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革命」五年後，腐敗仍存在於烏克蘭社會每個角落

曾在烏克蘭南部的赫爾松市（Kherson）出任市議員和市長顧問的卡特里娜，長期以來一直針砭時弊，批評當地安全機構以及烏克蘭內政部的腐敗現象，這讓她在當地小有名氣，而最終也為她帶來了殺身之禍。

7月31日晚，一名陌生男子敲開了她家的大門。打開門後，迎接她的是1公升的濃硫酸。卡特里娜全身40%的皮膚被嚴重燒傷，被緊急轉至首都基輔治療，但最終還是因為血栓和多種併發症辭世。

反腐活動人士卡特里娜被硫酸襲擊前後對比照。圖源：DPA

儘管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再三要求調查人員「不惜一切代價抓住兇手」，但案件至今沒有進展。當局早在三個月前就逮捕了五名犯罪嫌疑人，但對於案件後續進展卻一直三緘其口。烏克蘭檢察院將案件歸咎於分離主義激進分子，稱其目的在於破壞烏克蘭地區穩定。

對卡特里娜來說，如果沒有遭遇意外，她本該參加11月21日的烏克蘭廣場革命紀念日活動。

五年前的這一天，基輔爆發大規模親歐盟、反亞努科維奇政府示威遊行。2013年12月，示威演變為暴力流血衝突並持續升級，在烏克蘭安全部隊實際保持中立的情況下，示威者佔領了基輔市政廳等政要機關長達數月之久。次年2月，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出逃烏東地區，其所在政黨「地區黨」在經歷大規模退黨潮後迅速土崩瓦解，亞努科維奇被烏克蘭最高拉達（即議會）撤去總統職務，並遭全球通緝。

出於對烏克蘭可能徹底倒向西方的不滿，以及對黑海艦隊可能失去塞瓦斯托波爾軍港的擔憂，俄羅斯決定施以雷霆手段，迅速派軍佔領整個克里米亞半島，使亞速海實際成為俄羅斯的內湖，這導致了雙方近日在刻赤海峽的軍事衝突。

五年前也許鮮有烏克蘭人會料到，俄烏關係的惡化會使烏克蘭的領土完整都無法得到保障。而烏克蘭人民和新政府所期望看到的民主和繁榮也不過是鏡花水月。五年以來烏克蘭腐敗現象未見好轉，民主化改革進程舉步維艱。

腐敗無處不在

2018年5月中旬，一批來自歐盟的103個集裝箱抵達烏克蘭最重要的貿易港口敖德薩，主要貨物為自行車零件、花園工具、皮鞋和雨具。而到了5月底，報關清單顯示，集裝箱內的貨物變成了20噸刷子和硬紙板，所應繳納關稅也從17710美元變成了4875美元。

在敖德薩、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甚至在基輔，同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烏克蘭每年在關稅上因腐敗損失48億美元，這筆款項相當於烏克蘭政府每年十分之一的財政收入，也相當於烏克蘭每年從歐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貸款總額的兩倍。

「烏克蘭至少有30%到40%的關稅收入消失了，」烏克蘭總檢察長Jurij Luzenko在接受《南德意志報》採訪時表示，「從警察到海關，從檢察院到烏克蘭國家安全局SBU，人人都有份。」

一位敖德薩港口工作人員透露：「海關和國安局拿大頭，為此專門成立了無數的清關公司，這些公司背後的持有者包括國安局高官、邊檢負責人等等。」

歐洲倒數第一

腐敗在烏克蘭還帶有殘酷的血腥味。卡特里娜的悲劇不是孤例。2018年元旦，人權律師Irina Nasdrowskaja在基輔街頭被人當眾刺死；3月，環保人士Mykola Jarema在基輔郊區被毆打致死；6月5日，Mikolaj Bytschko在公開反對當地建設垃圾場後，被人弔死在哈爾科夫周邊的森林中。如同卡特里娜被害案一樣，這些案件至今未破。

塔季揚娜（Tetjana Petschontschyk）在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決定返回祖國，她於2012年在基輔建立了人權信息中心HRIC，希望能為社會活動人士提供幫助和保護。

「其實早在庫奇馬和亞努科維奇時代，針對反腐活動人士的犯罪就屢有發生，只不過當時沒人願意也沒人敢於統計究竟發生了多少相關案件，」塔季揚娜在接受歐洲媒體專訪時表示，「今年類似的案件已經發生了60起，基輔已經是相對安全的大城市，在地方上情況只會更糟。」

歐洲各國清廉指數，2016年俄羅斯和烏克蘭並列歐洲倒數第一。圖源：透明國際

根據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4年公布的數據，烏克蘭的清廉指數位列全球142名，為歐洲倒數第一。在廣場革命之後，烏克蘭湧現出了一批如卡特里娜一樣的年輕反腐活動人士，在他們的努力下，越來越多腐敗案件浮出水面，受到公眾的關注。2017年，烏克蘭的清廉指數升至130名，超越俄羅斯成為歐洲倒數第二的國家。

歐洲最適宜投資國家排名，烏克蘭為歐洲倒數第一。圖源：歐盟商會

儘管烏克蘭不乏反腐活動人士，但他們的人身安全卻無人保證。卡特里娜的犧牲也許只是枉然的，烏克蘭執法機構無法還她公道和正義。

根據HRIC的數據，針對反腐活動人士的暴力案件中，超過90%被警方直接認定為假警。卡特里娜遇害案一開始僅僅被警方認定為「流氓案」，在案件持續發酵後才被定性為謀殺未遂，即使法律上的「憲法最高保護者」、總統波羅申科長久以來也對案件保持沉默，直到一周前才呼籲成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該案。

反腐陷入癱瘓

不僅僅是警務機構，2015年在布魯塞爾和華盛頓要求下新成立的烏克蘭反腐局（Nabu），就是一個被制度性腐敗所癱瘓的典型例子。擁有650名員工的反腐局主要針對法官、議員、國企高管以及政府要員發起調查，但其成立至今三年以來的業績仍然為零。

局長Artem Sitnik被稱為烏克蘭為數不多的政界清流，卻也是政府內部的「小丑」。「我們至今已經成功將140名官員告上法庭，」Sitnik無奈地表示，「但沒有任何人被判刑，我們的調查被蓄意阻撓，法院的審理一直會莫名被凍結或無限期拖延。」

從地方法院到最高憲法法院，按照Sitnik的描述，所有判決都可以被明碼拍賣，從亞努科維奇時代開始，最高法院的法官可以收受高達100萬格里夫納（約合人民幣25萬元）的賄賂，至少有十多位被反腐局控告的法官無法解釋他們購置豪宅別墅的資金來源。而正因為存在受賄的把柄，政府高層能輕易控制這些法官的判決。

「也有不受賄的法官，但他們得承受巨大的壓力，」Stinik領導的反腐局曾逮捕一位前議員Mykola Martynenko，罪名為侵吞2000萬歐元歐盟援助，在電視畫面中，Stinik敘述這段插曲時顯得格外平靜：「那件案子的主審法官沒有受賄記錄，但庭審當天的旁聽席上出現了15名議員和3名部長。在烏克蘭，（犯罪嫌疑人）和高層之間的關係直接決定了審判結果，我見過有偷竊20美元的平頭百姓最終被判數年徒刑的。」

由於政局的不穩定以及無法根除的腐敗，烏克蘭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在廣場革命後出現了持續下滑。

數據來源：烏克蘭國家銀行改革遙遙無期

合理的選舉制度、獨立於行政機構的司法體系、適用於所有公民的法律和程序，以及積极參与政治的公民團體——這些被視為西方代議民主制的關鍵要素。而在缺乏前兩者的烏克蘭，廣場革命後湧現出的社會活動人士在國家機器面前完全施展不開拳腳。

儘管作為總統的波羅申科在上台初期就表明了「去寡頭化」的執政思路，但他不僅無力節制手下官員干涉司法機構，其本人也被媒體稱為「新寡頭集團的代表人」。波羅申科在擔任總統前就是被稱為「巧克力大王」的烏克蘭第五富豪，但他在當選總統後「將不再管理其企業以避嫌」的承諾至今仍未兌現。

烏克蘭無法正常民主化的另一大阻力在於各地區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以及嚴重的分離傾向。西部的加利西亞地區歷史上長期歸屬奧地利帝國，東部的哈爾科夫和頓巴斯歷史上都在俄羅斯帝國境內，在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當局刻意的「去蘇聯化」、「去俄羅斯化」政策更加導致了整個國家缺乏文化認同感和歷史歸屬感。而這一頑疾在短時間內是無法靠任何制度建設能解決的。

烏克蘭的政治分化在2010年大選時體現得尤為明顯，圖中藍色選區代表亞努科維奇佔優，紅色選區代表季莫申科佔優，綠色代表雙方得票數不分上下。在烏克蘭西部和東部都出現了單一政黨佔據絕對優勢的現象，中立的搖擺省屈指可數。

圖源：Wikipedia

由簡單多數制和比例代表制混合的選舉制度進一步將地區差異帶入了議會。各地區的政黨為吸納本地選民選票而提出「去中央化」的政見本來並不稀奇，但受益於贏者通吃的簡單多數制，這些政黨的力量在最高拉達被扭曲放大。

長期以來缺乏針對全國選民的政黨，這一狀態自烏克蘭獨立以來就持續存在著，在俄烏持續衝突的背景下，烏克蘭已經越來越表現出極化多黨制的特徵。此外，實行一院制的烏克蘭議會也缺乏能夠代表各地區利益的參議院，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烏克蘭內部凝聚力日趨減弱的現狀。

「烏克蘭的未來在哪裡？我不知道，其實我也不關心，」15年前隨父母移居德國的Gennadiy Koltun對界面新聞記者說。言語之中對祖國的態度比較冷淡。「我的俄語依然是母語水平，其實我不覺得烏克蘭語和俄語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生於基輔的他目前在慕尼黑工業大學任教工業自動化，不久前剛帶德國未婚妻回家鄉探親。在被問到是否有意回到烏克蘭時，Koltun給出了否定的回答，理由是烏克蘭無法提供工業自動化的工作崗位，而德國始終是他認同的第一故鄉。

「基輔真的很漂亮，完全看不到五年前慘烈的樣子了，我推薦你一定要去旅遊，其他就沒什麼了。」他說。

（本文作者錢伯彥、陳英為界面新聞特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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