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學崛起，缺乏公眾有效參與的僵局何解？

知識 12-01

張悅悅，英國肯特大學社會政策、社會學和社會研究學院副教授

編者按：

「好！」對剛剛結束的一場演講，現場有觀眾發出讚歎，並報以掌聲，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呈現出不可多得的輕鬆時刻。好幾天來，賀建奎製造的「緊張」的會議氣氛得以稍稍緩解。

2018年11月29日，是峰會的最後一天，公眾參與也是大會的最後一個主題。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學家張悅悅分享了公眾和公眾參與對於中國全球崛起的重要性。

她指出，中國和公眾溝通科學似乎陷入了僵局，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科學的公眾參與更多是單向的科學普及，公眾可以獲得科學知識，但缺少對科學的信任。推進科學界和公眾的對話，信心與能力的建設同樣重要，中國的科學家必須習慣於拿出證據去同公眾互動，而來自體制內的信心也至關重要。

張悅悅強調，公眾參與的這些困境並非中國獨有。中國科學家們向全球公眾清晰地傳達突破性研究的機遇與風險，是全世界科學家學習如何與公眾溝通的一部分。最後，她呼籲，除了加強科學研究上的合作，西方也應當和中國科學家一起，共同建立一套完善的公眾對話機制，讓大眾理解基因編輯技術並從中獲益。

以下為報告全文譯文。未經張悅悅本人審閱。

演講 | 張悅悅（英國肯特大學社會政策、社會學和社會研究學院副教授）翻譯 | 宋宇錚趙志磊

責編 | 陳曉雪

謝謝你們。感謝組織委員會的邀請，非常榮幸能來到這裡。

我是來自英國的社會學家，過去的十四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國生命科學的崛起及其全球影響。

在此我要坦白：一段時間內我真的不認為公眾和公眾的參與對中國的全球崛起以及我自己的研究是那麼重要。這種感覺其實是很多人共有的：我在中國一些大的城市採訪的科學家、倫理學家和監管者，以及在歐洲和我討論過的中國觀察家。這並不是因為中國政府沒有意識到公眾參與的價值，而是因為中國的科技系統是高度中心化的，正如很多人向我指出的那樣。

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如果想要開展前沿研究項目，真正唯一需要的就是自上而下的支持。這也是為什麼雖然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論文產出國，但公眾參與卻還處在很初級的階段。

但是最近幾年中國科學家對於和公眾溝通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改變。部分的原因是公眾對於生命科學應用的倫理擔憂逐漸增加，以及更廣泛的國際合作。所有的這些都讓中國的主流研究員更加留意社會上是怎麼理解自己的研究的。與此同時，政府也在重新整合對這個領域的投入。

但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其一，這些投入主要還是集中在政府單向的科學普及，而不是雙向的參與；其二，過去三年幾乎所有我採訪過的生物學家都說他們其實很不情願參與機構組織的或者政府資助的公眾項目，因為被我稱為的「可信度悖論」：一個科學家的公眾可信度常常和他背後的政府機構支持成反比。所以當他們作為機構的科學家來發聲時，常常感覺到不公正的污衊和懷疑。我們對於公眾的研究也確認這種對於溝通的懷疑是相互的。這並不是因為中國公眾是反科學的，而是因為他們感到這些政府活動常常是為了履行提前制定好的章程，而不是真誠的討論。對於公眾來說，這些活動讓科學的證據可以獲得，但難以評估。這種相互的懷疑導致了我稱為的「沒有參與度的公眾參與」。比如說每年都有轉基因作物的品嘗大會，公眾被邀請去品嘗新研發的轉基因作物，但這樣的活動並沒有拓展中國的轉基因爭論，因為組織者要求只有自我認定為支持轉基因的人才能參與。正如一位科學家總結的那樣，「如果公眾就是憤世嫉俗的，那我看不到對話的基礎」。你看，科學家們也感覺很受傷。所以中國的問題是，和公眾溝通科學似乎陷入了僵局。

過去的幾年，我們開展了一些「SciAc」項目試圖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項目的路線圖。因為時間的限制，我只講其中一個。

2017年3月，我們在武漢開展了一個公眾參與科學的中-英多方研討會。兩天的時間裡60位代表，包括科學家、倫理學家、監管者以及感興趣的公眾，雖然對轉基因有不同的觀點，但聚在一起分享他們的經驗和挫折。

在組織這場活動的時候，我並沒有受到許多人的歡迎。我們邀請的生物科學家大多認為他們沒有「資格」去向公眾講述自己的工作，因為這一環節通常都是由學院的領導或是知名科學家來完成的。另一方面，公眾代表在擔心他們在「智力」上不會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在武漢的主辦機構對於活動十分支持，但也很擔心公開辯論最終可能失控，並且需要安保人員。可以說我們把每一方都推出了自己的「舒適區」。

我們的確設置了一條底線，那就是每一個參與討論的人都要將自身觀點基於實證，而不是基於價值觀的評價。比如，告訴我們你的工作是如何完成的？你的哪段經歷使你持有今天的觀點。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參與者能夠講出自己觀點形成的過程，而不僅是一個既成的信念。

大家可能很感興趣這場活動最終進行得如何，我認為下面的圖片可以很好地表明當時的情況。在活動中，的確有過氛圍緊張的時刻，但總體而言，參與者們同彼此相處得很和諧。所以我認為，我們設置的底線是有效的。

在活動結束時，我們收集了參與者的反饋。他們所傳達的信息是非常有啟示的，下面我來舉出兩個例子。

第一段話來自於一名公眾參與者：

「我意識到自己從前對於基因編輯技術的反對是來自我對於科學的誤解。他的視頻打消了我的懷疑：事實上，科學家對自己研究的不確定性是有足夠了解的。他們花很多心思去規劃自己的研究和呈現自己的數據。」

第二段話是來自一位業內領先的科學家：

「這兩天的活動顯示出社會科學家是和自然科學家同樣理性的。在某些情況下，前者甚至要更加冷靜。」

我真的很喜歡這段話，每次讀到都想笑。這些反饋很有啟示性，因為從中我們可以懂得如何才能使公眾（對我們的研究）更安心。很多時候，他們真正想要了解的並不是那些專業細則，而是我們的科學推理是否也將更廣泛的社會選擇與機會成本也納入其中。這與我們在歐洲所觀察到的十分相似。

我想讓大家再來看看第二段話。它讓我們意識到，（作為科學家，）我們時常忘記，同自己領域之外, 不講著我們專業術語的人去溝通，可以是一件令人惱火的事情，因為那使我們感到處於弱勢。

因此，我認為，推進科學界和公眾的對話，信心與能力的建設是同樣重要的。中國的科學家必須習慣於拿出證據去同公眾進行互動，這是（相關）研究所必須經歷的過程。與此同時，在中國的情境下，我認為來自體制內的信心也是至關重要的。應當意識到，並非所有辯論都意味著爭論或不滿，相反，我認為正是今天公眾對科學探討的缺失才導致了一些科學問題的政治化。

對於中國而言，建立與其科技發展雄心相匹配的公眾對話機制顯然是任重而道遠。不過，我對此仍然十分樂觀，因為在調研中我們看到了來自上下兩端對於這一問題的重視與好的意願。許多中國大學很希望使用我們同中科院共同開發的「公眾對話模型」資源，將其融入到科學課程中，使新一代科學家具備更好的能力去同公眾交流。去年年底，我們還向中國科技部提出了六點建議，希望將更多資金與教學資源投入到公眾科學素養的培育中。就在幾周前，我被這一部門邀請去給科技部的官員做了講座，包括它的三位領導。在講座結束後，其中一位領導告訴我，我們應當考慮為政府提供諮詢的機會，並強調其「刻不容緩」的緊迫性。正是這樣來源於上下兩端的熱情，讓我對前景感到樂觀。

最後，我想強調一點，那就是中國公眾在科學中的角色是一個值得全球關注的話題。今天的中國已然在一些科技領域處於最前沿地位，今後還將有著更大進展，因此我們需要作為探路者的中國科學家們向全球公眾清晰地傳達他們突破性研究的風險與機遇。我認為這將是世界科學共同學習的一個過程，因為我所講述的這些困境都並非中國獨有的問題。在此我呼籲，除了同中國加強科學研究上的合作，西方也應當同中國科學家共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公眾對話機制，讓基因編輯技術為大眾所理解，並受用於它。

以上圖片均來自張悅悅報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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