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德|明與中亞帖木兒王朝往來的語言問題
原標題：張文德|明與中亞帖木兒王朝往來的語言問題
明與中亞帖木兒王朝往來的語言問題
張文德
明朝與中亞帖木兒王朝兩地相距較遠，兩國所講語言分屬不同語系，語言不通似乎成了雙方交往的一大障礙，然而，終帖木兒朝，雙方往來始終得到維持，語言上的差異並未影響雙方的溝通，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與當時已存在國際通用語言如波斯語，又有溝通雙方交往的中介――回回人以及明朝政府為此採取的種種措施等等有關。儘管如此，語言不同以及學習語言的難度也影響了雙方交往的程度，尤其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本文主要討論明與帖木兒王朝交往的語言種類並通過現存「來文」探討雙方語言交往的程度。
一、雙方往來表文使用的語言
明與帖木兒王朝往來使用的語言有波斯語、漢語和蒙古語以及突厥語（畏兀兒文或察合台文）等。雙方往來的國書或表文一般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字。
漢文文獻中最早的帖木兒王朝來華表文（或國書）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向明朝進貢奉獻的表文。《明太祖實錄》卷234 收有此表，《明史·西域傳》收錄的該表文的個別詞語與《明實錄》上記載略有差異。該表文原文是用波斯文還是其他文字現在不太清楚，但實錄上記載的表文片斷漢語表達非常流暢，漢文化水平較高，學者猜測該表文極有可能是經通事潤飾後再呈送給明廷的。還有可能是帖木兒朝當時的進貢表文是用含有漢文的雙語文寫成的。
永樂八年（1401）二月，明成祖遣都指揮白阿兒忻台等齎敕往諭沙哈魯。白阿兒忻台攜帶的這份國書漢文本，《明太宗實錄》作了節錄。帖木兒帝國的史臣阿卜答兒·剌扎黑·撒馬兒罕地（1413-1438）在其《兩顆福星之升起》一書中收錄了明朝皇帝致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本。
邵循正先生認為，這份波斯文詔書「所錄為詳，於『皇天』、『太祖高皇帝』等字皆另行提高繕寫，可知其由原詔直譯，且保存其格式，彌可珍視。」 劉迎勝師認為，波斯文譯本篇幅長，內容多，當是明成祖國書的全文譯本。他對這份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本，作了進一步研究。指出：這份譯文非常流利，顯然是母語操波斯語的人翻譯的。但引人注意的是，此國書有兩個重要特點區別于波斯本土寫成的文獻：
其一，波斯文文本完全按漢文詔書格式書寫，凡遇「大明皇帝」（Daimink padshah-i Ma』azim,波斯語，直譯「偉大的大明皇帝」）、「皇天」（Khudawand-i Ta』ali，波斯語，直譯為「上天」，出現四次），「太祖高皇帝」（Tay zu-i padshah-i 』Ali）等詞語均另起行頂格書寫。
其二，國書的波斯文譯本中使用了一些波斯人難解的漢語辭彙。如Daimink，大明；Kimkha，金花；Fuma，駙馬；Du chihuy，都指揮等。尤其是「帖木兒駙馬」這個詞，理應譯為Temur kurgen，即「帖木兒·曲烈干」，但波斯文在翻譯「駙馬」 這個詞時，卻徑直使用漢語語彙，把漢字「駙馬」音譯為Fuma，也就是用了一個波斯人根本不懂的詞，這說明波斯文本的翻譯者可能不知道kurgen（駙馬）這個詞，只能用漢字音譯來表示。
結合劉迎勝師的分析，筆者以為當時明使攜帶的詔書極有可能是漢文、波斯文兩種或兩種以上文體寫成。邵循正先生所指的波斯文本原詔很可能就是明使呈送的原件或抄本。
張星烺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一書中將英人張白士（Chambers）《中國皇帝與愛迷兒帖木兒之子算端沙哈魯交聘國書記》譯出，據其載，除波斯文國書外，「又有一函，與禮物同呈進，詳言各種禮物。又一函，性似護照，不須交出，專存來使身畔。各書皆以波斯文、蒙古文及漢文三種字成之。」 這裡明確明與帖木兒朝往來是採用波斯文、蒙古文及漢文三種文字。張星烺先生又譯白萊脫胥乃竇（Bretschneider, E.）《中世紀研究》所引阿伯特拉柴克（即阿卜答兒·剌扎黑）記載，提到：「每次中國皇帝致沙哈魯之國書，輒有三通。每書又用波斯、蒙古及中國三種文寫之。波斯文吾等（阿伯特拉柴克自稱）所用之文也。蒙古字同畏兀兒文，語類突厥。各書義意，皆相同。又有一函，專記各種送來禮物、生物以及珍寶之類。此函亦以三種文字寫之。此外另有護照專函。書函中所用年月，皆皇帝在位之年月也。」 若此，阿卜答兒·剌扎黑只是選用了一通國書三種文體中波斯文部分。
其實，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沿途有講不同語言的眾多的民族或國家，為便於交往，往來的文書往往會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體。例如：
土耳其Topkapi Saray博物館藏有一道漢文－蒙古文雙體的敕諭，內容是景泰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453年1月8日）明朝頒發給失剌思南部的剌兒（拉爾）地面頭目咩力兒吉一道敕諭。已故哈佛大學教授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在其《托卡匹皇宮博物館的1453年漢－蒙文敕諭》一文中附有該敕諭圖片片斷：「皇帝敕諭：剌兒地面頭目咩力兒吉：爾世居西土，敬順天道，尊事朝廷，遣人遠來朝貢，忠順可嘉，特賜爾綵緞表裡(下缺)」。
來訪使臣覲見君主時，使臣與國王互致簡單的問候後，一般有一個正式開讀表文的程序。對此，克拉維約有詳細描寫：「卡斯提亞國王命我們齎送之表文，現握於帖木兒手中，隨員阿洛芳庇斯及通譯一同近前，由阿洛芳庇斯讀原文，通譯在旁譯出。讀畢，帖木兒謂：『將來需要再讀一次時，仍將召阿洛芳庇斯前來』等語，我們此時起立，有侍役引至帖木兒御座之右方座位上。」 陳誠西域紀行詩有「才讀大明天子詔，一聲歡笑動春雷」 一句，若明使讀的詔書是漢文部分，也應有通事在旁譯出。
帖木兒王朝速檀、哈烈國主沙哈魯致明成祖的國書，亦有兩種文字。該國書保存在《兩顆福星之升起》一書中，原書錄表文二通，一為波斯文，一為阿拉伯文。邵循正先生將波斯文表文譯成漢文。 此外，對明成祖致沙哈魯兩封國書的波斯文本，阿里·瑪扎海里在其《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一書的導論中亦收錄。
由於帖木兒王朝來華使臣操的是波斯語、突厥語、抑或是蒙古語、阿拉伯語，明朝政府不能確定，負責接待他們的明朝通事們很可能懂這些語言的人都有。據沙哈魯的兒子拜升豁兒·把哈都兒的使臣火者·蓋耶速丁所寫的行紀，明朝負責接待他們的通事是哈只·玉速甫。此人懂得阿拉伯語、波斯語、突厥語、蒙古語和漢語，他充任皇帝和使臣之間的翻譯。手下還有幾個通阿拉伯和波斯等語的木速蠻（穆斯林）。 因此，對明朝而言，無論帖木兒朝的使臣講何種語言，明朝通事均能翻譯，語言不會成為雙方溝通的障礙。一些人由於精通西域語言文字，還得到了提升。如《明太宗實錄》記永樂四年（1406）三月「升鴻臚寺序班哈只為本寺右寺丞。哈只，回鶻氏，諳通西域言語文字，故進用之。」
儘管存在多種語言，但波斯語很可能是這一時期絲綢之路上的國際通用語言。對此，阿里· 瑪扎海里亦有論述。他指出「從北京到威尼斯的絲綢之路上的通用語言也曾是波斯語。最早的拉丁修道士，如鄂多立克神父和其他那些冒險從陸路直達中國的人也曾必須學習波斯語。馬可·波羅以及像伊本·白圖泰那樣可以與他相提並論的人同樣也要學習波斯語，這種語言成了任何（即使是一名拉丁教士也罷）希望到亞洲冒險的人必不可缺的語言。」「在中世紀，也就是直到19世紀初葉，波斯語在奧斯曼帝國以及亞洲的其餘地區尚扮演著一種英語在我們當今世界所具有的角色，即貿易和外交界以及稍後不久思想界的一種國際通用語言。」
劉迎勝師指出：中國蒙元時期以波斯語為最重要的外交語言，用以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交往。在此基礎上，直至明初波斯語依然是中國交通外邦最重要的外交語言，如見於《永樂大典》記載的明初派使團出使埃及的資料中稱尼羅河為「盧地尼勒」，乃是一個波斯語辭彙。鄭和下西洋艦隊的外交語言也是波斯語，顯著的例子是今天保存在斯里蘭卡科倫坡國立博物館的用漢、波斯及泰米爾三種文字刻寫的石碑，另外鄭和派往天方（麥加）和麥地那的回回通事所操語言亦為波斯語。
除波斯語以外，蒙古語也是明與西域各地區和各國溝通的重要語言。
早在明太祖時期，明廷就已培養通蒙漢語言的人才作為使臣。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等編纂《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制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永樂五年（1407）明成祖派指揮白阿兒忻台等前往撒馬兒罕弔唁帖木兒。這位白阿兒忻台（劉迎勝師將其還原成Bay Arkintay，邵循正先生讀作Bai al –Hintai），其名稱的尾音tay是蒙古人男子命名的後綴，可能是蒙古人。鴻臚寺丞劉帖木不花曾使別失八里。從名字看此人明顯是一個蒙古人或蒙古化的漢人。這些使臣很可能是精通蒙語的。如前所述，中國使臣呈進沙哈魯的禮物清單及隨身攜帶的類似護照的信函「皆以波斯文、蒙古文及漢文三種字成之」。因此，明朝使團成員中當不乏通蒙語者。白阿兒忻台之後，明朝出使帖木兒朝使團仍不乏蒙古人。如李達、陳誠使團中有帖木兒不花等。天順元年的馬雲、詹昇出使帖木兒朝之前，曾屢使瓦剌，他們大概也懂蒙古語。
關於13世紀末至15世紀中亞的語言問題，《拉失德史》的英譯者伊萊亞斯曾作過專門分析。他指出，一個民族完全改變自己的語言需很長一段時間，第一階段大部分人必須能夠同樣流利地使用新舊兩種語言，次一階段舊的語言要廢棄不用或遺忘，這大概需幾代人的時間。而據一般估計，一個世紀大約只能有三代。 由於伊斯蘭教在中亞蒙古人中傳播，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發生了變化，乃至採用了阿拉伯語、波斯語、突厥語，但原來的種族特徵和蒙古語不會輕易消失。 帖木兒王朝亦如此。據《克拉維約東使記》的記載：在帖木兒帝國，阿姆河南岸所用為波斯語，阿姆河右岸通用蒙古語，兼曉兩種語言之人，為數極少。撒馬兒罕境內流行之文字為蒙古文，亦為（阿姆河）南岸之人所不識。因之帖木兒政府中，僱用若干深悉蒙古語之官吏書記，以處理政務。 可見，蒙古語仍是帖木兒朝的公務語言，蒙古人被派為使臣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在操突厥語人數較多的中亞地區，人數較少的蒙古人在宗教上面臨著伊斯蘭化，在語言上面臨著突厥化的問題。尤其是後者，在帖木兒王朝表現得更為明顯。
8世紀以後，隨著操突厥諸部的西遷，突厥語逐漸成為西北地區民間最為流行的語言。蒙古征服中亞後，出現了以波斯字母拼寫突厥語、蒙古語辭彙的文獻。
日本學者羽田亨指出：在帖木兒時代，除了作為書面語使用的阿拉伯語、波斯語外，還出現了用突厥語寫的作品。帖木兒本人雖為蒙古族系出身，但他和其屬下都早已突厥化，是成長在突厥文化中的人，認為突厥文化就是自己的文化。帖木兒「在完成偉大經略後，他毅然廢除長期以波斯語著述的習慣（雖然他也通此語），發揚自己固有的文化，提倡突厥文學。這都是民族自覺和文化意識的發揚，值得重視。」「其愛子沙哈魯（Shah-Rukh），除波斯語外，擅長突厥詩，他寫給其愛妃的抒情詩，現在尚殘存在赫拉特人的故事中。再有其孫阿赫買德·米爾札（Ahmed Mirza）和伊斯坎德爾（Iskamdar）留有現仍為人讚賞的詩集。」「總之，察合台突厥文學在帖木兒時興起，並大體繼續發展於整個帖木兒王朝時期。」
突厥學家把14世紀之後以波斯字母拼寫的東部突厥語稱為察合台文。 在帖木兒帝國時代，察合台文「不但取代了畏兀兒文和敘利亞字突厥文，成為中亞操突厥語東部方言的唯一書面語，而且取代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為中亞東部和我國西北地區操突厥語各民族的共同書面語」。
明朝正德年間，西域各國致明廷的文書中已經有些以察合台文寫作。明朝譯員和官員把察合台文稱為「高昌話回回字番文」。 它是以波斯語字母（比阿拉伯文多四個字母）拼寫的中亞突厥語。
除察合台文之外，畏兀兒文仍然在帖木兒朝宮庭使用。公元14-15世紀中葉的阿拉伯史家伊本·阿拉布沙曾寫道：「察合台人有另一種文字，叫回鶻文（畏兀兒文），它作為蒙古人的文字而為大家所知，人們用它書寫委任狀、命令、書函、詩歌、歷史、故事以及成吉思汗的敕令。誰通曉這種文字，誰就不患貧困。」帖木兒就曾令書記官用畏吾兒文記其一切征戰活動。 15世紀後期，在帖木兒朝還有一位畏兀兒人奉命以回鶻文（畏兀兒文）撰寫了一部名叫《汗的歷史》的編年史，為帖木兒歌功頌德。
由於明朝初年，畏兀兒文在西域諸地經常使用，通畏兀兒語的回回人常常充當明朝出使西北地區的使臣。如洪武三十五年（1402）回回人者魯剌丁出使哈剌火州，永樂元年，亦卜剌金出使哈密。
因此，突厥語（畏兀兒文、察合台文）也是明與西域各地區和各國溝通的常用語言。
二、明朝對帖木兒王朝來華使臣語言的翻譯
為培養與周邊各族交往的翻譯人才，明朝設立了四夷館。「永樂五年（1407）三月癸酉，命禮部選取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釋書，人日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處之。」 前述明朝皇帝致沙哈魯國書波斯文本，劉迎勝師認為可能是回回館譯員們的作品。據先生研究，明代官方教授波斯語的機構是四夷館中的回回館。設回回館教習波斯文的主要目的，是同西域穆斯林諸部諸國交往。回回館最初的教師有可能是一些當時尚通曉本族語言文字的回回人，從習者從國子監生中選出，則多應為漢人。回回館除了負責教授回回語文（即波斯語）、編寫教材和字書（即波—漢雙語字典）之外，還要為明廷擔任通事，翻譯與西域諸部、諸國有關的外交公文，包括明廷出使西域的官方使團所攜帶的國書和西域諸國、諸部入明朝貢和事務往來時呈交的番文國書、公文的漢譯回、回譯漢工作。 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譯本非常流利，可能是母語操波斯語的人翻譯的，即可能是剛剛成立不久的回回館譯字生教師的作品。
至於譯字生的翻譯水平，除了他們本身的學習能力外，也與教師的外語水平與教學水平有關。明與帖木兒王朝交往的語言翻譯主要由四夷館中的回回館和高昌館承擔。這兩館譯字官生和教師的水平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雙方語言交往的能力。現存四夷館來文主要是明朝中後期的作品， 主要反映帖木兒王朝滅亡後明與西域諸地交往的情況，但從語言的繼承性、連續性角度看，分析來文的水平，也有助於從側面了解雙方交往的程度。
現存的《回回館來文》大概是回回館譯字生的教材。據胡振華先生在《珍貴的回族文獻<回回館譯語>》一文中研究，這種來文主要在國外。東洋文庫有來文30篇，均為漢文、回回字對照，去除重複的，實有21篇。柏林國家圖書館共有來文16篇，內有重複的一篇，有3篇為東洋文庫本所沒有的，其中第1篇為其獨有。內閣文庫本共有來文17篇，其中第16篇與第9篇重複，有15篇與東洋文庫本、柏林國家圖書館本的某些來文相同。其第2、17篇是東洋文庫本及柏林本中所沒有的。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本中有來文17篇，其第2、17兩篇也是東洋文庫本中所沒有的。這24篇左右的回回館來文總體情況是：漢文在前，回回字譯文另頁在後，漢文來文每篇5行、6行、7行、8行不等，行12字至14字，凡遇「皇帝」、「恩賜」、「聖旨」、「聖恩」、「敕」、「上位」等字，均頂格書寫，凡遇「金門」、「朝廷」等字，均需提高一格書寫，漢文來文皆自右往左豎寫，回回字譯文每篇6行、7行、8行、9行、10行不等，皆自右向左橫寫，遇上上述「皇帝」等字也不頂格或提高一格書寫。 除漢文外，回迴文與前述永樂年間波斯文文本完全按漢文詔書格式書寫是不同的。亦與《高昌館課》中「所有漢、回鶻文文書均用毛筆楷書，凡遇『朝廷』、『大明』、『聖旨』等字，漢、回鶻文均頂格書寫不同。」
胡振華先生分析來文後認為：來文的回回字譯文語言生硬，許多地方不符合波斯語法，而是一些波斯語詞按照漢文來文次序堆積起來的，錯誤較多。看來當時波斯語翻譯的波斯語水平是不高的，若譯者是回回人，還說明到了明代還有人能懂這麼多波斯語，這也是不容易的。
這些來文在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價值是毋庸懷疑的，但對其史料價值，即來文的真實性，頗值得懷疑。我們發現，現存的《回回館來文》、《高昌館來文》，每篇來文大都有兩種文字文本，漢文寫作格式也大多相似。尤其是回迴文或回鶻文大多按漢文次序排列。劉迎勝師認為 「這些『來文』多數是偽造的。參與作偽的可能是一些在邊關擔任翻譯的人或四夷館的職員」。 劉師在另一篇論文中亦指出「這些表文並非原本，明顯是帶有漢語背景的人偽造的，其作者可能是四夷館的教師」 。烏雲高娃在劉迎勝師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四夷館「來文」，不管在邊關擔任翻譯的人或四夷館的教師偽造的，其目的應是為四夷館譯字生「習譯」而作。 並認為：現存四夷館來文的來源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在邊關擔任翻譯的四夷館譯字官生與來進貢的諸番朝貢者相勾結，為了朝貢利益，得到賞賜而偽造的。第二種可能性是四夷館教師、譯字官生，根據在邊關譯審的進貢「表文」漢文部分，重新譯成蒙古文，將蒙漢文「來文」合編在一起，作為教習蒙古語教材。同時，也作為考試的底本。 如此，這些來文若是偽造或「習譯」之作，「來文」所反映的歷史未必是真實的，換言之「來文」的史料價值是值得懷疑的。
筆者閱讀一些資料後，覺得這些來文不同於官方使臣攜帶的正式表文，它似乎是貿易使臣向明廷乞討賞賜的請願書，其內容很可能是真實的，或者，有些來文的內容基本是真實的，即現在我們所見到的「來文」可能是在原有番文的基礎上，經過四夷館教師改編而成，而非完全偽造。
首先，「來文」是四夷館譯字官生學習課程之一。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月提督四夷館少卿郭鋆重申教規，內有：「考之往昔，專工一切番漢雜字而不及誥敇來文，恐殊非急務，今後務將三者並行肆習，如正月習詔敇，則四月習來文，又四月習雜字，每季一周循環。」明確規定：諸生「每進館日，照先年批准教規，館師將所教譯字官生考驗所授仿課，並背講詔敕來文館考等書，荒疏者量責，怠惰不習者重責。」「每侯本堂進館日升堂後間行制籤，考驗各生雜字、書、課，不能書寫背講者，責懲。」 可見，詔敇、來文、雜字、館考是四夷館譯字官生學習的主要課程，「來文」是要書寫背講的。為便於學習，「來文」的字數是在一定範圍內。筆者初步統計高昌館漢字來文，字數大約在40－70餘字之間。編輯這些字數來文，是適應四夷館譯字官生辨驗來文的考試要求。
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大學士徐階在題選譯字生奏議中提到自嘉靖十六年考收子弟後，三十年間所收子弟率多事故，回回館、高昌館等只有教師一二員，無一名子弟習學。現存教師年深齒邁，精力衰頹，「每年各夷進到番文及敕諭夷使事務頗為繁劇，乃責成一二教師□，使之辨譯書寫，未免苦難遲滯，是以夷人□得即回，坐費國家供億。」 禮部尚書高拱等擬議五條處理意見，其第四條為「嚴考試」，「其試字不用舊句，臨時雜出漢文三十字，令譯番文。」「預行各館教師先將番文底本送部以憑驗對，其考設之日，各教師俱於部中別所封鎖，待取定進呈之時放出，令其參驗，庶免差訛。」這種「臨時雜出漢文三十字，令譯番文」做法，因各館所習番文不同，注以漢字互相有無，若一體考譯，無其字者難以應合。為克服此狀況，萬曆三十一年五月大學士沈一貫在題選譯字生奏議中提到「考試之日，公同於九館番文底本內揭出一段，令其譯寫。」但這種考試有難度，閣臣議論採取的是雜出漢字單雙各十五字，令其翻譯番文」。天啟五年八月吏部尚書、大學士顧秉謙等在題選譯字生奏議中提到：「十館所習番文各異，而注以漢字亦互相有無，若一體考譯，則有無其字者將何以應合。於考試之日，公同於十館番文底本內揭出一段，令其譯寫。」 為適應從四夷館「番文底本內揭出一段」譯寫的考試要求，四夷館有必要編輯一套番漢來文，供四夷館譯字官生學習。
這套番漢來文，有一定的格式，題頭為使臣來自何地、使臣的名字；正文為奏討內容，一般有路途情況，進貢物品種類與數量，要求明廷賜與那些物品（或不提賜予物品的具體內容）。最後一般都是「奏得聖旨知道」這幾個字。
前引胡振華先生研究論文中收有一件回回館來文：「撒馬兒罕使臣哈非子，大明皇帝前進貢西馬六匹、小刀一百把，望乞收受，求織金緞子茶葉，望乞恩賜，奏得聖旨知道。」
現存的明代《高昌館課》中亦有一條黑婁來文：「黑婁地面指揮阿力平章叩頭奏，今仰望天皇帝好名聲進貢土產方物去了，就乞討各色織金段子並湯瓶、馬革占，怎生恩賜。奏得聖旨知道。」
這種番文實際上是進貢使臣向明廷打的奏討報告或請願書，他不同於正式的國書。
《明實錄》中對此有所反映。嘉靖三年二月，捨剌思等使滿剌捏只必丁等三十二種進貢馬匹方物，各奏討蟒衣、膝襴、磁器、布帛等物，詔量與之。
嘉靖四年，天方國使臣火者馬黑木等十六名赴京進貢，「初來投進番文十一道，除進貢方物驗收題賞外，又求討蟒衣、金盔等項。」 時進貢使臣可以不經通政使司轉達，具番本徑赴內閣或禮部等部門跪奏，使臣投進的番文可以有十幾道。
辨驗番文，書寫敕諭、應對九夷是譯字官生的責任。「本館官生業專習譯、書寫敕諭，辨驗來文」 。辨驗（夷使）來文與辨驗番文在某種程度上應是一致的，但我們所見的四夷館「來文」含有漢文，與沒有漢譯的番文不同。一種可能是，從番文底本內揭出一段後由譯字生或教師譯寫後，成為範文，供譯字官生學習模仿之用，因其內容是從番文底本內揭出來的，故史料價值還是有的。
其次，四夷館「來文」本身的寫作水平較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水平低。「這些來文雖然以波斯字寫成，但語法和詞序基本是漢語，書寫者不懂動詞變格和人稱變位。特別是其中出現許多以波斯字母拼寫的漢語辭彙，如：Daiming，「大明」；wang，「王」；dudu，「都督」；su jiu，「肅州」（地名）；qam jiu，「甘州」（地名）；yung chang，「永昌」（地名）；vai，「衛」（明軍事單位名）；syam si，「僉事」（官職名）；ji，「只」（量詞）等。」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社會心理看，科舉入仕被視為求官的正途，入學四夷館的監生有不少是將在此學習作為台階，尋找機會到他處謀職。加上學習外族語言有難度，漢人學習外族語如波斯語的積極性不高，或者，即使學了，因少有機會到西域諸地出使，語言的使用水平也不高，以至於嘉靖朝早期「譯審外夷通事序班俱系外夷色目人為之」。 這些外夷色目人常駐漢地，成為漢回，他們的漢語水平不高，若入華定居日久，其波斯語水平也會逐漸下降。譯字官生若以他們為師，其波斯文作品的水平也不會很高。至於要求他們認識波斯語或漢語的語法規律，確當地翻譯漢文或波斯文則更難了。我們在明朝大臣的奏疏中能看到不少漢語非常生澀的譯文， 也反映了這種情況。從這種角度看，四夷館「來文」可能並不是偽造，當時語言交往的實際狀況可能就是這種水平。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是明與西域諸地語言交往過程中，高昌館與回回館相互代譯的現象。明廷致西域各國的公文一直以波斯文與畏兀兒文寫成。這可能與明朝自永樂年間所設四夷館中的高昌館、回回館有關。這兩館分別承擔譯字官生的畏兀兒文和波斯文的教學任務，並承擔西域各國等地的來文翻譯。《四夷館考》卷之下《高昌館》載：火州（畏兀兒）「字書亦有真草，頗似韃靼字，亦常借用回回語言。」又指出：「哈密地近高昌，本屬高昌館譯審，但其中多回回人，入貢時亦有用回回字者，故又屬回回館。」
畏兀兒文是中古使用突厥語的民族用粟特字母創製的，後主要為西遷今天山東部地區的回鶻人所使用，在漢文中常稱為畏兀兒文。當中亞帖木兒王朝使用察合台文書寫突厥語時，畏兀兒地區仍使用畏兀兒文。但到了正德年間，畏兀兒地區已出現使用回回字（波斯文）書寫高昌話（突厥語）的現象。這與帖木兒王朝使用阿拉伯字母書寫察合台文在字母書寫上相似，並可能在使臣的來文中得到反映。由於是兩種不同的語言，這些來文到四夷館後，可能需要回回館、高昌館的譯員共同研讀才能譯成，於是出現了時而以回回館為主，時而以高昌館為主翻譯來文的現象。 反映在《明實錄》中，便出現了同一地方有不同譯名，從而引起後世的誤解。
明與中亞帖木兒王朝交往的語言包含有漢語、波斯語、突厥語、蒙古語、阿拉伯語等多種語言，語言不同因有媒介（通事）並沒有影響到雙方的交往，但媒介（通事）的水平高低也會影響到雙方交往的程度。若對語言誤讀就會造成雙方誤解，應當說，明朝政府是重視這一問題的，這從設置四夷館，並使之一直存在，且有重臣為題選譯字生屢上奏稿這些事得到證明。但由於體制上更重視科舉取仕，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從事翻譯和外交工作，四夷館譯字生的生源得不到質量保證，不少官宦、富室子弟混入其中，不學譯業，另圖出身，加上明朝中後期以後，明廷趨向保守，很少有使臣被派往中亞等地，交往程度的減少也影響到對外語人才的需求，以至於翻譯人員凋零，翻譯水平下降。影響明朝翻譯人才質量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本身的教學問題。其教學內容大體是譯寫詔敇、辨驗來文、學習雜字和館考等，尤以漢字、辭彙的譯寫為主，這使得譯文非常生硬。以生硬的語言與「外夷」打交道，自然也會影響到「外夷」以盡量符合漢語的「說法」與明朝官員尤其是通事的往來，這有可能影響到番文的寫法。四夷館「來文」不符合語法的現象可能是這一情況的反映。從「來文」來自「番文底本」這一角度看，「來文」還是有一定史料價值的，它反映了明朝中後期對外交往的情況，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時期（進貢）貿易使臣向明廷奏討物品的官方程式。
（此文原刊於《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 2006年第18輯，限于格式注釋從略，引用請核對原文）
責編：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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