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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淵源

我出生於中醫世家，卻並非書香門第，祖上是農民，原籍湖南嶽陽彭家大垸。清朝道光年間，曾祖父彭銀樵不滿包辦婚姻，從老家出走，一擔青菜挑進長沙，成了城裡的打工仔。

有一次，看到釘馬掌的工匠在削馬蹄皮，突發奇想，他將削下的馬蹄皮放在新瓦上焙枯，調上冰片、麻油，試著用來治療臁瘡：一種當時勞動群眾最常見、最不易治癒的小腿脛部潰瘍，俗稱「爛腳杆子」病。豈知真的有效，一炮打響，由此起家，儼然當起了「外科醫生」，當然，按大清律例，現時標準，只能算作「江湖郎中」。從此，彭氏醫生的招牌在長沙市白馬巷64號一掛就是七十餘年，直到1938年長沙文夕大火燒起為止。

祖父這一輩，有五人行醫，業務涵蓋了中醫各科，以大伯祖父的名氣最大。他老人家專攻葉天士的學說，一部《臨證指南醫案》，讀得滾瓜爛熟，用得出神入化。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湖南省政府主席、軍閥何鍵的父親得了病，老爺子從鄉裡頭次進城享福，不到半月，一病不起，高燒不退，群醫束手。伯祖父以上等高麗參一枝燒炭、加保和丸煎湯，一劑而熱退身涼。明明是一個消化不良引起的「滯燒」，用幾分錢一帖的打滯葯就可以解決問題，偏偏就難倒了眾多名醫，不知如何既能照顧到病情，又能照顧到大人物的面子，讓善於玩「腦筋急轉彎」的伯祖父撿了個便宜。經何鍵一褒獎，伯祖父於是乎就「飲譽三湘」了。

我的父親行四，學醫的是二伯、三伯。二伯彭崇讓生於1902年，家境貧寒，只念了四年私塾，全靠博聞強記，苦讀成才，青年時即醫名鵲起。五十年代初，本擬調中國中醫研究院，恰逢得了肺結核，未能成行。後來入聘湘雅醫學院，擔任中醫顧問、教授、1959級西醫學習中醫班導師。二伯曾為胡耀邦、葉劍英、王震、陶鑄、楊得志等來湘的軍政大員多次看病。徐特立先生的夫人患有一種「癔病性昏厥症」，每次發作即昏不知人，任何藥物無效，過幾天就自動蘇醒。

1964年初，徐夫人在長沙發病，二伯用黃芪一兩、防風五錢，濃煎鼻飼，旋即蘇醒。徐老先生大為驚嘆，問原因。二伯回答：這個病中醫古有記載，名「屍厥」，《史記·扁鵲傳》中，晉國大夫趙簡子得的就是這種病，扁鵲憑脈斷定三日後復甦，未嘗用藥；《舊唐書·許胤宗傳》中，柳太后得此病，御醫用黃芪、防風煎湯數斛，置於床下，熏蒸而醒；我不過是依樣畫葫蘆、新瓶子裝舊酒而已。聽得徐老先生感慨不已，不久，親自提名二伯為第三屆省政協常委。

對於先人的這些軼聞趣事，雖然從小耳熟能詳，但到後來從事醫學史研究時，我還是正經八板地考證了一番。結果發現：用馬蹄皮焙枯治臁瘡，方書未載；人蔘燒炭消滯，經傳無考；即使是將趙簡子、柳太后、徐夫人，千年故事一鍋勺，也似乎有馬嘴驢唇、移花接木之嫌，不那麼絕對科學嚴謹的。

我這幾位可敬的先輩，除了敢於實踐、膽識過人之外，還有一股子靈性，也就是中醫常講的悟性，所謂「醫者，意也」，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與詩品中的心有靈犀、畫論中的形神兼備、文章中的妙手偶得、佛學中的境由心生等等，是一脈相承、息息相通的。但悟性這東西，用講究實證的現代科學方法，大概找不著形態，它卻是滲透於中國古代文化各門學科的靈魂，而一個缺少悟性的中醫，永遠只能在低層次的臨床實踐中徘徊。

最初跨進中醫這個門檻，遠沒有聽故事那麼開心浪漫。我開始為徒學醫，已過弱冠之年，背書的「童子功」自然是沒有了，對中醫的了解，也近乎一張白紙。二伯遞給我一本張仲景的《傷寒論》，囑咐不許看註解，以免受干擾，要把原文反覆讀熟，仔細體會，直至倒背如流，全部刺進腦子裡，溶進血液中。二伯是有名的傷寒大家，平日里說起《傷寒論》來，口若懸河，縱橫千古，這時節卻來了個「沉默是金」，把我打入冷宮，令我獨學無友。莫可奈何，我整日在《傷寒論》中遨遊爬疏，苦思遐想，圍繞著這本小冊子，搬來一大堆中基、方劑、中藥、內科著作，像無頭蒼蠅一樣，瞎沖亂撞。

王國維講的讀書三境界的前二境「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是我當年啃這三百九十七條簡牘的真實寫照。大約半年後，當我還在這兩層境界中熬煎度日時，二伯把我帶上了臨床，一經點化，全盤皆活，我逐漸明白了《傷寒論》的價值，享受到思維的樂趣。當然，到驀然回首，見燈火闌珊、佳人俏立時，己經在很多年以後了。至今為止，沒有哪本書讀得像這本書這麼苦，也沒有哪本書像這本書那樣使我獲益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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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白天抄方看病，晚上讀書講經，我在伯父身邊度過了五年典型的中醫師徒相授的學習生涯。二伯最後一次教我，是臨終前的一刻。那是1978年1月17日，春寒料峭，二伯病危，等我趕到他身邊時，經過他的學生們的搶救，能坐起來了，面色潮紅，精神尚好，大家鬆了一口氣，二伯一會兒嚷著肚子餓，要吃荷包蛋下面，一會兒喊我接尿，我剛把尿壺湊上去，忽然抓住我的手，叫我摸他背上的汗，連聲問：「摸到沒有？摸到沒有？這就是絕汗，絕汗如油啊！」話音剛落，氣絕而亡。二伯用他生命迸發的最後一閃火花，為我上了最後一堂課。這是怎樣的一堂課啊，刻骨錐心，終生難忘！

中醫的科學方法

古代中醫對人體生命活動的研究所採用的認識論和治療疾病所使用的方法論，主要來源於老子《道德經》。《道德經》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老子提出的道，是一種哲學範疇，既是指宇宙的本原，又可以指事物的普遍規律，以及每一門學科的最高法則。根據我的理解，這段話的意思是：「道這個東西，是混沌模糊的，它的內部，有形象，有物質，從外面觀察，似乎能看清楚，卻又看不真切。在它的幽暗深處，藏有精氣。這種精氣是十分真實的，有信息傳遞出來。」這段韻文很流暢，並不難懂。從外面看不真切的是象和物，因為形象和物質是靜態的；能夠感受到的是精，因為精氣是動態的，老子用「其精甚真」來強調流動的的精氣給人造成的逼真的感官衝擊，而體內的信息是靠精氣的流動遞送出來的。

請仔細體會一下：這不正是概括了人體生命活動這個複雜系統所具有的模糊性、不可直觀的特點，並且揭示了醫學應當為之採取的研究方法嗎？的確如此！請緊緊抓住象、物、精、信這四個關鍵詞。先講信，信的意思是憑據、信息。人，只要是活著的人，不論處在健康、亞健康、患病的哪一種狀態，總是有愉悅、疲乏、不適、疼痛等各種感覺，這就是體內發出的信息，這些信息，不僅自己可以感受到，旁人也可以觀察到。

中醫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從各個角度來捕捉、收集病人體內發出的信息。然後，將收集到的各種信息分類、歸納、抽象，上升為「證」。證是經過加工提煉之後的信息，可以據此確定疾病是在體表，還是在體內，屬於寒性，還是屬於熱性，人與疾病之間的態勢是屬虛，還是屬實，整體性質屬陽，還是屬陰，形成了有名的「八綱辨證」。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先生幾年前在香港做關於「中國古代文化與中國古代科學」關係的一次講演時，提到中國古代科學家善於把複雜的現象歸納、抽象成簡單的原理，舉的就是「八綱辨證」的例子。在辨證清楚之後，醫生或用針灸，或投湯藥，給予種種治療，而採用的所有治療措施，都是醫生向病人體內輸入信息。

病人經過治療後，是好是壞，又會通過主觀感受和客觀體征的改變這些新的信息，反饋到醫生那裡，醫生再決定如何進一步治療。這就是張仲景在《傷寒論》中教給我們的「辨證論治」。辨證論治，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就是中醫處理人體疾病信息所採用的科學方法。

辨證有嚴密的邏輯，論治有嚴格的規定，不是可以任意施為的。這就與光憑經驗用藥的「經驗醫學」有了本質的差別。

舉例來說，《傷寒論》第十三條：「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桂枝湯主之。」在這裡，頭痛、發熱、汗出、惡風四種癥狀，就是患者得病後體內發出的四種信息，這一組信息經張仲景分析、歸納後，抽象、上升為風寒表虛證，而後用桂枝湯治療。由桂枝、白芍、甘草、生薑、大棗五味葯構成的桂枝湯這個信息組，在輸入患者體內後，使體內原來發出的頭痛、發熱、汗出、惡風這一組信息迅速消失。於是，這種特定信息的輸出與輸入，形成了一個範式，清代傷寒名家柯琴稱之為「桂枝湯證」，並且將傷寒方所適應的證全部命名為麻黃湯證、小柴胡湯證、白虎湯證等，繼而提出以「湯證結合」為綱學習傷寒論的方法。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和十分正確的導向，真是慧眼獨具！

「湯證結合」或「方證結合」概念的提出，使輸出信息與輸入信息的搭配標準化、規範化，達到了信息處理的最佳效果。掌握和貫徹了《傷寒論》的辨證論治方法，就可以使中醫擺脫經驗醫學的桎梏，上升到科學理論的高度，大幅度提高治病的療效。

為什麼中醫臨床家總是反覆強調治病時要「認證無差」？因為對疾病信息的歸納、分析、判斷一旦有錯，再多、再好的方子也不會有效；為什麼經方派醫家一再叮囑用傷寒方必須用原方，「不可隨意挪動」？因為幾乎每一首傷寒方都有嚴謹的結構，而且被多次證明：這是對應於某一個證的最佳輸入信息組合，如果隨意加減，破壞了它的結構，即使認證再准，輸入了錯誤的信息，治療同樣會失敗。現在人們動輒批判經方派醫家守舊復古，誰知「不可擅自改動經方」之訓，其中蘊藏著深刻的道理，淺薄的反而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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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認真讀過《傷寒論》的人都知道：在《傷寒論》里，有分析，有綜合，有演繹，有歸納，有抽象，有推理，有假設，有比較，組方縝密，計量嚴謹，中國古代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的成果，被張仲景運用發揮到了極致。在這裡，不需要解剖知識，不需要動物模型，不需要藥理試驗，不需要實驗研究，不需要統計分析，只需要掌握好患者與醫生之間直接的信息交流，也就是掌握好辨證論治這個中醫處理人體信息時所採用的科學方法。

因此，辨證論治是中醫所有科學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是近現代醫學從來沒有採用過的方法，是目前中醫、西醫兩個醫學體系相互溝通中最難以逾越的障礙，但它卻是中醫臨床的核心和靈魂，是中醫認病、治病最犀利的武器。《傷寒論》不僅提出了辨證論治的思想，而且通過書中理、法、方、葯的緊密結合，完成了中醫臨床認識論與方法論的高度統一，所以，它在中醫學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無與倫比的。

試問：《傷寒論》所闡述的，難道只是一種經驗醫學、應用技術，而不是一種科學體系嗎？結論應當是不言而喻的。有人認為：中醫的治療經驗不具備可重複性，不能經統計學處理，因而它是一種經驗醫學。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如果是針對西醫所說的病，中醫任何良方可能都經不起統計學處理；如果是針對中醫所說的證，中醫無數方葯的療效不僅經得起億萬次的統計學處理，而且精確的辨證論治可以取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效率，例如《傷寒論》中的兩百餘首經方，重複了一千八百餘年，至今仍然療效卓著。請問，有哪一種西藥比得上中醫古方的這種統計和重複呢？用評價西醫的當代科學標準來評價中醫，用研究西醫的科研方法來研究中醫，必然導致中醫的悲劇，但這何嘗又不是當代科學的悲劇？

明明看到那些臨床經驗豐富的老中醫治某種病療效卓著，用他的方子去做實驗，卻得不出陽性結果，沒有統計學意義，只好否定，這不是活活的「睜眼瞎」嗎？這把貌似公正的「金尺子」，不知挫傷了多少中醫和中西醫結合科研人員的積極性，為了屈從西醫的科研標準，他們只好放棄自我，而放棄自我的結果，導致搞了幾十年的科研，卻拿不出一項像樣的、世界級的中醫成果來。這不是中醫不科學，更不能證明中醫治病無效，只能說中醫還沒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己這門學科的「金標準」。

當然，正如我曾說的：中醫是「中國乃至世界古代自然科學僅存的熊貓、活的化石」，言外之意，現代社會幾乎再找不到類似於中醫這樣的古代自然科學，沒有參照物，要建立自己的「金標準」，實屬不易！沒有辦法，只好先借別人的鞋來緊自己的腳，甚至要削足適履，還得低聲下氣，這種做小媳婦的日子當然是不好過的。

我認為中醫的科研要想揚眉吐氣，取得真正的突破，必須走自己的路，而要走自己的路，必須先做自己的鞋，建立一套適合本門學科的科研方法和評估體系，如果一時做不到，不妨把全面繼承放在首位，耐心等待當代科學的嬗變，否則，一條死胡同走到黑，是難有出頭之日的。

我注意到近年有報道說，日本研製的《傷寒論》小柴胡湯製劑已成功打入美國的藥品市場，我不知道「小柴胡」是如何逃脫「統計學處理」這一類緊箍咒的，這似乎應當引起有關科研人員的高度重視，仔細研究，迅速跟進，也許從中能找到一條中醫藥迅速融入現代社會的快捷方式。我早已覺察到西方人並不把「金標準」當作什麼金科玉律來卡中醫的脖子，也許是因為不存在競爭就沒必要踩對手的緣故吧。

總之他們一直在假裝「睜眼瞎」，明明用實證的方法看不到經絡的存在，卻不去否定它，反而大開綠燈，到處放行，這種中國式的「難得糊塗」，倒表現了一種科學的聰明。如果硬把當代科學當作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把自己完全不懂並且根本不想去弄懂的東西統統斥之為非科學，豈不是太霸氣一點了嗎？倘若我們的科學工作者能夠意識到當代科學和當代醫學的某些不足和缺陷，目光稍微留意一下中醫獨到的臨床方法論，也許能從另外一個角度找到當代科學的原動力。

錢學森先生二十多年之前曾說過：中醫的合理內核一旦被揭破，整個現代科學都要改寫。雖然改寫的時代遠沒有到來，悲劇的陰霾依舊籠罩著中醫的天空，可是，從中卻透出了一線亮光。最近，中國科技部向中國中醫研究院下達了一項科研課題，題名為：「中醫藥科技信息庫」。課題的設想前提是：既然中醫古代治病是一種信息的方法，而這些信息又都保存在一萬餘種中醫古籍中，為什麼不利用計算機這個當代科技的最高成果來處理這些信息呢？

先從中藥文獻開始，而後是方劑、臨床各科、醫案醫話等等，用建立知識庫系統的形式，把兩千年來中醫治病的信息採集、存儲下來，使中醫的物化、功能化語言成為計算機語言，以利於在現代社會的傳播，在數字化地球的大框架下，實現「數字化中醫」。這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工程，我雖然只參加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點工作，但從中受到鼓舞。

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發明的計算機網路，有可能成為任何學科的發展前沿，與它同步，就是真正的「與時俱進」，這種全新的思維、研究方法和手段，有可能使中醫出現整體的、跨越式的突破，並由此起步，最終實現中醫的現代化，讓中醫從此走出悲劇的陰影，變成一曲人間喜劇。這是一幅多麼美好誘人的前景！

對於那些至今仍然認為當代科學完美無缺的人們，我建議他們讀一讀金世明教授最近送給我的一本書，書名就叫《複雜》（三聯書店出版，1998），作者是米歇爾·沃爾德羅普，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基本粒子物理學博士，擔任美國《科學》雜誌高級撰稿人長達十年之久。書的封面是一段饒有興味的話：「這部書敘述一群美國科學家如何開創『二十一世紀的科學』的故事，對正在形成的科學的複雜體系做了深入淺出的描述。介紹了『一場新的啟蒙運動』。故事是，美國一些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們越來越無法忍受牛頓以來一直主導科學的線性和還原的思想束縛。他們在各自領域發現，這個世界是一個相互關聯和相互進化的世界，並非線性發展的，並非現有科學可以解釋清楚的。他們認為這個世界上不僅存在著混沌，也存在著結構和秩序。他們逐漸將自己的新發現和新觀點聚集起來，共同努力形成對整個自然界、對人類社會的一個全新的認識」。

當然，書中不可能有中醫的故事，因為，目前大概還沒有一個西方科學家真正讀懂了中醫。但是，我從中看到了希望：人體的生命活動絕對是一個複雜體系，是不可能憑藉解剖的、實驗的、統計的、微觀的這些「現有科學」完全解釋清楚的，現在已有一群來自不同領域的頂尖科學家開始發現了當代科學存在的缺陷，那麼，中醫這門古代科學在當代所蒙上的塵埃，總有被拂去的一天，中醫的科學方法和合理內核，最終一定會被未來科學所揭示和承認。

中醫的本質特徵

眾所周知，《黃帝內經》是中醫第一部經典著作，它在中醫學著作中的成書之早、地位之高、影響之大，顯然超過了《傷寒論》，正因為如此，當代科學家總是把他們的目光全部聚焦在《黃帝內經》上，認為它是中醫科學體系的代表。錢學森先生把《周易》和《黃帝內經》並列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兩部科學著作，而把後者更看作是研究人體科學的傑出作品。

《黃帝內經》確實吸收了先秦、秦漢在哲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等各方面的巨大成果，構築了一個以研究人體生命活動為中心的知識體系。然而，一旦深入，卻又發現：我們只能體會到其中的各種科學思想的表達，無法把握住它的具體的科學方法。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人文學者曾這樣評價中醫：中醫是科學精神和人文方法的結合體，換句話說，中醫具有科學精神，而不具有科學方法，是運用中國人文主義方法實現科學精神的一種醫學範式（邱鴻鍾，《醫學與哲學》，1999年第一期）。

顯然，作者是研究《黃帝內經》得出的結論。應當承認，這個結論是誠實的，卻不是全面的。怎麼能夠設想：兩千多年來，中醫不具有科學方法，就憑點科學精神、人文主義，居然能看好病？得出這樣的結論不能怪作者，因為幾乎所有研究中醫的學者們，由於臨床實踐有限，不可能領略到《傷寒論》中科學方法的強大作用，以為中醫的全部科學要素都在《黃帝內經》中。然而，用「科學精神和人文方法」來概括《黃帝內經》的實質，卻又十分中肯。這兩點，正代表了中醫的本質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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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精神的重要前提是，承認物質是第一性的，在這方面，《黃帝內經》與先秦大部分哲學家一樣，表現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觀點。讓我們回過頭再來看看《道德經》中的象、物、精、信這四個關鍵詞，還是先講「信」，追溯其源，對於人體這個複雜系統，是《黃帝內經》最早繼承了老子的方法論，即從人體外部來觀察體內發出的信息，所謂「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黃帝內經·靈樞·本藏篇》）。

也就是通過體外的反應，來了解內髒髮生的變化，於是掌握了疾病的規律。內臟是如何認識到的呢？《黃帝內經》中使用了解剖，依次看到了皮、肉、筋、脈、骨，和內臟器官等實體，以及血液、體液等流體，從而知道「其中有物」與「其中有精」。但通過解剖所見到的，只不過是一些停止了功能活動的靜態物質，並無法幫助當時的醫生直接了解人體的生命活動，於是，《黃帝內經》又一次使用了「象」這樣一種科學方法，通過「立象」，建立了中醫的「藏象」學說。

藏象學說雖然是以最初的解剖所見作為物質基礎，並且臟腑的命名也相同，但本質上已抽象為一系列觀察人體生命活動的模型，哪一種正常的或病態的生命活動，該歸納進何臟何腑，是經歷了無數次人體的信息交流，最後才得以明確的。老子說：「執大象，天下往」（《道德經》三十五章）。在中醫建立了自己獨創的臟象學說，或曰臟腑經絡學說之後，從此就有了認識生命活動和疾病現象的系統理論，至今，仍然在有效地指導著中醫臨床，無人能夠推翻。

《黃帝內經》是一個龐雜的知識體系，古人早就說它「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及人事」，它確實廣泛涉獵到古代天文、曆法、數學、氣象、物候、農業、地理、哲學、歷史、文化、軍事、音韻、音律、人際等各個學科。但它並不是一部百科全書似的著作，它只是以醫學研究為目的，圍繞著養生治病這個中心，攝取各個學科的部分有關知識，反覆闡明人體生命活動的規律，因而各個門類的知識廣而不深。

《黃帝內經》認為：人是大自然的產物，生活在社會群體中，人的生命活動，必然與天地相應，與人事相通。因而體內發出的各種信息，固然是臟腑功能協調或失調所產生的結果，同時，也與氣候的涼熱變化、空氣的潮濕乾燥、居處的冷暖乾濕、季節節氣的交替更疊、太陽月亮的起落升降、人際交往中的情緒波動、飲食口味的饑飽偏嗜、房事生活的放縱節制、先天稟賦的厚薄強弱等等因素密切相關，醫生必須將各種因素綜合考慮，全面考察，才能捕捉到人體真實的信息。

總的來說，《黃帝內經》不把人看作是孤立的、靜止的死人，而看作是生活在一定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中的活人，死人是發不出生命活動信息的，活人不但發出大量的信息，而且時時充滿了變數。為什麼中醫特彆強調治病一定要「因人、因地、因時制宜」，就是因為每個人得病的原因和證候都不相同。學中醫最難學的也就在這一點上。

後人從《黃帝內經》中歸納出的中醫「三因」學說，把疾病的原因總結為：外感風、寒、暑、濕、燥、火，內傷喜、怒、憂、思、悲、恐、驚，以及房事、金刃、蟲獸、饑飽無常等內外因。這種宏觀的歸納方法與西醫微觀的認識方法顯然不同。毋庸置疑，這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方法，或者說，充滿了人文主義色彩；更加毋庸置疑的是，《黃帝內經》一開始所奠定的，就不是一種生物醫學的模式，而是一種生物的、社會的、心理的醫學模式，這恰恰又是現代醫學正在提倡的一種新的醫學模式，這就是中醫的本質特徵，這就是中醫與當代西醫最大的區別。

中醫是中國古代文化孕育出來的一門學科，中國的語言文字和中國哲學的重形象、重意境、重聯繫、尚體驗、尚感悟、尚取類比象這些特徵，賦予了《黃帝內經》以豐富的人文內涵，但這種民族化的思維模式致命的弱點是缺乏嚴謹的邏輯。假如我們只有《黃帝內經》，中醫必然會像中國古代其它各門科學一樣，縱有無數傑出的發明、發現，卻只能停留在工藝技術層面，未能向近代科學轉化，最終被當代科學吃掉。幸虧我們還有一部《傷寒論》！

《傷寒論》以其強大的邏輯思辯力和正確的科學方法彌補了《黃帝內經》的不足。中醫沒有被近代科學所淘汰，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古代科學活的化石、惟一的熊貓，決不是偶然的，因為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只有中醫這一門科學，例外地同時擁有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這兩種思維方法，其代表作就是《黃帝內經》和《傷寒論》。我們應該慶幸中醫的源頭上有這兩部偉大的著作！

中醫的優勢領域

現代醫學毫無疑問是當代的主流醫學，是占統治地位的醫學，由於幾百年來，它與近代、現代科學同步發展，充分吸取了後者的創造性成果，因而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特別是在外科手術、器官移植、遺傳工程、微觀診斷等領域，佔領絕對優勢，中醫和其它傳統醫學望塵莫及。然而，擁有自己獨到的科學方法和本質特徵的中醫，至今能夠立於不敗之地，必定也有它的優勢領域，我認為，至少在三個方面是當代西醫所不及的：

A.治療手段的優勢

西醫治病，除了手術之外，就是服藥。對於許多器質性的疾病，手術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很多人不適合於手術，很多人手術後留下長期的後遺症，同時，手術也改變不了產生某些器質性疾病的內環境，例如，腫瘤、囊腫、結石，割了又長，難以根除。西藥絕大部分是上個世紀發明的化學合成藥物。而這些藥物所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和導致的葯原性疾病，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了。

中醫治病，主要也是兩大類手段：針灸與方葯。針灸被西方人認為是中國古代的「第五大發明」，針灸治病療效好，副作用小，特別是在鎮痛、調節內分泌紊亂、調節神經功能方面具有獨特的作用，據美國一家醫學雜誌統計，針灸至少對四十六種疾病的治療擁有優勢。而且，針灸是一種非藥物療法，不存在藥物在體內代謝或存留對人體器官所造成的任何傷害，因此，針灸在西方國家受到普遍歡迎。

中藥絕大部分是天然藥物，天然藥物比化學合成藥物副作用小，據說，這是因為前者的化學結構更接近人體細胞，因而親和力大，損傷力小。在這裡，我要著重指出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中醫治病，歷來看重的是方劑，而不是中藥，這在外人、特別是外國人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區別，其實，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方劑固然是由藥物構成的，但是，根據個人經驗，使用一味或幾味中草藥治病取得療效，這只是經驗醫學的水平；選擇幾味或十幾味中草藥、按照嚴謹的構方原則組成方劑來治病，這才上升到了科學方法的高度。中醫目前臨床所使用的藥物不超過一千種，中醫歷代使用過的藥物也不超過一萬種，但是，由這些藥物組成的古今方劑卻至少達到三十萬首。

這是為什麼？因為方劑的創製，存在著很高的技巧性和科學性，即使同樣的幾味藥物，僅僅因為用量不同，所適應的證就可能完全不同。我們從《傷寒論》的桂枝湯、桂枝加桂湯、桂枝加芍藥湯等完全可以領會到這一點。古人特彆強調要「因證制方」，就是因為已經意識到「方證結合」的思維模式，能使人體輸出信息與輸入信息的對接達到標準化、規範化，從而取得人體疾病信息處理的最優效果。歷代名方是中醫學最精華、最核心的部分，在醫學史上，幾乎每一首方劑的問世，都凝聚著創方者的心血和經驗，十分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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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棗仁入葯，始見「神農本草經」。漢代大醫家張仲景，用酸棗仁湯治療虛勞虛煩不得眠，中醫2000年來傳承運用，功效顯著；適用失眠不眠、心虛膽怯、思慮過度、虛汗，建議食用時間，睡前30-40分鐘，每次15克。特別加入黃精、桑葚、百合、桂圓、白茯苓等，大補五臟！

現在教中醫、學中醫的人，絕大部分不理解這個極其重要的道理，以為守古方是抱殘守缺，自己擬方是發展創新，不願去大量記誦古方，不屑於使用原方，以至於臨床療效下降，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特別是大部分搞中藥科研開發的人，把重點放在單味中藥上，總是想從中發現或提煉出某些有效物質，從而取代西藥，擠入國際醫藥市場，這種研究思路似乎有問題，幾十年來，開發出來的重大藥物沒有幾個，反倒被美國人研究出幾十種單味中藥對身體有損害，現在，不但要擔心「廢醫存葯」的問題，照這樣研究下去，連中藥都在現代社會「無地自容」了。

我歷來不敢相信現代化學的研究手段有多麼高明，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石膏退高熱是眾所周知的，但是，至今為止，現代化學就是分析不出其中哪一種物質起的作用。石膏不過是由兩水硫酸鈣組成的一種簡單無機物，研究結果尚且令人汗顏，更何論中藥大部分是有機物，更何論方劑又是由多種中藥組成的。

況且，有什麼理由說在實驗室里通過化學分析得出的結果與服藥後在體內發生的作用是一致的？我作為一個臨床醫生，對《中藥大辭典》最大的意見是：每當在臨床上發現某種葯療效好，想查查現代研究結果、找到一點理論根據時，書中往往「顧左右而言他」，令人失望的時候何其多！我不能設想在「現代」的旗幟下到處都留下空白的這種研究結果，究竟有什麼權威性！總之，我在這裡要強調的重心有兩點：第一，中醫內服藥的優勢不在單味中藥，而在由中藥組成的方劑；第二，檢驗中醫內服藥優勢的標準，主要在臨床療效，而不在實驗室里用有限的手段可能得出的檢測結果。

B.治療思想的優勢

「治未病」是中醫學最著名的思想之一，這種預防醫學思想早在《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中就已經形成，所謂「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後葯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臨渴穿井，臨斗鑄兵，豈不晚乎？」即在疾病形成之前，甚至還處於萌芽狀態，就應當積極預防和治療。在《黃帝內經·素問》的第一篇「上古天真論」中，系統闡述了身心調節、起居調節、飲食調節的各方面要素，如：「恬淡虛無，真氣存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形與神俱」等等。這些思想貫穿於整個中醫學中，當然是極其可貴的。

近幾十年來，聯合國衛生組織提出「健康新概念」，許多醫學科學家提出「現代醫學必須由單純的生物醫學轉型為生物的、心理的、社會的醫學」，人們廣泛了解到在健康與疾病之間還存在一種「亞健康」狀態。所有這些新觀念，坦率地說，都是中醫學堅持了兩千多年的老觀念，並且積累了許多豐富的經驗。西醫從上個世紀開始廣泛使用的免疫製劑，無疑也是「治未病」、即預防群體疾病的一項更偉大的措施，但是，要實現醫學轉型、要用醫學手段促使人們從亞健康狀態轉向健康狀態，西醫該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其原因是，西醫目前的這種範式已經形成好幾百年了，自從十八世紀義大利的莫干尼利用解剖發現患者的組織改變，發表了《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之後，至今為止，西醫仍然把尋找病因、尋找病原微生物作為治病的首要前提，由於充分利用了近、現代科學技術的成果，西醫對人體的微觀認識越來越清楚。

特別是近年來，現代科學在繪製人類基因圖譜等方面取得的巨大突破，更加強化了西醫使用微觀方法的信心。在這種大背景下，試圖勸說一個西醫臨床醫生轉換一下思維定式，多用宏觀的、整體的、聯繫的觀點看待疾病，恐怕收效甚微。目前，雖然西醫的檢測手段越來越先進，然而，有相當多的疾病最終是查不出原因的；有相當多的疾病一開始查不出原因，因為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到查出原因時，疾病已成嚴重發展的態勢。

對於一切以檢測結果為主要用藥目標的西醫來說，因此而誤診、耽誤病情的實例，的確不在少數。我們可以經常看到一些痛苦不堪的病人，被醫生宣布無病，他認為有病是你自己的主觀感覺，是一種心理障礙，因為所有的客觀檢測指針都是呈陰性的。中醫卻不以檢測指針作為診斷標準，而是以證候——人體發出的疾病信息作為診斷標準，只要有證可憑，就有辦法治療，這就使得那些處於亞健康狀態、處於疾病初中期而檢測指針暫時顯示不出、屬於功能紊亂、屬於內分泌紊亂的人們能獲得有效的治療，這可以說是古代「治未病」思想在現代的運用和發展。

西醫對付疾病的主導思想，是對抗性治療。發現是細菌引起的疾病，用磺胺、抗生素殺死它；發現是細胞增生變異引起的癌症，用手術割除、用放化療殺死它；發現是病毒引起的疾病，雖然目前還沒有發明出殺死病毒的藥物，也轉著法子想殺死它，例如：用干擾素殺乙肝病毒，等等。人文學者王一方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論述：「這是一種典型的『戰爭模式』，有『敵人』，有『殺傷性武器』；有『戰場』，有『戰鬥』，把治療關係定格成對抗關係，藥物手冊里有許多類藥物都以『抗××』命名，抗生素、抗寄生蟲葯、抗感染藥物、抗腫瘤葯、抗過敏葯、抗貧血葯，連維生素C都曾叫『抗壞血酸劑』。其實，維生素類是營養要素，補充型的治療思路，而非對抗型思路。從醫學人文的角度看，『戰爭模式』的治療觀容易產生兩種迷失，一是把病人當『敵人』，把疾病與生命混為一談，抗生素的攝入不僅殺死致病的細菌，作為代價，也殺死了正常的菌落，使體內菌群生態發生傾斜，同時，抑制體內免疫功能，中間代謝物還可能引發免疫反應。二是確立了外在干預（涉）佔主導的治療觀念。」（《醫學與哲學》，2001年第八期）

中醫對付疾病的主導思想，是平衡調節，調節是手段，平衡是目的，通過調節，使體內失衡的狀態恢復平衡。《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所謂「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決」，把陰陽之間的平衡，看作是維繫生命的基礎。體內陰陽氣血的失衡，是有確切的信息輸出的，《黃帝內經·素問·調經論》舉例說：「陽虛生外寒，陰虛生內熱」。凡陽氣虛的人，總是形寒怕冷，凡陰血虛的人，總是手足心發熱。因此，醫生應當根據這些信息來「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由此而確立了「平衡調節」這個總的治病原則。

中醫特彆強調「扶正驅邪」，這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非常符合辯證法。扶正就是幫助和提高人體的抗病能力，保護人體的免疫功能，驅邪就是把疾病及其代謝產物排除到體外，「正安邪自去，邪去正乃安」這句話在中醫界可說是膾炙人口。「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更說明在疾病急性階段所採取的非常手段只是權宜之計，而一旦病情緩解時，就要顧護人體的正氣這個根本。

張仲景重視陽氣，葉天士珍惜陰津，錢乙補腎，李杲補脾，張景岳全面調補五臟氣血陰陽，都把保護患者的機體放在首位，並且作為治癒疾病的先決條件。由於目光凝聚點有著偏重於「人」和偏重於「病」的不同，因此，中醫在臨床，著重考察的是病人的功能狀態；西醫在臨床，著重注意的是檢查結果。中醫在臨床，重視與病人的交流，以求能全面收集病人的信息，這種無形中的心理治療，更增加了病人對醫生的信任；西醫在臨床，重視各種檢測手段的使用，惟恐有所遺漏，無形中忽略了傾聽病人的敘述，增加了醫患之間的隔膜。這兩種醫學哪一種更具有人文精神、更符合醫學的目的與宗旨，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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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調理脾胃、祛濕的效果，八珍粉當仁不讓。八珍粉這個方子時至今日已經有很多配伍、這個當年慈禧太后的養生用品發展至今、側重也各不相同。在這款八珍糕方子裡面，山藥、蓮子肉、白扁豆都是健脾補脾；茯苓和薏米是利水祛濕；芡實收澀養身，山楂消食健胃，麥芽舒肝健脾和胃。這樣一來，整個方子有陰有陽，有升有降，平和有偏，難怪有人說，八珍糕是千年養生第一糕。

平衡調節與扶正驅邪方法，是對「對抗治療」的一種很好的補充。以細菌引起的急慢性炎症為例：在急性炎症階段，西藥抗生素確實具有強大的效力，但是，使用多了，使用時間長了，往往產生耐藥性，療效降低，轉成慢性炎症之後，抗生素幾乎完全無效。中醫的仙方活命飲、五味消毒飲、清瘟敗毒飲、黃連解毒湯、犀角地黃湯等等，對很多急性炎症引起的疾病也療效卓著，但是，其中的任何一味葯，甚至任何一首方，殺菌的實驗研究結果，卻遠遠不及抗生素，因而又出現臨床療效與實驗結果完全不同的巨大困惑。

這至少說明：中醫方葯不是通過對抗治療取得療效的。轉成慢性炎症之後，中醫在扶正驅邪的總原則下，治療的方法極其豐富，療效也不錯。因而在慢性鼻炎、咽喉炎、食道炎、胃炎、膽囊炎、腸炎、膀胱炎、尿道炎、盆腔炎等等一系列慢性炎症領域，中醫藥大有用武之地。再以癌症為例，西醫目前採用的手術、放療、化療三大常規治法，目的是儘可能多的殺死癌細胞，然而，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證明，癌細胞是不可能完全被殺死的，只要有一個，就可能克隆出新的癌腫來。

如何減少三大療法的毒副作用？如何從長計議，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抑制癌細胞的增生？西醫至今沒有較為成熟的方法，而中醫扶正驅邪的許多措施，能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有效地延長患者的壽命，提高其生存質量。更何況對內分泌失調、神經功能失調的各種疾病，中醫用平衡調節方法治療的效果是眾所周知的。當然，中醫在治療上的優勢領域還不止這些。但是，能不能有效地發揮中醫的優勢，關鍵在人，在於施治的這個人，能不能真正學好中醫。真正學好中醫，卻並非易事。

C.文獻資源的優勢

學中醫除了辨證難、用方難之外，還有讀書難。我這裡不光指古文字難讀，主要指古代留下的醫學文獻數量巨大，作為個人，一輩子都難以全面學習，全部繼承。中醫不比西醫，西醫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規律發展的，最新的成果，就代表最高的權威，舊的結論，多數被淘汰，過去的資料，重溫的價值不大。

中醫是滾雪球似的發展的，歷代中醫古籍，都是當時醫家治病的經驗總結，都不可廢。因為無論世界變化有多大，人類的疾病譜變化不大，換句話說，現代人有的病，大部分古代人都有，只是疾病排名的次序有所變動而已；加上指導中醫臨床的理論體系根本未變，因而，這些豐富的資料仍然可以直接用於臨床。這不像西醫，醫聖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也留下一百多篇醫學文獻，卻形同廢紙，無任何參考價值，因為希氏的「四體液學說」早就被近代醫學給廢了。

中醫的古籍有一萬種之多，收載方劑三十餘萬首，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沒有給它的後人留下這麼一份龐大的、可直接兌現的醫學遺產。對於學醫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是臨床治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現在不是正在提倡「循證醫學」嗎？恐怕哪一種醫學都沒有中醫這麼豐厚的循證資源。

真正從事中醫臨床的人都知道要多讀古醫書，然而在現代社會，急功近利，諸多干擾，肯吃這種苦頭的人實在不多，因此，成才也難。目前，國家已經啟動了用計算機網路處理中醫古籍的巨大工程，這一筆寶貴的資源可望得到最充分的、最有效的利用，中醫的人才培養也可能不會像以前那麼慢、那麼辛苦，也可能在將來會出現一種新的教育模式。

總而言之，由於歷史的原因，中醫與西醫兩個不同的醫學體系，都有自己的優勢和劣勢，比較而言，西醫的優勢更大一些，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的體系，當代科學不但給予它最新的成果，而且作為原動力不斷推動它迅速前進，當代醫學二十世紀末暴露出來的許多毛病，在新的世紀有可能迅速得到糾正。

中醫目前的優勢是相對的，也是由來已久的，由於中醫是一個封閉的體系，穩定性很強，原動力不足，局部的改革對它難以觸動，因此，中醫在充分保持自己優勢的同時，要爭取與現代科學技術例如計算機網路相結合，才有可能實現整體的、跨越式的突破，決不應當跟在西醫後面亦步亦趨，用牛頓時代以來的這一套老方法，試圖改造自己，裝點自己，扭轉自己的「劣勢」。東施效顰是沒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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