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臣請求廢止投充逃人法激怒順治皇帝：這是想讓我們受窮挨餓嗎？

八旗入關之初，根本就沒拿中原百姓當人，這一點在他們制定的《投充法》《逃人法》中就能看得出來。這兩個所謂的「法」是都編進了《大清律》的，就不多介紹了，只用一句話就能證明這兩部律條有多可惡：連講清史的中學教師和挨耳光的專家都說它們是清初六大弊政之一，其餘的四大弊政分別是圈地令、剃髮令、禁關令和屠城。但就是這樣兩部嚴刑酷法，有三個漢臣提出應該廢止的時候，還被順治皇帝福臨怒斥：「你們這是想讓我們滿人受窮挨餓嗎！」那三個漢臣一個被貶官，兩個被流放至死，《投充法》《逃人法》直到雍正廢除賤籍之後，才成了一紙空文，名存實亡了。

在清初六大弊政中，屠城最廣為人知，除了揚州嘉定，還有江陰之屠、崑山之屠、嘉興之屠、常熟之屠、蘇州之屠、海寧之屠、廣州之屠、贛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其中四川之屠甩鍋給了張獻忠。關於四川之屠甩鍋給張獻忠，不是本文討論的話題，簡單引用清朝皇帝官員自己的話就行了。順治六年刑科給事中陳調元奏摺中說清軍入川，「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清世宗實錄》雍正七年九月：「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遺之嘆。此天下人所共知。」順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署四川川南敘府總兵馬化豹塘報》中說：「戰守敘府（宜賓）已八個月，所部官兵俱將騾馬宰吃，日逐稟泣，難堪度日。凡捉獲賊徒，未奉職令正法，三軍即爭剮相食。本職若敢妄言，難泯官兵之口。」

能夠被「清人」列入六大弊政，跟屠城劃等號的《投充法》《逃人法》有多嚴酷，就可想而知了。翻開《大清律》我們就會看到這樣的規定：允許八旗官民招收貧民役使；主人可以隨意買賣、贈送甚至殺死投充（包括擄掠）而來的僕役們；僕役逃跑被捉，鞭一百之後歸還原主；窩藏逃跑奴僕的人，本人處死，財產沒收。

之所以有這樣的奇葩規定，因為八旗貴胄認為奴僕是一種財富，殺了挺可惜的，但是《逃人法》規定那個奴僕跑到誰家誰倒霉，實際也是「廣開財源」，因為除了收留逃仆的主人要被斬首，鄰居和地方官也得連坐，逃一個、抓一個、殺一個，其後就是數量更多的人變成了奴僕。這種滾雪球的買賣，冰天雪地出來的多爾袞順治們輕車熟路——大家不要以為順治有過出家的念頭，就是老虎挂念珠之後不吃人了，事實是他掛上念珠之後胃口更大了。

順治十二年，也就是就是1655年，多爾袞已經變成灰五年了，福臨正式親政也有些日子了，當時的漢臣們看著年輕的福臨每天掛著念珠哼哼唧唧，以為這是個心懷仁慈的主兒，就開始上書請求廢除《投充法》和《逃人法》，這其中公推的三個領頭人分別叫魏琯、趙開心、李裀。 大理寺卿、兵部督捕右侍郎魏琯和遷戶部侍郎趙開心都是大明崇禎年間的進士（魏琯還進了《貳臣傳》），給事中李裀是順治六年舉人。他們在奏摺中先是讚揚了一通順治：「皇上為中國主，其視天下皆為一家。」然後開始力陳投充逃人兩法的弊端：「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貧富良賤，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婦女躅躑於郊原，老稚僵仆於溝壑。」「逃人至再，罪止鞭百，而窩逃猶論斬，籍人口、財產給本主。與叛逆無異，非法之平。」向順治皇帝建議：「請暫寬隱匿逃人之罪，以免株連，俾流民得邀撫輯。」

但是掛著念珠的順治是怎麼回答的呢？順治的回答讓很多人大跌眼鏡。咱們還是來看看所謂的「上諭」吧：「逃人之多，因有隱匿者，故立法不得不嚴，何謂株連？」「（魏琯等人）偏護漢人，欲令滿（原文有個洲字）困苦，謀國不忠，莫為此甚！」這話說白了，就是「我們就靠著這個發財呢，你要廢止這兩法，是想讓我們受窮挨餓呀？」憤怒的順治連念珠也不捻了，下令把魏琯等人交給「王大臣」們論罪。這「王大臣」都是八旗貴胄、投充逃人兩法的受益者，自然更是氣不打一處來，於是他們很快就拿出了處理結果：被順治「責其市恩」的魏琯「巧寬逃禁，當坐絞」（後來被流放遼陽致死）；順治一句「開心沽譽」，趙開心就連降數級成了太僕寺寺丞；李裀「情由可惡，當論死」，即使不處死，也要杖責之後流放寧古塔與披甲人為奴（後被流放到與寧古塔、卜魁並為三大殘酷流放地的尚陽堡，一年後去世）。

這篇文章很枯燥，但卻是連《清史稿》的編纂者都認可的事實，在《卷二百四十四列傳三十一》里，也遮遮掩掩地記載了這三個人因上奏而被免官降級乃至流放。這時候我們不禁要想：後金也好，清朝也罷，他們的祖上都是屬於大明建州衛，努爾哈赤的老爹、爺爺、外公都當過建州衛指揮使，為什麼打著「為君父報仇」的旗號入主中原後，沒有繼承明朝發展經濟的傳統，反而還要實行他們的奴隸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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