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對比修昔底德，東西方史學屆宗師的比較，看看他們的共同點

原標題：司馬遷對比修昔底德，東西方史學屆宗師的比較，看看他們的共同點

我們接著說《大歷史視野》這本書，上次對比了孔子和柏拉圖，那麼這一次咱們來說說兩位史學家，修昔底德和司馬遷。

司馬遷咱們都知道，寫了《史記》。他生於公元前145年，在公元前86年去世。修昔底德比他早出生了大約三百年，他的代表作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是關於古希臘歷史的一本經典，也是第一手的權威著作，說的是希臘兩大城邦，雅典和斯巴達爭奪最高權力的故事。修昔底德認為這場大戰是希臘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戰爭，於是他不僅用非常戲劇的手法描述了這場戰爭，還對戰爭中的政治力量進行了透徹的分析。

司馬遷和修昔底德，他們都不是各自國家最早的歷史寫作者。在中國，司馬遷之前已經有《左傳》等歷史書；在希臘，也有希羅多德的《歷史》，這本書要早於修昔底德。但是《史記》和《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對東西方的歷史寫作，還是產生了極大的示範作用，影響了東西方歷史寫作的模式，甚至歷史觀。所以，這二位堪稱是中國和西方歷史學界的兩大宗師。

我們來比較一下司馬遷和修昔底德。先說他們的個人經歷。他們兩個人的命運都很坎坷，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早期曾是雅典的將軍，在輸了一場戰役之後，被放逐了20年；而司馬遷，大家都知道，他被處以宮刑。

再來說說兩人的寫作。在怎樣讓歷史書更有可讀性這個問題上，司馬遷和修昔底德的態度有點相似。兩人都希望保存下偉人們的豐功偉績，他們都熱衷於自己寫對話，再把他們塞進角色的嘴巴里去。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里曾經談到過他的寫作方法，他說他引用的一些演說詞，因為時間久遠，已經很難記得了，所以他的方法是一方面盡量保持接近原話的大意，「同時使演說者說出他認為每個場合要求他們說出的話來。」言下之意就是說，他的歷史寫作有一定的主觀發揮成分。

而司馬遷雖然沒明說，但你看看《史記》里的一些細節，比如秦始皇死後，趙高、李斯商量「沙丘之謀」。這種沒有第三個人在場，當事人又沒有記載留存的絕密對話，司馬遷是怎麼能寫得這麼生動的？那顯然也是有想像和演繹的成分了。這種追求表現效果的寫法，讓兩人的作品都同時兼具了極高的文學價值，引人入勝。

另外，這兩個人對超自然力量都不怎麼感興趣。希羅多德的《歷史》里多次寫到神，但修昔底德卻基本沒有寫過，司馬遷也同樣。還有他們都喜歡做道德評判。最後在歷史觀上，兩個人都相信歷史事件的發生不是隨隨便便的，必定是遵循一定的規律。

雖然有這麼多共同點，司馬遷和修昔底德的差別也同樣明顯。從作品篇幅上看，《史記》是一部長達52萬6千字的作品，篇幅是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四倍。《史記》記述了從傳說中中國第一個朝代到作者生活時代的通史，以具體的人物為載體，用精彩的故事塑造了一個個生動的形象；而修昔底德專註於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一件事，把這場「大戰」視為希臘歷史上最重要的事。在他看來，這場大戰不僅是對希臘控制權的爭奪，也是一場對立政治體系之間的戰爭，是民主制的雅典與寡頭制的斯巴達之間的體制之爭。尤其難得的是，作為雅典人的修昔底德沒有預設立場，而是儘可能以中立客觀的視角，分析正確或錯誤使用政治力量，會如何影響城邦的興亡。

在寫作的側重上，中國史書強調的是「發生了什麼」，而希臘史學家們既想探究發生了什麼，又想知道發生的原因。在寫作的目的方面，本書中把這個章節命名為「以史為鑒」，也就是說，他認為司馬遷和修昔底德都希望通過展示歷史來傳達某種道德教化，而修昔底德的著眼點是宏觀層面的，把力氣花在了剖析得失成敗上，試圖尋找某種普遍性的規律。用本書作者的話來說，修昔底德「給出的道德教化是針對政治領袖而言的。」而司馬遷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記述歷史人物的生活，來提供一種範例或是警示，傳遞針對每個人的道德教化。在作者看來，這是司馬遷與這位希臘同行最大的不同。

司馬遷和修昔底德，分別開創了東西方歷史書寫的範例。《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主的寫法，影響了後代的中國史書，特別是歷朝歷代的「正史」。作為《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史記》開創的套路，在之後兩千多年中基本都被沿用了下來。而修昔底德這種用「研究」的態度來寫歷史的思路，也對今天的西方歷史學產生著影響。

題外話：讀書可以擴充我們知識邊界，獲得更多看問題的視角，但盲從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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