刻地指出中原內戰的爆發必將成為全面內戰的起點，並對中原部隊主動作戰略轉移的方向、時機、終點等作出英明的決策。3月22日，周恩來致電董必武等，告知中央決定第五師應爭取全部合法轉移，如交涉不成而遭大規模襲擊，只有突圍。

5月1日晚，周恩來獲悉國民黨當局密令圍攻李先念部的消息後，同國民黨代表徐永昌會談，並致電美方代表馬歇爾，嚴正指出：據極可靠情報，國民黨當局已秘密下令「圍殲」中原軍區部隊，周恩來警告說：「中原軍區新四軍八路軍計有6萬人之眾，如國民黨反動派敢於進攻，破壞停戰協定，以致全國糜爛，其全部責任當由國民黨負之。」20同時表示為制止進攻，澄清真相，願與徐永昌及美方代表同往第五師地區視察。5月3日，周恩來等一行由重慶飛抵南京入住梅園新村。周恩來一下飛機立即發表講話，希望「首先協議停止中原內戰，以免牽動全局，發展成為全國內戰」。當晚又在梅園新村舉行首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再次駁斥國民黨當局散布的「中原無戰事」的謊言。5月2日，蔣介石由西安飛抵武漢，當即召見程潛、郭懺等人，密令程潛、劉峙向中原解放軍進攻，計劃在5月5日至5月9日期間「一舉殊滅中原共軍」。這一情報很快即為周恩來獲悉，5月4日，周恩來與美方代表馬歇爾會談，向其通報政府軍將於5月5日至9日之間進攻中原解放區的消息，希望馬歇爾從中斡旋，3方面派代表到湖北協商解決第五師轉移問題。馬歇爾表示他可派北平軍調部執行組美方代表白魯德由北平直飛漢口。當晚馬歇爾又向周恩來轉告，徐永昌同意去中原調處。

根據事先約好的計劃，周恩來於5月5日同徐永昌從南京飛抵漢口，與從北平到漢口的白魯德會談。周恩來提議3方代表到中共部隊指揮部巡視後再回到漢口制訂解決辦法。次日，周恩來、白魯德和徐永昌的代表、武漢行營副參謀長王天鳴等一行乘汽車離武漢，途中因洪水暴發受阻，於5月8日中午12時許抵達宣化店。下午2時，在宣化店「湖北會館」舉行軍事調停會議。李先念曆數國民黨軍破壞停戰協議的種種事實，周恩來在會上也嚴肅指出：中原戰爭如果爆發，必將宣告和談結束，成為全面內戰的起點。在晚上舉行的文藝晚會上，白魯德表示，他來此是執行協議方案的，決不干涉中國內政。王天鳴也表示：「政府方面絕對沒有圍殲中原軍區的意圖，武漢行營方面也未奉到任何命令。」在白魯德、王天鳴講話後，周恩來再次呼籲制止中原內戰。他說，萬一不幸此間發生內戰，很可能爆發全面性內戰，故應首先使這種局面安定下來。方才聽到政府代表的報告，表示政府並無進攻中原之意，並保證今後不致再發生衝突，此為吾人所歡迎者。我此次是初次來中原地區，希望下次來時不再是調停衝突，而是歡送各位同志安全轉移到整編的地方去。21

在宣化店，周恩來聽取了中原部隊領導人鄭位三、李先念等人的彙報，向他們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原解放區主力戰略轉移的決定，深入分析敵我態勢，詳細研究突圍方案及給養、傷病員轉移安置等問題。周恩來還帶去了一批現金以補充軍餉。

5月9日上午，周恩來一行離開宣化店返漢。10日，周恩來、徐永昌和白魯德在漢口楊森花園簽訂了制止中原內戰的7條《漢口協議》。

由於軍事停戰3人小組共方代表周恩來親自到宣化店，隨行還大張旗鼓地帶了兩個軍事調停執行小組和新聞記者等共60餘人，此行引起了各新聞媒體的極大關注。在此前後，新華社、《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和其它進步報刊，也紛紛揭露國民黨軍陰謀進攻中原軍區和新四軍第五師的事實。在周恩來敦促軍事停戰3小組的干預下，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密令延緩發動進攻。在國民黨反動派妄圖圍攻新四軍第五師及中原部隊，挑起全面內戰的危急關頭，周恩來巧妙地使國民黨代表以及偽裝中立的美方代表和他一起赴宣化店，揭露國民黨企圖掩蓋挑動內戰的事實真相，為新四軍李先念部和中原軍區籌集給養、安置老弱、部署突圍爭取到了1個多月的寶貴時間。

6月26日，蔣介石悍然撕毀停戰協議和政協決議，發動對中原解放區的大舉圍攻，從此開始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中原部隊按中共中央既定方針和計劃，分路舉行中原突圍戰役。

綜上所述，在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但又充滿鬥爭的複雜形勢下，周恩來以其超越常人的睿智，堅定的原則性、靈活的鬥爭策略和藝術，對新四軍的組建、成長、發展和壯大，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周恩來在新四軍的幾個主要歷史關頭成功的統戰實踐，充分檢驗了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過程中形成的統一戰線理論的正確和偉大。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注釋：

①T.A.彼森：《訪問周恩來》，載《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1期。

②《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82頁。

③、④、⑤、⑥、⑦、11、 12《新四軍文獻》(1)，第 57頁、第 235頁、第111頁、第 94頁、第 95頁、第 106頁、第 107頁。

⑧、⑩《周恩來傳》1898—1949，第443頁、第444頁。

⑨台灣《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 5編(二)，第 491頁。

13《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05頁。

14、 18《新四軍文獻》(2)，第27頁、第133頁。

19《周恩來和統一戰線》第230頁。

15、 16《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 80頁、第 122頁。

17《皖南事變資料選》第4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