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萬年前的遺迹都發掘到了，證明夏存在的遺迹呢？
簡單理解就是夏的存續時間。按古本竹書紀年，自禹至桀是17世、471年（五百或六百年說不足取，因為每王/世的平均在位年數長到不可接受），這是夏的積年。這個年代跨度如果很短的話，比如類似秦朝、隋朝，是有可能由於物質文化本身的發展規律沒法很精確的與其之前、之後的朝代區分開，不過夏並不存在這個問題。關於絕對年代，由於比夏晚的商代、甚至包括西周前期也沒有共和元年以後那樣精確的紀年，所以如果具體到公元前XXXX年至XXXX年的話，夏的絕對年代也是不確定的，取決於商積年以及武王伐紂之年等一些關鍵點的理解，大體上是公元前21世紀至前16世紀（斷代工程給出的方案是約前2070-前1600）。
文獻上主要是記載夏後都邑或者夏後在某個地點，終夏之世屢有變遷，個別如《戰國策》和《史記》則提到夏桀之國/居的四至範圍。一般理解夏人主要活動區域是在河南黃河沿線地區（豫西，以及豫北、豫東），勢力範圍涉及晉南和山東西部。既不是一個點，也不是全中國到處都是，這麼個狀態。
在上述時空範圍內，其實已經做了很多考古工作、發現了很多遺址。而不是說比夏早的文化發現了、比夏晚的商發現了，唯獨夏沒有被發現。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區域之外，也有很多同一時期的考古發現，通過比較，可以看出禹域內外文化的差別。這是考古工作者在論證夏文化時最重要的基礎。
當日中國遠非大一統（其實，即便晚至秦漢帝國，不同區域文化之間的差別仍能被考古學家觀察到），如果有這麼一群夏人，那麼他們的文化也應該和其他族群有所不同（這一點並非所有學者都認同）；考慮到夏的時間跨度，那麼也應該與之前和之後的文化都有所不同。考古學最擅長的工作不就是比較文化間的異同嘛，這也是考古工作者敢於在沒有確鑿出土文字發現的情況下論證夏文化的底氣所在。遺憾的是由於陶器類型學的研究成果表述起來很晦澀，這一點是最容易被一般人忽視的。
概括說來相對主流的認識是，以殷墟文化作為基點（確定是晚商）往前追溯，其來源被認為是二里崗文化（和二里頭分布區基本重疊、年代在二里頭和殷墟之間，被認為是早商），再往前追是豫北冀南的下七垣（可能是先商，先商不是「商以前」的意思，而是特指商先王先公及其人群所創造的考古學文化），和下七垣同時的二里頭很可能就是夏。鄭洛地區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大師姑、望京樓等含商文化因素城址的批量出現，再加上二里頭的衰落，可能就是夏商更替的反映。至於夏的建立，最常被用來論證的是，河南龍山文化的南擴、江漢地區石家河與後石家河的更迭，與「禹征三苗」有關，所以夏的上限不應早於河南龍山。
當然，隨著二里頭大型建築基址、鑄銅作坊、城牆等重要遺存的發現，在某種程度上更增強了學者們的信念——考古學界在引用文獻來「證明」二里頭是夏桀所居的同時，歷史學界也在引用二里頭的新發現來「證明」夏的存在是鐵證如山。按某些不中聽的話說，就是雙方「在互相利用」。如果二里頭或其他夏文化探索對象所顯示的文明程度不高，可能學界主流會比現在更謹慎和保守一些。既然二里頭已經體現出極為強勢的「王朝氣象」，相對周邊文化來說有壓倒性的優勢和輻射能力，而且一般認為是代表了早於商的政治實體，再要從考古學上否認夏已經顯得很不靠譜了（如果否認夏的存在，肯定還是要走30年代疑古派的老路）
除了大範圍比較文化異同以及從考古學上研究文明程度之外，還有很多考古證據被用來和夏相聯繫。比如《禮記·明堂位》: 「灌尊, 夏後氏以雞夷, 殷以斝, 周以黃目。」 「雞夷」何指歷代不得其解，鄒衡論證了它就是二里頭文化中的封口盉（現代命名的一種陶器類型，周代已絕跡）。又比如孫慶偉論證了從龍山晚期到二里頭起源於中原、並進而擴散到整個東亞的玉禮器牙璋，可能就是《尚書·禹貢》中「禹錫玄圭」的玄圭。
固然，應該承認這種條件下所得出的關於夏文化的結論，不如殷墟=商代晚期那麼可靠，或者說錘沒有那麼實。但是除非堅信夏不存在或不可「證明」，反過來觀察其他知乎常見論證夏文化的方式，其邏輯不自洽的地方更多。
比如說因為夏在很遙遠的西方某地，所以考古學家在中原發現不了夏。
比如說因為夏的年代沒有文獻中所記載的那麼早，所以考古學家在那個時間段發現不了夏
比如說因為夏沒有文獻中描述的那麼強大或文明，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小國甚至部落，所以目前還沒有發現夏。
其實「夏」這個概念的唯一源頭就是文獻，研究歷史確實不能「盡信書」，但如果有選擇地信，就要講證據。為什麼同樣是文獻，相信夏的存在，卻不相信共存的其他關於地域、時間和政治發展程度的描述，文獻根據到底在哪兒？
相比之下，被認為是疑古過甚的學者倒是更坦蕩一些，信什麼疑什麼好歹還給出了系統論述（如 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楊寬：《說「夏」》；艾蘭：《龜之謎》），而不是那種莫名其妙的「半信半疑」。
還有很多人都對考古材料一知半解。如某大V放言「夏朝晚期都城，即二里頭文化，影響區域小，比起商朝來說沒啥「王朝氣象」」，找不到夏的原因是「幾乎所有人都偏執地認為，中後期的夏朝應該也像武丁之後的中後期商朝那樣強盛。」這明顯是對考古研究的誤讀。從考古材料看，二里頭二期至四期的對外影響力，並不亞於殷墟二至四期。如果二里頭是中後期的夏，那它確實是和武丁以來的商是一樣強的。
這位還多次拿東周舉例、如果沒有文字發現的話如何如何。實際上在許宏看來，二里頭是應該和殷墟、西周這樣的核心文化相提並論，而不是那種徒有其名的「天下共主」，這一點凡是認真看過《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都很明白。而且，如果沒有出土文字+文獻，實際上仍能單靠考古材料得出，二里頭之前是滿天星斗，二里頭出現後月明星稀，從二里頭、二里崗、殷墟，到周原-豐鎬文化，保持著一脈相承的向外強勢擴散態勢，這種勢頭到了公元前八世紀下半葉才隨著周原和豐鎬兩個特大型聚落的衰亡而結束，接下來華夏的擴張就依靠從宗周分裂出去或者繼承吸收宗周因素的列國文化了，直到咸陽、長安出現之前整個天下就是多級世界，這和二里頭時代有哪門子可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