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幫忙文人比幫閑文人危害更甚
原標題：王元化：幫忙文人比幫閑文人危害更甚
中國的帝王連幫閑文人都覺得討厭的，據我所知，大概只有兩位，一個是大名鼎鼎的漢高祖，另一個就要算宋文帝了。
高祖是流氓出身，歷史上說，他的臣子在飲宴時，爭功狂呼，拔劍擊柱，簡直醜態百出。而高祖自己無緣無故的取下別人的儒冠來小便，這更是無賴中的頭一等角色。無賴自然不懂得「雅」，所以他們覺得幫閑文人酸溜溜的可厭是毫不足為怪的。
至於宋文帝討厭幫閑文人，只因為他是個風流才子，以文章自高，妒忌比他才氣大的文人像鮑照、惠休和尚等。其實鮑、休二人何嘗有什麼革命思想？何嘗有什麼不安分的打算？只看他們寫起文章來，戰戰兢兢，不敢竭盡才力，便是證明。可是結果，一個竟遭受到當時批評家們的圍剿，一個終不免被勒令還俗，連和尚都不許做了，當時文人的命運真是可悲可嘆！幸而無賴的開國雄主和喜歡爭風吃醋的風流天子，究竟是偶然例外的特殊人物。多數帝工並不如此。別的不說，枚乘賦柳，賜絹五匹；相如賦長門，得金百斤，就是明證。
外國的情形，我不大清楚，不過據我所熟悉的幾個「桂冠詩人」看來，似乎和中國幫閑文人多少有點不同。這原因由於他們多少保持了一些獨立人格，一些自我的思想感情，所以他們的作品也並不完全臭氣熏天，有些還是很可觀的。把中外幫閑文人同列，對於前者固是過獎，而對於後者卻是侮辱了。其實，只有外國朝廷上的弄臣才能說明中國幫閑文人的身份。國王貴人沒有弄臣在旁插科打渾是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的。中國的幫閑文人雖然用的是文縐縐的詩詞歌賦來博主子的「一粲」，但那功效卻並不比弄臣的打趣插科高明多少。
胡適先生在《白話文學史》中說，漢唐以來的大批樂府是文學作品漸趨干民化，白話化的表現，這有些片面。歸納歷史材料，自立系統，原來應該，但不可偏於主觀的成見，以致流入牽強附會。帝王貴族忽然記起了一向看不起的民歌民謠，只是為了要換換口味，正像吃慣了山珍海味的闊佬，有時反要嘗嘗窮人的大餅一樣是用不著我們大驚小怪的。北平至今還有一些店鋪出賣一種「小窩頭」，就是前清時專為獻給西大後用的。可是闊佬吃窮人的大餅，只取其意，不在其實，因為他們往往要把窮人的東西編出許多新花樣，加以改制，不這樣，就不能配他們的細膩的胃口。
樂府之中，也許還保存了部分的民間原作罷，但不少卻是幫閑文人的辛苦勞作的成績。樂府就是後世所謂的教坊，太平盛世，主子閑得慌，叫個娼妓，唱歌跳舞，這時幫閑文人的任務就是制曲作譜，收集民間的歌謠加以改造。我對幫閑文人可憐多於厭惡，也正因為他們的作品並不包含什麼欺凌弱小的政治目的，只要取媚主子一人就已足夠了。所以幫閑文人雖為志士所不齒，但平心而論，他們的身上倒沒有殺人的血腥味。
幫閑文人不過和主子畜的鳥獸，擺的花草相彷彿。幫忙文人卻不同，是國家的重臣，權門的軍師，雖在一人之下卻在萬人之上。主子無聊的時候才要幫閑文人獻詩作賦，如果主子忙得不可開交，哪還有閑心情來下棋品茗，猜拳行令，聽些陽訣獻媚的混話？這時候，自然是幫忙取幫閑而代之了。幫忙是要想主子想不到的辦法，出主子出不出的計劃，他們往往比主子的心田更加惡狠，比主子的手段更加毒辣。
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描寫清兵殺人如麻，流血有聲，讀了之後，令人毛骨悚然，如游地獄，忘掉人間。然而最使我感到可怕的卻是下面的一段話：
（清兵）逐戶索金，意頗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後乃知有捐金萬兩相獻而卒受斃者， 揚人導之也。
清兵的殘忍還是出於揚人的教授，實在是我讀了《揚州十日記》後的一大收穫。
如果奴才一旦由鄉下的土棍惡霸換作了博覽群書，通曉各種知識的幫忙文人，就越發可怕了。我對於曾國藩之類的憎惡遠在替清兵作走狗的揚人以上，就是從這種認識出發的。然而至今聽說還有教員強迫小學生去讀《曾文正公全集》，稱他為「兒童模範」的事發生。我實在不明白這些人的居心何在？莫非替現在的幫忙辯護不夠，還要給過去的幫忙捧場嗎？曾國藩雖然已成古人，可是我們還有一點記性的。別的不說，以他幫助清帝征服太平天國的舉動看來，就可以列入幫忙文人中的頭一等人物了。如果不是幫忙，他為什麼要給太平天國造謠言，說他們「貧富不分一概搶掠」，「將不肯解腳的婦女斬足示眾」呢？即使真有「斬足示眾」之類的事罷，然而我覺得比起清朝「將不肯剃髮蓄辮的漢人斬首示眾」輕得多。幫忙造謠的伎倆多是低能的，誣衊對方往往會露出了自己的殘酷。而且自古至今的幫忙總是反反覆復唱不完這個老調。至於曾國藩顛倒黑白粉飾現實的本領都是一批幫忙文人望塵莫及的。例如他在《討粵匪檄》中說：
今天子憂天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
這樣說來，好像人民安居樂業，皇帝仁德之極的樣子。事實上如何呢？清帝要比他忠厚得多，但白得多了。在曾國藩「討粵匪檄」公布前，皇帝下過「哀痛之詔」，直認不諱的說：
總緣親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變至此。然州縣之之所以剝削，不盡自肥己囊，大半趨奉上司，……小民脂膏有凡，豈能供無厭之求？
這豈不是幫忙比主子更加厚顏無恥的證明么？主子不好意思講的話：他反毫不在乎的脫口而出了。我想，這種本領只有從歷史中來證明「幾世紀來中國就已實行了民主政治」的學者之流才可望其項背罷。
曾國藩和皇帝來往的摺奏和批諭又說明了幫忙和主子之間的另一種秘密。就是他們雖然剽竊了法家的末技，好像軍法神聖不可侵犯，其實他們徒有法家的外表而沒有法家的精神。商鞅變法，結果受到車裂之刑；李斯重刑，結果慘死在趙高的手裡。立法的人反而亡命於法下，這正說明了他們還不完全是幫忙文人。主子對於幫忙是不會懷疑也不肯用嚴刑厲法的，因為知道他們決不會不賣力氣，縱令他們沒有把事情弄好，也只是「江郎才盡」罷了。
近來歷史劇熱鬧起來了。講到抵抗異族的志士，有人拉出史可法，講到民族革命的英雄有人抬出劉伯溫，其實這都是似是而非。
我相信明末官兵壓榨自己的同胞並不比清兵遜色，也是受了《揚州十日記》的影響。兵臨城下，史可法的將卒還要敲詐平民，縱歡取樂，如果沒有身歷其境的人，恐怕很難描出這樣一幅圖畫來：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踉蹌奔揚州，堅閉城以禦敵，至念四日未破。城前禁門之內，各兵守，予宅西城，楊姓將守焉。吏卒棋置，予宅寓二卒，左右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餘。……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變，返登城，予眾亦散去。
當我讀完了這段話後，不禁打了個寒嚎。暗想：清兵是異族，搶、燒、奸、殺，猶有可說。怎麼史可法的手下對於同是同胞的揚州人也要「踐踏無所不至」呢？王秀楚是明末遺民，抱了憎惡滿清的民族思想，憤而著《揚州十日記》，所以他對於明末官兵的專橫跋扈大抵是略而不述的，可是由此一端，其餘也可想見了。
照當時的情形看來，官兵腐化不見得就是史可法昏庸的證明，這個道理我也明白。打破我對於史可法的崇拜，不是別人的議論，而是他自己的《復多爾袞書》。我想，稍有頭腦的明人對於清兵、吳三桂之類的厭惡總不下於流寇李自成等輩罷。可是史可法竟說：「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是「振古爍今」的舉動！「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明朝的老百姓對於「破走逆賊」的清朝是不是要「長跽北向，頂禮加額」？我們暫且不管。但是，把流寇放在清兵之下,卻分明是抱了階級偏見的結果，這種態度直到梁啟超還不能完全免掉，他對於太平天國的議論，也露出過同樣的口吻。
至於史可法的真心企望卻很清楚的在信末閃露出來了：
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卷上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
寥寥數十字活現出苟安求活的心理。史可法打算用「同仇之誼」來感動滿清，幻想合師進討，共吳逆賊之頭，可惜這一類的希望往往要被現實粉碎。我不免往壞處著想，覺得史可法後來抵抗清兵實在是莫可奈何的辦法，因為這只是共存共榮的幻影破滅了之後的唯一出路。後世這樣推崇他，只因當時的小人大多，褒貶善惡的標準不得不隨之降低。這恐怕就是俗話所說的：「山中無好漢，猢猻稱大王」罷。
說史可法是抵抗異族的志士尚能勉強，說劉伯溫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卻未免過分了。明太祖在起事的時候，固然是用民族思想來號召，可是大功告成之後，他的臉色一變，完全換了另一副樣子了。他對於平民的壓榨不但不比元人放鬆，反而更加加緊，甚至連不滿元人的話，也要下令禁止。其實這和他以前的態度並不衝突，不過是證明了他欺騙的手段而已。死在欺騙之下的百姓，比死在暴力之下的百姓，不會更舒服罷。
說得露骨一點，劉伯溫就是朱元璋的幫忙，他亂談天象，正是寵絡群眾的騙局，打算用迷信替主子收服民心。我不懂，為什麼我們的劇作家會挑中這等角色來作「光明人物」的化身？
我覺得，與其在歷史中挖掘英雄好漢，還不如在歷史中勾出些幫忙的嘴臉，暴露他們的伎倆來得有意義。可惜現在的劇作家不是把幫忙寫作英雄，就是把幫忙的鼻子抹白——連喜歡風趣，愛鬥蟋蟀的幫忙中的「雅士」，也被寫成舊戲裡曹操一般角色了。其實幫忙的臉孔並不是千篇一律的。
來源：王元化《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 圖片來自網路 本文由復旦人文課fudan_renwen（諮詢電話：李老師13917693629 ）整理編輯，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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