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文化精神傳布——評《延安時期的社團活動》

本文作者楊建民，漢中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作家協會會員

無論研究中國現代史或對當今現實情狀的某些緣由進行追溯，延安都是一個或明亮突出或隱隱浮現的不可或缺存在。雖然那個時期已然過往，但它與當下人們的生活，精神，倘細細考索，依然千絲萬縷。當時延安的許多方式行為，成為後來新中國多個領域的模範。關注延安，常常是對當下社會的某種狀況的探源。所以，當得到這冊《延安時期的社團活動》時，探尋的願望油然而生。

社團，大都是由秉持相同理念，並願意為某種宗旨共同奮進、努力的人們組成的團體。那麼，在當時的延安，本書中呈現出怎樣的社團形態呢？從目錄設置中我們可以看出，本書所謂社團，幾乎全數為文藝所設：文學、戲劇、音樂、美術、電影……此處社團，很多是演藝部門，或按照時代需求設立的機構。從題目看：《人民抗日劇社的戰鬥丰姿》、《我在延安抗戰劇團》、《陝北公學流動劇團》、《回憶延安平劇研究院》、《易俗社與西北戰地服務團》、《抗戰劇團的美術活動》、《記魯藝美術工場》、《我在魯藝木刻工作團的日子》、《延安電影團的放映隊與觀眾》……

這樣一批誕生於非常時期，對時代發揮相當作用的社團機構，應該說是應運而生。殘酷激烈的抗日戰爭爆發，後方人們的思想、精神，受著一樣的煎熬。一方面人們對祖國未來寄予希望，一方面又因為日寇的瘋狂攻勢心存擔憂。這個時期，極希望有光明的指引，高亢的激情振奮……文藝，便成了宣示，傳播勝利信念，鼓舞人心的最佳，最直接的方式。相關文藝社團、機構的大量出現，正是這樣歷史大背景所決定。

從當時國人的知識水準說來，文學應當是知識分子，尤其青年知識分子群體最容易傳布，發展的式樣。在本書中，文學社團也擱在了首先的位置。說起文學，話題極多，可在當時，人們都在關心哪些文學式樣或內容，通過書中收存的幾篇文章可以有所反映。奚原的《〈文藝突擊〉和山脈文學社的創辦》一文，大致反映了當時青年文學愛好者的努力，以及希望以自己的筆，反映時代，反映青年情懷的渴望。

《文藝突擊》及「山脈文學社」的產生，頗具時代特點。據作者記述，當時來到延安的青年很多。他們其中有一大批愛好文學。可延安發表文藝作品的陣地僅有《新中華報》和《解放》周刊，這當然很難滿足文學青年的寫作和發表慾望。本文作者當時與畫家鄭西野談起這些意見，彼此有同感。他們便一起去找「邊區文協」的柯仲平商量。此時恰好劉白羽也住在這裡，大家一同商量，立刻贊同創辦一個文藝團體和文藝報刊，並議定團體名稱為「文藝突擊社」，報紙為《文藝突擊》。當時人們似乎沒有等級審定程序，幾個人便推由本文作者奚定懷（奚原本名）寫信向毛澤東報告並請他題寫報楣。毛澤東在收到信的當天便寫了三個報名供選用。這對文藝青年也是很大的支持。於是，一個文藝團體和報紙便出現了。再後來，以這批人為主，又成立了一個「山脈文學社」，並油印了幾期《山脈文學》。相同的，毛澤東為刊物寫了刊頭，並在回信中建議「名稱似以『山頭文學』為好。」據作者等人理解，這大約是毛澤東的「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現在是『上山主義』的時候，大家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為農民。」（《新民主主義論》）的一種稱說，可惜這樣延伸出來的「山頭」說，當時一般人難於理解。

這樣的組織和刊物，常常是配合重大政治任務活動出版。譬如粉碎日寇華北掃蕩，加強防空鋤奸，開展生產運動，堅持團結反對摩擦，聲討大漢奸汪精衛，紀念「五一」、「五四」……這些任務和活動，需要一種熱烈的氣氛，此時，文藝作品，尤其激昂的詩歌，成了大會散發，朗誦的最佳形式。參與其間並獲得認同，同時能夠抒發和展示蓬勃激情和充實幹勁，這大約也是這類群眾團體受到青年重視的一個緣由吧。

相應而言，蕭軍寫於當時的《第八次文藝月會座談拾零》，呈現出來另一種狀態。文章開首：「『文藝月會』底成立，本來就是為了一些從事文藝工作的人，交換一些意見，或者是談談天，藉以提一提寫作的興趣。」話雖輕鬆，可包含了成立文學社團的某種理念。

這次「文藝月會」，蕭軍發言，覺得延安文藝運動開展，有「兩個障礙」：第一是作家本身，作品總在一個似乎看不見的圈子裡，蕭軍認為：「這恐怕也就是『公式主義』的病根。」第二是「非作家」的。「有的人在某一些學術部門確有一些研究和原則上的把握了，有時他就喜歡根據自己的原則來談一談文藝。」「因為延安這地方，只喜歡聽取『首長』的意見，而且自己懶于思想慣的人確實很多。我們至誠願意這些喜歡談文藝的人，能夠更深和更多對於文藝的本質和特殊性加以研究和理解，幫助文藝運動開展。但對一部分對於自己的『原則』懷著『放在四海而皆準』有著高度『優越感』的人低武斷和執拗，卻也不應該過度容忍才是道理。」

蕭軍談的問題，有普遍性。至今我們在一些專業部門中還可看到。無論當時內容提出恰切與否，筆者覺得這才像一個社團中應有的談論問題的方式。宗旨一致，可為了更深理會，開展爭論，提出尊重各門學科特點的論題，這才有可能將文藝活動引向深入，起碼啟發思考。之後是對兩位成熟作家何其芳的一首詩歌和周立波一篇文章的討論。因為蕭軍聽到的大都是不滿的意見，所以他認為何其芳《革命，向舊世界進軍》一詩，「我感覺不到情緒、形象、音節、意境……即使作者的思想，也只是一條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邦邦的東西，感覺不到它的能動性和彈力！」蕭軍最後用了幾行句子，來表達藝術間的特質：「罵人、喊叫、說話……和唱歌是不同的。標語、口號、政論……和詩是不同的。新聞、通訊、電影說明書……和小說、散文當然也是不同的。」這應該是一次具有實際研究意味的社團活動，雖然在本書中這樣的活動描述相當有限。

文學之外，當時最為發展，產生極大現實影響的，是戲劇。當時的中國，整個受教育程度極低，再加之精神生活方面，可選擇的活動極為有限，城市，尤其廣大鄉村，戲劇幾乎是多數國人最易接觸，極易接受的藝術形式。現實中，工作者也希望通過這種形式，發出抗戰的吶喊，鼓舞百姓的鬥志，所以，它的各種雅俗形式，都得到充分發展，也是再正常不過的。

當時的劇團數量之多，堅守時間之長，那是要遠超出其它形式文藝團體的。譬如民眾劇團（全名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自1938年7月成立以後，整個抗戰期間，它一直在活躍演出著。其它如人民抗日劇社，延安抗戰劇團，陝北公學流動劇團，魯藝實驗劇團，邊保劇團（全名陝甘寧邊區保安部隊劇團），西北戰地服務團，延安平劇研究院，以及由當時延續至今的青年藝術劇院……都在多種舞台（禮堂或農村場院），演出了許多人們喜聞樂見的劇目。他們一方面宣傳了抗日，喚起了百姓，同時也鍛煉，培養出一大批人才。他們當時創作的節目，由於後來的回憶和接續演出，（如《白毛女》等）在今天的觀眾中，也留下了不磨的印象。可以說，這門藝術，在當時，最為充分展示了它的特性，發揮了它優長。時代與藝術，較少有如此水乳交融的關係。

當然，延安時期的音樂團體活動，同樣功績赫赫。《延安頌》、《黃河大合唱》，歌劇《蘭花花》、《白毛女》……它們的至今傳唱，向人們證實著其經典價值。延安時期的美術，也有上乘表現。首先，當時由於條件所限而突出的木刻形式，因貼近生活，汲取了豐富的民間元素，創作出一批既反映抗戰，同時反映民間生活狀態的作品。由於借鑒了其它藝術形式，同時充溢著鮮活而激昂的意緒，一批作品更由於上高水準而獲得了永存的價值。其中作者如石魯、古元、李琦、華君武等，他們的創作延續到1949年以後。魅力不減，影響至今。電影這門後來發達的形式，限於條件，未能充分展示其應有魅力，但卻由此奠下根基，在全國解放後大放異彩。

延安時期的文藝社團活動，在抗日戰爭的背景之下，服務抗戰的主旨十分鮮明。許多東西似乎不需要討論，喚起群眾，發動群眾成了第一要務。藝術形式自然得服從讓沒有多少文化的百姓明白易懂這種要求，再加之統一組織，統一管理，其它如蕭軍那種思考和討論，幾乎很難發生影響，我們從《延安時期的社團活動》中更多讀到的似乎是機構活動，安排活動，雖然也出現了相當的成績，可卻非社團必須的深入研討，主觀能動，因而多樣的形式呈現。這種管理模式，延續至今。是矣非矣，值得思考。時代迅疾發展，社會結構演變，本著最基本的「實事求是」精神，社團活動也定然要發展變化才是。儘管延安時期的社團活動人們難能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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