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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與隱士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微信公眾號ID:jiazuqiyezazhi)

作者: 崔志光

在中國歷史上,士人的出與處,即出仕還是退隱,往往是一個社會治亂的風向標。

按照《論語》中體現的儒家思想,處在政治清明之世,有德行、有才幹的士人自然應該出仕做官,干一番事業。在《論語·泰伯第八》中孔子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在這裡,孔子對士人的出、處提出了非常明確的指導性意見。(《孔子聖跡圖·為委吏圖》,明·文徵明書,仇英繪,美國聖路易斯美術館藏。)

「天下有道則見」——天下是太平之世,就要出來干一番事業;「無道則隱」—天下是混亂之世,就要退隱下來,做處士(古時候稱有德才而隱居不願做官的人,後亦泛指未做過官的士人)。而且「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如果在一個治理有方的國家,自己卻貧賤,這是恥辱;如果在一個黑暗混亂的國家,自己卻富貴,這也是恥辱。

隱而不隱 求而不求

心有相知一面

為什麼孔子要這樣說呢?古代設制爵祿,目的在於「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爵即是貴,祿即是富。功大者其祿厚,德高者其爵尊,賜人爵祿即是予人富貴。看一個人的爵位俸祿,富貴程度,就知道他的功德大小。因為一個政治清明的國家,必定君主仁聖,臣工盡忠,民無怨氣,國無虐刑。在這樣一個上下和合的社會中,具備一個君子盡忠國家,成就事業的社會基礎,一個人的富貴程度體現的也是其服務國家的功德大小。如果貧賤,只能說明自己德行不高,才幹不足,或者勤奮不夠,虧欠奉獻,故君子恥之。

反之,如果是一個政治黑暗的國家,即所謂的危亂之邦,必定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以至於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這時一個人的爵高祿厚,往往說明其爭權奪利、損道害義的行為多矣!

古人有「尊乎亂世,同乎暴君」之語,故君子恥之。(《嵇康聽松圖》,張大千。)

然而,身處亂世,面對富貴榮華的誘惑,又有幾人能真正視之如糞土,棄之如敝履?所以,一個有德有能的君子,面對亂世的污泥濁水能潔身自好,對不合道的榮華富貴能掛冠而去,隱身江湖,也確實難能可貴,因此孔子對隱士之德始終抱有敬意。

但是,孔子本人怎麼處亂世而不隱呢?因為他有更高的境界追求。

在《論語·微子篇第十八》中記載了孔子與隱士的三個故事,我們逐一來看看孔子對待隱士的看法和態度,以及其中蘊含的聖人與隱士的區別。

先看第一個故事:楚國有一個隱士,人們叫他楚狂(有人考證此人名叫接輿),他唱著歌經過孔子的車旁說:「鳳凰啊鳳凰,你怎麼這麼不走運呢?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將來的現在改正還來得及。算了吧算了吧!今天的從政者哪個不是危險之人?」孔子一聽這個楚狂歌中有玄機,馬上想下車同他交談,沒想到這個狂人卻快步走開了,沒同他說上話。

這真像一幕情景劇,那麼這個楚狂是什麼意思呢?他把孔子比作鳳凰,有尊崇的意思。在中國古文化中,鳳凰是祥瑞,天下有道時則出現,無道則隱,但是現在正是亂世,孔子這隻鳳凰是在不當出現時而出現,所以說是不走運,是倒霉。於是楚狂勸孔子:你以前棲棲遑遑,到處求職都是浪費光陰,這些已經過去了,將來改弦更張還來得及。連說兩遍算了、算了,督促孔子趕緊罷手,可見其傷世之深,憂人之切。

楚狂為什麼勸孔子算了呢?因為「今天」的從政者哪個不是危險之人?孔子去從政可能會危害他!(《孔子聖跡圖·晏嬰阻封圖》,明·文徵明書,仇英繪。)

這位狂人說的倒是實情,因為當時孔子到齊國,齊景公打算任用孔子,晏子等大臣反對,而且準備加害他,所以孔子只好離開齊國。後來孔子到楚國,楚昭王準備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阻撓,而且對孔子進讒言,楚昭王最終沒有給孔子封地,孔子也只好離開。在狂人的歌中,好像他都清楚似的。

孔子一聽,他歌孔子以鳳,惜孔子以以往,規孔子以將來,而慨嘆今之從政者,所以這位狂人能知人、能知時、能知勢,這人可不是俗士,是高士啊,是一個隱居而又深明世情的智者啊。就想下車來同他說話,沒想到他快步避開了,孔子沒能與他說上話。其實,這位楚狂隱居還關注孔子,關心政局,是隱而不隱;而孔子無論在魯國還是齊國、楚國,雖求位,但不能行道就離開,絕不貪戀,是求而不求。故其心與孔子有相知的一面,所以值得孔子想下車與他說話,但他點到為止,馬上避開,這是他狂的一面。

知難而進與知難而退

我們再看《論語》中的第二個場景: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桀溺是兩位隱士,耦耕是兩人合作的一種耕田方式,這兩人在水邊合力耕作,孔子路過,讓子路向他們打聽渡口在哪裡?津就是渡口。長沮說:那個駕車的人是誰?本來是子路駕車,現在他去問路,孔子替他拉住韁繩。子路回答說,是孔丘。長沮問是魯國孔丘嗎?子路說是。長沮說,他知道渡口啊!你看,這又是個怪人!子路只好又問桀溺,桀溺說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說是魯國孔丘的學生嗎?子路說是!桀溺說:「現在人心如滔滔之水,江河日下,誰能改變呢?而且你與其跟著躲避壞人的人(指孔子),哪如跟隨避世的人啊?」一邊繼續耕耘不停。

子路回來告訴老師,夫子悵然說:「鳥獸不同群,我不同世人在一起與誰在一起?天下如果有道,也用不著我來改變啊!」(《孔子聖跡圖·問津圖》,明·文徵明書,仇英繪。)

在一個舉世污濁的社會,不同流合污固然可貴,但坐看人心淪喪而不救,豈能心忍?所以隱士雖名清高,終是「自了漢」。而聖人並非不知行道之難,明知難為而為之,所謂「天下有一毫不可為,豪傑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可為,聖賢不肯放手」。知難而進與知難而退,正是聖人與隱士的區別。

自利自安與悲天憫人的不同

我們再看孔子與隱士的第三個故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跟著夫子出遊但落在後面,遇見一個老人,用手杖挑著除草的竹器。子路問他,先生您見到夫子了嗎?老人說:「四體不勞動,五穀分不清,誰是你的夫子?」豎起他的手杖就開始除草。子路恭敬地拱手肅立。老人留宿子路,殺雞煮飯給他吃,而且還引見他的兩個兒子。第二天,子路趕上孔子告訴他這件事,孔子說這是個隱者啊,讓子路再回去見他。等子路趕到他家時,老人卻出行了。

這裡讓人奇怪的是,明明是老人對恭敬的子路開口不遜,責其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子路卻「拱而立」。而孔子知道子路的經過後,卻說老人是個隱者,而且讓子路再回去拜訪他。

師徒二人的行為說明,孔門對隱士們是恭敬的,願意同他們交流,而隱士們對孔子師徒卻是不認同,躲避接觸。(《孔子聖跡圖·接輿狂歌圖》,明·文徵明書,仇英繪。)

當時社會弱主強臣是時代潮流,孔子想靠弱主行道於天下,確實不容易。所以隱士們知不可為而不為,順水推舟,激流勇退。而孔子是不舍眾生,知不可為而為之,激流勇進,如中流砥柱。察隱士之行似乎清逸高標,究隱士之心卻在自利自安;察孔子之行似乎汲汲於求,究孔子之心卻在悲天憫人,這也是聖人與隱士的不同。

(作者是北京已日東西方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董事長,傳統文化學者,武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經常受邀在高等院校和知名企業授課,主要課程有《傳統文化中的生命管理》、《百年未改舊家風》、《傳統文化中的自處與處人之道》等 。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8年11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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