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 朱英：中國商人 與 社會變革

原標題：近代 | 朱英：中國商人 與 社會變革

朱英：近代中國商人與社會變革

內容提要：中國的歷史發展至近代，進入了一個充滿著變革的轉型過渡時代。新的社會群體不斷出現，有的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進步社會力量，有的則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落後反動勢力，還有的扮演著錯綜複雜的角色，不能以進步與反動簡而言之中國近代的商人，即是這樣！種新興的群體對於類似這樣在社會變革進程中常常轉換角色和地位的複雜群體，當然不能用簡單的定性方式作出歷史的評判，而應進行具體的論述和分析。本文僅就近代中國商人在社會變革中求穩求變的矛盾心態特點及其具體表現和影響略作論述。　　

關鍵詞：商人社會 變革 近代中國

一

在近代中國百餘年風雲變幻的歷史中，商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由於其職業所決定，一方面希望社會穩定，能夠從事正常的商業經營活動，從中獲取利潤；另一方面卻又因為官府黑暗，舉措乖張，貪官污吏比比皆是，不僅不能保護商業的發展，相反還使商人的利益遭受嚴重損害，所以，在追求安穩的同時，商人也希望變革其深為不滿的現實，創造一個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新局面。然而，求穩與求變卻往往難以兼得，由此使商人常常處於一種矛盾的心態之中。這種矛盾心態對於商人在社會變革中的表現，無疑也會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

應該說，社會各階層都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但經商這一特殊職業又導致商人更加擔心社會出現動蕩，從而形成一種迫切追求社會穩定的心態。一般情況下，社會變革都會引發一定的社會動蕩，進而暫時或是較長時間地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經濟的發展，而首當其衝遭受影響的又是與社會經濟生活關係最為密切的市場，與市場聯繫最為緊密的則是商業。眾所周知，市面的混亂即刻就會影響正常的商業往來，造成銀根緊張和商品滯銷，直接危及廣大商人的切身利益。商人經商的目的就在於求利，這是無可厚非的。社會變革如果妨礙了商人達到求利的目的，自然得不到商人的支持，甚至會受商人的反對由此便不難理解，商人何以一般都希望社會穩定，少出動舌。

同時，近代中國的商人由於面臨著外國資本的激烈競爭，常常遭受洋商的排斥欺凌，又長期處於四民之末的卑賤地位，經濟實力也十分有限，迫切希望得到政府的保護與支持。他們所盼望的是一個強有力的、能夠鼓勵商業發展的政府，而不是想一舉推翻政府。正如梁啟超所說的那樣：「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實行保護產業之政策，庶幾有所怙恃而獲即安。」（1）這是近代中國商人追求穩定，不願與官府對抗的另一個具體原因，也可以說是商人在某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穩健保守心態的反映。

但在近代中國商人的這些願望卻往往無法付諸實現，使商人嘖有煩言，進而逼迫他們在無法忍受的情況下提出自己的各種變革要求首先是現實社會中的種種弊端使商人深為不滿，促使他們不得不萌生某種變革思想。例如官府苛捐雜稅的盤剝侵擾，一直是阻礙商業發展的一大危害，也是廣大商人的切膚之痛。從清朝開始推行的厘金既使商人深惡痛絕，連向來以持重穩健著稱的商界代表人物張謇，面對厘捐無休無止的苛擾，也發出了不能不「思叛其上」的感丨慨其他種種捐稅也使商人「皮肉己盡，非至敲骨竭髓不止」清末蘇州商會在商人與官府就捐稅問題發生衝突時所說的一段話，即體現了商界對苛捐雜稅無法忍受而急欲變革的心理：「蓋商會以振興商業為宗旨，商人對官長勸令如有非禮之抵抗，我商會非特不當助彼，且應極力勸導，以息爭端然果遇捐項重疊，力有難支，則商會斷不能漠然坐視也」（2）很顯然，僅從苛捐雜稅無以復加的盤剝即可看出，當時的政府並不能像商人所期待的那樣真正鼓勵和保護商業的發展。

到清末，隨著立憲運動的蓬勃興起，商界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對專制制度危害商業發展的各種弊端也逐步有所了解，並開始要求變革專制體制，實行君主立憲制，這可以說是商人在制度層面上要求變革的呼聲。上海商人創辦的《華商聯合會報》即曾發表文章指出：「吾國人民困厭於專制政體者久矣」「統計吾國近年，路政不修、幣制不一、礦學不講、工廠不興、墾牧不倡、林業不振，厘稅鮮決行之政見，鹽漕乏改革之良規，凡此種種原因，皆上病國，下病民，而商界實先受其病。」（3）要免除以上弊端，只有改變封建專制制度，實行君主立憲制。因此，當時的商人普遍支持以立憲取代專制的變革。不過，商人所希望的並非是以激進的方式推翻清朝政府實現這一變革，而是在不產生較大動蕩的情況下通過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達到這一目的。

除上述原因之外，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略滲透日益加深，商人的生計越來越受到更為嚴重的威脅，也是促使商人要求變革現狀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方面變革要求既包括希望政府改變抑商困商的傳統政策，實行保護和鼓勵商業發展的新舉措，同時也包含著改變商人自身各種陋習的呼聲清末蘇州商人曾經明確指出：「再閱十年，而我商界面目仍舊，恐華商無立足之地」（4）不僅如此，一部分商界有識之士還意識到，商人作為國民之一分子，也應該承擔救亡圖存、變革社會的時代重任上古之強在牧業，中古之強在農業，至近世之強在商業」「凡我商人，宜發愛國之熱忱，本愛國之天良」（5）這種新的認識，對於促使商人關心和參與社會變革也具有一定的影響。

還應看到，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革往往是以無法阻遏之勢不斷發展，儘管商人希望社會保持穩定，但社會變革潮流不可阻擋和客觀形勢的變化卻不以其主觀意願為轉移。在此情況下，商人也不得不隨著局勢的改變採取種種應對措施，身不由己地參與到社會變革之中。換言之，也即商人有時是被動地捲入到社會變革運動之中，其表現自然與主動參與有很大的不同

諸多事實表明，近代中國商人在主動或被動求變的同時，求穩的心態也仍然時時在很大程度上對其求變產生著制約影響。如果有激進與保守兩種社會變革方案供商人選擇，除非到了萬不得己的地步，他們一般都會選擇趨於穩健或保守的方案，而不會主動選擇趨於激進的方案這並非偶然，乃是由商人的職業所決定的

二

近代中國商人求穩與求變的矛盾心態特徵，可以說是貫穿始終，而又錯綜複雜地交融在一起從實際情況看，近代中國商人求穩求變的矛盾心態在其社會實踐活動中常常體現出以下若干特點。

一是求穩甚於求變。在一般情況下，近代中國商人希望社會穩定、能夠安心經營商業的求穩心態居於主導地位謹小慎微和跋前躓後可以說是出於商人的職業敏感，加上近代中國的商人大多是資產並不豐厚的中小商家，除了上海有少數經濟影響及於全國的較大金融家以外，絕大部分都是中小商人。時人的記載也稱中國「中產之家多，而特別富豪之家少」中小商人經濟實力十分有限，既不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對官府形成足夠的威脅，順利達到其所提出的變革要求，而且自身也往往經不起動蕩的衝擊。因此，一遇大的變革和社會不安定，商人就感到惶惶不安，擔心自己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即使變革尚在萌芽醞釀階段，他們也頗感驚恐，並且表示反對辛亥革命在醞釀、發展期間，絕大部分商人都表現出冷漠甚至是反對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出於這一心理。從實際情況看，暴力革命這一激進的社會變革方式，也確實會給社會帶來較大的震動，對市面的正常商業活動形成明顯衝擊，而這正是商人擔心出現的情況

商人的求變，更多是在無法繼續忍受的情況下才提出一些變革要求例如厘金的苛擾煩累在清末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之後，商人怨聲載道，實在難以繼續承受，於是發起裁厘認捐運動。所謂裁厘認捐，指的是裁撤所有的厘卡，改為由商人認捐，它實際上是清末商人抗爭捐稅規模最大、影響最廣、持續時間也最長的一場鬥爭。之所以堅持時間長、規模大，乃是由於這場鬥爭系商人主動發起，而不是被動的應變。另外，有些變革己經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並且這些變革有利於商業的發展，商人也會表示支持，但其主動性明顯不如商人自身發起的變革運動。包括以君主立憲取代君主專制的立憲運動，商人雖表示支持並且參與了立憲請願，但這場運動並非商人發起，也不是商人出於追求憲政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責任感所主動採取的行動，而是受立憲派和社會輿論的推動才參與的，因此在請願失敗之後許多商人即不再關注憲政在近代中國的命運

二是近代中國的商人無論是求穩還是求變，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主要都是出於經濟目的，較少為了追求政治目標。前己述及，商人害怕社會動蕩，尋求穩定，無非是擔心商業經營不能正常進行，導致經濟利益受到損害。即使是求變，甚至包括支持和參與政治方面的變革，商人也常常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困境，使商業獲得發展例如清末的商人呼籲變革君主專制制度，雖然包含著救亡圖存的動機，但更主要的目的還是為商業發展開創新局面。正因為如此，商人向清廷呈遞的數份要求速開國會之請願書，闡明其理由時都是竭誠說明商業衰敗至極，商人處境艱難，非速開國會難以挽救。由上海商會代表沈縵雲領銜呈遞的請願書，一開始就呼籲「商業困疲，國計民生，交受其弊，請速開國會，以圖挽救」；由蘇州商會代表杭祖良呈遞的請願書，也是反覆強調「商業日危，商情曰渙，請速開國會，以振商業，而維商情」（6）通觀這數份請願書，都很難看到其中有涉及政治方面的內容，仍然是出於經濟方面的目的。

三是對政治方面的變革趨於穩健甚至是保守，而對其他方面的變革相對說來態度較為積極這除了經濟方面的原因之外，與近代中國絕大多數商人政治觀念不強和政治參與的熱情不高也有著緊密的聯繫。「在商言商」曾是近代商人在相當長時期內所信奉的一項基本原則，上海總商會總理周金箴就曾公開表示：「商人在商言商，惟以保持實業、發達商務為惟一宗旨。」（7）這種「在商言商」的理念，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商人積极參与政治變革，有時甚至導致商人對激進的政治變革，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持不同程度的反對態度。隨著「在商言商」消極影響的不斷顯現和政局更趨動蕩，連商界中的一些有識之士也意識到：「在商言商之舊習己不復適用於今日，吾商民對於政治，必須進而盡其應盡之責任，急起聯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種方法逼迫政府改良內政。」（8）

但是在社會變革的其他一些方面，商人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例如從清末開始，許多地區的商人即對地方自治表現出較高的熱情，並且身體力行，成立了不少地方自治團體，積極開展有關自治的各項活動。上海、蘇州等地商人成立的自治團體尤為活躍，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對於教育、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面的變革，許多商人也積极參与。張謇除了經營實業之外，畢生致力於發展地方自治和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他堅持認為：「舉事必先智，啟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達，乃先實業；實業、教育既相資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9）在他的苦心經營之下，南通逐漸從一個封閉的落後小城鎮發展成為初具近代特徵的新興城市，其影響十分深遠

四是求穩與求變的心態經常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互相牽制，特別是在求變的過程中仍常常表現出求穩的特點。例如武昌起義取得成功之後，辛亥革命發展到高潮，清朝雖未最後壽終正寢，但己成強弩之末，搖搖欲堅。此時，革命潮流己呈無可阻擋之勢，雖然商人擔心革命造成社會動蕩，但卻無法避免，加上腐朽的清王朝確實不能保持商業的發展，因此不少地區的商人在面對「舊日專制政府政治勢力己失，共和政府勢力己成」的情況下「為保持永久治安」轉而支持革命與共和。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商人求穩與保守的性格也仍時有表現為了避免更大的動蕩，商人一般都希望以「和平光復」的溫和方式實現政治變革，並且不願看到動蕩的時期過長，期盼儘快恢復穩定的秩序。所以，絕大多數商人所關心的不是革命是否徹底，而是社會的安定和商業的繁榮當革命黨人組織的國民黨與以袁世凱為首的進步党進行鬥爭時，商人擔心黨爭的白熱化導致戰事再起，重演辛亥年間的動蕩時局，聲稱「我商界自經革命，損失甚巨，元氣大傷，豈能再遭浩劫？」（10）「二次革命」爆發前後，出於同樣的原因絕大部分商人也公開表示反對。顯而易見，商人只是在革命發展到高潮己無可避免的情況下，才被動地表示附和與支持，而不是主動地追求這一政治變革；即使是在支持革命的過程中，商人也希望以動蕩最輕微的和平方式實現光復並迅速恢復社會秩序，這實際在某種程度上仍可以說是一種求穩的表現。

在其他一些方面，包括商人主動進行的某些社會變革，其求穩的心理也不無體現。例如地方自治本是商人主動追求的一場變革，他們希望通過地方自治獲取一部分涉及地方事務的參政和議政的權利，而且事實上在這些方面也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從事地方自治的過程中商人的求穩之心並無明顯改變。在許多地區，商人自治組織均自我告誡「與官治無相抵觸"因而自治的成就一直局限在有限的範圍內，特別是在立法和監督地方行政方面的影響，可以說微乎其微這種恭謹慎微的態度，僅僅是換來了官府的認可和支持，而無法使地方自治真正達到預期的目標。

三

正如本文引言所說，近代中國商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在社會變革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常常轉換，其作用與影響十分複雜，很難用進步與反動的定論簡單地予以評i說與此相應的是，近代中國商人在社會變革中所表現出來的求變與求穩的矛盾心態，在實踐中所產生的影響也不能簡單地一概用肯定或否定統而論之，必須進行具體的分析。

評論近代中國商人在社會變革進程中求穩與求變的表現及其影響，都不能脫離具體的事例做出簡單的判斷。如果不進行具體考察，常常會千篇一律地認為商人求穩即是軟弱保守的表現，必然產生消極的影響，求變則是勇於進取的表現，必然產生積極的影響，而且認為主動求變又比被動求變更為進步。這實際上是過去較為流行的一種簡單公式化的定論，與客觀事實並非完全吻合。

在有些情況下，商人的求穩確實與當時社會變革的進程出現了脫節的現象，不無消極影響。特別是與革命這種激進的社會變革行動相比較，商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反對革命、支持立憲，希望通過清朝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實現政體轉換的求穩之舉似乎顯得非常軟弱保守，但商人的這一行動也並非只是產生了消極的影響，而無任何積極意義可言。目前，史學界己經有不少學者認為不能以支持或是反對革命作為劃分進步與反動的惟一標準，並公認清末的立憲運動也是一場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運動。從實際情況看，以憲政取代專制的進步意義在當時是顯而易見的，稱得上是與革命運動並行的促進中國政治近代化發展的重要舉措。因此，商人支持立憲而不支持革命，從一個方面看對革命運動的發展不無消極影響，但另一方面對擴大立憲運動的聲勢又有積極作用這裡還涉及到另一個相關的重要問題，那就是如何評價近代中國激進與保守的主張及其行動。近些年來，學術界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許多不同於傳統觀點的新見解^過去看待中國近代史的激進與保守，是在以革命為中心的史學觀指導下，採取非此即彼的簡單方式對激進予以肯定而對保守加以否定，其中不乏簡單化和片面性。但近年來出現的另一種傾向卻不加區分地否定激進、肯定保守，也仍然存在著類似的情況如果按照這樣的觀點，則商人的求穩不僅無錯，反而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事實上，對待近代中國的激進與保守也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從商人求穩的心態及其表現所產生的複雜影響即不難發現，在某種場合下商人的求穩產生了特定的積極作用，而在另一種場合下卻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例如清末的商人出於害怕社會動蕩的求穩心理，不支持革命，但同時參與了立憲運動，從而在另一個層面對於中國政治近代化的變革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而到民初同樣是出於同一原因，商人堅決反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發起維護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二次革命"則與清末的情形又不一樣此時商人的求穩，不僅是反對革命的繼續發展，產生了阻礙革命運動的消極影響，而且起到了幫助袁世凱鎮壓革命力量的惡劣作用。這些事例表明，如果不加區別地對商人的求穩表現及其影響簡單地予以肯定或者否定，都難免會有失偏頗，得出與客觀事實不相符合的片面結論。

就近代商人求變的結果看，絕大多數應該說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積極影響。在清末，商人為推動地方自治的發展，改變傳統的城市管理模式，成立了各種地方自治團體，積極致力於開展自治活動，尤其是上海商人設立的城廂內外總工程局和自治公所，承擔了包括學務、衛生、治安、戶籍管理、道路工程、農工商務、公共事業、善舉、財政稅收以及其他循例一向歸地方紳董辦理的所有事宜，比較全面地掌握了市政建設與管理權，使上海有了初具規模的近代市政機構，在市政建設、城市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對於促使上海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蘇州商人設立基層地方自治組織一一市民公社之後克盡義務」凡清道、繕路、通溝、燃路燈，次第畢舉，而尤注意者，弭盜防匪預彌縫於無形。所有從前隱患，一掃而空，故在地鋪商，咸覺平安無事」（11）上述這些措施，對於改變城市市政的落後面貌，維護社會治安，建立一個比較繁榮而穩定的市場，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因此時人讚譽說：「馬路新築，交通曰盛，東西洋商，各省仕紳富庶，倶集於此，觀瞻所在，我蘇省治象商情，關係豈淺鮮哉！」（12）

除此之外，商人在其他許多方面的積極行動，對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發展也產生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例如一些地區的商人意識到：「所謂商戰世界，實即學戰世界」「商業之發達，由於開商智，商智之開通，由於設商學」必須「廣興教育，以培養人才」。於是，近代中國的一部分商會和所屬行業，或成立了以促進教育發展為宗旨的新式教育團體，或集資創辦各類新式學堂，對於推動近代教育的變革產生了明顯的積極影響。一些有實力和有影響的商人，也曾發起創辦新式學校。如清末著名商人經元善就曾在上海發起籌辦中國首家女學堂，後又抱著「為貧民力謀生計，即為國家漸圖富強」的思想，發起創辦餘姚、上虞兩邑農工學堂。以興辦實業、教育和慈善公益事業而著稱的張謇，更是傾全力創辦了初、高等小學、男女師範、農商紡織醫以及蠶桑、盲啞等多種新式學堂，為近代中國教育的發展變革作出了重要貢獻即使是在社會風俗的變革方面，商人的主動參與也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例如清末民初不少地區的商人成立了禁（拒）煙會、去毒社等名稱不一的戒禁鴉片團體以救正人心，開通民智」；還有些地區的商人成立了風俗改良會以興利除弊」為宗旨，其活動包括戒鴉片、戒纏足、戒迷信、戒嫁娶之非禮、戒喪祭之非禮（13）。此舉對於中國近代的風俗改良無疑具有積極影響。在中國傳統的慈善事業向近代公益事業轉變的過程中，商人的積極影響也不容忽孤清末的閱報社、閱書會等新式民間公益機構，有許多都是由商人集資興辦的。經元善在餘姚、上虞兩地發起創辦「勸善看報會"並闡明「此舉專為開風氣、正人心起見」，其目的是希望通過採取這一公益性的舉措，使閱報者「一擴其識，一葆其真，庶幾識時勢亦明義理，除僻陋並革澆漓」（14），張謇所興辦的近代公益事業更是成效卓著，包括貧民工廠、遊民習藝廠、殘廢院、棲流所、醫院、圖書館、博物苑、氣象台、公園、警察傳習所、工學社、更俗劇場、模範監獄等。通過類似經元善和張謇這樣一些商人的努力，近代中國的慈善公益事業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獲得了擴展，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張謇花費巨資不斷興辦社會公益事業，完全是出於自己主動的行為，並不是受他人安排或是被動地從事這些活動。他曾經說明自己在南通舉辦的各項事業，「向系自動的，非被動的，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去做」（15）。類似的情況，在過去是很少見到的，由此表明在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進程中，商人己成為有影響的一個新興的社會群體。

在近代社會變革進程中，商人主動求變一般要比被動求變產生的積極影響更為突出，但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也並非全然如此例如商人原本反對革命而支持立憲，只是在武昌起義勝利之後迫於形勢，才被動地轉為支持革命。儘管如此，由於商人轉為公開支持革命與共和，大大擴充了革命力量，特別是上海、武漢等地的商團與革命軍協同作戰，消滅頑抗的清軍，並擔負運送軍械、捉拿姦細、維持社會治安的任務，作出了重要貢獻廣州、蘇州等地的商人，積極從事「和平光復"脫離清朝反動統治，對於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和加速清朝的滅亡，同樣產生了值得重視的積極影響。事實表明，商人即使是被動地附和與支持革命，其影響和作用也十分突出。

而有些求變的行動雖然是出於商人的主動行為，但其實際影響卻未必都十分顯著。例如20世紀20年代商人曾多次主動發起請願、抗議等政治活動，要求廢督裁兵、監督國家和地方財政，但實際作用甚微1923年6月直系軍閥曹錕在北京發動政變，將總統黎元洪驅逐出京，並企圖以賄賂議員的方式非法當選總統上海總商會主動而堅決地表示抵制，並希望藉此機會實現政治變革，成立「商人政府」。7月初，上海總商會宣告成立民治委員會，規定其職責為代表國家行使外交權力，管理國家財政，解決國內一切政治糾紛，監督各省行政，依法組織國會，最終達到「民治」的根本目的。但是，民治委員會成立後的實際活動，僅限於討論組織名稱、宗旨和章程之類的問題，其餘則皆為空談，沒有任何實際建樹，最終不了了之從商人政治參與思想和行動的發展進程看，由上海總商會主動開展的此次活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它標誌著商人己經拋棄了「在商言商」的信條，更加關心國家政治的發展前景，並且主動投身於政治運動，這與以往相比確實是一大進步但是，這次由商人主動發起的令人矚目的政治運動卻很難說有什麼實際成效不僅如此，由於民治委員會成立不久即變相成為上海總商會的下屬機構，排斥了社會各界有聲望的著名人士，還引來「商閥」的責罵，使上海總商會這一頗具代表性和社會威望的商人團體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

這個典型事例再次說明，無論是對於近代商人的求穩還是求變在社會變革進程中所產生的實際影響，都需要一一進行具體的分析，不能簡單地統而論之，即使是對商人的求變，包括主動求變和被動求變的影響，也不能不加區別地一概而論，而應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和分析。這樣，才能盡量避免因主觀推斷而造成對歷史的誤讀。

本文刊於《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感謝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碩士劉可提供稿件。

注釋：

（1）梁啟超：《為國會期限問題敬告國人》，《飲冰室合集》第23卷，第23頁。

（2）蘇州市檔案館藏：《蘇州商會檔案》，第116卷，第2-3頁。

（3）《上都察院書》，《華商聯合會報》第7期。

（4）蘇州市檔案館藏：《蘇州商會檔案》，第3卷，第26頁。

（5）《興商為強國之本說》，《商務報》光緒三十年第8期；《蘇報》1903年4月30日。

（6）《時報》1910年7月4日、21日。

（7）上海總商會第18次常會兼特會議事錄，1913年7月27日。

（8）穆藕初：《花貴紗賤之原因》，《上海總商會月報》第3卷，第2號。

（9）《張謇全集》第4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頁。

（10）《全國商會聯合會直隸省事務所致各商務總會函》，《中國商會聯合會會報》第1年，第1號。

（11）《蘇州市民公社檔案選輯》，《辛亥革命史叢刊》第4輯，第59-60頁。

（12）《蘇州市民公社檔案選輯》，《辛亥革命史叢刊》第4輯，第60頁。

（13）《東方雜誌》第5年，第1期。

（14）虞和平編：《經元善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269頁。

（15）《張謇全集》第4卷，第426頁。

文章來源：《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

羅志田 趙妍傑：在世界歷史中研究近代中國

趙妍傑（以下簡稱「趙」）：也許因為中外關係史的背景，您特彆強調近代中國思想文化中「面向世界」的一面，指出「近代中國文化重心的外移」這一石破天驚的巨變，您提出可以從時空不同步及其相互轉換來認識這些歷史巨變，請問這一轉換具體如何發生？

羅志田（以下簡稱「羅」）：費正清愛說的「西潮衝擊—中國反應」，是一個現在被很多人反對的說法。但是否將其上升到公式或你用不用這個公式來詮釋歷史是一回事，這一現象實際存在與否，又是一回事。其實類似的看法中國人已提出，很可能還有胡適的參與，只不過沒有將其公式化而已。至少退回去很多年，基本上沒有人不承認這個現象。如果以十九世紀中期為近代史開端的話，中國最大的轉變，就是受到外來的衝擊，造成多方面的變化。如梁漱溟就一再說，如果沒有西方來，中國再隔一千年也不會改變。我們不一定要贊同他這個看法，可是他未必聽說過什麼「西潮衝擊—中國反應」，仍特彆強調西方衝擊的重要性，視為近代中國變化的主要動力。

簡單說，近代中國一個巨大的改變就是，我們以前是以「天下」來看待人類社會，只要有中央有四方，基本就構成了完整的天下。中國就在天下之中，是所謂中央上國。四方的存在是中央存在的基礎，就像夷狄的存在是華夏存在的基礎一樣（但夷夏之辨是開放的，可轉換的）。尤其萬方來朝標示著天命所歸，「四裔」的存在和向化（例如朝貢），在構建「天下」的完整性和華夏上國的正當性（legitimacy）方面，負載了不可或缺的意義。然其存在畢竟更多是象徵性的，與薩義德所說作為「他人」的殖民地是構建宗主國「自我」認同的實質性要素，有些類似，但重要性差很多。

中國至少從殷商時代開始，就很強調內外之分，重心在內而不在外。錢穆就說，歐洲國家太小，稍一動就出國了，不能不考慮對外關係，所以國家目標是外向的。是否確是如此，可以再論證。但中國長期是內向的，以自我為重心的。即使打仗打敗了，也不影響內向的基本國策。歷史上偶爾也出現像漢武帝、唐太宗打一下朝鮮一類事，甚至明朝還打入越南，改人家的國號，但這些行為時間都不長，而且在國內也受到批評。

近代就不一樣了。第一不光是被打敗了，而且慢慢被他人改變了思想方式（用現在的流行語說就是被人洗腦了），接受了強弱決定文野這樣的觀念。這是一個不得了的變化。中國人以前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一旦接受了強弱決定文野的觀念，就只能承認自己成了邊緣的野蠻人。對於長期驕傲自以為是文化上國的人來說，這是最難接受的，所以很多人想要改變過來。

恰好「世界」這一新概念出現了。對中國而言，這新來的「世界」不僅在時間上是後起的，在空間上也更多是外在的；而對「世界」而言，中國也更多是「化外」的。正因這「世界」基本為「他人」所「構建」並控制，所以中國必須先「進入」，然後才談得上改善地位。而弔詭的是，那是一個自成體系的「世界」，它既不允許中國獨處於「化外」，又不那麼願意接納中國的加入。從那時起，「世界」里就常常沒有了中國。我們今天大學裡教的世界歷史、世界經濟等，往往不包括中國。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此前因為強弱決定文野，所以富強成了國家發展的目標。而晚清朝野不僅逐漸接受外在的「世界」，更努力想要融入那個「世界」，並以此為國家民族追求的方向，成為朝廷的國家目標。與自認「天下之中」時代對比，這又是一個跨時代的巨變。

國家目標外傾不是一個小事情，為了進入那個自成體系的「世界」，中國不得不按照它的要求，修改和重新構建自己原有的秩序。類似廢科舉、立憲等以千年計的根本性改革連續出現，這些不得了的變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改善外人之觀聽，使中國可以進入世界，改善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在我看來，辛亥革命也是同樣性質的。我們看到教科書上表述改朝換代時的現象都是土地大量兼并，人民流離失所，於是揭竿而起。所有這些在清末都沒發生，朝廷的作為也看不出太多倒行逆施，然而革命發生了。為什麼？因為很多人認為這個朝廷不能讓國家富強起來。

這實在是一個根本性的巨大變動，的確可以用石破天驚來形容。

趙：您曾提出要了解近代中國，「不僅要深入了解所謂『前近代』的中國，至少還須參考三方面的外部歷史，即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日本和殖民地（以及後人對其的研究）」。請問世界史的研究對您看近代中國問題有何幫助？

羅：當然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前面說了，近代中國的轉變主要就是受到外來的衝擊。可是這衝擊常被我們說成是一個籠統的西潮，實際上具體衝擊我們的不是單一的力量，早期比如說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後來對我們直接影響更大的其實是日本，再後來一點如俄國，都不一樣。日本當然不是西方，但我們是把它當作西方的模板來接受的。俄國自身的西方性也不那麼純粹，但對中國而言還是整體西方的一部分。

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有一個發展的進程。在並不真正了解西方時，我們曾經把西方作為一個整體。但是後來隨著對西方的認識越來越深入，就開始改變。早期也有不多的一些人，例如反傳教的人，已經注意到西方的不同，他們發現新教和舊教都說上帝，但說法不同，因而要求傳教士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清楚，再來對中國人說傳教的事。這些還能看到西方內部差異的人不是太多，並且也沒怎麼引起大家注意，影響不大。大部分人還是把西方視為整體。後來中國人開始了解到西方是不一樣的，如陳獨秀在一九一五年寫《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的時候，把法蘭西文明和其他西方文明區分開來認識，就清楚表明中國讀書人對西方的認識已經較為深入了。尤其是當蘇俄的革命成功之後，中國讀書人突然發現了一個非常不一樣的西方國家。儘管俄國在西方眼光看來有點半西方，還不那麼純粹，可是在中國人看來，俄國就是西方的一部分。此後中國人又通過蘇俄開始熟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批判西方文明的西方思想。這就是更加不一樣的西方，於是中國人心目中的西方就分裂為多個不同的部分。所以，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而且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分得很清楚，例如說西方觀念的時候，就常常忘了它其實不是一個整體。

日本也一樣，原本也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日本，尤其日本在十九世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日本對近代中國的實際影響非常大，要是不了解日本，也不容易理解近代中國。晚清中國想學日本，恐怕不是如時人宣傳所說是由於中日同文同種（黃種），而是因為日本兩次打仗打贏了，第一次打敗了我們中國，第二次打敗了俄國，這就徹底確立了日本的可學性——它可以短期變得富強，短期變得有文化（能打贏就是有文化）。這才是日本對中國朝野最主要的吸引力，也是中國特別想學日本的地方。在日本國內，對外戰爭也起到改變歷史的作用，每一次戰爭都鼓勵他們往特定的方向發展，改變了他們的發展道路，因為每一次戰勝都不僅在聲望上，而且在物質上直接幫助了它下一步的發展。

在近代日本，戰爭是一個受到鼓勵也有實際回報的取向，但不是日本唯一的選項。在日本國內，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想要和歐美合作，成為一個真正的西方成員。前面說了，既存的世界體系是有點排他的，你要是和那些既定成員不一樣，不盡量順從他們，你就會處於化外。日本雖然打贏了兩次重要的戰爭，在別人看來應該早就成為世界的一個核心成員，但日本始終沒有真正得到它期望的地位。我們中國人感覺在巴黎和會受了打擊，其實日本也受了不小的打擊，它會覺得我都已經證明我這麼厲害，你們還是不承認我的主要大國地位。儘管日本在進入「世界」方面比中國成功，但它也是從化外走過來的，而且它一向不認為那「成功」是足夠的，因為沒得到足夠的承認。

這心態也影響到日本的對外政策，包括它的對華政策，都一直在競爭中變動。最後主張通過武裝侵略掠奪領土的那一派變成掌權派，但不能因為這是結果，就忽略在日本國內，而且是在政府之內，還有另一派主張和歐美合作共同應對中國問題，而不採取直接掠奪領土的政策。這種觀念到「九一八」之後都還存在，後來才慢慢徹底被壓倒，所以「九一八」是影響日本國策的一個重大變化。

西方和日本對近代中國有實際的影響，而且影響非常大。要是不理解這些，特別是不把他們看成變數，就很難真正了解這兩方面和中國的關係以及中國自身的發展。我們中國的近代史，如果把這些都去掉，就變成不完全的歷史了。

至於殖民地的狀況和走向，對近代中國人的影響沒有那麼直接，但影響也不小。當年讀書人對亡國的擔憂一直存在，感覺亡國是非常具體而切近的，所以殖民地的狀況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觀聽。而外國近年對殖民地的研究，更多是在具體成果和研究取向方面對研究近代中國有不小的參考作用，但在借鑒時還是需要區分殖民地和中國的巨大差異。

以上三個方面，當然不能代表整個世界。但把中國歷史放在世界歷史中思考，兼顧中國獨善其身和與各國關聯互動的不同面相，永遠都對我們的研究有幫助。

趙：西潮的衝擊是研究近代中國不可忽視的力量，然而就像阿斯曼指出的應該區分the real other和the constructed other。您認為是否應該區分在建構的西方和真實的西方？假設有這樣的區別，重建西方被建構的過程，是否有助於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認識？

羅：當然有助於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認識，不僅是有助於，西方被建構的過程其實就是我們自己歷史的一部分。

對那些認為所有的歷史認知都是建構出來的，不太承認可以認識到實際歷史現象的一派學者來說，可能是否區分真實的和建構的西方是無所謂的。我覺得他們走得太遠了，我還是承認有一個歷史上實際存在的西方（能認識到什麼程度另說）和一個特別明顯地人為建構起來的西方，兩者確實很不一樣。而且那個作為形象、作為範疇、作為符號的「西方」是怎麼被建構起來，後來又怎樣分裂，同時在一些人心目中仍維持著一個單一、固定的、不變的西方，對這樣一個建構過程我們的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努力進一步認識。

就近代而言，西方不僅是認識中國的鏡子，它就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我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其實都和一個被建構的西方有直接關係，不論那個西方的好與壞。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心目中的西方既曾是憧憬的對象，也曾是詛咒的對象。從負面看的時候，它好像是全壞的；而從正面看的時候，它又好得不得了。迄今亦然。這樣看來，也可以說這一建構進程仍在發展之中。

趙：與西方在建構自我的時候某種程度上還覺得傳統是自我的一部分，東方作為他者，而中國的自我的認同中似乎傳統扮演了他者的角色？這與反傳統的關係是什麼？

羅：近代中國確實經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借用柯睿格（E. A. Kracke）的話說，西方大概是在傳統中變，我們是在傳統之外變。若在傳統之內變，把傳統看成自己的一部分是比較自然的，儘管也有人說傳統也是發明、構建出來的。不管怎麼說，在傳統中變，與傳統的對立就沒有那麼強烈。但也不一定，因為西方的含義太寬了，歐洲的啟蒙運動好像就不那麼欣賞傳統，馬克思主義更主張與傳統徹底決裂。總體上，相對我們來說，在傳統之中變比較容易看到傳統正面的一部分，有利於傳統的延續。中國近代的確有在傳統之外變的傾向，是在一個把傳統否定的背景下追求轉變。因為這個傳統沒有幫助我們打仗獲勝，所以傳統是在戰場上不能打敗對方的背景下失落的。那時所謂中學、中國典籍以及中國的道等等的衰落，都差不多。很多人認為它們不但不能幫忙，甚至還阻礙中國走向富強。所以很多中國讀書人有一種除舊迎新的心態，就是在意識層面想要拋棄傳統然後「進步」。

這個問題非常不簡單。我有一篇討論傳統怎麼變成了客體的文章，還沒寫完。沒有你說的「他者」那麼對立，但如果傳統是客而不是主，似乎就不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很多人可以從傳統跳出來，更超越地觀察傳統，也包括批判傳統。那情形多少有點像尼采說上帝死了之後西方的變化，不是很一樣，但有點類似，要將來寫完了才說得清楚。

簡單說，在近代歷史上，除了那些激烈反傳統的以外，還有一些人是以冷靜分析的態度來對待傳統。就是不僅有反傳統的現象，也有相當一些讀書人把傳統作為認識的對象、分析的對象，就是把自己的過去不當成自己的一部分來看待。因為這樣就沒有認同的問題，更容易保持冷靜。我們在學術研究中也鼓勵這麼做，就是要求不把你自己的情感夾雜進去，以免妨礙你做出客觀和理性的判斷。但那些人還不完全是這樣，他們沒有這樣一種意識層面的自覺，好像自然而然地就從傳統中跳出來了，似乎也沒感覺太困難，也沒有什麼脫離母體的痛苦。我們史學裡有「過去就是外國」的說法，因為過去和我們不一樣，類似於外國和我們不一樣。但這些人還不是在這個層面視過去為外國，他們是相對冷靜地把過去當作實際的「外國」。或者說，因為傳統是個客體，也就無所謂認同的問題，就可以和外國一樣當作被考察處理的對象。

當然這可能和中國傳統讀書人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超越意識相關，如余英時先生所說的「內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或「內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在天下時代，讀書人以道自任，對廟堂和江湖大體都有超越的一面。這樣的超越延續到講究民族國家的時代，就大不一樣了。在全球競爭的時代，人人的言說在某種程度上都成為民族論述的一部分，理論上不允許任何人再維持超越地位。可是中國讀書人的超越習慣仍在。從清末開始，相當數量的讀書人可以一再私下或公開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就是一種典型的客體化表徵（只不過這客體不是傳統而是國家）。章太炎說蔡元培站在外國立場看中國，多少也是類似的客體化表徵。

總之，傳統的客體化，可以說是近代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容我以後再進行更系統的論述。

趙：戴維斯在文章「On the Same Lame」中提到史學的複雜性，您也常引用陳寅恪之言「其言論愈有條理系統，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請問您在研究中如何看待歷史的複雜性？

羅：歷史的複雜性，說得正面一點就是豐富性（複雜本來也不負面，豐富好像顯得更加positive一點），確實是我一直想要展現的。我們現在受到現代史學表述方式的影響，就是寫專著、寫論文要主題鮮明、層次清楚、脈絡明晰。我也贊成這樣的做法，你要表述一個東西，如果沒有主題好像不對，脈絡不清晰好像也不對。但是也許我們中一部分人走得過了一點，就是本來不簡明的歷史，他也要把它簡化。簡化的好處是大家容易理解，容易接受，但也有可能它就和原狀不太一樣了。以前中國史家並不以寫一個條理系統完整的論著為奮鬥目標，我想陳寅恪所說的條理和真相的緊張，指的就是我們在外來的西方影響下產生的類似變化。有人認為是一種提高，但是在陳寅恪看來，為了這個目標卻連真相都犧牲掉了。

歷史的發展多數時候並不簡明。實際上，沒有豐富性，可能真相就不存在了。我也希望表述一個有主題的東西出來，可是我更希望這個主題要表現得一干樹立、枝葉扶疏。它有一棵主幹在裡面，不一定在外面，像電線杆一樣在外面就很難看，陳寅恪說的可能就是這個意思。主幹必須樹立，它始終都應當在那裡，而且要讓人很清楚地知道它在；但它可能隱藏在裡面，也可能露一部分出來，同時還可以有很多枝條、有樹葉，甚至樹上再有幾隻鳥在那兒一跳一跳的，那就更加美滿了。這樣表述出來的歷史，才顯得比較有生趣。這就是我說的複雜性或豐富性。

你說得非常對，現在整個刊物和出版體系就像是學術機器，制約著學術的表述方式。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現在通行的基本方式是論文或專著（中國過去不一樣，不寫通史就寫札記、年譜什麼的）。有時或因受了這個體制、這種規範的引導，寫出來的歷史說得輕鬆一點就是沒有告訴我們歷史發生了什麼，也沒有多少可讀性；說嚴重一點就是陳寅恪說的越清晰越有條理，離真相越遠。如果反過來看，陳寅恪的意思可能是真實的歷史並不那麼有條理，也不那麼清晰。當然也不能說一個時期的歷史沒有一個發展的主題，沒有一個主線。陳寅恪自己講隋唐那段時間就以文化種族為主題，他並不否定要有主題，只是認為不能因為有了主題，其他就被遮蔽了，就不見了。有主題是好的，可是其他面相也還要存在，這才是一個接近真相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好像也是比較讓我們感覺親切一點的歷史，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趙：過去兩百年，歐美是史學理論的大本營，從馬克思主義到年鑒學派，都基於歐洲的經驗，成為幫助認知世界的理論工具。近來興起的後殖民理論，終究是基於歐洲之外的印度經驗。您認為中國作為具有最悠久歷史傳統和資源的國家，有沒有可能基於自身近代經驗，產生出具有世界意義的理論？您認為怎麼才能建立中國史學的主體性？

羅：這個問題太宏偉了，無法整體回答。簡單說，首先，不用理論，似乎也可以進行歷史研究。其次，用了人家的理論，也不一定就沒有主體性。主體性不完全是因為用了什麼認識方式或者解釋方式。歐美人之中，很多人自己沒有創造什麼理論，他們也沒覺得就丟了主體性。我們如果不那麼受民族主義影響，可以放寬了想，不一定要分中國、外國或者哪一方，為什麼要分得那麼清楚呢？在史學領域裡，凡是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過去、能夠幫助我們認識過去、能夠幫助我們把過去表現得更像過去，所有的東西我覺得都是可以用，也應該用的。當然，我並不覺得中國過去的很多認識方式就沒有用，那也是可貴的資源，但不一定要是因為想要人家採用，或者為了什麼確立主體性，而去發掘過去的資源，好像魯迅說的「我們也曾闊過」一樣。一方面我們不必分彼此，而是借鑒一切可以幫助我們的，用一切可用的；另一方面中國史學的確還有很多可挖掘、可借鑒的東西，也許某一天它真就影響了別人，但我覺得不必以這個為目的。

趙：我注意到，近年來您特別用一些精力面向公眾立言，請問您如何理解當前歷史學家在公共言說中的作用，或者說如何理解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您前不久說，專業歷史很冷，但人民群眾歷史興緻很熱，一些話題淡出專業史家的視野，卻一直活躍在坊間或人民群眾的茶餘飯後之中，請問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未來的歷史學研究對此應如何回應？

羅：這確實是一個現實的困境。也可以是我們學科的自我反省。我們真進步了嗎？我們這些年的進步是真進步嗎？其實我們連教科書都沒影響到，很多學界已經成熟或者固定的見解，甚至都還沒有反映到教科書里去，更不用說老百姓了。這雖然像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卻是導致史學沒能發揮應有社會作用的一大原因。你多接觸些人就可以發現，有些自然科學的院士，有的大學校長、副校長，甚至那些歷史編劇，他們大部分關於歷史的知識都來自教科書。我們連這一步都沒能做到，真是非常大的失職。這裡當然有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原因，但史家自身仍難辭其咎。

還有一種可能，那就很可怕，就是那些基本不變的教科書其實是對的，而我們這麼多年的研究其實沒什麼進步，那些進步都是假的，是自欺欺人。我當然不接受這一說法。我個人一點都不否定我們這些年一直在進步，而且我不覺得近一二十年就比過去幾十年差，我覺得最近一二十年的史學發展其實是挺不錯的，將來會給我們充分的承認。

但另一方面，我們有些所謂的進步，可能也有不那麼「真實」的一面。有些說法看起來是進步，其實對我們的認識沒有具體的推進。研究者不僅要回應學術界的問題，更要回應歷史的根本問題。我經常問學生，你做了研究之後，究竟幫助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推進了多少？在什麼地方？我們做任何具體的研究，永遠需要了解自己的研究能夠對大家認識這個問題推進了什麼，推進在哪裡。哪怕是很微小的一點點推進，也是貢獻；假如沒有什麼推進，雖然發表在好刊物上，甚至得到多少個獎，其實都對學問沒有貢獻，只是對自己的升等有用。

文章來源：《讀書》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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