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亞峰：在美十二年——我的學術經歷（二）

2013年在維也納參加國際會議

夏亞峰，紐約長島大學（Long Isand University）東亞史和外交史副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兼職教授。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1995-1998）。1998年入馬里蘭大學歷史系，2003年獲現代外交史博士學位。英文學術專著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U. 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1949-1972（2006）受到普遍好評。在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中國大陸史學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近二十篇。現在國內擔任《冷戰國際史研究》雜誌編委、《冷戰國際史叢書》編委等。在美國擔任「人文社會科學在線」外交國際關係專欄（H-Diplo）書評編輯，經常組織對西方出版的涉及二十世紀中國外交新著的圓桌書評討論，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撰寫書評並編輯出版。

在長島大學教書

長島大學布魯克林校區是一所教學型的私立大學，主要以培養藥劑師、醫療護理、商科等職業技術教育專業的本科生和碩士生見長。學校遵循美國人文學院 (Liberal arts college )的教育理念，向學生傳授基礎知識，注重開發學生理性思維和智能。學校要求本科各專業的學生除完成專業課程外，必須先修完相當學分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基礎課程才能畢業。例如，護理 (nursing)專業本科生，必須完成九個學分的語言和文學課、六個學分的世界歷史課、六個學分的哲學課，三個學分的人文社科綜合課、三個學分的社會學或人類學課程、三個學分的演講藝術課、九個學分的心理學課程。我們歷史系有全職教授 八人和多名兼職教授，有本科生和碩士生，但我們的主要職能是為全校八千多名本科生教授世界歷史公共課。我在馬里蘭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沒有修過世界史專門課程。接到長島大學聘書後， 2003 年暑期，我開始著手準備世界史的教學工作。

2003年9月，我開始了在長島大學的教書生涯。歷史系全職教授的工作量是每學期三門課，每周九課時。歷史系安排我教三個班的世界歷史課程。歷史系主任瓦蒙 (Joram Warmund) 是一位研究二十世紀德國史的教授。瓦蒙教授的父母是二戰期間從納粹德國逃亡來美國的猶太人。他於1963年從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歷史學碩士學位後，就在長島大學執教，後獲紐約大學博士學位，有四十年多年教授世界歷史課程的經驗。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瓦蒙博士曾任主管學生事務的院長和長島大學洛克蘭 (Rockland) 校區校長。1994年離開行政崗位後，瓦蒙教授回到歷史系從事教學工作。資深教授燾瑞勝 (Joseph Dorinson) 先生，是一位美國社會史專家，對美國體育運動歷史、特別是美國棒球明星羅賓森 (Jackie Robinson) 很有研究。他的父母是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逃亡美國的俄國猶太人。燾瑞勝從小在紐約長大，卻是個同情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革命的左派知識分子。他也有近 四十年的教學經驗。兩位老教授對學校的感情篤深，鍾愛本科生教育。他們的敬業精神深深地影響著我。他們倆以維護社會公正為座右銘，同情弱勢群體，對中國有好感，對我十分友善。他們對我的教學工作，給予了很多幫助和指導。他們讓我旁聽他們的世界史課程。在不少人看來，他們都是終身教授，課教得好壞都沒有人能管得了。然而，我發現，他們對每一節課都去認真對待，從沒有出現混課、打發時間的現象。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我也從他們的課堂上，學到了很多教授世界歷史的有用技巧，補上了世界歷史方面的一課。這對我隨後在長島大學取得教學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長島大學的學生，大多來自中等收入以下的工薪家庭，很多學生要自己打工掙學費，不少為第一代移民子女。他們上大學的目的是為了掌握一門技術，以便畢業之後得到一份收入較高的工作。修世界歷史課程，對他們來說，主要是為了滿足學校規定，完成學分的需要，而不是出於對歷史的喜愛。針對學生的實際情況，我總是在新學期的第一課，現身說法，做思想動員工作，向學生們說明歷史與現實的緊密關係，闡明作為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必須有一定的歷史知識。在教材的選擇方面，我根據學生們的文化程度，選擇易於閱讀的世界歷史教程。在教學方法方面，我盡量為學生們提供方便，採用每節課發放教學提要的方法和PPT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的形式，支持課堂教學，講解課程內容，使學生們能比較容易地跟上教學進度。要在一學年大約八十個課時的教學時間內，教授上至公元前三千五百年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下到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長達五千五百年的世界歷史，絕非易事。我向學生們反覆說明，學歷史主要不是記住歷史人物、事件和時間；學歷史主要是為了培養人的獨立思考的能力，增進我們的智慧，培養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質。我在世界史的教學過程中，主要抓兩方面的工作：學生們思考問題和寫作能力的培養。在長島大學的第一學年，我將主要精力放在教學方面，花了不少時間備課。經過一學期的努力，我的教學工作，獲得系裡同行的好評。

出版英文專著

在長島大學的第一學期，科研方面，我擠出一點時間，準備了一個英文的出版計劃書，帶到2004年1月在華盛頓召開的美國歷史學會年會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與幾家大學出版社聯繫出版專著事宜。很快收到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和北卡羅萊納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的來信，希望對書稿進行出版審查。我對博士論文的原稿，進行了一定的修改，於2004年5月，將書稿交給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

2004年暑期，我有機會與張曙光教授進行幾次長談，經過他的指點，我決定對博士論文進行重大修改。從結構上來說，我決定將中美大使級會談分為兩章來寫，一章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另一章寫60年代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的中美大使級會談。關於70年代中美關係緩和的談判，也從原來的兩章，擴展到三章。從資料方面來說，到2004年底，我又接觸到一些新解密的檔案材料。到2003年底，美國政府又解密了一批有關中美緩和過程高層談判的核心檔案。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伯爾 (William Burr) 博士，給了我很多幫助。中文材料方面，我買到了2003年中國官方出版的1800多頁的《毛澤東傳》和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高文謙所著的《晚年周恩來》。兩書中的資料對我了解和認識毛澤東和周恩來對美國外交的決策和實施過程，很有幫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解密了1949-1955年期間的外交檔案。我很快獲得幾份關於1955年8月在日內瓦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期間中國外交部與中國首席談判代表王炳南大使的來往電報。其中有兩份文件特別有價值：8月1日中美大使級日內瓦會談開始之前，外交部於7月18日和7月31日先後給王炳南發了題為《關於中美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會談的方案》和《關於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指示》的重要指示電。這兩份首次解密的文件，對理解中方當時對中美關係的認識以及對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期望，有很高的價值。我很快將這兩份文件用到我的書稿中。由於對書稿進行了以上重要修改和補充，2004年底，我送交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的修改稿，就顯得很有份量。2005年夏天，書稿即已順利通過匿名專家評審。其中一位專家，特別肯定書稿在使用最新解密的中英文資料方面的特色。

在為出版準備書稿過程中，有兩點特別值得一提。第一，我的研究發現，過去學術界對六十年代中美華沙會談研究成果很少，基本是一筆帶過。2004年夏天，我在準備書稿第五章時，決定將六十年代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單獨寫成一篇學術論文。我提出，中美兩國在日內瓦和華沙的談判，是增進相互了解過程的重要一步，為中美兩國後來的領導人解決長期分歧，縮短了學習曲線。歷史檔案表明，70年代在與中方的會談中，基辛格和尼克松利用了中美大使級會談的遺產。完稿後，我將這篇論文投到Diplomacy & Statecraft （《外交與國策》）, 經過匿名專家審稿後，此文於2005年6月正式發表。我感到很興奮，因為Diplomacy & Statecraft 在研究國際關係史的學者中影響很大。

在全書的結論部分，我提出了中美兩國二十年的冷戰對抗並不排除雙方持續不斷的接觸和談判的結論。這一點給這項研究賦予了現實意義。對美國政府來說，談判在處理與敵對國家關係中應發揮什麼作用？ 當前，在處理美國與伊朗、古巴和朝鮮這些敵對國家的關係時，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也許可以從中美二十多年的談判經驗中得到啟示。儘管國際學術界對中美關係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緩和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現實利益究竟有多大，尚有分歧。然而，回顧過去三十年中國對外開放、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的現實，尼克松打開與中國關係的壯舉是得到普遍承認的。

該書自2006年9月出版以來，受到西方學術界較高評價。國際著名冷戰史研究專家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教授在China Journal （《中國研究》）上發表評論，認為我的這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對1949到1969年中美關係史的論述，將成為衡量今後有關這一專題研究的尺度。美國著名史學家孔華潤 (Warren Cohen) 教授在《冷戰研究學刊》上發表的評論認為，此書加強了學術界「對1949到1972年間中國人談判技巧和目的的認識」。美國研究中國外交史的著名學者、史密斯學院 教授戈德斯坦 (Steven Goldstein) 在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美國史研究學刊》）上發表評論認為，「這本書最主要的貢獻是作者對中文材料的使用，而研究美國外交的很多學者，不容易取得這些材料，很多人也缺乏中文語言技巧」。美國陶森大學 (Towson University)史學教授費利普斯 (Steven Phillips) 在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國歷史評論 》）發表書評，稱「本書集西方史學研究和寫作方法與大量中文原始材料於一體，加深了我們對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的認識。」 2009年9月，也就是在本書正式出版三周年之際，我受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研究所 (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和冷戰國際史研究項目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的邀請，在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公開演講，向公眾介紹這本書。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還根據我的學術成就，聘我為2010年度公共政策學者 (Public Policy Scholar)，為我提供三個月的研究經費，資助我對中美大使級會談作更深入的探討。

取得終身教職

發表學術專著和論文，是取得終身教授資格的重要一步。美國大學全職教授分為三級：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教授職位全球招聘。一般情況下，受聘助理教授，必須有博士學位。助理教授任職滿五或六年，可申請副教授，如獲批准，可能同時取得終身教授資格。在美國大學任教，要取得終身教職，一般需要滿足三方面的條件: 教學、科研和服務。教學方面，必須是一位稱職的教師，教學型大學對此更為重視；科研方面，必須有研究成果，包括學術論文和專著發表，研究型大學對此要求較高；服務，一般是要求教授為系和學校承擔一些行政性和事務性的工作，關心學生，並且是一位好公民。在長島大學，通常助理教授在任滿五年或六年後，方可申請提升副教授並終身教授，評審工作每年10月開始。申請人如通過評審，第二年的9月正式得到晉陞。

2001年在馬里蘭大學讀書期間與校長C. Daniel Mote 博士在一起

2001年4月與著名史學家孔華潤(Warren Cohen) 在一起

近十年來，長島大學對科研成果的要求加大，這也成為學校拒絕批准一部分人升任終身教授、解除聘約的一條硬槓桿。就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來說，申請人在申報終身教授時，必須有三至四篇論文在採用匿名專家評審辦法的學術期刊發表或即將發表。就我的情況而言，2006年9月，我已有一部專著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並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別在國際一流冷戰史和國際關係史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因此，當我在長島大學任期剛滿三年之際（2006年秋），系主任和系學術委員會，就動員我提前申報副教授並終身教授。系主任和系學術委員會批准了我的申請後，算是通過終身教授評審工作的第一關；第二關，由全校各學院十五名教授組成的校學術評審委員會評審。校學術評審委員會也以多數票批准了我的申請；第三關，人文和科學學院的院長在審批我的申請時，沒有批准我的申請。理由是我在學校服務時間太短，需要再考察一年。他不願意開先例，讓我在學校任職滿四年就獲得晉陞終身教授；第四關，學校主管教學科研的副校長和校董事會最後審定。因此，我第一次申報終身教授沒有通過。2007年秋，在我助理教授任滿四年之際，我再次申報終身教授。這一次，包括人文和科學學院的院長、副校長和校董事會在內的四級評審單位一致批准我的申請。按他們的說法，這還是破格提升。在學校近十年的歷史上，在我之前，僅一人得以破格提升終身教授。2008年9月我正式升任副教授，並獲得終身教授資格。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發布時略有刪減。

敬請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內容！

溫馨提示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朗讀者：劉淼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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