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蘿蔔》：路遙，鄉村倫理的時代局限，必然成為過去式

《胡蘿蔔》：路遙，鄉村倫理的時代局限，必然成為過去式

十六年前看《平凡的世界》，被雷了一下，先是看到《讀者》之類的雜誌講了一下路遙因為此部小說嘔心致死的煽情文章，後又有研究生同學多人推薦，因此買了一本小字體的版本，。裡面鄉村青年的奮鬥精神與我學生時代一窮二白的狀態頗為吻合，裡面的愛情描寫也很細膩，尺度適當。

當時，我有個朋友，經常到圖書館看小說。有天，有點氣憤的說「怎麼現在的小說就只有男盜女娼？」我答，「電視劇不也一樣，象《戲說乾隆》這樣的東西不就是「打架泡妞」？。不如看看《平凡的世界》，似乎還是有點奮鬥精神的，要看更多情色，可以看《白鹿原》。」

於是，《平凡的世界》成為我朋友的案頭書，甚至在不久前的偶遇中還被提到，吃飯的時候他還表達了對混亂現世的不解，說道，看完《平凡的世界》第二年，我終於讀懂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明白了《平凡的世界》與《白鹿原》都是模仿《馬爾克斯》的中國版。在那種看破紅塵的方面，《白鹿原》甚至還高明一點，它表明了對任何政府體制的不信任，而路遙，卻還是局中掙扎的人，甚至接近於失敗者。

有一次求教文聯的一位老友，對於這幾個看法，他給了一個更為內參的版本，路遙之死，主要是因為他沒有被評上陝西作協主席，競爭者之一是賈平凹。路遙屬於那種想不開的一根筋，沒有象張藝謀那麼懂得利用體制，於是全部壓抑的激情都放在《平凡的世界》里，怪不得這部書對於小人物擁有巨大的刺激，既有憤懣之情，又有奮鬥之意。

現在看來，陝西作協主席這個胡蘿蔔的價值相當可疑，除中國外，官辦作協這種機構世界罕有。其他國家的作家都不發工資，是靠暢銷書掙自己的錢。因體制之壓抑，寫了一本大眾暢銷書，路遙之死，凸顯世事之荒謬。文學界並沒有買路遙之死的帳，這本書被指維度單一，語言單調。

路遙的成功在於他以自己作為模板擊中了那個時代普通中國人的「鄉村倫理。」而維度單一，語言單調恰好降低了讀者的門檻。我所謂的「鄉村倫理」是傳統中國社會平民階層和體制教育的產物，它樸實的價值觀，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相信奮鬥，相信樸實的熟人感情，嚮往世外桃源的生活。

歐洲文化評論認為中國普通人還生活在「現代」之前，就是這種鄉村倫理。現代在他們的定義包括，個人主義，民主，公益，契約，抽象體系，啟蒙運動，多元化。用個簡單的比喻，鄉村倫理就是相信某個頭領而不是紅綠燈體系。這種價值觀的同學都樸實向上，從不質疑體系的不合理之處，行動時有無力感，認定命運無法由自己操控。

如今之時，千萬民工的奮鬥會因為某些央企集團的一次錯誤投資化為烏有，除了訓練無數孫少平，體系其實應該提升城市知識階層的懷疑主義和博弈能力，否則如何對抗西方諸國的體系優勢？

世界早已不平凡，路遙之奮鬥精神，也該換換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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