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亞峰：在美十二年——我的學術經歷（三）

2013年在維也納參加國際會議

夏亞峰，紐約長島大學（Long Isand University）東亞史和外交史副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兼職教授。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1995-1998）。1998年入馬里蘭大學歷史系，2003年獲現代外交史博士學位。英文學術專著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U. 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1949-1972（2006）受到普遍好評。在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中國大陸史學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近二十篇。現在國內擔任《冷戰國際史研究》雜誌編委、《冷戰國際史叢書》編委等。在美國擔任「人文社會科學在線」外交國際關係專欄（H-Diplo）書評編輯，經常組織對西方出版的涉及二十世紀中國外交新著的圓桌書評討論，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撰寫書評並編輯出版。

拓展研究領域和學術空間

2004年夏，我將第一本書的書稿交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後，就開始考慮下一個研究課題。此時，正趕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解密，我很快確定第二本書的研究和寫作計劃，寫一本關於新中國外交部之初（1949-1956）的學術專著。通過研究考察新中國外交部建制、外交官的選拔、駐外使館的設置、外交危機的處理、開拓國際活動空間和擴大中國國際影響的努力等。著重考察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新中國的高級外交官是如何貫徹執行周恩來總理兼外長提出的「埋葬屈辱外交」這一方針政策的。為了到北京外交部查檔案，我申請到長島大學教授研究基金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利希慎訪問學者計劃的經費支持,於2006年6月, 赴北京調研，複印了大批1949-1955年間外交部工作檔案。8月，我又在香港中文大學從事研究工作一個月，收集了不少有關中國外交研究的二手資料，為第二本書的寫作，奠定了史料基礎。

根據這些材料，我寫成一篇關於過去十年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研究狀況的綜述文章，發表於《中國歷史評論》(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2007年春季號。2006年夏天在中國大陸調研期間，我又先後就中國冷戰研究相關問題，採訪了沈志華、章百家、牛軍、李丹慧、徐藍、楊奎松、崔丕、戴超武等一批有影響的中國冷戰研究學者，寫成一篇關於過去二十年冷戰史研究在中國發展情況及存在問題的綜述文章，發表於（《冷戰研究學刊》2008年冬季號。該文將過去二十年中國冷戰史研究的概況，包括主要學者、他們的研究領域及主要著作、近二十年來解密或出版的有關冷戰史中文資料、冷戰史研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中國冷戰史研究的前景和存在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將其介紹給西方學術界。該文發表以後，受到西方學術界的關注和歡迎。「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在線」外交國際關係專欄(H-Diplo)邀請了幾位研究冷戰史的學者，以圓桌書評討論會的形式，對該文進行評論。此外，我寫的一篇關於新中國第一位駐外大使王稼祥外交的研究文章，也發表於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全美中國研究》2009年秋季號，這是我的第二本英文專著的一部分。

在過去的三年中，我還與國內知名冷戰研究學者沈志華、李丹慧、楊奎松等合作，聯名在西方一流冷戰史和國際史研究的學術刊物，如《冷戰研究學刊》、《國際史評論》、《冷戰史》、《外交史》 等，發表多篇學術論文。這些文章的發表，為西方研究冷戰史學者較快了解中國領軍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2007年夏以來，我受邀擔任「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在線」（H-Net）外交國際關係專欄網路期刊的編輯, 負責組織對最新出版的關於二十世紀中國外交史學術專著的評論，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撰寫書評並編輯出版，在西方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兩年多來，我已經先後主持了對2008年出版的四部重要著作的圓桌書評討論會，包括加拿大學者朗巴斯(Michael Lumbers)有關約翰遜政府對華政策研究的專著、呂德量(Lorenz M. Luthi) 關於中蘇分裂的專著，美國學者恩格爾(Jeffrey A. Engel) 主編的老布希中國日記，以及中國知名外交家冀朝鑄先生的英文回憶錄。目前，我正在組織對三部最新出版的專著的書評討論會。好幾位國際知名的冷戰史和外交史專家對我的這項工作給予熱情的支持，撥冗賜稿。這些學者包擴哈佛大學克萊默(Mark Kramer) 教授、劍橋大學普雷斯頓(Andrew Preston) 教授、主持華約平行項目的著名學者馬斯特尼(Vojtech Mastny) 、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美國外交史學會員通訊(Passport) 的主編冷訥(Mitch Lerner) 、蒙大拿大學中國研究專家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教授 、香港大學羅伯茨(Priscilla Roberts) 教授, 以及旅美華裔學者翟強、高崢、盛慕真、許光秋等。通過這項工作，加強了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的學術對話，增進了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外交史研究的了解和興趣。

2012年採訪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Stapleton Roy)

幾點體會

對我在十年時間內從一個學術研究的門外漢到美國大學終身教授，並初步確立了自己在美國學術界的一席之地的經歷，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體會：

第一，揚長避短，從事自己熟悉和有優勢的課題研究。現在活躍在美國歷史學界的旅美華裔歷史學者，幾乎都在中國大陸完成本科教育甚至碩士研究生教育。他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來到美國或加拿大等英語國家接受博士研究生教育。目前，絕大多數人在美國從事與東亞史和中國史有關的教學科研工作。以冷戰史研究為例: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很多旅美中國學者在冷戰國際史研究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並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些學者成長於冷戰早期的中國，又在美國接受了進一步的研究生教育，因此，他們對冷戰期間中國的經歷有著獨特理解。他們對中國資源的利用，加上在美國得到的學術訓練，使得他們在確定研究課題和得出結論方面有著獨特優勢。獨特的學術背景和他們對西方學術話語以及從事冷戰國際史研究的學者所關注的熱門課題的熟悉，使他們能經常在有影響的冷戰史和國際關係史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不少人還成為在某些課題方面很有造詣的專家，並出版了專著。由於他們對冷戰研究做出的特殊貢獻，其中許多人在美國的大學獲得終身教授的職位，甚至在常青藤大學獲得了教授職位。1998年我來美國以後，根據自己過去從事教育外事工作的經歷，很快確定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為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很幸運結識了幾位從事冷戰史研究的旅美中國學者如張曙光、陳兼、翟強和李小兵等，受到他們的影響，並得到他們的熱情幫助。

第二，積极參与學術會議和專業學術團體，掌握學術動態，建立自己的學術聯繫網路。我在2002年加入中國留美歷史學會，在學會的組織安排下，我獲得在2003年3月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年會宣讀論文的機會。在過去的幾年中，我一直堅持參加美國歷史學會組織的年會，並提交和宣讀論文，這有利於了解同行學者的研究情況，也常常能得到他們的指點，觸發靈感，迸發出研究的火花。記得2003年5月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冷戰研究中心主辦的冷戰國際史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上，在我宣讀論文之後，俄亥俄大學派克(Chester Pach)教授向我提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初，中國的國內政治是如何影響毛澤東和周恩來實施對美緩和的外交決策的？我當時的回答是很膚淺的。但在隨後的研究中，我特別注意這個問題，於2005年初就此問題寫成一篇研究文章並很快得以發表。為了加強與美國學者的學術聯繫，我於2003年加入美國外交史學家學會(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經常參加年會，宣讀論文，了解學術動態，結識美國同行學者。在2007年美國外交史學家學會，我遇到了「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在線」外交國際關係史專欄 (H-Diplo) 執行編輯拉卜絡絲(Diane Labrosse)女士，此前她已注意到我的研究。在這次會上，她正式邀我加盟外交國際關係史專欄，擔任有關二十世紀中國外交史新著書評編輯。這項工作儘管佔去我一些研究時間，但卻有利於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外交史研究的關注，提升了中國學者的知名度。同時，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個人也由此獲得一些難得機會。如我先後收到《美國歷史評論》、《美國史研究學刊》、《外交史》等美國頂尖史學期刊的邀請，為他們撰寫書評。2008年春，我收到牛津大學賴特(Jonathan Wright) 教授和倫敦經濟學院凱塞(Steven Casey)教授的邀請，為他們計劃編著的 Mental Maps in the Early Cold War (冷戰早期世界領導人的心理地圖)一書寫一個專題。最後，確定我寫冷戰時期毛澤東的心理地圖和世界觀。2009年9月，由牛津大學出資，我赴牛津大學出席由懷特和凱塞教授主辦的專題研討會，宣讀論文。 此外，自2007年以來，我還擔任中國留美歷史學會理事會成員，負責與其他學會的聯繫工作，組織本會會員參與美國的學術會議。我覺得留美歷史學會所開展各項活動在幫助在讀博士生和新近取得教職的年輕學者獲得參與美國的學術活動和發表論文的機會方面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而這一切在他們獲得教職和最終獲得終身教授職務過程中，都是十分有益的。我個人過去得益於歷史學會的工作，現在是我回報學會的時候了，也算是為後來者盡一份力。

第三，與中國有關的冷戰史研究前景之我見。對有志於從事冷戰史研究的中國國內年輕學子，一定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功夫，打好基本功，掌握多門外國語。除了精通漢語和英語外，最好還能熟練使用其他一至兩門外語。倫敦經濟學院文安立教授 (現為哈佛大學教授)，精通多國語言，是冷戰史「新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寫作The Global Cold War(《全球冷戰》)這部獲得多項學術獎的專著時，遍查了中國、俄國、德國、東歐諸國以及南非等各國的檔案。又如，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的呂德量(Lorenz Lüthi)博士，從1995年起師從著名冷戰史專家加迪斯教授，於2003年取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他精通英文、俄文、中文等六種語言。他的博士論文，利用了中國、俄國、美國、德國、波蘭、匈牙利、捷克、義大利及法國等多國多語種檔案。取得博士學位後，他又先後在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從事博後研究工作。2008年春，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專著。他用十年的時間，寫出了一部可稱是近二十年出版的冷戰史研究方面的佳作，真是「十年磨一劍」。該書是迄今為止出版的關於冷戰時期中蘇關係分裂最重要的著作。我寫這些，是為了向年輕一代學子說明：要做大學問，要有長期計劃，需要打好基礎，掌握多門外語。要耐得寂寞，不可急功近利。就今後學科發展的趨勢來看，有中國背景的學者，由於對中國文化、社會和語言的熟悉和特殊了解，在研究冷戰時期與中國相關的問題方面，應開闢新的研究領域，找出新話題、提出新問題、尋找新範式，從而對冷戰史國際研究做出特別的貢獻。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發布時略有刪減。

敬請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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