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真的富可敵國嗎？政治言說中的歷史真相

四大家族真的富可敵國嗎？政治言說中的歷史真相

克念

經「近代史論語」公號授權轉載

圖1：四大家族

1998年的某天，喜歡逛書店的台灣讀者被一橋出版社新推出的兩本小冊子吸引了注意力。第一本書叫《人民公敵蔣介石》。當時的台灣已經到了政黨輪替的前夜，公開抨擊兩蔣父子固然沒有任何禁忌，不過驀然看到如此有衝擊力的書名，畢竟還是有點刺眼。

第二本書叫《蔣宋孔陳——中國四大家族》。在台灣的普通讀者眼裡，蔣是「總統」，宋是「夫人」，那有資格與之並稱的孔、陳二人又是指誰呢？

大陸讀者想必對這個答案瞭然於胸。

只要稍有了解歷史教科書的成年人便會知道，所謂「四大家族」，指的是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核心的「國民黨封建買辦寡頭集團」，他們作為中國「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代表，曾統治中國二十二年之久，最後被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發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戰勝，趕到了東南一隅那個小小的海島上去。

當然，隨著原作者陳伯達的入獄，這兩本書自1971年開始就再也沒有在大陸重版，因此年輕的歷史愛好者無緣從原始文本中了解「四大家族」這一政治言說的出現、打磨和傳播過程。

而隨著原始檔案的逐漸解密，更多的史料使得之前毋庸置疑的事實開始接受反詰和考驗，隨之而來的諸多說法使得人們更加無法得知，究竟何種答案才是歷史的真相。

一榮俱榮

1928年底，上海一份小報發出了一道競猜題：「今年的中國誰最有面子？」讀者心目中的回答自然是花樣百出，待他們看到報紙公布的答案，又個個心悅誠服——1928年，中國最有面子的人就是倪桂珍。

圖2：倪桂珍

就在這一年，倪桂珍的二女婿孫中山生前所創立的國民黨北伐成功，成為中國的執政黨；而大兒子宋子文和大女婿孔祥熙分別出長內閣財政部和工商部。更重要的是，和她小女兒宋美齡才新婚十個月的乘龍快婿蔣介石，於10月10日正式宣誓就任國民政府主席。

據說這一天老太太馬不停蹄地奔波於南京城，參加了女婿兒子三場就職典禮，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全城百姓艷羨的目光。

看來，剛走上「一把手」位子的蔣介石就無法擺脫「任人唯親」這一批評，但歷史學家認為，這可能另有原因。據著名的國民黨史專家王奇生研究，「國民黨前輩中，蔣僅服膺陳英士、孫中山等一兩人」。因此，信任這兩位前輩所信任的人，也是蔣氏當然的選擇。

圖3：蔣介石

民國初年孫中山尚未迎娶宋慶齡的時候，孔祥熙已經是孫的重要幹部，兩人成為連襟使雙方關係更加緊密。1923年孫在廣州設立大元帥府，慶齡的大哥宋子文即前往襄助，後擔任第一任中央銀行行長和國民政府財政部長。

陳英士，名其美，是蔣介石的結拜大哥，那麼他的侄子陳果夫應該管蔣氏叫「二叔」。蔣和陳果夫名為叔侄，實為至交，兩人僅相差五歲，二十年代初為國民黨籌集經費而在上海從事證券股票交易的時候，即是協同作戰的密友。

黃埔軍校剛創立，陳果夫就活躍在與之敵對的北洋政府所管轄的上海，招募學員，採購物資，並運送至廣州，是國民黨「秘密戰線」的先行者之一。

圖4：陳果夫

孔祥熙、陳果夫、宋子文，尤其是前二者的政治資歷和革命功勛並不輸於蔣介石，也深得黨內元老們的信賴。有人說，無需蔣氏提攜，他們憑藉自身的影響和能力也能在國民黨中佔據重要地位。

1925年，陳果夫年輕的弟弟陳立夫從美國學成歸來，就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機要秘書，負責情報和組織工作。如此，深為世人詬病的「四大家族」漸漸成型，而使得這一指控具有事實基礎的，是蔣宋聯姻。

就私人關係而言，蔣對孔祥熙一直非常尊重，和宋子文之間卻總是劍拔弩張，積不相能；而孔宋之間也是勾心鬥角，互相排擠。

但長久來看，三者的政治利益實在糾纏至深，二十年間（1928—1947）的行政院長職位，簡直為他們三人所包攬——除了譚延闓任過兩年，孫科任過一月，汪精衛任過三年半之外，非蔣即孔，非孔即宋。

1947年3月，蔣介石的親信張治中也忍不住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公然抗議：「二十年來，總是蔣、孔、宋輪流任政院，何以無第四人可做？！」

圖5：孔祥熙

若蔣宋沒有聯婚，那麼蔣氏和孔宋二人即無姻親關係，或許對此批評還有轉圜解釋的餘地，但就像國民黨元老丁惟汾所感嘆的那樣，「如蔣先生不以親屬當政，公私猶易分明」，似乎將抗戰之後中國的種種社會亂象和政經弊端，統統歸結到了蔣氏的私心自用上。

時至今日，蔣、宋、孔三者的私人日記和家庭檔案都已公諸於眾，任人查閱，但學者仍然無法還原當時蔣介石的動機和判斷，不明白他何以在內心非常厭惡孔、宋的時候仍然重用二人。而且也沒有證據表明，宋美齡為了姐夫或大哥的前程，而左右了蔣氏的決策。

相對於孔、宋而言，蔣介石和陳氏兄弟的關係要簡單得多。

陳果夫居於幕後，推行農村合作事業和縣政幹部訓練等行政業務，陳立夫居於台前，掌控黨內組織系統和對敵情報工作。從表面上來看，後者分別於派系鬥爭和反共鬥爭中不斷為蔣氏清除內外敵人，顯得更加重要；其實，陳果夫的作為對歷史影響更為深遠。

五十年代初，陳誠於台灣厲行以「耕地三七五減租」為出發點的土地改革，其所用人才，大多是陳果夫在江蘇省主席和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任上所培養的地政、縣政幹部。

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蔣介石兩次下野和復出，宋子文、孔祥熙和陳氏兄弟必然與他共進退，政治評論界已經將他們目為一黨，但孔、宋交替掌握著國有金融機構和全國的經濟命脈，聲名赫赫，因此就民間影響力而言，陳氏兄弟比他們落後甚遠。

圖6：宋子文

雖然黨內反對派常譏諷說「蔣家天下陳家黨」，但實際上，蔣氏自1932年3月第二次復出時，已經主動放棄了黨權和政權，一意軍事工作，因此這時候的陳立夫在幫助其實施情報組織的完善，於官場和民間默默無聞。抗戰爆發後，陳立夫改任教育部長，依然沒有什麼全國性名聲。

但此時更加默默無聞的陳果夫倒是冒了出來。他在著力於農村合作運動的時候發現，必須建立專業進行農業小額貸款的國有銀行，整個國家的農村合作事業才有資金保障和人才保障。

於是，1933年四省農民銀行成立，兩年後改稱中國農民銀行，並擁有了法幣發行權，成為了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並列的國有銀行。到1942年，其他國家金融機構的農貸職能全部移交給農民銀行接管，使其正式成為唯一的一家中央農業銀行。

1945年，陳果夫擔任農行董事長，成為能夠和孔、宋並稱的國家級金融家。

一損俱損

1946年5月，國共內戰全面爆發。10月11日，國民黨軍攻陷了中共所佔有的關內城市之最大者——張家口。幾天以後，參謀總長陳誠向《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談話，非常自信地認為內戰「也許三個月至多五個月便能解決」。

作為回應，中共於同一時間出版了陳伯達所著的小冊子《中國四大家族》，顯示出毛澤東和其領導的延安政權更加壯闊的雄心和深遠的眼光。從現在看來，當時中共中央對付國民黨而策劃的一系列宣傳戰，其用心之精巧，定位之精準，步驟之精密，效果之精良，非常令人嘆服。

這一切還得從1943年3月說起。

當時抗戰已經進入了第六個年頭，勝利在望的形勢中，作為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和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必須要為未來的中國設定一個奮鬥目標。

因此他撰著發行了《中國之命運》，以堅持傳統文化的保守主義立場來解釋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史，從而批評了個人主義、共產主義和帝國主義，並提出了戰後的建國綱領和具體措施。

這本書一傳到延安，毛澤東就對其秘書陳伯達說：「看來，蔣介石給你們出了題目了。」陳遂奉命反駁。這篇題為《評》的駁論文章陳伯達不眠不休寫了三天三夜，據說情緒激動處還流淚不止。

圖7：陳伯達

7月，毛澤東批准將此文發表於《解放日報》，並用密電發至重慶，以印成小冊子在國統區大規模散發。

抗戰時期雖然國共雙方齟齬不斷甚至兵戎相見，但至少表面上維持著和平的合作關係，所以此文雖然措辭嚴厲，針鋒相對，但還是稱蔣介石為「先生」，即口頭上仍尊重其戰時領袖的地位。

因此，這篇文章對蔣主要是進行意識形態層面的批判，務虛而高調，顯示出中共在中國革命領導權的爭奪中，已經意圖爭取正統性地位。

抗戰勝利後，中國成為「戰勝國四強」和聯合國五大創始國之一，蔣介石的國際地位和政治地位也隨之如日中天。所以，如何對蔣氏進行政治道德層面的批判，從而在全國人民面前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爭取正義性地位，成為中共中央必須研究的課題。

毛澤東很快就發現了，「四大家族」之說是個很好的切入點。

因為如今孔、宋、陳三家掌握著四大銀行系統，即是掌握了國家的金融大權，蔣介石還是四行聯合辦事總處的主席，正是列寧主義所要打倒的「金融寡頭」、「封建買辦」和「壟斷資本主義」。

而且事實上，這四家的確依靠私誼姻親，結成了牢不可破、共生共存的利益團體，而且無論攻其哪一點，都能給蔣介石帶來傷害。很多年以後，宋子文的一位密友還對中共的「四大家族」之說耿耿於懷，他氣憤地評價道：

「此乃利用大眾盲從之心理，實為分化國民黨之毒計。淆惑觀聽，莫甚於此！蓋陳立夫職司黨務，孔祥熙、宋子文則先後掌握經濟，三人皆得蔣先生之倚畀，故欲打倒蔣先生，必先攻擊陳、孔、宋等，彰彰明甚。」

1945年10月，毛澤東結束重慶談判後回到延安，即布置陳伯達按照上述思路編著《中國四大家族》。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陳用了整整一年才將文章完稿付梓，或許是中共一直地緣戰略未定，到1946年10月才決定在宣傳上將蔣介石的形象摧毀。

不得不說，陳伯達的這篇文章非常成功，其中所提供的一些數據和事例，至今還被蔣介石及其政權的敵對者們反覆引用，本文開頭提及的台灣一橋出版社，也正是看中其價值，才於1998年將這本書再版，並特意為之加了導讀：

「宣傳的力量比大炮還厲害。儘管他（指陳伯達—引者注）引用的資料必須有所考證。但作為宣傳品，這是一本絕佳的小冊子。我們可以從書中脈絡看到四大家族如何違法斂財的一面」。

那麼，四大家族究竟「違法斂財」了多少呢？陳伯達明確地答道：「至少當在兩百萬萬美元左右。」其實整本書就是為了論證這一數字而存在的。但讀者若有足夠的細心，怕是會不理解陳伯達的算術究竟如何加減。

陳氏將四大國有銀行的資產總額都算作是四大家族可以任意提取、揮霍、轉移的個人財產，那麼有多少呢？文中介紹，有近四十三億元法幣，相當於十多億美元。

陳氏又認為，「自抗日戰爭以來到現在……，美國政府曾給蔣家朝廷十四項借款，總計約十四億一千四百五十餘萬美元」。

此美國戰爭借款就算「四大家族」在抗戰中分文未用，全部中飽私囊，再加上前面列舉的銀行總資產，也不過三十億美元，和作者反覆強調的兩百億美元，差距很大。

為了增加可信度，陳伯達援引了「美國華盛頓州民主黨議員沙瓦治」的「指出」，說抗戰時期「中國官場要人」（倒沒有點明是「四大家族」）在美國的存款，「達到十萬萬到二十萬萬美元」。

可惜這條消息的提供者，是陳伯達的「同門師兄」蘇聯塔斯社，其可信度如何，相信每人都有自己的判斷。

一年多以後中共又將宣傳戰升級，於1948年2月出版了仍由陳伯達編撰的小冊子《人民公敵蔣介石》，火力更加猛烈集中，試圖從個人經歷層面入手來批判蔣氏，以確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當性地位。

圖8：《人民公敵蔣介石》

台灣一橋出版社的重版導讀認為，這本書「把蔣介石的德行一一暴露，在1949年以前可算是一大著作。他（指陳伯達—引者注）曆數了蔣介石的發跡，對帝國主義的奴顏婢膝，對異己的殘暴」。

那麼，中共這些不斷加碼的心理打擊究竟結果如何呢？「受害者」蔣介石應該最有發言權。1948年11月，他在日記中認為，中共的宣傳是「陰毒與深入」的，如此「倒蔣手段」，使得「社會對宋孔豪門資本之攻訐幾乎成為全國一致之目標」。

他清醒地看到，對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攻擊必然會牽涉到宋美齡，具有足以毀滅蔣氏「全家之信用與人格」的效用。

榮辱全消

如上所述，陳伯達的三篇檄文完成了對蔣介石及其親貴集團在思想上、政治上、倫理上的全方位批判，從而為中國風起雲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打下了正統性、正義性、正當性的基礎。自茲之後，中共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批判，大多遵循這一路徑。但毛澤東在公開發布的文告、講話中，卻很少涉及「中國四大家族」這一概念。

到陳伯達同名文章發表一年以後，毛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提出如下口號：「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戰犯的財產」，「四大家族」這個辭彙於是正式進入中共的官方政治言說，直至進入官方歷史教科書，進入一代代大陸人民的記憶中。

圖9：陳立夫

與之相對的是，台灣人民對權傾一時的孔、宋、陳卻知之甚少。

在抗戰勝利前後的1945和1947年，孔祥熙和宋子文已分別退出了政治中樞。宋氏又在廣東省主席的位子上呆了一年多才去美國，在此遇到了早就隱居於紐約的孔祥熙。令他們沒想到的是，陳立夫竟然也因反對陳誠任行政院長和反對蔣介石改造國民黨，在1950年8月負氣出走，來到美國，並找到孔氏借錢，說要在新澤西州開設養雞場。

陳氏二十五歲即躋身國民黨中央，二十五年來一直位高權重，長期擔任重要職務。但去美國後卻不畏辛勞，凡事親力親為。辦養雞場的時候，陳立夫親自扛著兩百斤重的飼料去餵雞，開點心店的時候，他又親手製作糕餅、粽子和皮蛋，並忙於送貨。

據說蔣介石聽到陳立夫出國後，悻悻然地說：「立夫之短，在於統馭無術，致使今日黨內綱紀之毫無。」似乎兩人之爭只是一時意氣，蔣對其並無深責。

當時陳果夫貧病交加，困居於台北，蔣氏還特意送去五千元使其改善治療條件。一年之後果夫病死，立夫迴避和蔣見面，遂沒有回台致祭。在兩蔣遺留的書信中發現，蔣經國與陳當時經常書信來往，信中常提起蔣氏父子對陳立夫在美生活的關心。

蔣介石從他人得知陳在美養雞的生活非常艱苦，曾多次託人匯款給陳，幫助其渡過幾次生活上的難關。

抗戰時期孔祥熙和宋子文都負責接洽美援，據說靠著侵吞華府這些援助，宋氏成了「世界第一富有家族」，而孔氏則私藏了七八億美元。既然所謂的「中國四大家族」中有三位全家來到了美國，倒是給杜魯門政府以調查真相的機會。

圖10：四大家族

不料經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財政部累年的詳細調查，美國所有華僑、華裔家庭——其中有些家庭已經移民好幾代，早就是美國的中產階級——的總資產，不過五千萬美元，遠低於華府傳說的七八億美元，更遠低於塔斯社所報道的「十萬萬到二十萬萬美元」。

1971年7月，宋子文在舊金山去世，其後家屬把五十多箱宋氏檔案都捐給了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這些資料中包括：1950年宋子文致美國國會和國務卿杜勒斯表示願意公開個人財產的有關信件，1968年宋氏自列個人財產記錄，1971年紐約遺產法庭關於宋子文個人遺產分割執行書等。

從遺產分割書來看，宋去世時，非固定財產只有一百多萬美元，加上經過二十年時間大為升值的房產，稅後也不過四百多萬美元，當然遠遠算不上什麼「世界首富」。

對於1950年之後的台灣政壇，孔、宋、陳事實上已被除名，而從他們後來有沒有回台，可以看出其和蔣介石之私交的親疏遠近。

宋子文最為強項，終身未回台灣定居；孔祥熙於六十年代回來了四年，但又因病去美國治療；陳立夫則於1967年放下架子回到台灣，但專門從事文化復興和中醫傳承工作，不再過問政治。

對於他們的名字，七十年代之後的台灣人當然會略有耳聞，尤其是陳立夫，活到了2001年才去世，知道他的人更多。但台灣人不知道的是，這些看似只會種花蒔草、寫字養生的風燭老人，當年竟然和蔣介石齊名，他們曾並肩作戰，榮辱與共，為恢弘沉鬱的中國近代史一起繪製過氣壯山河的豐美畫卷。

本文刊載於2013年八月的總四八一期《鳳凰周刊》（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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