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很長嗎》導演蕭寒 生活，本就不止一種底色
與上一部作品《我在故宮修文物》時隔兩年後，蕭寒導演帶來了又一部紀錄電影《一百年很長嗎》。短短四年內，這已是他的第三部院線紀錄電影了。
直面紀錄電影院線排片份額小，生存空間艱難的困境，蕭寒堅持將創作的紀錄片放進院線，他說這是自己的執念和希望，就像他片子里的人物一樣，面對生活的困局時，總得往前走。
（蕭寒導演）
一年之內，廣東小伙黃忠堅娶妻生子，與生離死別擦肩；新疆哈薩克族老爺子阿合特一家也有他們的心酸事。《一百年很長嗎》把兩組人物一年的故事串聯起來，現實有著比舞台更戲劇的人生故事。
蕭寒想要透過故事中的人物，來關照紀錄片外每個普通人的人生，包括他自己。「一點點的英雄主義和浪漫色彩，足以讓我們對生活充滿希望。」
技藝背後的人，有壯闊的人生故事
93年的佛山小伙黃忠堅和95年的北方姑娘雪菲，談著一場門不當戶不對的戀愛。在這一年裡，他們經歷了父母反對，生子結婚，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臟病，以及沒錢治病的困境。
遠在北方的阿合特一家本就貧窮，靠著阿合特做快要沒有市場的馬鞍維持生計。同時他支持兒子幫親戚捐腎救命的決定，引發這個家庭內部另一場震蕩。蕭寒感嘆，「生活永遠比舞台更荒誕。」
與這兩個人物相遇的過程，始於蕭寒對草根手藝人的關注。《我在故宮修文物》後，蕭寒及其團隊特別想要在大銀幕上呈現紮根在土壤之中的，草根手藝人的命運和生活故事。
前期田野調查的團隊天南海北地走訪了100多個人物，廣東的舞獅、武術傳承人，邊疆的馬鞍製作師，紹興黃酒師傅，蘇州器樂師，在香港搭神宮戲棚的師傅等等均有涉獵。「我會根據人物小傳、初步的採訪來判斷哪些人物更值得深挖。」
在選擇了十幾組人物後，拍攝開始。在不斷地跟拍過程中，想要傳承舞獅技藝的黃忠堅和馬鞍手藝人阿合特的故事成了攝影機的焦點。
黃忠堅和雪菲有哭有笑，有吵有鬧的鮮活生命狀態與阿合特老爺子一家安靜緩慢且平靜下洶湧暗藏的生活十分吸引蕭寒。「兩組人是兩種意象的對比，生活從來不只有一種底色，跨時空的人物組合才彰顯趣味和生命厚度。」
同時，錢和病是困擾這兩個家庭的核心事件，組合在一起更見水到渠成。這兩組人物構成了蕭寒心中的眾生。他們一年的際遇變化，濃縮了人一生的悲喜瞬間。蕭寒認為，「人的一生就是在度過一個個難關，年復一年，不滿懷希望又能滿懷什麼呢？」
黃忠堅的希望是充滿浪漫色彩的。他組樂隊，唱歌，練武術。在困境中依然能歌唱的人，他的生命依舊閃著亮光；阿合特的希望滿是孤膽的英雄主義，即便現狀有多糟糕，他在影片中不時地念叨，「只要過了今年，一切都會好的。」
蕭寒激賞此類有生命質感的人物。「每個人都有彷徨，不知該如何走下去的時候。現實中的人和事，或許能給大家帶來些啟示。」蕭寒本人也有著極強的浪漫情懷，他把這樣一部講述小人物生活的片子起名為《一百年很長嗎》，「用一個寫意的名字，把觀眾從現實中抽離出來，對生命或人生有一個思索，哪怕沒有答案。」
紀錄片，不止於客觀記錄
七、八人的團隊，一年時間的跟拍記錄，600多小時的素材，另一個長達七、八個月的後期剪輯，最終完成了106分鐘的成片。紀錄片的製作流程絕沒有看起來的那樣自然輕鬆。
拍攝時，與被拍攝對象溝通，消除他們對攝影機的排斥，需要心力和時間的成本。從拍攝前融入對方生活的步驟已經開啟。在蕭寒看來，拍攝者無論多坦誠，主動權都在被拍攝者那邊。「如果他本身是願意把自己生活敞開的人、鮮活的人，那這樣性格的人更容易接納他人，內心也更坦蕩。」
他抱著不介入人物生活的基本態度拍攝，卻也曾遭受人性掙扎的考驗。「只要是跨度足夠長，比如一年以上的跨度必然會有驚喜，同時也有驚嚇。」黃忠堅的孩子出生後，被診斷患有先天性心臟病，需要手術。在等待手術的兩個禮拜里，黃忠堅夫婦把孩子帶回家。此時黃忠堅面臨著兩個困境，一個是籌錢，一個是手術只有50%成功率。
那兩個禮拜，蕭寒和黃忠堅一樣難熬。手術時間已臨近，黃忠堅籌錢遲遲沒有進展。在記錄者身份和情感倫理的掙扎後，蕭寒曾試圖向黃忠堅伸出援助之手。怎知，奇蹟出現，黃忠堅自己解決了錢的問題，手術也隨之成功。蕭寒把生活自然而然帶出的驚喜和驚嚇放進了單機拍攝的鏡頭裡。
他認為單機位鏡頭代表著觀察者的眼睛，對於記錄者而言能拍到是第一位的。影片中有兩段黑屏的處理，一處是黃忠堅見雪菲父親時，攝製組被趕了出來，只錄下了兩人之間的對話。另一處則是雪菲和黃忠堅陪孩子進入手術室的對話。
拍到了之後再去想如何通過剪輯、配樂、聲效的配合把片子做出來。用600多小時的現實素材創造出兩個飽滿的，打動人心的人物。蕭寒創作的驅動力是「基於把我內心感受到的，這兩個人物對我的觸動傳遞給大家。」對素材的取捨，加上了一層導演的主觀色彩。
在蕭寒看來，「每一個紀錄片導演都是主觀的，一定會帶著自己的情感和情緒進入到你的作品裡面去。」他毫不吝嗇地將自己的感受放進紀錄片中。為了加強感染力和衝擊力，他十分看重作品的調色、混音、配樂等。蕭寒專門跑到台灣找到杜篤之花了三天時間搞混音，和音樂製作人趙照磨合片尾曲的歌詞意境。
蕭寒把紀錄片作為自己觀察世界後，表達感受的一種方式。「我是一個挺願意跟這個世界交流，把自己看到的一些東西表達出來的人，找到紀錄片這個創作方式是非常幸運的。」
紀錄片進院線，是他的執念與希望
在採訪中，蕭寒毫不避諱他對紀錄片進院線的執念。進院線，甚至一度成為他拍攝紀錄片的大前提。2015年，《喜馬拉雅天梯》1000多萬的票房，曾創下國產紀錄片票房記錄。現在再提起，蕭寒自覺這麼多年，院線紀錄片市場的生態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觀。「如今市場競爭更激烈，紀錄片的生存更艱難。」
在數字時代，拍紀錄片早已不是一件難事，「吆喝紀錄片，讓更多人走進影院看紀錄片更難。」為了擺脫大眾對紀錄片枯燥、沉悶、製作粗糙的印象，蕭寒在創作和宣傳上有自己的思路。
他拒絕粗糙的原生態，在拍攝《喜馬拉雅天梯》時便已使用4K畫質。尋找充滿戲劇性的人物和故事，像劇情片一樣出彩是他的目標。借鑒其他故事片的宣傳策略，在全國各地跑路演，面對面地與觀眾交流，擴大紀錄片的影響力。
物料方面也精心準備。蕭寒找來著名的海報設計師黃海設計頗具質感的海報，請來黃渤獻唱紀錄片同名主題曲等等。蕭寒及其團隊所作的一切，是為了在不斷地傳播和引導後，讓更多觀眾意識到紀錄片也是院線電影的一種類別。
蕭寒迷戀影院的沉浸式觀影體驗，「紀錄片沒有炫的場景和刺激的視效，紀錄片的故事是需要觀影者用心去讀的，它需要影院這樣沉浸式的環境。」
這是他的第三次院線紀錄片嘗試，蕭寒確定還會有第四次、第五次等等。能做多少是多少，盡自己的力量把這個產業往前推，哪怕只有一小步，也是這個時代做紀錄片的電影人的快樂。
蕭寒像極了他攝影機下記錄著的人們，對於院線紀錄電影的未來，「不滿懷希望，又能滿懷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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