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成立紀事（一）

原標題：中國人民銀行成立紀事（一）

回顧偉大的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進程，我們常常為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超的政治智慧、宏大的戰略眼光、出神入化的軍事指揮藝術以及人民軍隊英勇善戰的英雄事迹而拍案叫絕。他們在經濟戰線上的遠見卓識和運籌帷幄同樣讓我們擊節感嘆。戰爭從來都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作保障，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如果說經濟領域的失敗加速了國民黨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崩潰，相反，中國共產黨在經濟領域的成功則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今年是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七十周年。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了中國人民銀行編著，中國人民銀行中共金融史編寫小組組長馬林同志主撰的《中國人民銀行成立紀事》。該書以大量第一手的檔案文獻為基礎，全面詳實呈現了解放戰爭背景下中國人民銀行成立的歷史全景。從中我們可以領略到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宏大的戰略眼光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使我們對偉大的中國革命有更深的理解。

為紀念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七十周年，我們將在此對《中國人民銀行成立紀事》進行節選連載，文字略有刪節。

一．中國人民銀行成立的歷史背景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國民黨在軍隊數量、軍事裝備、後備資源及外來援助等方面，處於絕對優勢地位。能不能打敗國民黨及其軍隊，解放全中國，便成了中國共產黨必須面臨的問題。

為了能夠以劣勢兵力挫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爭取自衛戰爭的勝利，實現國內和平，中共中央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確定了一系列正確的、富有遠見的方針和政策。在經濟方面，中共中央指出：必須一切依靠自力更生，做持久打算。為了應付長期戰爭，解放區應有計劃地發展生產和整理財政，堅決實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統一領導、軍民兼顧、公私兼顧等方針。在財政供應上，既要滿足自衛戰爭的物質需要，又要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時，必須提倡節約，力戒浪費。

在關內的各個解放區中，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財經工作歷來是較為紮實有效的，多次受到黨中央的重視和肯定。然而，由於國民黨的全面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財經工作也一度陷入了混亂。晉冀魯豫中央局後來向中央彙報財經工作時指出：「我區在財政工作上，歷年來即存在有必須多養兵，必須提高生活待遇標準與必須照顧人民負擔能力三個矛盾。在財政財務行政上，均存有上級與下級、地方與軍隊間的嚴重矛盾。上級要求集中統一，下級要求獨立自主；軍隊埋怨地方上，認為不能保證供給，地方埋怨軍隊，認為軍隊把它看成供給部。」「這樣許多矛盾問題，始終未得著妥善解決，以致財政混亂，互相推諉，互相埋怨，造成黨內不團結。由於「時局變化，物價高漲，本幣跌落，預算不能維持，矛盾更暴露，有不能繼續支持之勢。」儘管晉冀魯豫中央局推出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但根本問題並未解決了。」

（一）晉冀魯豫中央局的龐村會議

1946年9月中下旬，晉冀魯豫中央局召開財經會議，專門研究財經工作如何長期支持部隊作戰，抵禦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全面進攻。為使會議能夠解決根本問題，會議的地點選在了邯鄲郊區防空駐地龐村，因此這次會議又被稱作龐村會議。這是一次封閉式的會議，與會代表既可以排除國民黨飛機轟炸的干擾，又可以擺脫日常事務的纏繞，專心研究解決「根本問題」——戰時財經管理體制的問題。

龐村會議因劉（伯承）鄧（小平）到前線指揮作戰，由晉冀魯豫中央局副書記薄一波主持，邊區政府、軍區、財經、供給等有關領導參加。會議採取座談方式，著重先解決原則問題，打通思想。會議中每逢提出一個問題,總是經過一個長時間討論,啟發大家發表不同意見；對所有反對意見,均設法給以反覆充分發表陳述的機會,最後取得一致。會議持續了半個月，大家對這次會議均感到滿意,認為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實際上解決了問題。

晉冀魯豫財經領導幹部合影

龐村會議會場舊址

這次會議主要是圍繞三個互為矛盾的基本問題展開的，即在八年抗戰農村經濟枯竭的情況下，人民負擔能力究竟有多大、能支持多久？最低限度需要養兵多少，始能繼續作戰？黨政軍民生活待遇標準，應有多高始能維持？經過充分討論和大量的反覆計算，會議最終找出了三個核心管控指標：一是人民人均負擔不能超過小米4斗至4斗2升（全區人均年收入的15%至20%）。二是養兵不能超過30萬人（約佔全區人口的1%至1.5%）。三是一個士兵的年費用，不能超過小米15石（約2400斤）。會議指出，這三個核心管控指標是紅線，不能觸碰。

從這三個核心管控指標的關係看，摸清晉冀魯豫解放區人均最大負擔能力（4斗至4斗2升）後，再乘以全區人口總數（約2500萬人），全區的財政總收入即可明確；算清每個士兵最低年費用可維持在小米15石（約2400斤）後，再用財政總收入去除，就可知道全區最大極限的脫產人員數量（約為人口總數的2%）。考慮到地方黨政人員等的費用，最大養兵數量實際應控制在人口總數的1%至1.5%。上述三個核心管控指標的確立，意在保證最大限度養兵、最大限度支援前線、最大限度減輕人民負擔的基礎上，還能做到最大限度地保持財政收支上的相對平衡。只有保持住這種比例關係，解放區的財經工作才不至於陷入混亂，才能保證支持長期的戰爭。反之，如果單方面增加養兵數量，或者是單方面提高士兵的供給標準等，都會突破人民的負擔極限，打亂財政收支的相對平衡，最終使戰爭歸於失敗。龐村會議期間，代表們還運用這三個核心管控指標，對軍隊和地方預算，逐一進行詳細核算，結果使軍費預算核減了三分之一。

這三個核心管控指標模式的發現，是晉冀魯豫中央局對戰時經濟規律摸索的重要成果之一。他們在三個互為矛盾的戰時財經指標中，成功地找到了一個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的平衡點。這為我黨科學地解決戰時財經問題並最終取得偉大勝利，奠定了可靠的物質基礎。

龐村會議認為，三個核心管控指標能否發揮作用，關鍵是要看晉冀魯豫轄內各分區脫產人員的供給標準、養兵數量佔比、老百姓的人均負擔標準，是否與三個核心管控指標完全一致起來。這實際上是一個標準化的過程，因此過去那種各自為政的財經管理體制顯然是無法與之相適應的。如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士兵的年費用有的竟高達4000斤小米；個別經濟條件較差的地區，士兵的年費用有的低於2400斤小米，無法保證基本的作戰能力。因此，為了科學地整合資源，晉冀魯豫中央局作出了如下決定：「為克服財政困難，加強財經統一領導，決定成立中央局、區黨委兩級財經委員會，對外稱軍政聯合財經辦事處。強調這個辦事處是一個權力機關，其決定各財經系統均須遵照執行，既可以審核政府財政預決算，也可以審核軍隊供給收支預算賬目等，還可直接給工商貿易銀行及下級財經委員會以指示。」軍政聯合財經辦事處（簡稱財辦）的建立，標誌著晉冀魯豫解放區財經管理體制由過去分散、各自為政的管理模式，快速走向了集中統一，從而為三個核心管控指標真正發揮作用，創造了條件，提供了組織保障。

龐村會議情況彙報電文手稿

1946年10月27日，晉冀魯豫中央局致電中共中央，詳細彙報了在龐村召開的財政會議情況。11月15日，中共中央給晉冀魯豫中央局發去電報，高度肯定和讚揚了晉冀魯豫中央局9月財政會議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在15日這一天，中共中央將晉冀魯豫龐村會議的情況報告轉發給了各中央局、區黨委，並作出重要批示：「在空前大規模長期激烈的內戰中,各解放區的財政與經濟問題,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各解放區領導機關對此必須嚴重注意,精密計算,給以正確領導,並動員全黨全軍及全體人員克服各種困難,以供應戰爭的浩大消耗，同時又保持人民的生活水準，才能爭取戰爭的勝利。否則由於財政經濟的困難及混亂,可以直接妨害與瓦解我們的戰爭機構,尤其要破裂我們與人民群眾的親密聯繫,而使戰爭歸於失敗。現特將晉冀魯豫中央局9月財政會議的報告轉發各地。他們這個會議從思想上又從實際上正確地解決了財政問題中的許多基本問題,並核減全部預算的三分之一，而不影響戰爭的進行,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是在戰爭中一個有重大價值的會議,望各地切實研究參考，並將各自整理財政經濟的經驗電告。」

中共中央指示電文手稿（由劉少奇起草）

兵馬未到，糧草先行。經濟後勤保障是取得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龐村會議的歷史意義就在於，在與國民党進行軍事、財經鬥爭的戰場上，晉冀魯豫解放區率先打響了統一財經、科學整合資源的第一槍。

中共中央11月15日的指示電文發出之後，迅速引發了各解放區的熱烈響應，各地相繼召開財經會議，研究貫徹中央有關財經工作的指示精神，認真學習龐村會議的經驗與成果。其中，晉察冀中央局（因中央局所在地最初設在五台，故又簡稱「五台局」）行動最快，於1946年12月1日頒布了在中央局、分局、區黨委三級分別成立財經委員會的決定，指出晉察冀中央局財經委員會以聶榮臻、黃敬、宋劭文、南漢宸、趙爾陸、姚依林、栗再溫7人組成，以聶榮臻、黃敬分任正副主任。隨後，晉察冀中央局又研究制定了財經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決定全區財經政策與方針，審查黨政軍民的財經計劃，審核與批准預決算，檢查各地區、各機關、各部隊的財經供給工作，處置有關財經緊急措施。

從晉察冀中央局財經委員會所列的主要職責看，晉察冀中央局顯然是吸收了龐村會議的經驗成果。當時解放戰爭尚處於國民黨全面進攻階段，各解放區財經工作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考驗，如何擺脫這一困境，各解放區都在絞盡腦汁想辦法。中共中央在此時推出晉冀魯豫中央局龐村會議經驗，正可謂恰逢其時，進而迅速推動了各解放區轄內財經工作的快速統一。

晉察冀中央局的財經委員會成立後，相關人員便迅速著手籌備晉察冀解放區的財經會議，以求進一步深入貫徹中央的指示精神。這期間，財經委員會應是深入研究過解放區財經統一的問題，認為各解放區區際間的財經統一問題也必須給予解決。而區際間的財經統一問題，只能由中共中央出面解決。這是一次前瞻性的思考，與後來中共中央的財經戰略布局完全吻合。

關於財經統一問題,董必武當年曾有過這樣的論述：「過去敵人（日軍）為了要分區掃蕩，曾經沿鐵路、公路、河流建立了封鎖線和碉堡據點，把我各戰略區分別封鎖隔離起來，甚至把一個戰略區封鎖隔離成幾個區。當時各戰略區或分區都不能互相聯繫，只好自力更生，各自為政；在財經方面也是各搞各的，用一切的方法求得自給自足。這種方法是適合於當時環境的，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這個基礎上很容易產生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和山頭主義的思想和作風。現在情況完全變了。我各戰略區內部都聯成一片了，各戰略區相互間也連接起來了，地區沒有人為的阻隔，政治上一向是統一的，軍事上亦是在統一指揮下作戰，我們的財經工作怎能不統一呢?」

被分割包圍的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示意圖

由於「各解放區各自為政，互不了解，引發了經濟交往中的相互封鎖和爭奪市場的矛盾，有的還非常激烈，造成了不必要的損失，不利於生產發展和支持戰爭的勝利。在這種情況下，急需相應的改變管理辦法，由分散管理逐步走向統一。」鑒於此，晉察冀中央局於1946年12月30致電中共中央：

「我們建議召開華北經濟會議，理由：（一）因平漢、同蒲、津蒲均不通，晉綏、晉冀魯豫、山東等區均在冀中採購大批物資，因此，必須統一。（二）各區出產不同，必須互相交流，但各區互相徵稅，不能暢流。（三）貨幣不統一，問題甚多。（四）統一對付國民黨......」

晉察冀中央局12月30日電文譯稿

中共中央很快收到了晉察冀中央局的建議，並指出，「此提議甚好，召開這種會議甚為必要。」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召開華北財經會議的指示》，指出：「由於空前自衛戰爭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區的財經情況陷入困境，必須以極大的決心和努力動員全體軍民一致奮鬥，並統一各區步調，利用各區一切財經條件和資源，及實行各區大公無私的互相調劑，完全克服本位主義，才能長期支持戰爭。中央認為應立即召開此項會議，但地點應在邯鄲，並由邯鄲中央局負責籌備和召集，以邯鄲中央局為中心在會議中組織主席團統一領導會議。會議的議程，應為交換各區財經工作經驗，討論各區貨物交流及貨幣、稅收、資源互相幫助、對國民党進行統一的財經鬥爭等項，並可由各區派人成立永久華北財經情報和指導機關。參加會議者，各中央局、各區黨委、各軍區的財經供給機關最好都有負責代表。會議日期由邯鄲中央局根據籌備情況電商各中央局決定。」

中共中央關於召開華北財經會議電文指示手稿

（由劉少奇起草）

原本晉察冀中央局在建議召開會議的同時，還建議了會議召開的時間（2月1日）和地點（晉察冀轄內的冀中）。這一點中央未予考慮。龐村會議的經驗成果，讓中央看到解決「各自為政」、科學整合資源的時機到了，因此中央直接委託晉冀魯豫中央局召集這次會議，意在把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財經經驗介紹給華北、華東、西北、中原等各解放區。中央對晉冀魯豫中央局的財經工作一向是很看重的，認為他們總能準確把握中央的方針政策，從戰略的層面入手，去解決複雜的財經問題。此次中共中央就是以龐村會議為契機，吹響了各解放區區際間財經工作邁向統一的號角，可謂意義重大。（馬林供稿）

（來源：「中國錢幣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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