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滬港與南洋的邵氏家族

天下 12-04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微信公眾號ID:jiazuqiyezazhi）

作者：鄭宏泰高皓

1956年，一代「香港大佬」（Grand Old Man of Hong Kong）何東以94歲高齡去世，如商場上一顆巨星隕落。同年，邵逸夫移居香港，摩拳擦掌準備大展身手，邵逸夫猶如另一顆冉冉上升的巨星，日後更是不僅在香港地區、在大中華，乃至全世界大放異彩，書寫傳奇。而邵逸夫與何東兩人更有不少驚人的相似：除了做生意極為精明、善於計算與長袖善舞，兩人都是和眾多兄弟一起攜手並肩打拚事業，而且都是電影娛樂與地產投資並舉，兩人也都是高壽，都獲得了香港爵士頭銜，都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而更為重要的，則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兩人都慷慨捐輸，大做慈善。

雖然邵逸夫並非像何東那樣是「香港首富」，但他在慈善事業上的成就，卻比無數首富或巨富們更為突出，在中國慈善歷史上寫下了極為濃彩重墨的一筆。

縱觀近代中國歷史可以說中國走過了一條崎嶇曲折的道路──大國國力急速滑落，先是屢遭外辱，割地賠款，繼而又內戰不絕，動亂頻繁；黎民百姓則在這個過程中顛沛流離，背井離鄉，甚至漂洋海外。但在劫難中，勤勞的國民通過不斷摸索學習和埋頭苦幹，最終迎來了民族的復興。邵逸夫家族就是一個例子，這個家族既見證了那段曲折發展的歷史，也在那段歷程中書寫了傳奇，樹立了豐碑。

父親邵鏞：顏料生意起家家大業大

要講述邵逸夫家族的傳奇故事，可以追溯到很多世代以前的線索。據說，邵氏家族乃北宋名儒邵康節（邵雍）的第32世孫（上海近代文獻館，2009），應是宋室南渡後，才由河南移居浙江寧波鎮海（《邵氏宗系彙集》，2006）。而更為現實的切入點，當然是他的父親邵鏞（字行銀，號玉軒，1866年～1920年）那一代。然而，坊間眾多對邵鏞出身及背景的介紹則頗有出入，認為他父親在家鄉經營漂染生意，邵鏞則克紹箕裘，繼承衣缽，到其父去世後，他選擇離開家鄉，前往上海闖天下，日後才有了創業舉動，開辦了「錦泰昌」顏料號（竇應泰，2008；祝春亭、祝敏娟，2008）。

但是，據上海近代文獻館於2009年公開的記錄，祖籍浙江寧波鎮海縣庄市朱家橋鎮老邵村的邵鏞，其實早年並非跟隨父親經營漂染生意，而是與很多白手起家的生意人那樣，最初因為父親早逝，只好青年時就離開校門，先行「打工」，然後在略有積蓄並掌握了技術與建立生意網路後，才選擇創業，自立門戶，走上了經商之路。以下是有關邵鏞創業歷程的簡略介紹：

（邵鏞）早歲家貧，棄學從商，14歲於湖州烏鎮葯（學校）肆業。時滬上開禁，邵氏隻身奔滬，就業於萬隆順顏料號。不數載，被推為萬豐盛福記經理。1901年與人合資，在上海豆市街開設錦泰昌顏料號，經20年之苦經營，名馳滬埠商界。（上海近代文獻館，2009）

至於寧波出版社於2006年出版的《邵氏宗系彙集》引述的邵鏞墓志銘內容，則與上海近代文獻館所述一致，並指出邵鏞上有一兄，名為邵行金，27歲時去世，下有一弟，名為邵行玉。

無論哪一說法屬實，邵鏞創立（另一說法是與人合夥）錦泰昌顏料號後，確實生意愈來愈好，他後來成家立室，娶了王氏為妻。隨後他生意更為順利，個人財富日多，社會地位也有所提升。進一步資料顯示，由於邵鏞工作勤勞，經營手法又十分靈活，闖出名堂後的他，與不少上海名人如朱葆三、虞洽卿、盧永祥等頗有交往（任方，2015），更「與政界中維新派人士經常往來」，另一說法更是認為他甚至曾「資助辛亥革命」（上海近代文獻館，2009）。

在那個強調多子多福的年代，邵鏞與妻子王氏亦誕下眾多子女，一共育有六子（仁傑、仁棣、仁枚、仁檀、仁楞、仁葆）二女（名字不詳），其中除仁檀早夭外，其他子女皆有所成（《邵氏宗系彙集》）。更為重要的是，邵鏞十分重視子女教育，尤其強調西式教育，所以就將子女從小送到上海的教會學校讀書，接受良好的現代西式教育，而在這方面的人力資源培訓或投入，成為了下一代日後打拚事業的最大「資產」，而邵氏家族在那個年代而言，也算是家大業大了（竇應泰，2008；祝春亭、祝敏娟，2008）。

邵鏞和錦泰昌顏料號在上海雖有一定名氣，但令邵氏家族名揚四方，在歷史上寫下重要一筆的，卻是其諸多兒子和他們自行創立的影視傳媒事業，其中又以邵仁楞──又名逸夫── 最為顯赫。而這個家族的曲折發展過程，既見證了影視傳媒行業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歷程，也折射了中國文化在海內外的傳播──尤其在南洋（東南亞）一帶。

諸子繼承不接班兄弟聯手開拓影業

具體而言，邵鏞在上海闖出名堂，積累起一些財富後，他那群自少已在上海那個華洋社會中成長起來，並且已接受西式教育和西方文化的兒子們，則成為推動家族更上層樓的主力軍。其中，擁有法律學歷，並曾擔任律師的長子邵仁傑（又名醉翁）則成為領軍人，因邵鏞去世較早（1920年去世時才54歲），邵醉翁隨即將錦泰昌顏料號的股份出讓（《申報》，1921年2月23日），專心於自己有興趣的生意。而吸引他垂青，導致他號召多名胞弟大力投身發展的，則是當時方興未艾，但卻被視為潛力無限的電影製作與發行業。

邵醉翁（1896年－1975年）中國和香港著名電影事業家、中國早期現代電影領軍人物，銀行家、律師，邵逸夫長兄。

據何文翔（1995：37）記述，邵鏞在經營顏料之時，曾「兼營財務等多種生意」，指的是邵鏞當時也經營典當業務，並因上海劇院「笑舞台」的老闆無力還債，把「笑舞台」以直接典當方式還債（「斷當」），邵鏞於是派當時是律師的兒子邵醉翁接收戲院，因而有了邵氏兄弟走上拍攝電影並染指娛樂事業的道路的契機（何文翔，1995）。

正因為看到電影行業的巨大發展空間，邵醉翁於1924年與諸弟── 主要是二弟邵仁棣（又名邨人）和三弟邵仁枚（又名山客），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邁出了電影製作的第一步，並憑首部影片《立地成佛》打響名堂，然後在接二連三的賣座影片中搶佔了電影市場的一席之地。而邵逸夫當時年紀尚幼，仍在上海一所美國人創辦的青年會中學讀書，但課餘之時已開始接觸電影製作（《申報》，1925年12月26日；鍾寶賢，2004）。

天一公司奠基之作《立地成佛》海報。

天一影片公司鋒芒畢露、不斷擴張的過程中，招來了競爭對手──尤其擁有市場主導地位的電影公司的圍剿，令其遭遇了發展上的困局，並促使邵山客遠赴南洋，以期另闢蹊徑，開拓海外華人市場。而這一「走出去」的策略，不但令其在日後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改變了邵逸夫的命運（詹幼鵬、藍潮，1997）。

扼要地說，邵山客到南洋後──最初是新加坡，後至馬來西亞及其他地方──他發現了當地的兩個特點：其一是當地市場雖為大公司壟斷，但並非無懈可擊；其二是除了主要城市外的地方市場，尚未完全開拓。但如何打破壟斷與開拓城市以外的地方市場，則既需要資源，又需要人手。於是他向上海求援。而年輕的邵逸夫對電影製作興趣濃厚，又有天分，所以1926年中學畢業後即應兄長要求，離滬遠赴南洋，一同開拓當地市場，從此踏上了影視大亨的輝煌道路。

兩兄弟初試鋒芒開闢南洋新戰場

憑著懂得靈活變通，又勇於創新，以及敢拼肯捱的企業家精神，邵山客與邵逸夫兩兄弟一方面以逐個擊破的方式從一些中小型戲院入手，並以優惠政策吸引其播放天一影片公司的作品；另一方面則組織了「流動播影隊」──即在汽車中裝上放影機，向城市周邊的鄉鎮巡迴播影。兩方面都取得突破，不但讓天一影片公司的製作逐步打進城市主流戲院市場，也開拓了鄉鎮的新市場，一舉兩得，利潤也因營業額持續上揚而大大提升。有了一定實力後，兄弟二人承包了新加坡英華戲院、吉隆坡中華戲院、怡保萬景台戲院及馬六甲一景團影戲院，擴張其影片播放網路。

接著他們又利用手上滾存的資金，入股或收購新加坡的新世界遊樂場和大世界遊樂場，同時又收購了不少中小型戲院，進一步擴大影片發行網路。為了應對日益擴張的業務，兩人於1930年在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Shaw & Brothers，簡稱SB），此舉標誌著二人實力已今非昔比，也說明他們已經崛起成為南洋一帶備受注目的電影娛樂業新星。到了1934年，邵氏兄弟公司據說「已擁有四十多家大小戲院」（詹幼鵬、藍潮），實力不容小覷。

成功的企業家，除了必須具備靈活變通、勇於創新和勤勞愛拼的個性，更需要有敏銳的商業觸角，全面透徹地把握市場變化，邵逸夫顯然擁有這些特質。在20世紀30年代初生意蒸蒸日上之際，他已察覺到時代變化所帶來的發展機遇與挑戰。那時的電影其實是沒有聲音的「默片」，而歐美不少國家已開始拍攝有聲電影，並已經掀起了熱潮。為此，邵逸夫在和兄長商量後，決定隻身遠赴美國，一來購入新式拍攝有聲電影的設備，二來當然是親身學習相關技術。尤其在參觀或說見識了被視為「造夢工廠」的好萊塢影城，他印象極為深刻，成為驅使他日後不斷努力學習和追求的目標。

與此同時，20世紀30年代初，因日軍在1931年9月18日入侵東三省，接著又在1932年1月28日入侵上海的連串舉動，邵醉翁在深入思考後決定將業務與投資分散到香港，並親自前往開拓，上海的業務則由邵邨人主持。1932年，邵醉翁在香港創立了「天一港廠」，籌備拍攝工作，而邵逸夫在美國購入的有聲電影拍攝設備，則成為邵醉翁在香港大展拳腳的「殺手鐧」，日後製作了由薛覺先與唐雪卿主演的粵語片《白金龍》，轟動社會（詹幼鵬、藍潮，1997）。

粵劇泰斗薛覺先（左）初次開口傑作《白金龍》

邵醉翁在港業務不斷發展之時，卻兩次發生火災，其中發生在 1936年的第二次火災，更是燒掉了他積存多年的電影拷貝和菲林（拍攝用的膠片），損失十分慘重，而更為嚴重的，則是挫敗了他打拚事業的雄心壯志，令他對前途失去自信，從此一蹶不振，只能將發展電影事業、光大家族門楣的心愿，寄託到諸位弟弟身上。儘管邵山客及邵逸夫等曾多番給予安慰和支持，希望他重新振作，但邵醉翁還是心灰意冷，從此淡出了電影業，由香港返回上海，過著不問世事的半隱居生活（竇應泰，2008；祝春亭、祝敏娟，2008）。

相對於邵醉翁事業征途的起落跌宕，邵山客與邵逸夫在南洋的發展則較為順利，尤其是自他們利用有聲電影的設備攝製了多部有聲電影，並獲得市場良好反應後，令其生意更上一層樓，利潤節節攀升，在市場上的佔有率亦不斷增加，其中的最明顯標誌，則是公司名下擁有的戲院在20世紀30年代中已增加至50多家，令兄弟二人成了「南洋的戲院大王」（詹幼鵬、藍潮，1997）。

1937年，邵逸夫在新加坡與黃美珍結婚，婚後黃美珍先後為邵逸夫生了二子（邵維銘、邵維鍾）二女（邵素雯、邵素雲）。

此時中華大地上烽火四起，百姓顛沛流離，親人四散。雖然那時的上海租界還未陷入日軍之手，但邵邨人則因胞兄決心淡出事業，於1938年南下香港，接掌了「天一港廠」的業務，並將之易名南洋影片公司，繼續其電影拍攝與放映的生意，進展相當理想。至於邵山客與邵逸夫在南洋的生意，同樣維持了良好發展的格局（鍾寶賢，2004）。

1941年12月，日軍進一步擴大戰爭範圍，先是偷襲美國珍珠港，促使美國加入戰爭；又入侵香港與南洋各地的英國殖民地，令英國也捲入戰火；一場覆蓋面更廣，令無數生靈塗炭的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由於珍珠港、香港及南洋等地的防衛力弱，各地先後遭到嚴重破壞，並一度落入日軍之手，無數民眾及家族自然也遭遇了生離死別、親人四散的苦難。為此，邵邨人逃難返回上海，與邵醉翁一同過著半隱居的生活。身處南洋的邵山客和邵逸夫曾一度落入日軍之手，命懸一線。邵山客被日軍抓去做苦力，備受折磨，邵逸夫則被日軍關押了七天，之後幸運地獲釋，並憑藉一些尚能經營的戲院維生，一直支撐到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

日軍投降，恢復和平後，邵邨人迅速從上海返回香港，接管南洋影片公司，而邵山客與邵逸夫則重振邵氏兄弟在南洋的業務。到了1948年，南洋影片公司易名邵氏父子公司（Shaw & Sons，簡稱SS），與邵氏兄弟公司互相輝映，成為一時美談。但邵氏父子公司的生意雖然起初時頗為亮麗，但隨後則因競爭日烈而逐步回落，邵邨人更一改發展策略，由原來的拍攝與播放，轉向減少拍攝，而是購入戲院強化播放，同時也開始了物業投資，收購地皮，反而是邵山客與邵逸夫在南洋的生意，則仍側重於拍攝，同時經營戲院播放，發展勢頭頗為凌厲，並不斷取得營業額上的突破。

到了1950年，對新生事物總是特別敏感和興趣濃厚，且較易吸收的邵逸夫，再次踏上了赴美之旅，此次的目的，則是考察當地電影及娛樂行業自二戰結束後的發展狀況，尤其是深入了解如何引進新的攝影與播放技術的問題，希望藉此為自身的電影生意注入活力。除了美國，邵逸夫還踏足歐洲和澳大利亞，深入了解先進國家的發展情況，吸收經驗。

完成了歐美的考察之旅後，邵逸夫與邵山客重新規划了發展策略，重點是多元發展與全面進攻，具體實踐則是一方面投資購入新式拍攝設備，製作更切合市場要求與口味的電影，尤其是彩色電影。

另一方面則是見縫插針地收購戲院與娛樂相關業務，強化經營網路與投資協同效應。結果自然是令邵氏兄弟公司的業務與實力有了進一步提升。到了1956年──即兄弟二人踏足南洋發展業務的30周年日子，公司已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尼「擁有130多家」戲院（詹幼鵬、藍潮；鍾寶賢；祝春亭、祝敏娟)，可見其取得的驕人成績。

邵逸夫香港接掌開拓

合創TVB成為「中國電影大王」

邵山客和邵逸夫在南洋的發展雖然氣勢如虹，邵邨人在香港卻因行業競爭激烈表現得意興闌珊，並打算逐步淡齣電影行業，此舉讓邵山客和邵逸夫感到甚為可惜，認為香港發展空間不錯，不應放棄，但是多番電報書信往來勸阻遊說，仍舊無法讓邵邨人回心轉意，這也使邵山客和邵逸夫最後作出了二人必須分道揚鑣的重大決定──一人留在南洋繼續主持大局，另一人則轉道香港接掌邵氏父子公司電影業務，而負責到香港開拓市場的人則是邵逸夫。

邵氏三兄弟：邵邨人、邵山客、邵逸夫，攝於上世紀90年代。

1957年，邵逸夫由新加坡轉道香港，與邵邨人商談如何接掌邵氏父子公司電影業務事宜，兩人不但順利完成了交接，邵逸夫更是從邵邨人手中收購了其位於西貢清水灣近80萬平方尺的地皮，計劃仿效美國好萊塢，設立電影城，並隨即籌劃建設工程。與此同時，邵逸夫又在1958年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為大張旗鼓、投入市場豎起大旗。更為重要的策略，是多管齊下的四處招兵買馬，增強實力。

其一是重金禮聘在電影製作和宣傳方面別具才氣的鄒文懷與李翰祥加盟；其二是以「吃飯」的戰術「挖」得著名影星林黛和李麗華等「過檔」（跳槽）。雙管齊下的舉動，令公司旗下一時人才濟濟，而且士氣如虹、鬥志旺盛。最終讓公司旗開得勝，聲名鵲起。其中又以李翰祥導演的黃梅調電影《貂蟬》和《江山美人》兩片最受注目，既贏得了票房（財政收益），又得到了口碑（國際獎項），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名利雙收。

進入20世紀60年代，邵逸夫領導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還拍攝了《香港小姐》、《梁山伯與祝英台》及《後門》等多部屢創佳績的電影，既令公司名氣更盛，收入也是有如「豬籠入水」（財富滾滾而來）。

但其旗下炙手可熱影星林黛的自殺，卻令公司失去一棵極為重要的「搖錢樹」。而主要競爭對手──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簡稱「電懋」），其老闆陸運濤（馬來西亞華商巨賈陸佑長子）在1964年因飛機失事去世，令「電懋」因失去靈魂領導人物而滑落，這給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間接獲得了搶佔市場空間的機會。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的，是興建多年的清水灣電影城於1965年落成，因而令邵氏兄弟公司更加如虎添翼，有了更為龐大的發展實力與資源（鍾寶賢，2004）。

有了更為豐富電影資源的邵氏兄弟公司，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起用張徹拍攝功夫電影《獨臂刀》，並因此掀起了新的電影熱潮，為公司帶來另一系列「生財」影片。

至於另一具里程碑意義的發展，則是港英當局在1965年宣布開放廣播空間，發放免費電視專營牌照時，利希慎家族的利孝和聯合邵逸夫以及其他多名商業精英組成財團──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俗稱TVB），參與競投，並擊敗包括主要對手香港麗的在內的八家競投財團，獲得經營牌照（《大公報》，1966年 1 月27日）。

除了利孝和與邵逸夫，TVB的參與者還包括：和記企業的祁德尊、經偉投資的余經偉（余東璇兒子）、滙豐銀行的賴理、太古有限公司的甘敏、英國國際電視企業的史德靈、民樂有限公司的利榮森（利孝和胞弟）以及南海紡織的唐星海等（鄭宏泰、黃紹倫，2011）。TVB在1967年正式開播，掀開了香港廣播事業及娛樂文化的新篇章，日後為邵逸夫帶來了巨大投資回報。

2011年，邵逸夫最後一次出席無線台慶亮燈活動。

免費電視廣播邁出發展腳步之際，邵氏兄弟公司的影視業務也如日中天，不斷發展，發行並拍攝多部繪炙人口且十分賣座的電影，加上邵逸夫在本地市場中居主導地位，所以贏得了「中國電影大王」的稱號（何文翔）。進入20世紀70年代，公司的發展路徑則發生了不少變化：其一是原來的合作夥伴鄒文懷因為意見不合而離去，自立門戶，創辦嘉禾公司，與邵逸夫打對台，直接競爭，阻礙了邵氏的發展步伐；其二是錯失了李小龍和許冠文等別具潛力的明星，使他們反而成為競爭對手；其三是推動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於1971年上市，從而使公司的發展進入另一台階（鍾寶賢，2004；祝春亭、祝敏娟，2008）。

總結邵氏家族的發展軌跡，我們不難看到，由邵鏞創業於上海，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卻沒有獲得眾多兒子的青睞，不願繼承，而是另闢蹊徑，搞起電影拍攝與播放的生意，並令諸兄弟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各展所長。其中邵逸夫在中學未畢業即參與電影攝製，一走出校門即隻身遠赴南洋，與兄弟合力開拓當地市場，而身為長兄的邵醉翁，後來也轉到香港發展，只留下老二邵邨人於上海，令邵氏兄弟諸人足跡遍及滬港與南洋，在行業中既享有名氣，也深具影響力。

但在接下來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由於國內外局勢的轉變與個人際遇的不同，令他們對事業發展發生了分歧，並踏上了不同的人生軌跡，其中又只有邵逸夫對於影視業的執著與鍥而不捨，日後為家族、香港，乃至中華民族影視業書寫了更為濃彩重墨的一筆。

（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與政治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高皓是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戰略合作與發展辦公室主任。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8年11月刊】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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