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斃命令執行者宋希濂談瞿秋白就義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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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是如何被捕入獄的？獄中面對國民黨的拉攏，瞿秋白又是如何應對的？瞿秋白就義有何內情？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逮捕，6月18日慷慨就義，時年36歲。

宋希濂(1907~1993)，湖南湘鄉人，抗日名將，中國國民黨著名將領，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華中剿總副總司令兼十四兵團司令。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南京保衛戰等戰役。

一

文革前夕對宋希濂的採訪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羅漢嶺下英勇就義。當時，宋希濂是國民黨第三十六師中將師長，駐紮長汀，秋白烈士就是由宋部直接審訊並奉蔣介石「就地處決，照相呈驗」的命令執行槍決的。這一事實是遠在我學生時代就知道的。當我到政協工作不久，初識宋希濂先生時，他的儒者般的外表和風度，使我難以想像，他就是執行蔣介石的手令直接下達命令槍殺瞿秋白的人。

在「文革」前夕，有關瞿秋白「變節」之事先由上邊傳出，政協直屬組的召集人王芸生，建議我作為工作人員，從了解史料出發，個別與宋希濂接觸一下，探個究竟。王芸生的話激起了我的興趣，使我不幾天後就約宋希濂先生長談。

頭一次談話的地點在政協機關。準確的時間應是1966年的7月。我清楚地記得，在我向宋希濂（上圖）提出要求時，他還表示猶豫。但經我執意要求，他才勉強答應下來。

宋希濂說：「蔣介石對江西蘇區紅軍的第五次圍剿得逞，紅軍主力於1934年10月撤離蘇區北上，僅留下六七千人在閩贛邊境地帶開展游擊活動。蔣介石一方面調兵遣將，組織主要兵力堵截圍追西去的紅軍主力，同時命令湯恩伯留下負責全殲贛閩殘留的紅軍。

1935年2—3月間，湯恩伯（上圖中）指揮數萬兵力不留空隙地截追紅軍。因兵力眾寡懸殊，紅軍決定化整為零，其中有力量較弱的千餘人往東撤離，被我指揮的三十六師堵截擊潰，俘虜較多。

4月下旬，我接蔣介石南京密電，稱『據可靠情報，共匪頭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虜群中，務必嚴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師參謀長向賢矩執行，先在一0八旅方面清查，一個個俘虜均加以細細辨認和盤問，都沒有發現線索；又電告保安第十四團，幾天後得複電，說俘虜中有個可疑的人，自稱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蘇南口音，面容消瘦，職業醫生。我即命令師參謀長親自前往，速將此人解往長汀師部審問。師參謀長去保安第十四團的次日，即電復經人指認，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並未提審瞿確認，他將立即押瞿回師部審定。我接此電後深感事關重大，也立即離開醫院，趕返三十六師師部。」

我問：「你們當時是怎樣認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宋希濂：「我（上圖左一）回師部的當天，軍法處處長吳淞濤就向我作了彙報。他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審過程講得有聲有色。吳說，他耐著性子反覆審問瞿秋白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瞿秋白都不緊不慢地答覆叫林琪祥，36歲，上海人，職業醫生。吳說他有意長時間靜默，靜得提審室里五六個人都聽見彼此的呼吸聲，他甚至站起來在屋裡來回踱步，並不時觀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見他半合半閉的眼睛，臉孔蒼白消瘦，端坐的樣子像一個打坐的和尚。吳說，在一段時間的寂靜之後，他突然一轉身使勁把桌子拍得震天響，大聲說：『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國16年(1927)我在武漢聽過你講演，你不認得我，我可認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

據吳說，這一突然的逼問，瞿秋白神色有所動，但仍然不緊不慢地說：『你們搞錯了，我不是瞿秋白!』吳才使出最後一招，大聲一吼：『來人啦!』進來的是事先在外等候傳話的被俘投敵的共軍的叛徒，他指著瞿秋白，向吳獻媚地說：『我用腦殼擔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說了不算，還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對。』吳洋洋自得地向我彙報說，至此，這表面像一座佛，內心比狐狸還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頭，但吳淞濤刪略了瞿秋白最後說的幾句話，這是另一位在場的部下後來同我講的。在叛徒當場的指認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說：既然這樣，也用不著這位好漢拿腦殼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來我的什麼『林琪祥』，『上海人』之類的筆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說。瞿秋白當時的心境和精神狀態，由這幾句話即可見一斑。」

宋希濂說：「當時我聽完軍法處長吳淞濤的彙報後，便命令下屬先不要再提審瞿秋白，並批了『優裕待遇，另闢間室』八個字，首先給瞿秋白改善生活環境和條件。我這樣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其出發點自然是我當時的反動立場，想以柔克剛，用軟化的辦法克敵制勝。但最終目的並未達到，還一連出現我意料之外的情況。

比如，我給瞿秋白生活優待，原擔心他不會接受，他卻二話未說，欣然處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後，以為我直接出馬同他交鋒會有所獲，不料他外表體弱神傷，心中卻有一把利劍，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謀事不成、功夫白費的這段時間裡，他竟埋頭寫出長篇文章《多餘的話》；

我估計他會被押往南京審判，由蔣介石直接處置，卻不料蔣介石看無計可施已成事實，竟直接下令由我將他就地處決，而瞿秋白對自己生命的結束竟那樣泰然處之，大義凜然……。」

宋希濂頗為深沉地說：「你可能不知道大革命時期我在黃埔軍校集體加入國民黨，又由陳賡介紹，秘密加入了共產黨。陳賡是我的湖南湘鄉小同鄉，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產黨；1924年他同我一道領著二十來人從湖南長沙繞道上海到廣州投奔國民革命，考入了黃埔軍校，一同成為黃埔一期的學生。

在1935年4月下旬，在瞿秋白成為我的階下囚之後，一方面我當時的職位和立場，必須把瞿秋白降服，讓他公開投靠到國民黨方面，這將是國民黨的一次成功，對共產黨的一個打擊，同時也是我個人對蔣介石的一大功勞；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現也自然喚起我對往事的記憶，先前既是國民黨黨員又是共產黨黨員的我，對瞿秋白這樣的領袖人物曾經崇敬過，仰慕過。我對這些往事的湧現和情感的藕絲，當時是不會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這些往事情絲的牽繞，當然更重要的是我當時肩上的國民黨中將的軍銜亦即是反動的政治立場，促使我對瞿秋白採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變生活條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給他治病，他答覆用點葯減輕病痛尚可，認真的治療則完全沒有必要了。我說兩國開戰尚且對戰俘傷病員實行人道主義，何況你我都是一國的同胞。他卻厲聲說，蔣介石1927年靠血腥鎮壓革命起家，不顧國難當頭而發動五次反革命圍剿，請問這人道主義又扔到哪裡去了?我避開同他爭辯國共兩黨的是非，遞煙給他抽，重申來看他是詢問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麼要求，他倒直爽地說，他作為病人，不反對看病吃藥；作為半拉子文人，要寫東西，需要筆墨紙張書桌；又說他寫東西習慣上需要煙酒，但他身無分文，僅有的財物全被保安團的兵搜走了。我當即答覆，這些要求均可滿足。

第二，我退出囚室後即採取生活優待具體措施，隨即把參謀長和幾位處長叫到跟前，先亮出『優裕生活，另闢間室』八個大字，然後宣布六條措施：一，另闢一較大的房間，供給紙張筆墨和現有的古書詩詞文集，備書桌一張；二，新購白褲褂兩身，布鞋一雙；三，按三十六師『官長飯菜』標準供膳，需煙酒時另備；四，每天允許在房間門口的院內散步兩次，指定一名副官和軍醫負責照料，房間門口白天可不設武裝看守；五，自師長(指我)以下，一律對瞿秋白稱『先生』；六，禁止使用鐐銬和刑罰。

我宣布了這六條，我的下屬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於是解釋：以柔克剛是一條古訓。對瞿秋白這樣聲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對待平常人那樣，要以情感人，親近他，軟化他，才能談及其他。你們都要理解我作出這個決定的本意，你們認真去執行吧。」

「一開始我的感覺不錯。」宋希濂接著說：「生活環境一改變，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規律，寫詩詞，刻圖章，舞文弄墨，頗有點悠然自得。以至於不久我的部屬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討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應。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談政治，頭一個同他正面交鋒的必須是我!因為在改變生活條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對他作過多次審訊，在保安團時不但帶鐐銬，還受過刑罰，都沒有效果。我自信這一手定會有所進展。就這樣過了半個月，下屬天天向我報告瞿秋白的情況，把他寫的詩詞、書法、印章送給我看。

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書寫的小楷詠梅詞《卜運算元》的最後一段上：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

「我正邊看邊思考著現在瞿秋白的心態，盤算著如何同他交鋒，譯電員送來南京和東路總指揮部催問瞿秋白情況的電報——這已經是第三次了，我決定次日由我單獨提審他——我怎麼也沒有料到，經過第二天上午三個小時的舌戰，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劃完全無效。」說到此，對宋希濂的採訪因故中斷數年。

（未完待續）

文 汪東林

來源 |《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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