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兵：出版的學問與學術的出版（一）

李小兵，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中央大學（Oklahoma Central University）歷史與地理系教授、系主任，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南開大學歷史系學士（1982），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2一1983），1983年赴美留學，入卡內基一梅隆大學歷史系，分別獲得歷史系碩士學位（1985）和博士學位（1990）。曾任教於美國菲利浦斯大學。曾任全美華人人文社科教授協會會長（1997一1999），北美亞洲研究學會西南地區協會副會長（2005一2007）、會長（2007一2009）。曾任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會長（1995一1997）。

在美國大學任教二十年，體會最深、感觸最多的，莫過於出版幾本有分量的歷史學術著作。美國大學的社科與人文領域盛傳著一句老話：「publish or perish」（不出版，就消失），意思是說，不能出書，在大學裡就呆不住。對來自中國的歷史教授來說，這更是一個挑戰。我們在美國大學的工作合同、升職提薪、終身教職、評比和獎勵，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所發表的文章與出版的書籍。然而，在美國出版一本歷史研究學術著作，談何容易。我在美國二十多年，為出版真正讓自己滿意的書，四處奔波，至今也談不上如願以償，而個中的經歷經常是讓我百感交集，有苦說不出。

讀美國書，走留學路

第一次使用美國歷史著作做研究，還是在南開歷史系快畢業時開始的。1982年初，我們世界史專業的大四學生開始寫畢業論文。我選了「美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作為題目。這在改革開放伊始時期是個相當時髦的議題，但對我來說，要寫好這篇畢業論文，實在是勉為其難。我初中沒畢業便於1969年戎裝奔赴解放軍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兵，先是在農場種大田，後來又到武裝部隊服役。三年後有幸當上了大慶石油工人，乾的是每天爬電杆的外線維修電工。高考的恢復給了我實現理想的機遇，我在1978年夏考取了南開大學。不過總的來說，與很多同學相比，我的底子要薄的多。寫論文一事只有老老實實向尊師求教。

1982年的初春特別冷，南開校園裡冰天雪地。我利用周末，和幾個同學為美國史專家楊生茂教授送蜂窩煤和扛液化氣罐（當年天津市居民取暖、做飯的主要燃料）。幫助教授家裡做好事是校學生會「學雷鋒，愛南開」活動的一個方面。我趁這個機會，向楊老吐露了我的擔憂。當時楊先生語重心長的對我說：「要寫美國歷史的論文，一定要參考和引用美國出版的英文書籍，只用中文資料是寫不成的。」還輕輕對我說，「你既然對美國史有興趣，能有機會到美國學習是最理想的。」我知道楊生茂教授早年留學美國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南開圖書館的很多美國史原版書，都是他自己親自帶回來捐贈給南開的。我牢記他的叮囑，天天跑圖書館，查閱有關美國史的英文書。儘管很多美國書都是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但是書中使用的大量原文資料，對我論文的寫作和順利通過以及能在《南開史學》雜誌上發表，有很大的幫助。（李小兵：《美國為什麼能在第二次技術革命中領先——試論社會歷史及經濟條件對技術發展的影響和作用》，載《南開史學》，1982年第一期，第300-327頁。）

與此同時我開始尋求出國留學的機會。好在我父母畢業於輔仁大學，他們在美國有不少校友。我的論文答辯通過時，家裡也傳來了好消息。媽媽告訴我：美國幾所大學的研究生院給我發來了錄取通知書，其中有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還有杜堪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但是錄取的條件不一樣，也沒有全額獎學金。那時在美國一年生活費要五千多美元，大約摺合一點五萬人民幣。這在當時對工薪階層來說簡直是個天文數字，家裡就是砸鍋賣鐵，也無法資助我去美國留學。我當時每月工資只有五十六元人民幣。我父母當年算是「高薪階層」，但兩人的月薪加起來，也只有二百五十元人民幣。正在猶豫之際，我接到了南開大學的畢業分配通知：去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工作。當時真是激動不已（還是社會主義好，管畢業分配！）。回想我離家十三年來，走南闖北，一個從來沒有放棄的希望，就是能爭取回北京，和父母、妹妹團圓。現在接到了回北京工作的消息，別的都顧不上了，歸心似箭，重返家園。

從1982年夏天開始，我在社科院美國所的美國史研究室當助理研究員。美國所的圖書館裡有很多美國的新書，內容豐富，版面精美，讓人愛不釋手。當時的所長李慎之要求我們多參考美國書籍，用美國資料做研究。秋天，李慎之所長帶我去參加社科院和美國國會圖書館協商圖書交流的會談。根據社科院首席代表宦鄉（新中國駐英國第一任大使，當時社科院國際研究中心主任）的建議，美國國會圖書館同意在1983年初，向社科院圖書館贈送兩萬冊圖書。此後，我又參加了接收美國圖書的工作，接觸到了更多的美國書和一些美國學者。從而開闊了眼界，知道了外邊的世界，體會到楊生茂先生提到的出國學習的必要性，增強了留學美國的願望。

美國所對出國、特別是去美國，非常支持。所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員常年在美國訪問或考察。1983年春天，我又收到了卡內基-梅隆大學歷史系的錄取信，講明我可以在秋季入學，學校將提供全部的獎學金。接到信以後，我又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得到了足夠的錢去美國留學；擔心的是不知道所里領導能否放人。因為我當時正忙於參加「全國美國研究研討會」的大會籌備工作。沒想到李慎之所長不僅全力支持，他還告訴美國所外辦的負責人，按照自費公派的辦法幫助我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商量，請他們給我發來IAP-66表 （公派出國的留學表格），這樣辦理護照會比較順利。IAP-66表寄到後，外辦幫我辦妥護照和簽證。拿到簽證以後，先是到銀行換了六十二美元（當時自費出國兌換的最高限額），然後又賣傢具和自行車，為買飛機票籌款。

1983年8月22日，我到達美國賓夕法尼亞的匹茲堡市。多虧有輔仁大學老校友接應，幫助我註冊、租房、採購，一切都很順利。他還送給我一輛自行車。我下飛機時的緊張、慌亂，很快就變成了輕鬆自如。有人說「老插隊」接受新環境，我的體會是留學生適應美利堅。

但是，開學以後，我發現在美國上歷史課並不容易。不光書看不過來、教授講的聽不懂，更主要的是用英文寫作是個大問題。記得當時每周要寫書評，我覺得別的書評都寫的不太好，但中國史的報告還不錯。但是這種自我感覺並不正確。第一個學期下來，其它三門課都是A，只有中國史課拿了個B。感覺氣不過，我對中國史很熟悉，拿個B，還不如美國學生。後來發現主要是文字表達能力差，「中式英語」（Chin-glish）對歷史事件寫不清楚。

第二個學期，我採納系裡的建議，到英文系參加寫作輔導課。同時，找我們系裡的教授幫忙。愛德·帆頓（Ed Fenton）教授自願提出幫我修改文字。凡是我寫出的作業和文章，他都幫我改，具體指點我怎樣表達，這對我提高英語水平裨益匪淺，對我以後的寫作有很大的啟蒙作用。他這一幫就是七年，從我的課堂作業到會議文章，從我的碩士論文到博士論文，他都修改過。現在想到帆頓教授為了幫助一個外國留學生長期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以我自己執教二十年的切身體會，深感自愧弗如。

第一個學年過後，我自己對在美國學習也有了些親身體會。美國的歷史研究方法和中國不一樣。美國的歷史書和教授講課是從點到面，從具體到一般。他們可以從一個家庭、一條街道的變遷，看這個時期和國家的發展。而我們中國的歷史教學和研究是從面到點，從一般到具體。先講整個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然後再看具體的事件和人物。換句話說，美國人是先見樹木，再看樹木成片的森林。中國的方法是先看到成片的森林，再仔細觀察每一棵樹木。卡內基-梅隆大學歷史系的主要特色是社會史研究。從普通人的經歷到每個社會階層，從一個婦女到一個家庭，看歷史的發展。過去我在社科院做研究，基本上是看官方檔案，政府材料，以及領導人的文件。當然，我也發現：有的美國歷史學家寫中國史，還是不夠全面，有些地方隔靴撓癢，沒有講到點子上。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發布時略有刪減。

敬請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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