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華:「資源」作為一個歷史的概念
原標題:王利華:「資源」作為一個歷史的概念
「資源」作為一個歷史的概念
王利華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南開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天津,300350)
【提要】環境是人類生命活動場域,資源是社會生存發展基礎,開發自然資源、謀取資生物品和增加物質財富,是人類與自然交往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目的。同「環境」一樣,「資源」乃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內涵和外延伴隨著人與自然關係拓展和加深而不斷豐富和複雜化;各種自然事物作為人類生存條件和勞動對象不斷被 「資源化」的過程,乃是人與自然關係歷史演變的一條主線,因而必須成為環境史研究的骨幹課題和思想焦點。相關問題錯綜複雜,充滿矛盾悖論,對環境史學價值判斷構成了嚴重理論挑戰。可以肯定的是:罔顧自然事物的其他價值特別是生命和生態系統價值,一味追逐短期經濟利益,恣意放縱資本利潤嗜欲,把大自然過度「資源化」「商品化」,不加節制地揮霍利用,是環境史研究者必須給予嚴厲批判的錯誤思想和惡劣行為。
【關鍵詞】環境史;自然資源;物質財富;資本利潤;價值判斷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中國生態環境史》」(13&ZD080);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萬人計劃)——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專項「中國特色環境史學理論話語體系之建構」。
本文系由作者在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2017年9月主辦的「資源利用的實例整理和環境思想國際會議」上的發言提綱加工整理而成。
大自然是生命之母,她化育了人類並給人類提供生存資源。人類與自然界交往的主要目的是發現和利用資源,謀取生活產品,資源問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問題,因此必然成為以解說歷史上的人與自然關係為目標的環境史研究的主要關注之一。如何界定和考察歷史上的「資源」?怎樣圍繞「資源」問題展開中國環境史敘事和論說?是值得環境史學者特別認真思考的。本次會議專門針對這個問題開展討論,命題旨趣很好,我十分敬佩組織者的卓越見識!茲藉機略談幾點學習感想,請師友們批評指正。
一 資源:一個需要適當限定的環境史概念
大千世界紛繁複雜,天地萬物變化無窮,決定人類認識方式多種多樣並且不斷發展變化。當今之世,學科林立,研究範圍各分畛域,理論方法日新月異。但那些關乎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事物和基本問題,先民早就開始觀察思考,至今依然最受關注和重視,成為經濟學、歷史學、地理學、環境科學等許多學科共同探研的課題,「資源」就是其中之一。在不同學科視閾和語境之中,「資源」的內涵和外延都存在一定差異,問題觀察重點和解說方式不盡相同。個人認為:從環境史角度探討 「資源」問題,至少應有以下重點關註:其一,自然事物在歷史進程中如何逐漸變成人類生存資源,不同時代的 「資源」具有怎樣不同的內容、用途和價值?其二,關於資源的思想、知識和態度如何規約人們的環境行為?三,科學技術發展怎樣影響資源利用方式,改變人與自然關係模式,進而引起自然和社會發生諸多改變?其四,如何透過歷史上的資源開發利用了解當今環境生態危機的成因和本質?在展開問題討論之前,首先需要明確「資源」在環境史上具有怎樣的涵義和範圍。
何謂「資源」?檢索維基、百度,都可發現很長的解釋。通常說來,關於某個名詞的解釋越長,就越說明它是一個重要而且複雜的基礎性概念。因為「資源」是一個重要而且複雜的基礎性概念,所以人們不斷進行新的詮釋,還不斷借用和演繹,衍生出許多延伸的概念,例如「智力資源」「文化資源」「政治資源」都是當下頻見於各類書報、網路的常見辭彙。名因事立,詞由心造,名詞前後承續和 「舊瓶裝新酒」,原屬語言發展的常態,只是迭經演繹引申同一名詞,前連後綴,涵義漸漸遷轉,概念不復原初。欲求其本義,常需進行一番考索。
「資源」一詞,英文是「Resource」,它在西方源出何時、何地、何人?如何演繹和發展?我沒有研究,推想它首先是一個經濟學名詞,出現的時間也不會很早。在近代以來的經濟學中,「資源」與財富、價值、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商品、市場等始終緊密關聯,可謂無處不在。凡可開發利用、製成產品、帶來財富、產生價值的事物,包括各種自然事物和眾多經濟、社會要素諸如勞動力、技術等,通通都被視為「資源」。近世以來,在資本—市場經濟體系中,一切都在不斷被 「資源化」,不斷被變成商品,計算價格,成為資本利潤的來源。
「資源」一詞在中國文獻中出現似乎更晚。筆者稍稍檢索了一下,唐代許敬宗曾有 「若乃求中軌範,流慶資源」之語,第一次出現資、源兩字連用,但與這裡所說的 「資源」完全不是一碼事,《辭源》搜羅古代漢語辭彙最全,但沒有「資源」一詞。所以,我猜想這個辭彙有可能是上個世紀前期從日文移植過來的。那麼,中國古代是否沒有 「資源」觀念呢?不是。古人經常討論資生之物的來源,只是缺少一個涵蓋如此廣泛的專用名詞。若干詞語在古籍文獻里頻繁出現,常常被人們掛在嘴上,距離我們所說的自然資源可能很接近,例如「地利」。顧名思義,「地利」是土地出產帶來的利益,首先是農業收益,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經常談論如何勸課農桑,驅民歸田,墾闢草萊,不違農時,讓百姓戮力稼穡以「盡地利」。當然,「地利」並不局限於壟畝,山林藪澤中的動、植、礦物均屬 「地利」。陽光、雨水等等「天」的因素不屬於「地利」,但古人早就知曉它們是「地利」出產的必要條件,故有天生地養之說,所以盡地利須順天時、察時氣、候雨水,適時耕稼、樵獵,增加粟帛財貨,保障國家用度和百姓生計。此外還有 「天材」或 「尖財」等,不予詳解。
要之,不論作為一個西方經濟學概念,還是一個很可能由日本人造作的漢字辭彙,「資源」被引入中國學術話語之中都不會早於清末民初。在短短百年之內,「資源」一詞就被廣泛應用,並且由自然到社會,從物質到智力,不斷推衍,生出了很多新的名詞概念。但其初始含義和主要所指,乃是能夠帶來物質財富的自然資源,是天然生成而非人造的自然物,權威機構和辭書對資源的解釋,大抵都是基於天然生成的自然物這個本義。例如《辭海》對「資源」的釋義就是「資財的來源,一般指天然的財源」;在「自然資源」一條中又稱:「一般指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類加工製造的原材料。如土地資源、礦藏資源、水利資源、生物資源、海洋資源等,是生產的原料來源和布局場所。」《中國大百科全書》的解釋有所不同,稱:「自然資源是自然環境中人類可以用於生活和生產的物質,可分為三類:一是取之不盡的,如太陽能和風力;二是可以更新的,如生物、水和土壤;三是不可更新的,如各種礦物。」據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1972年對「自然資源」所作定義,是「在一定時間和一定條件下,能產生經濟效益,以提高人類當前和未來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條件」。經濟學等諸多領域學者及中外許多重要辭書對「自然資源」下過很多定義,一致強調其「天然」和「非人工」性,又根據屬性、分布和用途等等進行了許多分類。但是,隨著人們在 「資源」之前冠以各種專用名詞,情況變得愈來愈複雜,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概念集群,令人眼花繚亂。像土地資源、水資源、氣候資源、生物資源、礦產資源、海洋資源、可再生資源、不可再生資源、可耗竭資源、靜態資源、潛在資源、現實資源等,這些大抵都還是指「自然資源」,但「可回收資源」之類就不一定了。不僅如此,在一個普遍逐利的時代,有 「利」的詞語自然最受喜愛,所以經常被借用,又衍生出諸如「人力資源」「教育資源」「文化資源」「政治資源」等,因陳積累,名項日繁,詞義則愈來愈加含混複雜。讓人感到無奈的是,隨著學科不斷交叉,在學術研究中被含混使用的情況也是日益普遍。
雖然我們難以排斥、甚至不得不頻繁使用這些距離本義愈來愈遠的「資源」概念,雖然人造事物正在日益迅速地充塞我們的生存環境乃至整個地球,有些已經事實上構成了「資源」的一部分,我們無法棄置不理,研究近世以來的環境史甚至還必須將它們作為重點考察對象,但我仍然建議:以考察人地關係為己任的歷史地理學家和以解說歷史上的人與自然關係為目標的環境史研究者,最好將「資源」與人造的事物切割開來,以便減少混同區間,更加清朗地解說自然資源問題。理由有二:其一,我們既主要致力於理解歷史上的人地關係或人與自然關係,就理應聚焦於那些天然生成的事物和要素,例如光照、熱能、水、土、野生動植物、地下礦藏等,不論它們名叫「資源」還是被稱為「地利」,著重考察它們在人類生存發展中的歷史作用,與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換言之,我不主張採用過於泛化的 「資源」概念,首先是擔心那樣可能分散注意力,沖淡環境史研究主題;其二,自然資源包羅萬象,極其繁複,倘若採用泛義的「資源」概念,把非天然的人造物一併納入「資源」範疇,必定顯著增加問題探討的技術難度。自然與社會的眾多要素本是互相滲透、彼此糾纏,各種關係極其錯綜複雜,面對 「資源」概念不斷泛化,若不加以適當切割,將造成更多難解的思想糾結。
二 資源:一個不斷擴展和更新的歷史概念
環境是人類賴以生息並不斷加以改造的自然,資源則是環境為人類開展勞動、謀取產品、創造價值所提供的天然因素和客觀條件;環境是人類交往的自然界,資源是人類利用的自然物。兩者都是在一定條件下與人類發生接觸,因而成為實踐 (至少是思想)的對象,作為與人類相互依存的「彼方」逐漸進入歷史記憶,如今成為環境史的研究對象。
就環境的定義和環境史考察歷史上的人與自然關係這一基本主題設定而言,我們所探討的歷史上的人與自然關係,實為人類與其所接觸的那部分自然界(而不是整個大自然)之間的關係,那部分自然界構成人類生存活動的 「現實領域」,並且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被 「人工化」。資源是由自然環境提供的,是自然環境之中對人類生存發展最重要的部分。在人與自然和人與環境的眾多關係中,人與資源的關係最直接、最親密同時亦最具張力,是人與自然之間所有複雜關係的主幹,或者說人類因各種需要認識、理解和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形成了人與自然歷史交往的主要界面,這是環境史研究考察的主要視閾。由於環境是人類生息的環境,是人類生命活動的場域;資源是人類利用的資源,是人類生命活動的物質來源和基礎條件,而不同歷史時期人類種群數量(人口)、生命活動內容特別是物質需求不斷變化——總體趨向是不斷增長,因此,「環境」隨著時代發展而具有相當不同的內涵、外延、作用和意義。與所在環境相一致,「資源」亦是一個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不斷擴張的歷史性概念。大致而言,「資源」的歷史性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自然事物在與勞動生產相結合的歷史過程中逐漸轉變為資源,進入社會實踐領域。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在勞動實踐中創造了自己,勞動是為了創造物質財富以滿足自身生存需要,離不開自然界所提供的諸多材料和條件。恩格斯在論述「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時特別指出:「政治經濟學家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實,勞動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轉變為財富。」自然界給勞動提供的材料,就是我們所說的自然資源的主要部分。只有在一定生產方式下與特定人類目的相結合,成為勞動對象和生產條件,自然事物才會轉變成「資源」。在此之前,它們是純自然的存在,至多只能算作「潛在資源」。自然因素和條件如何逐漸由「潛在資源」轉變成「現實資源」?自古至今的資源,從思想、觀念、知識到開發、加工、利用經歷過怎樣的發展變化?是環境史需要重點考察的問題,因為正是在這些發展變化過程中,人與自然關係不斷擴大和深化——自然對人類生存、社會進步和文明演化的作用不斷擴大和加深,同時受到人類活動不斷擴大和加深的影響。兩者之間有無數值得講述和需要思考的故事。
第二,資源伴隨歷史進程不斷發展演替,總體趨勢是種類不斷增加,來源日益廣泛,但也有淘汰。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愈來愈多的自然事物和條件逐漸為人類所用,由「潛在資源」轉變為「現實資源」,種類、數量和取用範圍都在不斷增加。之所以如此,一因人類需求不斷由少到多(人口增長是主因)、由簡單到複雜;二因人類活動範圍不斷擴張,更多區域的自然資源陸續被發現和利用;三因知識和技術逐漸提高,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能力逐步增強。自蒙昧時代至於今日,人類既不斷擴大資源利用範圍:從地表資源到地下資源、從陸地資源到海洋資源、從大地資源到天空資源等;更不斷增加資源利用對象和層次:動物、植物、微生物、礦物,資源利用種類和對同一資源多種特性的利用都在不斷增加。不同時代對自然資源的認識水平、需求目的、開發方式、工具手段和技術能力不同,深度、廣度和效率都在不斷發展變化。古人所認識、掌握、開發和利用的資源種類,與當代相比不在一個量級,在歷史過程中經歷了許多變化和演替。舉例來說,製造工具需要不同材料,這些材料取諸自然界,自古至今就經歷了許多演替,石料、木料、泥料(陶器)、骨料(骨器)、金屬礦物原料等不斷變化。有些曾經是製造工具的重要材料,但後來逐漸改作他用,例如石英石;有些曾經很重要的材料後來幾乎完全被廢棄,例如骨料。再以燃料和能源為例,歷史上種類增加和替代也非常明顯:從生物燃料(薪柴)到化石燃料 (煤炭、石油、天然氣),現在大舉開發核能,今後還將大量開發海底可燃冰,此外還有水能、風能等,每一次燃料和能源結構的重大變化,都對人類生態系統(包括環境、經濟、社會、科技、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觀念)產生廣泛影響,引發眾多方面的連鎖反應甚至革命性變化。歷史學家應當認真講述和解釋這些變化。
第三,資源豐儉狀況、獲得途徑和利用方式不斷發生歷史改變,並引起物質經濟和其他方面的系統性變化。
曾幾何時,人們普遍認為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人類需要做的,是不斷增強開發、利用的技術能力。然而,歷史事實並非如此,文化性和技術性資源約束早就存在,遠古人類就經歷過天然食物資源漸趨匱乏之苦。由於不同生計模式和技術條件下的經濟生產和物質生活都存在一定偏向和區限,特定地區可供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種類並非無限豐富,定向性的生產目標和消費追求,必然導致特定資源種類被過度開發利用,早晚要造成這些資源走向匱乏耗竭,最終導致原有生活方式因為失去相應的資源支撐而無法持續。舉例來說,在廣袤的亞歐大陸尤其是中高緯度地區,歷史上以鹿科動物為代表的有蹄類食草動物,種類之繁多,種群之龐大,今人已經完全無法想像,在數十萬年甚至百萬年的漫長歲月中,人們一直跟蹤捕獵它們,曾經是人類主要的食物和衣料來源。但是,倘若未被馴化成為與人類共生的家養牲畜,有些動物資源必定逐漸耗減,鹿科動物就是其中之一。隨著時代推移,鹿肉、鹿裘如今都變成了稀罕之物,與遠古時代的情況實有天壤之別。再如,周、秦、西漢時期漆器非常普及,但東漢以後逐漸不甚流行,固然由於器物使用偏好和生產技術等方面發生了變化,但漆林資源漸趨減耗,漆料漸不敷用,恐怕是一個最直接的原因。
資源不斷消耗而趨於短缺,迫使人們不得不改變生計模式,更新技術體系,改變經濟方向和調整消費偏好,有時甚至需要通過變革社會組織方式和國家政治制度來加以應對。事實上,資源短缺和不足,乃是人類經濟轉型、社會變革和文化(文明)改弦更張的一個主要驅動力。人類發展到今天,自然界中的許多資源已近枯竭,除努力發現新的蘊藏和替代資源外,有些需要通過再利用和循環利用來獲得,所以現在日益重視「城市礦山」開發,即是從廢棄物質中獲取資源。當然,發展人工合成物例如化工材料、納米材料,是愈來愈重要的彌補途徑。
對人類來說,有些自然資源是可以替換的,失去固然可惜,但不至於造成致命影響;但有些資源是不可短缺的,必須想方設法得到滿足,淡水資源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國,古今水資源發生了巨大變化,總趨勢是逐漸走向匱乏,有些地區已經特別嚴重,導致生機斷絕。華北、西北地區原本只是季節性、工程性缺水,如今資源性缺水愈來愈嚴重,有些地方連飲用水都發生了困難,成為區域發展的主要限制因子,所以不得不一方面發展節水技術(特別是農業領域),同時實施大型遠程引水工程。中國自古水利事業發達,遠程引水並不是一件新鮮事,但歷史上曾有過當今這樣跨越千里規模巨大的「南水北調」工程嗎?一項水利工程固然能夠發揮水資源重新配置的作用,但也會引發一系列生態、經濟、社會甚至政治變化。有時候,一個方面的資源緊張還會引起另一些方面的資源利用方式發生重大變革,水電事業發展就是這樣。為什麼要發展水電?主要因為煤炭污染過重、石油資源不夠,無法依恃火電。所以需向江河海洋索要能源,在黃河、長江和其他江河上興建許多大型水電工程,還搞沿海潮汐發電。這些都不是簡單的事情,在生態、經濟和社會許多方面常常引起連鎖效應。有關方面的故事太多,需要研討的問題俯拾皆是。
第四,自然資源與人類生存發展的關係,通過千姿百態的生產生活面貌歷史地呈現,是具體而非抽象的。
資源的歷史性,既表現在資源稟賦的整體變遷趨勢之中,表現在資源種類、數量的具體消長之中,還體現在不同時代、地域和民族千姿百態的生產生活面貌之中。既具有歷時性變化,亦具有共時性的地域和民族差異,其歷史性通過具體事項而非抽象概念呈現。自古至今,不同地域、社會和民族由於地處不同環境,佔據不同「生態位」,因而擁有不同的資源清單。
不同地域環境中的自然資源條件,與當地民族和社會的生計模式、經濟結構、生產方式、政治體制乃至生活習慣互相聯繫、彼此影響,特定社會形態、經濟模式和生活面貌都與所在地區的資源稟賦、配置和利用,有著密不可分的歷史關聯。不同地域、民族和社會,由於發展階段和文化傳統不同,資源需求亦不相同;同一資源——陽光、空氣、水、土地、森林、草場、動物、礦藏等的價值和意義,在不同時代、地區、民族和社會之間亦存在頗多差異。
自然資源參與特定區域和民族歷史的塑造。人類生存發展毫無疑問是以自然資源作為根本依託的,自然資源制約著全部人類歷史,資源稟賦影響著經濟生產和物質生活方式,進而影響社會文化面貌。但這並不意味著資源最豐富地區歷史發展進程亦最快速,也不意味著相似甚至相同的資源稟賦必定造就相似甚至相同的經濟類型和文化模式。不同社會形態、經濟類型和文明體系的發展進程及其在特定歷史時代的先進與落後,與所在環境中自然資源的豐富程度,並不必然地始終呈現出正相關的關係;相同的自然資源條件亦不必然地造就相同的社會文化。自然系統與人類系統的相互關係是極其複雜的,需要進行更多具體探析。中外歷史事實證明: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並非總是文明率先起源和發達的地區,有時可能正爾相反;人類學和民族學案例則反映:生活在同一區域、同樣資源條件下的不同部落和民族,有可能採用迥然不同的生計方式,具體發明創造和物質生活更有可能殊途異趣。
中國古代南北區域文明發展進程之差異,就可以證明發展快慢與自然資源豐儉並非始終正相關。《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南方楚越之地擁有極其豐富的自然資源,「果蓏蠃蛤,不待賈而足」,但這反而成為一種「富而惰」的阻礙,南方水、土、光、熱和動植物極其豐富的資源優勢,在歷史早期並沒有很快發揮出來,當黃河中下游地區早已進入精耕細作農業社會之時,南方地區還是「地廣人稀」「人無牛犢」,採用「火耕水耨」的粗放農作方式;同一區域的不同民族可能採用不同生計模式,擁有不同文化體系,在中國特別是西南地區就有很多實例,不必多說。
不僅如此,同樣的自然物料,在不同地區和民族中有可能被用來製造非常不同的物質產品和文化形式,例如前面提到的骨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利用軟體動物甲殼、大型獸物骨頭製造器具,在人類早期歷史上應具有相當廣泛的共性,在中國南北各地遠古文化遺址中,此類器物所在皆是,但目前所知只有殷商民族創造出了燦爛輝煌的甲骨文化。
總之,圍繞資源而展開的人與自然、文化與環境的關係是極其複雜和富於變化的,不能簡單機械地認識,輕率貿然的結論,而應當深入到不同時代、地域、民族和社會的歷史情境中進行具體細緻考察。在我看來,圍繞資源而展開的環境史研究,應積極藉助於斷代史、區域史、民族史、經濟史、物質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等的豐富成果,並且致力於細化和深化諸多領域已經取得的認識。
由於不同時代和地域資源種類、分布和消長,不同民族和社會資源利用目的和方式,都是千變萬化、繁複無窮,我們無法對所有事物和事件都一一專門研究,因此只能選擇其中的典型案例進行剖析。本次會議強調「實例整理」,我想就包含了這個意思,同樣體現了組織者的真知灼見。
第五,資源價值認識也具有歷史性,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們對待自然事物的態度、開發利用方式及其他環境行為。
「資源」自古便是一個與價值相聯繫的概念。大自然中對人類有用、有利的事物被人們用以謀取所需產品,不同產品具有不同價值,能夠和已經被利用的自然事物於是成為具備不同價值的資源。對人類來說,自然事物所具有的價值,有的直接,有的間接:可以直接使用、變成產品的資源(例如樹木),具有天然和直接的價值;不能直接利用的事物,因可以用來創造所需之物(例如土地、灌溉水源、鐵礦石、高嶺土),或是創造所需之物的必備條件(如光、熱等等),因而也都被視為資源,具有價值,但其價值是間接的。不能通過勞動變成產品並帶來利益則不被視為資源。但是,自然事物是否具有價值、具有何種價值以及價值之大小都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人類生活需求、技術知識等眾多因素的變化而改變:有些自然物,早先人們沒有發現有何利用價值,直到很晚時代才發現它們有用;有些雖然很早就被發現有用,但開始只是利用了某個方面或者部分的價值,後來又陸續發現它們在更多方面具有更多價值;也有少數的自然事物原來很常用很重要,但後來因為人類需求發生了變化,或者發現了更好的替代材料,因而逐漸被棄置、很少利用了(前面所說的獸骨就是如此,先前大量用於製造器具,後來用於刻寫占卜文字,再後來只是偶爾用來做肥料和藥材)。對自然事物的價值評判,與一定的知識水平、技術能力、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習俗風尚……社會因素的發展變化有著各種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情況非常複雜,不能一概而論。
毫無疑問,對特定自然事物的價值評價首先是基於其物用價值,直到今天,一提到「資源」,我們最先想到的是可做何用的何物,人類幼年時代首先想到的多半是周遭環境中那些可以裹腹充饑的東西。但跟一般動物非常不同,人是一種文化動物,物質需求不僅僅是直接獲取某物裹腹充饑而已,而是步步累進、層層疊加和不斷發展變化,今人的物質需求,與五千年、一萬年前的祖先相比實有天壤之別。除了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人類還有不斷增長的精神需求,大自然中的各種事物不僅可以造物生財,還可能被賦予信仰、審美、科學研究、休閑娛樂等許多方面的特殊精神價值。隨著精神逐漸變成了買賣,大自然的某些部分也就以另外一種形態轉換成財富源泉,被視為有價值的資源(例如旅遊資源)。對這類資源的評價,同樣是歷史性的,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傳統時代,自然風光可能不需花錢就可以欣賞,那時人們還沒有遠離自然,周圍就是青山綠水、鳥語花香,自然風光不像今天這樣被強烈渴望(當然亦因大多數人還經常餓著肚子),因此也產生不了多少經濟價值,換不來什麼金錢,所以不會有人因為丹霞夕照很美而把南方某座孤峰懸崖當作資源圈佔起來。今天我們肚子不餓但精神壓力很大,時常想要暫時逃離一下都市喧囂,從大自然中獲得一些特殊的身心愉悅,於是跑到很遠的地方去游山逛水、觀看日出日落。但是好山、好水,日出壯觀和日落絢麗的地方,早就被人家圈佔為專有「資源」,規定了不同價格。你想去必須花錢。於是,人與自然關係進一步擴大、加深和變化,產生了另一些資源評價方式和利用關係,不管那是多麼扭曲和蠻橫無理。
時至今日,人類對自然事物的價值認識,以及基於這些認識而開展的資源開發利用,廣度、深度和強度都在迅速逼近地球空間和自然生態承載力的極限。相應地,「環境」,除了對人類構成威脅、造成障礙的那些部分之外,在概念和事實上都與 「資源」的含納愈來愈接近了。
三 資源:環境史研究的一個骨幹性課題
「資源」是觀察人與自然關係歷史的一個主要窗口。
「資源」是由逐步進入人類系統的各種自然事物所組成,伴隨社會文明複雜程度的提高而不斷豐富和多樣化。其種類構成、分布狀況、豐儉程度和演替過程,對社會、經濟、文化乃至政治、軍事等都有重要影響,兩者之間存在著極其複雜的歷史關係。系統講述歷史上的資源變化,解說資源與社會之間不斷變化的複雜關係,必須成為環境史研究的基本任務之一。這是此門新學的特殊學術旨趣和主要目標訴求所決定的。
我一向認為:人與自然關係的歷史必須沿著生存與發展這條主線進行敘述和解說,而人類謀求生存發展活動之展開,始終以認識、開發、加工和利用自然資源作為基礎前提。資源問題是環境問題的核心之一,自然環境優劣首先體現在自然資源稟賦,人類在任何地方生存發展,都必須依託當地自然條件,歷史學者要想了解人與自然關係經歷過怎樣的演變,就必須首先了解自然資源及其開發、利用狀況在時間過程中發生過哪些變化?離開這個基礎課題,就無從探討環境史。
我們既聲稱環境史與一般歷史研究相比具有更加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更加明確的現實針對性,就應當努力從時代縱深之中追尋當代環境問題的來龍去脈,揭示環境危機的歷史本質。人們為何如此關切環境問題?環境危機的要害是什麼?我考慮主要有三點,都與資源有關:
一是自然資源日趨耗竭,使人類生命支撐系統發生了嚴重危機。最近幾個世紀人類對大自然的瘋狂掠奪,既導致漫長地質年代積存下來的不可再生資源迅速耗竭,也導致地球生態系統的資源再生能力嚴重下降,與此同時,人類對資源的需求卻在急速增加,地球已經無法支撐人類按照現有方式持續生存和發展。
二是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對人類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脅。
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是怎樣造成的?是資源過度耗費和廢棄物超限存積,特別是為了應對資源匱乏而盲目發展和濫用人造物品,製造了自然生態系統難以負荷的巨量廢物,包括化學、生物、聲、光、核等物質。各種物質的時、空、量、構、序日益嚴重失衡和紊亂,遠遠超出了地球生命系統(首先是人類生命系統)的調節和耐受能力,將作為一種生物有機體的人類推向愈來愈危險的境地,身體健康、生命安全甚至種群延續的防衛系統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工業革命以來,過度消耗資源所造成的過度堆積的廢物,混合各種人工合成的有毒化學、生物產品,已經充斥於整個地球生物圈,天空與大地、土壤與水體、城市和鄉村,污染物質無處不在,遠遠超出自然生態系統的自凈能力,不僅對人類,對整個生命系統亦都造成了嚴重毒害。毫無疑問,這是資源利用不當所造成的巨大惡果,更是在應對資源匱乏過程中盲目發展化工、生物等產業所犯下的巨大罪惡。維繫地球生命系統億萬年來綿延不絕的物質(特別是有機物質)循環鏈條,由於資源攫取嚴重過度和物質生產消費嚴重不當,在短短几個世紀就被兇狠地切斷了。在中國,甚至僅僅經過半個世紀,四千年來一直支撐著中華民族生息繁衍的土壤肥力維持和更新系統就幾乎徹底瓦解,過度使用化肥、農藥、生長激素、塑料薄膜等化學物品所造成的嚴重水土污染,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生態系統危害。嚴酷的現實愈來愈清楚地證明:污染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源利用問題,放棄「變廢為寶」和資源循環利用傳統,是人類在最近幾個世紀所犯下的一個致命錯誤。當然,有史以來,人們對大自然的物理狀態施加過度和不當改造,也造成愈來愈多而且嚴重的環境風險(如人為造成的地質災害),也需要予以高度關注。
三是過分追逐物質財富,將大自然過度經濟資源化,導致自然情感喪失。
這是我最近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科學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人類只是地球生命系統演化的產物,同其他生物一樣,生於自然、死於自然,基因、血脈和種群在大自然中綿綿延續。由於生命進化造就我們具有情感、思想和審美等等超越眾生之上的靈性,故大自然之於人類不僅具有物用價值,而且具有精神價值。但是人類的認知源生於自然,情感寄寓於自然,藝術創造和感觀審美亦都是模仿和學習自然,受大自然觸動和啟發,所以仍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類所特需的精神資源首先也是來源於自然界。然而,對物質財富的瘋狂,追逐導致對自然資源的瘋狂攫取和對生態環境的極端滅裂,曾經美麗的自然界如今變得百孔千瘡,精神資源亦隨之漸趨耗竭,這是過去注意不多的一個大課題。重新喚醒人類的自然情感,對大自然作為精神資源供給者予以充分尊重和愛護,是與「生態修復」同等重要的「心態修復」任務。
環境是以人類生命活動為中心來界說的,資源亦是據人類生存發展需求而定義的(對不起,還是無法徹底擺脫「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資源作為人類勞動對象和條件逐漸進入歷史,為人類生態系統產生、發展和演化提供物質和能量,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明進化都是建基於各種自然資源的不斷發現、開發和利用,所謂環境危機亦是在此過程中積漸而至。既然 「資源」不僅是當今環境危機的根本性問題,也是人類生存發展過程中的基礎性問題,環境史研究者就不能不以此作為歷史觀察的一個焦點。應圍繞「資源」組織課題、開展研究,著重探討三大問題:一是歷史時期的自然資源狀況如何?二是它們如何逐漸被發現、開發和利用?三是人們曾經擁有怎樣的資源意識和價值觀念?圍繞資源所發生的故事,乃是人與自然彼此影響和協同演變關係的歷史「主頁」,只有將這個「主頁」書寫好,才能講清當今環境危機的由來和本質,正確解答我們從哪裡來?如何走到今天?
四 資源:一個充滿矛盾和悖論的沉重話題
各種自然事物不斷轉變成人類生存資源,既是人與自然關係演變的一個主要表現,也是文明演進的一個主要標誌。迄今為止,文明或文化的每一次重大躍遷,都伴隨著重要資源的發現和開發利用的重大科技發明,能源種類的變化和能量轉換技術的進步尤其具有標誌性意義。從取火到發電,從焚燒柴禾(生物燃料)到開採煤炭、石油、天然氣和可燃冰 (化石燃料),從依靠人畜機能到利用水能、風能、太陽能、核聚變……每次重大進步都促使人類重新組合許多已經利用和尚未利用的自然物,形成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新的資源基礎,驅動眾多方面發生調整變化乃至跨入新的文明階段。可以說,迄今為止的所有重大文明進步,都是以資源利用擴大作為物質基礎。
大約三百年前,西方世界意外出生了一種魔獸並且迅速爆長為巨獸,這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利潤、市場、商品是它的特殊胎記,慾壑難填的嗜利性則是它的天生稟性。在短短几個世紀里,這個巨型魔獸的利爪就伸到了地球上的每個角落,攫取自然界的一切,不論是億萬年沉睡在地底的礦藏,還是朝夕間歌舞於叢林的生靈,都被迅速貼上價格標籤,變成買賣商品,成為牟取財富金錢的資源。與此同時,工具理性驅動科學技術急速發展,人類征服自然的自信心日益膨脹,對大自然的掠取攘奪能力達到了幾乎無所不能的水平。直到今天,資本主義仍然變本加厲地擺弄著炮艦,駕駛著挖掘機推土機,揮舞著電鋸,開山探海,鑽天入地,將這個曾經健康美麗、生機勃勃的星球摧殘得衣衫襤褸(臭氧層破壞),百孔千瘡 (水土流失等地質性破壞),生靈塗炭 (生物銳減),地球生物圈日益病入膏肓。
但是,環境史研究者卻不能因激憤而失去歷史理性,否定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甚至無法全盤否定以利潤為追逐目標的資本和實現其目標的商品市場機制。非常無奈的是,環境史研究者在進行歷史價值判斷之時,不得不面臨前所未有的道德悖論與倫理困境,評說歷史上的自然資源開發尤其感到兩頭為難。此前對歷史人物或事件進行是非褒貶,只需評論其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正反作用,如今我們卻需要對其生態效應和環境影響做出評估,而這兩個方面天然地存在著矛盾和衝突,我們的思想立場因此變得搖擺不定。一個無法迴避的基本史實是:經濟、社會和文明發展意味著人類進步,但每前進一步都是以擴大自然資源利用作為物質基礎,擴大自然資源利用又必然地伴隨著生態環境發生新的改變——從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來看,人為改變幾乎都具有負面影響。儘管如此,環境史研究者應該基於生態中心主義立場做出「資源開發=環境破壞」、自古到今生態環境越來越惡化這類基本歷史判斷嗎?對歷史上的自然資源開發以及所造成的環境改變應當予以全盤否定嗎?如果那樣,豈非需要全面否定人類所取得的文明歷史成就?如何才能走出這樣兩難的思想困境?實際上,深陷困境的不只是環境史研究者,其他學科領域的學者包括自然科學家思想同樣糾結。成千上萬年來,除了那些反對殺生、主張「護生愛物」的宗教家和迷信風水的人士,幾乎無人指責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有何過錯,最多只是主張「取用有節」,不可「竭澤而漁」;西方基督教義還特別鼓勵大力開發自然資源,以免辜負上帝的恩賜與美意。就在過去一兩個世紀,學界都還一直認為:人類社會的最大難題是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與落後生產力的矛盾(請注意這是人類內部矛盾),解決難題的根本途徑是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加強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發展經濟生產,擴大財富來源。在這一基本問題上,西方不同思想派別之間似乎並不存在對立,中國古人也很早就持有類似認識。固然,自西漢以來,歷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就一直對「土狹人眾」「人民眾而貨財寡」(資源不足)議論紛紛,但最終結論都是強調用人力「盡地利」,背後含義是地利還未得到充分開發,即使局部地區已經出現資源匱缺,天下地利還遠未窮盡。換言之,人們曾經一直以為大自然中擁有無限的寶藏,庫存不可窮盡。直到1972年,一個名為「羅馬俱樂部」的科學團體指出:地球資源是有限的,經濟增長也有極限,若不轉變現行發展模式,未來100年內(請注意這是近50年前的警告)地球上的許多資源將要耗竭,世界經濟將因此全面衰退並發生一系列嚴重生態和社會危機。這一石破天驚的警告讓世人如夢初醒,隨著羅馬俱樂部所預測的灰暗前景加速成為現實,人與自然的衝突變得異常尖銳複雜,越來越多的人對科技進步促進社會經濟無限發展並帶來無限物質財富的樂觀信念發生了動搖甚至產生了幻滅感,憂懼和焦慮逐漸蔓延並且影響思想界,在此氛圍之下產生一些思想應激反應包括對資源開發的強烈否定和批判情有可原,對歷史認識造成擾動和引起爭論也十分正常。
不過,「羅馬俱樂部」的警告和日益嚴峻的現實,似乎並未完全擊潰人類的自信和樂觀,尤其是自然科學界,還有許多樂天派並不認同以《增長的極限》為代表的悲觀論調,仍然堅定地相信甚至更加相信科技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憑藉日益強大的科技力量可以找到更多替代性資源,可以人工合成更多更好的材料,可以修復遭到破壞的生態系統,可以建成愈來愈複雜的生態工程甚至創造新的生命形式。總之,人類有能力對地球進行愈來愈充分的開發和愈來愈精密合理的設計,保證自己生活在一個愈來愈舒適和富足的文明體系之中。只可惜,他們並不能肯定在日益危急的環境危機得到有效緩解之前,人類需要付出多麼沉重的代價特別是生命代價?甚至不能肯定在人類生命支撐系統徹底崩潰之前能否找到自我拯救的妙計良方?其實,我們之所以關心環境,還是因為關心自己,擔心的並不是這個地球將會怎樣,而是人類自己將會如何?沒有人類,地球也不需要擔心,她不會停止運轉;如果沒有人類「幫助」,地球生物圈和自然生態系統將自行恢復,甚至可能恢復更快。
對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行縱深歷史觀察可以發現:人類曾經一次又一次遭遇過資源匱乏的困境,一次又一次走出了困境。但歷史上的成功經驗並不足以支撐當代人類的過度自信,包括對急速增強的科技力量的信心。因為人類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過度消耗了自然資源,導致了日益嚴重的資源短缺,更嚴重的是地球生態系統遭到了嚴重損傷,導致人類生命健康和安全防衛體系陷入全面危機。基於歷史學者的持重和理性,我們不願簡單否定自然資源開發包括工業時代化石資源開發的歷史合理性——儘管那些直接導致了當今一系列環境生態問題,因為那樣做只能推導出「文明有罪論」。更何況,今天人類能夠日益深刻地認識到自然環境、生命世界和生態系統的複雜規律,其實得益於近代以來科技和工業文明發展。大自然中的各種事物包括植物、動物、礦物以及水、土、光、熱、氣等逐漸被人類視為「資源」,並且基於各種需要、通過不同方式加以開發利用,帶來物質經濟以及其他方面的巨大利益,是文明不斷進步的重要表現和標誌,既然我們不能全面否定文明,也就不能全面否定資源開發利用的歷史合理性。
但是,從現實形勢來看,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以往基於眼前經濟利益特別是資本利潤而將大自然過度「資源化」,肆意掠取其「現實價值」而過度消耗乃至摧殘其「潛在價值」特別是其生態價值和文化價值,是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環境史研究者應從正反兩個方面釐清「資源」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等之間的既往關係,以為當今和未來之鑒。
我們需要認真檢討以往關於自然資源的價值觀念。自古以來,與「資源」有關的概念首先是物質的和經濟學的,受到特定歷史條件下生存需要和技術水平的顯著制約。從人類的角度而言,大自然首先是各種物質產品或者生產原料的供給者,各種自然物首先受到關注的是它們的經濟價值。由於這些原因,人類理所當然地對各種事物產生了「分別心」,把它們劃分為「有用的」「無用的」「有利的」「有害的」。但長期以來僅僅把大自然視作物質經濟「資源」也是一種嚴重的思想偏頗,「有用」「無用」「有利」「有害」都只是基於人類對自身利益並且是只是短期現實利益的考量,而很少考慮它們潛在、長遠的經濟價值,更沒有認識到它們的生態系統價值。為了滿足現實生存需求,人們只顧努力地運用當下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術,發現、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但是,正因為一方面受制於當時技術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著眼於局部、集團和個人現實利益,人們對自然事物的態度和行為往往粗暴、殘忍,許多自然事物特別是生物在其價值尚未被發現之前就已經被剝奪了存在權利。這是由於人類認知和自控能力缺陷所致,也是不能不認真揭示和汲取的歷史教訓。
及至現代工商社會,問題變得遠為嚴重。突出表現在人們急於把自然物所有的潛在價值都變現為市場價格(金錢),導致大自然被過度資源化,成為資本魔獸恣意宰殺、齏切和饕餮的羔羊。最近幾個世紀以來,由於資本勢力瘋狂擴張,科技日益被資本收買成為同謀,推動物質慾望無限膨脹,導致消費主義過度盛行。在錯誤價值觀念支配下,人們沒有把大自然視作自己作為一類特殊生物所必需的肉體棲息之地、靈魂皈依之所和必須永久守護的唯一家園,而是拚命追求物質利益和資本利潤最大化,把地球上的一切都當成牟利商品,貪婪地攫取,瘋狂地掠奪,暴殄天物,戕害生靈,終於導致了現今如此嚴重的生態危機。
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形勢,我們不僅必須揚棄和超越古代狹隘的資源觀念,對近代以來日益慾壑難填的資本嗜利性、對把大自然過度「資源化」的觀念和行為,更必須予以堅決批判和抑制。如果對地球上的一切都繼續只是基於當下經濟利益和科技水平進行裁斷,僅僅當作「資源」來對待,人類終將喪失生存和發展的自然根基。
結語
美國學者羅爾斯頓曾說:「應用科學的歷史,是一部人類學會根據其利益觀察大自然、學會把環境當作資源來利用的歷史;但純理論科學的歷史,卻一直是一部發現大自然的本質、探明我們自己的根源的歷史。」他對歷史進行這樣的劃分是否合理可以討論,但他提醒我們:環境史不僅需要研究人類對環境資源的利用史,還需要有更加深切的關懷——理解我們賴以生存的大自然的本質,並探明我們自己的根源。
由此看來,作為勞動生產對象和物質生活來源的「資源」,是從歷史維度考察人與自然關係演變的最重要窗口,但這個窗口不只一扇門板,而是兩個門板,需要同時推開。環境史家既有責任從時間縱深中講好「資源」發現和利用的故事,幫助人們端正對大自然的態度,增加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突破資源約束的信心與力量;也有責任沿著人類生命之旅的過往路線,透過發生在人與各種自然物之間繁複變化的故事情節,提醒人們不僅要珍惜和善用「現實資源」,而且要注重保存那些眼下看來似乎「無用」甚至「有害」的「潛在資源」,還有責任幫助世人不斷增進對大自然的思想認識寬度,勸阻把大自然過度經濟資源化的錯誤行為;不僅重視各種自然物(包括人類之外的其他物種甚至無機物質)作為「資源」的經濟利用價值,而且關注它們作為精神情感寄寓的文化價值,更要關心其對構建和維持生命共同體的生態系統價值。若能如此,在自然資源和自然價值認識方面,環境史學可以發揮其他學術研究所難以替代的特殊作用。
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論文出處】「資源」作為一個歷史的概念[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8.33(04):35-45.
【作者簡介】王利華(1963- ),男,安徽宿松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生態文明研究院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中心,教育部 「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農業史、飲食史、環境史以及生態文明理論。
TAG: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