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科技顛覆史

在經濟大蕭條後的幾年裡，通過 Google 搜索會發現「顛覆」一詞隨處可見。外媒 TechCrunch 用這個詞命名了一個會議；《紐約時報》有一個專欄的名字就用到了這個詞；投資人 Marc Andreessen 警告說「軟體顛覆」會吞併整個世界；不久之後，Facebook 董事會成員 Peter Thiel 說「顛覆」是他最喜歡的詞語之一。

「顛覆性創造」這一術語是由哈佛商學院的教授 Clayton Christensen 在 90 年代中期提出的，旨在描述一種特定的商業現象，即在成熟的公司專註於為現有客戶提供高價產品的時候，顛覆者開發了更簡單、更便宜的創新，引入面向新客戶的產品，並最終取代現有企業。個人電腦顛覆了大型機的市場、折扣商店顛覆了百貨商店、手機顛覆了固定電話等等。這種情況屢見不鮮。

然而，在矽谷的故事裡，「顛覆」變成了類似於科技達爾文主義的代名詞。該理論將自然規律強加到人為創造的市場上，認為所有動蕩的行為都合情合理。歷經顛覆仍然屹立不倒的公司倖存下來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適應了環境。

「在接下來的 10 年裡，我預計會有更多的行業受到軟體的顛覆，新的顛覆世界的公司會進行更多的顛覆性創造，」Andreessen 於 2011 年華爾街日報關於軟體開創性的論文中寫道。「這個問題甚至比看起來還要糟糕，因為現有行業的許多工人都因為軟體帶來的顛覆性而陷入困境，他們可能再也無法回到各自的領域工作了。」

即使這個詞早已被濫用，它仍然在我們的意識中無處不在，使我們整天惶惶不可終日。他們想把我們嚇住，而我們相信了他們。為什麼不呢？他們的產品如此令人眼花繚亂，科幻魔法栩栩如生。他們改變了我們的每一天，時間和生活。與其懼怕被困在顛覆的另一邊，還不如讓我們看看這些顛覆世界的公司，了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但直到金融危機過去十年之後的現在，美國公眾似乎才意識到，我們眼中的顛覆性工作只是為了提取我們的數據、我們的注意力、時間、創造力、內容、我們的 DNA、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城市、我們的關係。科技幻想家的預測並沒有引領我們走向未來，而是將我們帶入了他們統治的未來。

他們承諾了開放的網路，但我們有的只是有圍牆的花園。他們承諾個人自由，然後打破了民主，而現在他們卻說自己才是那個可以補救的人。

但是數字革命的結局是否必然是寡頭壟斷？最近有三本書從我們怨恨的迷霧中浮現，它們認為目前不平等加劇的狀態並非是技術使然。相反，顛覆的描述讓我們誤以為這是一種新的資本主義。這些作者認為，科技公司征服世界並不是通過軟體，而是通過常見的權力途徑：躲避監管，壓榨工人，扼殺競爭對手，鞏固權力，提高租金，以及在經濟轉型的大潮中乘風破浪。

沒有保障的工作

Louis Hyman的新書《臨時工》（Temp: How American Work, 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came Temporary）認為我們可以將許多反烏托邦的商業行為與快速發展的技術平台（由一小群高薪工程師和很多承包商經營）關聯在一起，這些平台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時麥肯錫的顧問和商業專家推行用靈活的勞動力取代穩定的工作，以此作為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一種方式。但矽谷從一開始就說自動化是高科技公司獲取更大盈利和生產力的方式。

例如，在 1984 年，除了麥金塔電腦外，蘋果公司還在加利福尼亞州弗里蒙特引進了價值兩千萬美元的「機器人工廠」，蘋果稱其為「西方世界自動化水平最高的工廠」，儘管這個工廠實際上有 140 個人類，而且「大多數是女人，移民，他們負責組裝麥金塔電腦。」Hyman 說。其實它就像其他快速增長的電子行業一樣，依靠工廠里沒有身份的工人和移民，並通過臨時僱員的辦公室建立一個「緩衝區」，躲避大眾目光。

Hyman 說，蘋果公司使用「機器人」這個詞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手法」。 「這種夸夸其談的說法幫助矽谷在僱用工人時採用了戰後底特律從未出現過的方式，」因為非法的合同工人無法享受相同的待遇和安全的保護。

對於康奈爾大學的經濟歷史學家 Hyman 來說，這解釋了為什麼科技界沒有工會。 「經理們想要聽話的員工，最好是移民。雖然技術知識和風險資本因矽谷的成就而受到稱讚，但這種成功是通過靈活而又廉價的下層社會勞動力實現的。」他寫道。

幾十年後，Uber 仍可以保持靈活性，因為工人幾乎沒有選擇。但是觀察人士經常將因果關係混為一談，指責這種「零工」經濟，認為這種經濟里榨取了非正式合同工以及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的無情效率。「這種不穩定經濟的原因並不是 Uber。它是服務經濟的多餘產物，」Hyman 反駁說，「Uber 可以發展是因為它的輪崗制度，即使在相關制度的約束下依然很糟。」

社會的顛覆首先出現，而技術是為了利用它而建立的。儘管如此，Uber 與我們無情的應用程序驅動的關係可以為該公司帶來便利。監管機構不願意執法，不僅因為消費者喜歡這種便利，而且因為我們知道科技成就的這種商業模式（將風險轉移到城市、工人和公民）是不可避免的。

矽谷不是經濟變革的開始，也不是結束，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這些書中的批評之所以產生了共鳴並不是因為它們揭露了該行業罪惡的實質，或揭示了一些邪惡的意圖，而是因為作者提供了科技行業常見的歷史事件記載中缺失的背景信息。華爾街、大型製藥公司、強盜大亨、薩克勒家族和麥肯錫公司之間都有關於科技行業的反思，他們慢慢侵蝕了科技行業的運營（並且被不同地對待）。

創新的風險與回報

在《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中，經濟學家 Mariana Mazzucato 摒棄了另一個矽谷例外論的神話：科技巨頭及其投資者應該獲得巨額利潤，因為他們是創造價值的冒險創新者，而不是攫取者。「對於風險投資家來說，」Mazzucato 寫道，「他們真正的天才之處在於他們的時機：他們有能力在發展風險最高峰過後再進入這個行業，而且在最佳時機進行收割。」

她認為，創新的大部分艱苦工作都是由政府資助的，卻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直接回報。與科技行業的嘲諷相反，公共基金創造了許多我們歸功於矽谷的技術。Mazzucato 指出，GPS 是由美國海軍資助的，觸摸屏顯示器得到了 CIA 的支持，互聯網和 SIRI 都由五角大樓的 DARPA 資助，而 Google 的搜索演算法由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

然而，政府獲得的回報很少。例如，在政府給了太陽能公司 Solyndra 5.35 億美元貸款的同年，還借給了特斯拉 4.65 億美元。她說：「納稅人為 Solyndra 的損失買了單，但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特斯拉的收益」。Solyndra 已經成為「政府在選擇獲獎者方面令人遺憾的過往代名詞」，監管機構對於這個故事避之不及。

Mazzucato 說，從理論上講，公共部門應該通過間接手段獲得回報，例如較高的稅收收入或公共利益。相反，「有說服力的」論調是：如果沒有矽谷，技術進步不可能讓大數據帶來的利潤毫無風險地進入私人的口袋。

預言式宣傳

《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一書中，記者 Anand Giridharadas 在慈善事業方面（而非自由市場）表達了相同的預測傾向。

Giridharadas 帶領讀者乘坐了 Summit at Sea 這條創業大會的游輪，改變世界的人聚集在一起，傾聽投資人 Shervin Pishevar 講故事，他讓大家保持身體健康，因為延長人類壽命的基因研究很快就能實現。Pishevar 表示，「屆時 70 歲退休的想法會讓人們覺得像要在 30 歲退休一樣。」

Giridharadas 認為，這段話不是科學發展方向的反映，而是為了向技術投資者投其所好。他寫道：「對富人來說，延長壽命是即將發生的事情。儘管對所有人來說，醫療保健系統並沒有那麼發達。」

「Pishevar 在這裡鼓吹，將這些言論偽裝成預言，」Giridharadas 寫道，「如今，風險投資家和企業家被許多人視為思想家，他們的商業話語被視為想法，而這些想法往往是將來時：關於下一個時代的主張，加上他們自己的企業帝國，得出他們的創業使命宣言。」

自從 Giridharadas 離開游輪以來，這種風向已經興起了。這些書中的論點幾年前就已經被摒棄了，現在這些作者卻受邀在技術活動中進行演講。在國會山，監管機構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在矽谷，各家公司都表現出悔悟的樣子。但是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很明顯他們仍然在締造一個未來，在那個世界裡顛覆者依然是主導者。AI可以可以修復仇恨的言論和錯誤信息。Google 的審查搜索可以讓中國變得更加美好。基本收入可以賦予我們自由。

在一個勝者為王的經濟體中，很難證明統治者是錯的。但是大家對科技的強烈抵製表明我們想要的不僅是他們的神話中的下一個篇章，我們還要質疑那些倖存下來的公司的適應性。

原文：https://www.wired.com/story/alternative-history-of-silicon-valley-disruption/

作者：NITASHA TIKU

譯者：彎月，責編：屠敏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