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廳女公關：身家千萬，只是澳門一粒微塵

夜幕降臨的時候俯瞰澳門本島，是迥然相異的割裂景象，一個是葡佔時期的舊式建築，其中， 大三巴兀自站在一種詭異的神秘色調里，讓人感到一種文明之下斷壁頹垣的落寞。另一個，是本島南端麻密的娛樂城、賭場，它們像一摞摞金光四射的金錠，在夜空下永無止盡地燃燒著，是這座城市現代的永動機。在澳門，博彩業貢獻了75%以上的GDP，而90%以上都是由大陸客供血來維持。賭客永遠是賭場的命脈，因此，悄然催生了貴賓廳「女公關」這個行當，她們從大陸某個旮旯來到澳門，與同樣是來自大陸某個旮旯的豪客相遇，操著另一套只由金錢邏輯把控的話語體系，跌宕地追逐著各自的暴富傳奇。金幣高鑄的臆想迷宮裡，那些在錢浪洶湧的夢之海上漂浮的女孩，也很難再走出澳門，回歸現實的故里。

2012年，我在北京的同一屋檐下認識了一個叫安妮的女孩，六年後，她身在澳門，成為賭廳頂級貴賓廳的金牌女公關，陪著客人一擲千金或一醉方休。她的故事裡有對金錢的最原始慾望，也有人性包裹下最真實的人間世態。

貴賓廳里的新貴

9點，夜色徹底浸透西灣的海水，橋面又矮又窄，彷彿浮在游泳池般水波不興的港灣上。從凼仔到澳門本島，往右看是太平洋上稀疏的漁火，往左看是橫琴半島，一片住宅樓的燈火處在虛無縹緲中。對於安妮來說，只有南北兩塊分離的大陸能把她的心填滿，一塊是本島，有著她的公司和棲居之所；一塊是凼仔，公司的貴賓廳多聚集在那裡，正是她跑業務的地方。

來澳門五年，她還是甩不掉雲南東北部的口音，把「凼（dang）仔」念成「蛋仔」，她不知道為何這個地名在本地又被標成「Taipa」，當然更是對葡萄牙人在此登陸的歷史一無所知。「哎喲，我真的累死了，那幫人真的好煩哦。」她疲憊地蜷在車裡，把語調拖得如同電視劇台詞。太陽城的四座商務車長得像倫敦街頭的甲殼蟲型計程車，通體黑漆錚亮，匯入本島上同類車的海洋，司機不會問你是女公關、疊碼仔還是大客，只要報上密碼，他就拉你到任何一個地方。

她所指的「那幫人」是一群搞傳銷的客戶，安妮剛剛從銀河娛樂城送走他們，趕回本島吃飯，她一天沒吃東西。客戶多數是三五成群地來玩，都在她心裡成了「那幫人」，這次的「那幫人」很特殊，是「超級有錢」的那種，所以她「照顧」得格外殷勤。

今年，公司的大客多了一種身份，虛擬幣傳銷，如何描述他們與傳統貴賓廳客人在氣質上的差別？安妮本來就詞窮，不善於描述，只是說「土」、「土得掉渣」、「土老帽」……

這幫人分好幾個條線，每次分批來澳門「開研討會」，怕在酒店裡有攝像頭監控，公司貴賓廳便讓予他們做會場。按照安妮心裡那桿秤，那些把牛仔褲穿進貴賓廳、面帶土色、一開口便掂得出是「小學文化」的人，她連敬酒都懶得敬。但這批人是老闆的客人，老闆親自陪酒，來頭就不會小。

「真的是其貌不揚，但是超有錢，其中一個從杭州來的，是開發這個錢包軟體的人，我第一眼見他都沒理他，他說你給我開個戶口，我轉一個億進來，我當場都懵了。」在安妮眼裡，這個穿著一身ZARA，腕上沒有一個表的人瞬間高大了起來。「如果他是平時一個人來的，那樣子我一定不會理他的。」她加重語氣，彷彿悔恨自己有眼無珠，另方面，29歲的心靈太易為這些背著金庫的人而顫動。

安妮已經經手了幾百個「這幫人」中的男女老少了，她自稱每個人都混得很熟，他們總是從大陸各角落飛過來，幾乎每個人都在公司貴賓廳擁有幾個VIP賬戶，大頭目多則有四個賬號，每個存上50個億。但他們罕見地不賭博，而是爭分奪秒地開會、喊口號、形成聲浪，明目張胆地把「傳銷」兩字掛在嘴上，那個穿ZARA的頭目一副技術理性的樣子當眾宣稱接下來會開發哪個項目，研發哪一個幣種。

在這樣的場合，她一邊心不在焉地玩著微信，「區塊鏈」這三個遙若星辰的字嘩嘩地從她耳際掠過，她想著這跟她有什麼關係？有一次跟一個同樣是大陸來的同事聊起，那人說，「媽呀你傻啊，你認識這樣的人你就發了啊！」這句驚嘆點通了她的任督二脈，她用一個手機號註冊了四個賬號，開始向他們請教。

就像是童話里飛毯一抖，金幣雨嘩嘩地砸向大地，在賭廳里化作叮令哐啷的籌碼，在賭客和荷官的手上發出難耐的撞擊；在她的虛擬錢包里，金幣悄悄化作不斷疊加的數字——每天「簽到」一次，就換來兩千塊的進賬——這是鎖在密碼里不會被任何荷官拿去的籌碼，她第一次發現了比賭錢更易生錢的工具。

「我有四個賬號，就可以來回生錢，每轉一次帳就返還60%的積分，你看我放了25萬進去，但我一個幣都沒買，我已經賺了115萬積分。」她打開蘋果X給我看賬戶，那是一個首頁簡陋到只顯示積分和每日流水賬目的軟體，由於每天可以簽到一次，她每天可以得到2300元返息。「那就是百分之多少的回報嘛，百分之十還是百分之二十？」雖然她的工作離不開數字，但她確實是個數字記性很差的人，她不懂這個返息由來的公式，所以總記不住千分之二這個回報率。

這是一個正遊離在灰色地帶的空氣幣傳銷組織，在澳門，說起話來不再需要遮掩，他們時不時把類似「最安全的平台中唯一一個最暴利的，最暴利的平台中唯一一個最安全的」的口號掛在嘴邊，以點燃團隊的熱情。

貴賓廳里的每一個研討會，都叫做眾籌，頭目私底下告訴安妮，下一個買什麼，「一定會翻20倍以上」，並很坦率地說，「一兩年之內沒有問題，之後我不能保證。」安妮很清楚，這些開在公司貴賓廳里的賬號實際是用來做什麼的，他們在國外操作一圈，幣值百倍地增長，再通過國際銀行流到賭廳的貴賓賬戶里，「澳門政府也許可以監視我們公司的賬房，但沒有權力監視我們的客戶，澳門的（貴賓）賬戶都是獨立的」。她已經飛了無數次金邊，這個架設著此組織的境外伺服器的大本營，在一個沒有手機信號的郊外會場里，舉行著萬人盛典，這個組織的300萬註冊用戶里，能被請去柬埔寨的一定是貴賓，對安妮來說，這種場面讓她熱血賁張，那些正沖昏腦袋的國人很容易就來澳門玩一把，成為她的客戶。

北京1

2013年前，她在北京，朋友叫她作菲菲，儘管真名里有個「麗」字，但鮮有朋友知道。來到澳門後，她開始叫安妮，這個名字也起得萬不得已。「菲」字在行業里有飛牌的意思，對博彩公司來說極不吉利，另外，她有個和筆友通信的筆名叫思妍，澳門人也不能接受，這在廣東話里沒法念。她這種直接幫著公司攬大陸客的角色，名字一定要上口，讓客人記得住，所以老闆重新賜名。公司里，安琪、佳琪、潔琪一字排開，把一切關於大陸的往事遠遠拋在身後。

車停在永利跟前，中場賭廳有入口和出口兩個通道，安妮一忙了就冒失，不自覺闖了出口，被葡裔的門僮攔住，再走一遍。她來澳門的第一份工作就在永利，但是她仍在這座一千零一夜似的迷宮前投以陌生而茫然的眼神。我們穿越一路的白木皮做軟包的廊道，數不清的洛可可式雕花木紋、螺旋樓梯和發著金箔之光的鏡子，在貴賓廳外的紅地毯上繞了一圈，終於在中場的角落裡找到一個叫「紅8粥面」的餐廳。她極力說這家好吃，自己卻沒吃過幾頓，即使餓了一天，她對肉類絲毫沒有胃口。

借著餐廳的圍柵外角子機的流光溢彩，我終於看清這張多年未見的臉。2012年，她第一次在臉上做文章，三千塊一針的肉毒桿菌，兩個腮部各一針，本是粉嘟嘟的渾圓的臉，瞬間水腫得無法進食，醫生叫她等兩個月，腮部自然收窄。那時，她是一個每天在客廳里嚷著自己胖的女生，「不行了，我怎麼那麼胖？」，以至於北京的室友們對她反攻，「你這個樣子還胖？」在上班族的眼裡，這個由一個從不露面的男朋友養著的「白富美」簡直就是瞎鬧騰。

後來，腫消了，雪白的圓臉那渾然天成的下頜面上，有了石膏打磨般的稜角，她開始墊鼻子，把那根青蒜般秀麗卻微微扁塌的鼻樑墊成了尖削的山脊，彷彿一根魚脊骨即將破皮而出。今年，她在廣州做了三次自體脂肪填充，光是眉骨上的一道抬頭紋就填了三萬塊，正如跟她同來的大陸女孩，安妮早已習慣了和醫美共生共處。老闆建議她再去填一個太陽穴，可讓頜部顯窄。

「打完肉毒桿菌，脂肪就會溶解，咬肌肌肉萎縮了會變僵硬，吃東西之後它又變得越來越大了。已經沒辦法了，我現在只能減肥，然後把臉上填得飽滿一點。」她哀嘆了幾聲，彷彿事態很嚴重，隨著30歲這道鬼門關在迫近，她的口頭禪從「不行了，我怎麼那麼胖」。不自覺變成了「不行了，都老了」。

安妮有一雙清澈而迷人的眼睛，撲閃起來還有幾分未消逝的懵懂，有段時間她的體重超過50公斤，老闆叫她「胖妮」，因為笑起來還是露出唇紅齒白的鄉野氣，兩個雞蛋般又光又緊的蘋果肌上泛出紅暈，老闆喊她「阿花」。「阿花」還有一層意思，指她有點傻，老闆說，她精的時候太精，傻的時候太傻。做這行千萬得情商在線，但她總說漏嘴。比如，兩個客人和老闆喝酒，她會冷不丁提起另一個不在場的客人，跟老闆說那個人過兩天要來。後來老闆把她數落一通，「你傻啊，你明知道他們倆都不喜歡他還提。」老闆是個做事不苟，死摳細節的台灣人。

穿著一身帥氣的迪奧西裝，梳著丸子頭，腳上是一雙價格不菲的小白鞋，肩上背著個香奈兒小香風菱紋格鏈條包。安妮不覺這一身打扮有何考究，上班規定了只能穿黑白兩色，絕不準在客人面前穿裙子或短褲，在夜總會裡，這一身職業操守就更為重要，必須跟模特及小姐嚴格區分開。安妮的詞庫難以給這份職業定性，她說自己並不是女公關，更不是幫賭廳拉客來賺取碼佣的疊碼仔，而是公司「市場拓展部專員」。

「你看《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里的湯唯才叫『賭廳中場的女公關』，我們是市場拓展部門」。如果說《北京遇上西雅圖》里，湯唯是一個穿著工裝在中場的散台間逡巡著、捕獵著潛在VIP的女公關，安妮就是一個只針對VIP的女公關，更上了一層樓，但限於大陸身份，她不能公開亮相。「我們不在散台混，我們的客人至少500萬起步，下注金額起碼3000塊」。

她沒有想到這輩子會從北京來到澳門。當年，她還心不在焉地讀著北京大望路上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的不脫產制碩士班，一三五上課，她總是不去。在內蒙炒房地產的男朋友一會兒出現一會兒消失，把她惹得心神不寧，她就去東北菜館子和男友在北京的一眾搞地產開發的朋友喝大酒。書才讀了一年，學生會在郵箱里發了一個澳門永利酒店的招聘帖，雖然安妮還沒畢業，但她太想離開北京了。

「我給了老師兩萬塊錢讓她把我推薦給永利的HR嘛。」她坦言當年是「賄賂」來的面試機會。當年，澳門只有永利這一家博彩集團來學校招聘，職位是slotmarketing，即在中場做客人的會籍登記和管理。只持一張硬是提前考來的畢業證，她就一人登上飛澳門的航班，學校其餘陸續來報到的都是讀酒店管理的應屆生。

安妮很快就明白，在澳門，大陸人其實無法從事一切跟博彩業相關的職業，說白了，就是不能靠近賭桌的。「你看凡是場面上你能看得到的工作人員都沒有一個是大陸人，除非是台灣人。澳門政府為了保證自己人的就業機會，不允許外地人來搶飯碗」，我們的目光越過兀自發著機械的招徠聲的角子機，轉向金碧輝煌的中場，即使工作日的半夜賭客寥落，但她想起剛來時這裡猶如豪華郵輪的頭等艙宴會廳般的喧闐，她抱著會員資料在賭桌間穿梭，經理會告訴她們某一個時段必須統統躲在樓上辦公室，因為警司要來巡場。

「台灣人為什麼就可以？」我的這個問題讓她愣了愣，之後她歸結為多少有地域歧視的因素。然而現在她不再是中場的小玀玀，她出沒在設於各大賭場的自家貴賓廳里，並是老闆身邊最紅的市場「一姐」，如果說老闆一定要帶一個女公關招呼重要的客人，肯定就是她。

「女公關」的養成

在澳門，只要投靠到強大勢力的羽翼之下，就自然安全地入港，老闆幫她弄到了港澳雙地的多次往返商務簽，安妮大方地拿出通行證向我展示。「這就是藍卡嗎？」我問，「這就是藍卡，三個月簽一次。」她似乎把通行證和一種特發給外地僱員的居住許可證混淆了。

那位外號「泥鰻」的台灣老闆曾是天道盟某分堂的角頭，半路出家，在澳門這個由葡京、太陽城、永利、金沙等巨無霸分佔的彈丸之地覓得了一杯羹。四年前，公司與太陽城互相參股的第一個貴賓會在菲律賓開業，是吳宗憲主持的開幕式。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澳門如今這殿堂級的輝煌也是一百七十年的金幣雨壘起的，雖然這裡是六大世界級博彩公司和36家賭場的天下，但至今充斥著從泅渡者到一夜抽佣千萬的疊碼仔的傳說。在這個不與現實金錢流通規則相干擾的時空扭曲的維度里，從泅渡者到跟數仔、疊碼仔、貴賓廳廳主、博彩公司股東……這套另類的身份進階體系，完全由金錢這一種變數支配。

「就像我是愛馬仕，你是Only，我可以來參你的股，於是你的名號就改做Only·愛馬仕」。安妮習慣用品牌來打直觀的譬喻，儘管現在他們的貴賓會的名號後拖著太陽城，但她仍然把自家說成是香奈兒。在澳門六千張24小時輪值不休的賭桌中，雖然她的老闆只擁有二十來張，且一半是和賭廳聯合抽佣，但這個圈子從不以絕對的數字來劃分江湖地位，名聲很重要，人也很重要。

安妮初來乍到的三個月，每個月一個人經手的轉碼數（客人的投注額）連續為十幾億，拔得市場部第一頭籌，從此位高一等，畢竟有的姐妹兩個月都不開單，就得被公司談話，隨時等著打包回府。客人的質量決定著女公關的業績，如何把客人留在自家的桌上就各顯神通。

安妮的客人多數來自東北和京津冀一帶，這得益於她在北京時的朋友圈，哪怕2015到2017這三年中場的轉碼數跌了60%，貴賓廳的業績仍然堅挺，只是炒房的和炒煤的老闆如酒瓶裝新酒，他們搖身一變成影視投資、網貸和區塊鏈的大拿。

這些黏性大戶在她的微信上隨時告訴她某個周末將現身澳門，在經濟不景氣的當下，越來越多的老闆變得小氣，提出些跌份的要求，無非是「能不能多送點積分」（現場轉碼送的積分可兌換現金碼），「能不能送再好點的酒店？」「能不能派凱迪拉克來廣東接啊？」安妮不懂國家大勢，「別跟我談經濟，我不懂」。熟絡的客人她就撒嬌說「我只是個打工的」，總之，表現得越弱小越有利。

何鴻燊十幾年前就在鳳凰台的採訪里說過，「中國人血液里流淌著的就是賭性。」這種賭性或許除了好賭之外還有另一種含義，那就是賭徒心理為土壤的千人一面的嗜金、貪贏、願賭卻不服輸。她有一位客人，指定了要她陪在桌邊切牌，看中她這雙白嫩的縴手，「就看你的手氣了」。客人連下十次，兩百萬開一桌，還連帶賭檯底，一拖三，台底金額達六千萬。起初，她不假思索地單手一切，再由荷官轉入洗牌器，這位客人開始幾局押得不錯，眼前的籌碼山谷垛般地壘，卻總是越來越少，都去到荷官的盒子里。

運勢在時間中積蓄在某個節點不動，總以最大的勢能雪崩式下落。安妮著急地在他耳邊鼓風，「你收吧，你是一拖三，六千萬的哎。」客人盯著庄閑舉棋不定，眼珠子都不轉一下，一隻手往她的眼前劈來，狠狠落定，「不要吵，不要吵，我手氣正好著。」安妮不忍看下去，羞著臉站到角落去，客人幾乎是眯縫著眼擰開紙牌的一條邊，不自禁地呢喃著「吹」或「頂」，來這裡玩的都像是吹紙牌的孩子。

賭檯底，就是除了百家樂檯面上一賠一以外，在台底下，可以不按賭場規定，由客人和公司或疊碼仔把賠率提高到一拖三，乃至一拖十。檯面上的輸贏要和賭場一起「殺數」，檯面下的輸贏自己通吃。公司喜歡挑常客來玩台底，這種人往往是砧板上的熟肉，「反正只要是常賭的，80%是輸的」，安妮不懂其中奧秘，卻知道這個比率。她當然最好讓客人賭檯底，業績是她的，但想想贏了也是公司的錢，出於客戶關係她得象徵性地勸一勸。

那位客人連輸十場，還是給了她十萬小費，「拿去拿去，都怪你吧，吵吵吵，吵輸了吧」，這種情況下她只有尷尬地收下錢，自覺從他眼前消失。之後，她發現客人在微信里拉黑了她。她總結了，無論如何你也無法說服一個殺紅眼的賭徒收手，你勸了他，他輸了說你晦氣，你任他玩，他輸了說你怎麼不阻止他，女公關總得做一個忍氣吞聲的出氣筒，「哎，反正就是被使喚來使喚去」。

畢竟不是做疊碼仔，她只靠著業績提成和客人的小費生活，月均十來萬港幣收入，安妮嫌少，「港幣哎，人民幣又在貶值」，她擺出愁苦臉，一副不諳世事艱難的樣子。在這個圈子，所有人的角色都可以在不動他人乳酪的底線之上游移和變幻，她也和客人賭過台底，連輸幾十萬，覺得自己還嫩，就不再黑心了。「要是沒有大客支持的話，光靠業績支持還是很難的。現在沒有以我的名義來集資入股的大客，比如他們不方便出席，可以讓我來代持，這樣，賭場贏的錢可作為分紅分給股東，那我就賺得多了。」

這是一個被各種道德、門道、潛規則和行業規矩糾纏得曖昧而模糊的地帶，也是現實法律無法逾越的「飛地」。一個疊碼仔搖身一變也可以上賭桌對賭，一個打工仔一夜間就可以是私人廳廳主，大小林立的私人廳可以一茬茬開出來又幻滅，老闆瞬間無蹤影。女公關們的鴻鵠之志是有一天客人全變成自己的，便單拉一個私人廳，自己做老闆。

或即使你沒資源，但你有至少身家十幾億，「比如我們關係好，你有客人我有錢，我投錢在廳里，我就賺分紅，碼糧都給你。」安妮解釋。「反正來的人都是會輸的」，這就是一個邏輯自洽的銷金窟，你總有各種辦法繞開現實壁壘，在那個安全的港灣里躺在錢堆上，等待救贖或等待腐爛。

她的手機上冷不丁來了一條轉賬信息，兩個英文字母拖四個數字，便是你在某根賭場條線上唯一的身份識別標誌，那個賬號給她轉來10萬，問她換10萬現金現開銷。她就四處打聽，「誰能給我換十萬現金？」賭場的王國就像是一應俱全的夢幻樂園，幫客人兌錢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大陸人可攜帶入境的現鈔上限是3萬塊，賭廳里ATM機提款一天就一萬塊，每台機器還必須刷身份證和人臉識別，所以她不但幫客人打點行程，還充當他們的私密「賬房」。

夜總會1

本島和凼仔是兩塊分離的大陸，兩座跨海大橋像鎖鏈把南部的凼仔牢牢拴入本島的懷抱，它們一塊沉入紙碎金迷的夢鄉。那些賭場、娛樂城的建築像一錠錠燃燒著卻從未融化的金銀，把夜空染成淡淡的金色。安妮還有一門必修的功課，是跟業內各個有聲有勢的大佬、賭廳股東或大佬的貼身馬仔維持好良好的關係，以謀得更多的客戶資源。

應酬是從午夜時分開始的，她帶著我遊覽在城市日大道這根主幹道上，月牙白恢弘的凱旋門壓面而來，把街道襯得像逶迤的黑蛇。學習與大人物周旋，是一個女公關勤奮工作、努力上進的另一種表現，在銀河娛樂城那有著上世紀90年代裝修風格、滿眼天鵝絨布置的KTV，安妮說要給我介紹一些大人物。一位70來歲的老人被眾星拱月地坐在紫布沙發的中央，安妮叫他作「乾爹」，他就是何鴻燊的頭號馬仔，香港賭船之王葉壽。

能夠認這個乾爹是因為她的貴人成哥，成哥是中山人，如今澳門身份，他們公司的股東，暨市場拓展部的總監。成哥接起話來持重而老城，緩緩地用已不熟悉的國語告訴我，安妮是個非常有潛力的新人，「關鍵是她努力、勤奮」。這勤奮很難有個現實的標準，主要在如何打通更多的人脈和關節，「活到老，學到老」，成哥長輩一般地向我吐露這句忠言。

成哥本來認葉壽做乾爹，而安妮又是他最看重的下屬，所以諸多場合都帶著她——認識這些昔日的大佬，對新生的賭廳來說非常重要。賭廳靠客戶而存活，但澳門這個花樣百出的地方，即使同是百家樂，也各有吸睛大法，客人太容易就被吸引跑了，或者說要轉轉運去別的地方。即使他換風水，也要儘力拉到自家的另一個賭廳。也因為澳門是個彈丸之地，如何拉別家的客戶而不傷和氣，也有門道。「你如果要搶我的客戶，我有各種辦法搶回來，甚至讓你在澳門無法入境。」安妮說。

成哥就圓滑得多，「不用搶嘛，你可以說，來捧捧場嘛」，這種話術就是她們需要學的，「她們還太年輕」。但成哥不拿公司的薪水，只是出於股東義務提攜下安妮這樣的小輩，「對我來說，我已經不需要工資這種收入啦，不拿工資，我還自由」。賭場公關這口飯，主要看天分，有的人再勤奮也開不了單，但安妮就有辦法讓客人喜歡她，都到她這裡來。

「我要教他們，如果這個客人是一把牛刀，你卻用來切菜，這是不是就大材小用？」他告訴我，言下之意，就是把客人的價值發揮到極致，這種價值包括了怎樣把客人發展成賭檯底的高級客戶，試打幾次交道，觀察幾次賭風，就能知道對方是否是牛刀。這時，安妮幫葉壽點的一串情歌對唱開場了，老人家是個麥霸，正如成哥說，有次他們去中山唱K，葉老問，「我們唱到幾點？」成哥說，「十一點吧」，「那麼晚？」。但他卻一個人唱到凌晨三點，其餘人干陪著打call。

葉老有種不言而威的氣場，他一個人站在屏幕前不挪一步，沉緩地唱完一首首王傑、張學友、譚詠麟的粵語老歌，時光彷彿倒流二十年，或者說這裡的時光尚靜躺在二十年前光輝的老巢。直到安妮問，「我跟你對唱好不好？」葉老都不置可否地瞪一瞪她，直到對唱的樂聲響起，他還是兀自唱著男聲部，並對安妮投來的逼真如舞台般的互動的眼神無動於衷。她是來到澳門後才學粵語歌的，她告訴我，「陪他（葉壽）唱多了才學會的。」

《心雨》的前奏響起來的時候，安妮在話筒里嬌嬌地說，「哎呀，都老了，唱不上去了。」果然，她用撕裂的跳音一節一節攀爬著高潮部分，跟她以前唱美聲歌曲的悠揚聲帶相比暗啞了好多，她當時嗓音的甜美度不輸於楊鈺瑩。

北京2

六年前，還是叫菲菲的她光顧的那個位於東直門的l iv，是她當時去過的最貴的夜店。在北京的動吧里，人潮都是站在樂池裡嗨的，她跟著室友在KTV包廂里點了兩瓶兩千塊的酒，達到了最低消費門檻，幾個女生就靦腆地互相斟了酒。菲菲當年只會唱美聲歌，當她唱起《蘆花》，嗓子拔高一度，比說話時更清亮，所有人都噓出了聲，「怎麼那麼土？」

那一年，她開著mini cooper、一個人拖著行李離開了孤獨的華貿天地，是在跟男友慪氣。27歲的前男友在她眼裡是那麼年輕有為，曾是內蒙某國家電廠的廠長，雖然技校畢業，但發小是赤峰當地某位市長的兒子，所以有幸被垂睞。十年前，受房地產投資的熱潮所動，男友辭職下海，在北京和內蒙兩地參與多項地產投資，併兼投文化影視產業。在菲菲印象里，當年熱播電視劇《楊門女將》的背後推手之一就有這個總是兩頭奔波的男友。她不懂生意，只是沒日沒夜地在家裡看《小時代》。

「我從華貿天地搬到都會華庭是為了氣氣他，他居然十天沒有發現哦！」當時，她是個負氣決裂的人。室友們背地裡傳，「來了一個白富美」。她的行頭的確和上班族女孩不同，最大支的香奈兒5號和迪奧真我香水、施華洛世奇的聖誕小熊，她都隨意往五斗櫥上一扔，把juicy couture當作睡衣穿，在房間里大大咧咧地走路。那時她的身材微胖，臉上有兩片高原紅，濃密的睫毛撲閃著脈脈似會說話的眼波，膚如凝脂平衡了有些鄉土味的五官。

出生於雲貴川交界處，跟著做牙醫的母親在連雲港長大，還有一個弟弟。因為學二胡，她是中學的文藝骨幹，但她的外形實在惹人喜愛，不時有男生騷擾，母親學孟母，把她調到了北京上了一年高二。她的初戀足以媲美那些編纂的偶像劇——在校長辦公室門口，她遇到了前男友，並從此不再有正常的學業。

大學是在南藝修美聲，大一過半就隨著男友定居在了北京，「沒有辦法，他走到哪我就想跟到哪」，年輕的時候，為愛而飛蛾撲火的軌跡足以引導她的前程，是男友憑藉資源把她放入首經貿的酒店管理碩士班，還想方設法給她安排工作，甚至想把她塞進某園林公司的設計部，「我哪裡懂這個啊！」安妮說，男友也笑了，「是哦，你這個閒蕩人。」

很快，室友就給她取了個外號「bkp」,取「不靠譜」的首字母。她整日有學但不念，一個人在屋子裡晃悠，或深夜不歸，一出門就不關空調，以至於室友認為她的賦閑使電費猛增。一次，室友故意在上班前把電卡留給她讓她去充電，她卻失蹤了，當室友在黑燈瞎火中問她討要電卡，她卻在電話那頭喝得酩酊大醉，等三更半夜回來，電卡還沒有充。

「他前陣子還打電話給我，跟我說是我害了你，把你帶進了歧途」，安妮用懶洋洋慣了的聲調謙虛地自嘲，但即使是「歧途」，也讓她欲罷不能。一個月最高達三四十萬的小費跟當年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寄生生涯相比，起碼是自食其力。前男友四處忙生意，不常出現在北京，只能定時打錢維持她的生活。高檔樓盤華貿天地的隔壁就是北京著名的奢侈品商場「新光天地」，即使如今已更名為「SKP」，但昔日的奢侈品地標在東三環仍是獨樹一幟。她可以趿著拖鞋熟稔地在一樓臨街的大牌店面間流連，北京的高定貨總是比國外晚上，她會讓凡是出國的朋友幫她物色新的「獵物」，比如迪奧漆紅戴妃包。

安妮自認曾是個跟社會脫節的人，所以當變故來襲，她的生活毫無應變之力。男友突然之間從人間蒸發了，她的卡斷了流水。兩個月後，男友出現在她面前時是一副頹喪落魄樣，他在內蒙開發房地產時，以涉嫌行賄罪被刑拘，按安妮的描述，是被蒙著頭套瞬間帶走的。那次相遇讓兩人大吵，安妮不解，為什麼讓她乾急兩個月不來一個電話，以至於男友火大道，「你他媽腦子有病吧，我怎麼給你打電話。」「吵吵吵，吵得感情都沒了。」她告訴我。

夜總會2

她前不久為了摁住客人，陪酒陪了六盤麥卡倫威士忌30年，六盤的概念就是六個托盤上，每放八個標準杯，斟上一口悶的量。喝酒是有用的，這幾乎是屢試不爽的留客手段。安妮的酒量遠不如某些東北女孩，她們可以對著瓶口吹的。

她的同事東北女孩珊珊和我聊時，我驚詫於對方並沒有表現出留客的熱情。「我其實更情願和朋友喝酒」，下午三點，她睡眼惺忪地出現在星際酒店的咖啡吧，告訴我一個月都沒客人了，「我都不知道來澳門是幹啥」。她之前在浙江某個小城做凱迪拉克的高級銷售，雖然月薪也就幾千，但她覺得那份工作更有條理和目的性。「但我們現在乾的這個，我都不知道標準在哪裡，天天混著，在澳門生活不倒貼就算好的。」

珊珊的處境也許正合了成哥所說的，「這個工作是教不會的」。的確，她不善於見縫插針地和客人套近乎，總是一板一眼，比如客人要進入賭廳了，她甚至都不親送，安排個車讓他們自己去。越是需要標準，但沒有標準。「在這個行當，99%的女公關都應該有翅膀硬了再單幹的野心吧，但我就是那個少數。」她說。她至今還無法擺脫在江南小城裡朝九晚五、條線分明的工作狀態，「你要跟我聊女公關，我倒更喜歡聊汽車銷售」，她表示在澳門就是耗時間，吃住都不習慣，「我怎麼覺得這邊的人吃得像小孩似的？速食麵、炸豬排」。

如果說安妮的午夜時分，不是在客人身邊就是在和圈內的大佬或大哥的酒局飯局上，那麼珊珊是最討厭這種工作以外的應酬的，她會和好朋友喝得大醉，或乾脆一個人跑去珠海開個房間享受清靜。安妮有兩面性，時而可愛活潑甚至傻，時而善於周旋、並無私奉獻著酒量和夜晚的時間。「你怎麼有時候傻得像個傻逼」，大老闆是這樣打趣的，但還是會帶她滿世界見客戶。

9月，一位福建搞網貸的客人在塞班島辦生日宴，老闆帶她坐八座的私人包機前往賀壽，「整個Party花了兩千萬哦，光酒水就四百萬，這個客人超級有錢，他手上的那個理查德米勒手錶兩千萬」，安妮的數字記性在物質價值上尤為精確，她把「超級」的「超」音拖長時，是一種無遮掩的艷羨。「我看這表怎麼是塑料透明的，什麼玩意兒，後來人家提醒我，兩千萬好嗎？全球限量版，全球只有十幾塊好嗎？」她對於客人及其潛質的判斷幾乎都落定在手錶和價格上。

凱旋門上的九號會所外，夾道立著兩排石刻的應侍者像，每邊六個，以低頭點腰狀永遠定格在那裡。安妮說，「來帶你見識下澳門最貴的夜總會，一個包房起步價5萬。」在又是一個KTV包廂里，我見到銀河那個葉壽唱KTV之外的一道風景——如同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模特小姐一對一地守著卡座上的男人，和安妮同歲的阿樂抽身而出，向我們介紹台灣來的客人，「夜店王子」、「地瓜哥」、「偉哥」，名字和臉是否能對上已不重要，觥籌交錯、疏圖狂醉間每個人都神情恍惚，互扛著肩膀，「他是我的老闆」，「他才是我的老闆」，沒完沒了。

阿樂是某個賭廳的股東，自然每晚都是應酬。紅酒瓶如同白酒瓶般簇擁在大理石桌柜上，一邊還配了瓶人頭馬XO，各種酒杯在桌上排列出凌人的陣仗，彷彿就等人來征服，櫃腳邊還倚著幾個編織袋，裡面放滿紅酒。安妮進門前一再跟我強調，「我今天不再喝了」，但阿樂每給她介紹一位哥，她便本能地灌下一杯杯紅酒，以示幸會。酒不在口腔停留，是直接滑入肚腹的，不知覺中她吹彈可破的皮膚開始泛紅，下頜看上去腫脹。「我喝了很多嗎？還好吧」。

夜總會3

那次應酬是有收穫的，她額外為自己一位做皇冠球和網路申博的客人找到了對接的上家，這意味著工作以外，這單介紹活可以抽佣。「我有一個天津的客人，他一個月轉碼數就幾十個億，他想要開皇冠的登1，但只拿得到160（點數），他想要更高。」安妮在席間碰到一位澳洲籍的做皇冠球和網路申博的一級代理憲哥（音），彷彿靈感碰撞般，從酒里醒來開始洽談。

「可以啊，可以，我給他開登0，讓他在底下開登1咯，我給165，你們自己談差價咯」，初次謀面的憲哥很爽快，表示最優惠的165碼糧沒有問題，即使網路賭博正是天津市政府多年來打擊不死的現象，但兩千公里外的澳門夜空下，掮客的生意邏輯可以和內地的法規如此井水不犯河水。

他們說著外行極其難懂的碼佣規則，這是在百度上也搜不到的行業內情。「你們不用背數，我們來跟他結賬，你們只管賺你們的」，憲哥給的165碼佣率，安妮準備給客人162，比客人所能談到的160高兩個點，這樣客人不僅賺多了，安妮也能從中抽三個點。「客人每個月的流水在幾十億」，安妮這麼說是為讓憲哥放心，並拉著這個萍水相逢的貴人改天就去香港會這位客人。

那天安妮趁著酒意未把她灌趴就出來了，在夜空下撥通成哥的電話，叫他立即打點去香港，「客人有直升飛機，可以把我們一起接過去……你放心，其中一個點一定是給你的」，口氣里彷彿是筆大單子。娛樂城外體的燈光再煊煌，澳門大多數路段都只是平常人家的點點疏光，多數前來這個城市銷金並等待七天後離開的人，應不知那龐大運轉著的幕後操盤體系，而安妮和各大佬就是擺弄零件的人。

「雖然客人是我的，但我一直沒上心，成哥鼓勵我去談，澳門太小了，所以賺錢的部分我一定得帶上他」。她向我解釋，還有一個點得給阿樂，因為是他的場子上結識的人。在錢上，她從來不貪心，她和大佬之間信任篤深後，互相間百萬級別的劃賬都不在話下，而且根本不用打借條。按照那客人每個月的轉碼數，他們月入幾十萬沒有問題，「客人根本接觸不到頂尖的人物，他也要在當地發展下線，他們更接觸不到」，頂尖人物就是指憲哥，安妮就是在那道無形的法律之牆間通過一個門洞給他們遞菜的人。

隔天晚上，天津的客人降落在新濠天地cubic酒吧里，起價千元的巴黎之花香檳酒一根根插在我們面前發著綠熒光的冰缸里，一個被安妮喚作劉總的北方人夾著手袋進來，掏出一厚沓澳元，現場數錢給服務生，服務生便抽出一根香檳開了出來。

劉總穿著極其街頭的普通T恤，身材粗壯，黝黑的臉上不自覺流露出進入花花世界的欣喜。

劉總一行進來之前，安妮跟服務生打了個招呼，「要西方混血的，一定不要人妖」。她坐下來跟我做出無奈的神情，「這幫人要求可高了，反正說不清楚，就是要高級的」。劉總之前來澳門入過一次cubic酒吧，比起其他上世紀90年代流金歲月風的夜總會，他喜歡這裡電音派對的現代金屬感，但那天他的一名合伙人在掀破屋頂的打擊樂聲中在我耳邊喊道，「還是沒有北京的好玩……北京的妞也比這裡的好多了。」

那天，有著廣東式嬌小氣質的兔女郎沒有讓劉總滿意，他把那女孩晾了很久，沒有搭理，安妮很識趣，抽了兩張一百的澳幣，給了女孩，她一臉慍色地走了。

這時，劉總掏出一張泛著金光的硬卡，硬是塞給安妮，兩人推搡了半天，安妮幾乎被一邊拽著一邊收下了卡片，她再離開座位，親自去到靠牆的一溜女孩里物色……

那天，即使有一位澳法混血的金髮模特坐在我們中間，安妮都當仁不讓成為劉總們灌酒的女主角，她徹底醉得不省人事。等阿樂把她拖上回家的計程車，她在車上呢喃著一句見誰都說的話，「在北京的時候，我們四個人住在一起，XX是外企的平面設計、XX是墨爾本大學的，採訪過那英國的啥……只有我，混得最差。」

到底什麼是混得好，什麼是混得差，在她清醒的時候我問她。安妮現在身家千萬，在澳門，只是一粒微塵。這千萬包含了內地買的四套房，一套在珠海，一套在北京，兩套在雲南，因為首付的比率問題，其中三套用的是媽媽和弟弟的名字，月供共七萬。

「不行，我還是不行」，她近乎自我否定地搖著頭，這「不行」里包含著太多在澳門這個地方產生的相形見絀的幻覺感。從北京到澳門，彷彿是條單行道，而那句「混得最差」的說辭，雖然有場面上的客套之嫌，但是她在大佬面前說起室友的那分自豪感，卻隨著鏗鏘的語調透露出來。

（文中安妮、珊珊均為化名）

撰文：王丹陽

插畫：鳥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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