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希特：車輪下的良心 | 紙城REVIEW

天下 12-05

本

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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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以及其他任何時代，要做一位詩人是多麼艱難。」

—漢娜·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

Bertolt Brecht（

布萊希特

） in Liding?, Sweden , 1939

「一個人要不被車輪壓死，需要多大的運氣啊，我真感到驚詫！多少突如其來的思想！多少個朋友！」

這是布萊希特在劇作《四川好人》中發出的感慨。另一位處於困境之中的讀者，自然會深刻地記住這樣的句子。確實，一個正直的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或早或晚地會遇上自己的道德焦慮。突如其來的思想和一定數量的朋友，也許並不重要，總會有那樣的時刻，你將在鏡中，確認自己心臟的位置。無論以何種方式，一個人總是會向前走下去。

可以想像到，同樣地，寫作也是某種紓解的方式。那樣的焦慮，必定事先存在於寫作者的經驗之中。對於讀者和作者來說，這也是建立關係的時刻。作為一位經典作家，這是布萊希特初次向我呈現的情境。

對我來說，布萊希特實在是一位特別的作家。讀到《四川好人》，正是在自己廣泛閱讀外國文學的時期。布萊希特的劇作譯本，是不可被繞過的文學經典，我閱讀了其中的大部分。這些作品中，另一部使我不得不回想的是《伽利略傳》，「從黑暗中走出理性，它一天都守衛在大門前」。

而我第一次記住他的詩作，是在漢娜·阿倫特的評論集《黑暗時代的人們》中，譯者是王凌雲、譚毅。在關於布萊希特的那篇文章中，阿倫特引用了這一句：「不再顧念他的整個青春，但唯獨不包括夢幻；/長久地遺忘著屋頂，卻永記屋頂之上的天空。」屋頂上的天空，保有澄澈的藍色，它彷彿只在人們沉睡時才顯現。「黑暗時代」這個詞語，正是阿倫特從布萊希特詩作中摘引出來的。

布萊希特

再一次被布萊希特觸動，是在那首《坐一輛舒適汽車旅行》，譯者是綠原：

坐一輛舒適汽車旅行

在一條落雨的村路上

黃昏時分我們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人

鞠躬示意，求我們帶他一程。

我們有房屋，我們有空間，我們把車開過去

我們聽見我悻悻地說道：不

我們不能帶任何人。

我們走了很遠，也許有一天的行程

這時我忽然吃驚於我的這個聲音

我的這個言行和這

整個世界。

這種驚訝，也傳遞給了我們讀者，帶著一種曾經發生過的隱痛。我想起一幅外國畫家的作品，在臨近海邊的一片田野里，一個人騎著一匹白馬前行，他的身後跟隨一個透明的鬼魂，它有一隻骷髏頭。也許我可以複述出那樣的場景，但很難傳達出同樣的情緒。

詩人批評家張定浩曾經談論過布萊希特詩歌在漢語中的處境，他的感慨是，從德語直接譯出的詩作，反而不如從英文轉譯的更好。當然，這也是因為那時的市面上很難找到布萊希特的詩集，我們也無從了解詩人的整體輪廓。現在，經過等待之後，一本相對完整的布萊希特詩選終於得以出版了，譯者是黃燦然。

整本詩集按照時間順序編選，將布萊希特的詩人生涯分成了七個時期。我在燈光下攤開這本黃色的詩集，從中尋找自己所需的事物。首先，我查閱了那首「屋頂之上的天空」，還有那首「坐一輛舒適汽車旅行」。果然，這兩首作品都選入了書中，並且標註了寫作日期，前一首寫於1917年，後一首寫於1937年。而黃燦然先生的譯文有所不同，這似乎也是意料之中的。

布萊希特

我接著找到的，正是《坐一輛舒適汽車旅行》中曾經出現過的那種驚訝。「但這一切，哪怕是最熟悉的部分，/我都使它們產生驚愕。/一位母親給孩子哺乳，/我描述得難以置信。/一個看門人把一個凍僵的人拒之門外/我表現得聞所未聞。」這是1935年的《劇作家之歌》。布萊希特用短短几句話，勾勒出這種「驚愕」、「漠然」、「憐憫」交織的情緒，也重複展示了《四川好人》中的兩極處境。而這種簡明、清晰、線條式的詩歌語言，正是他所擅長的。

似乎布萊希特，正屬於席勒所說的「天真的」詩人，或者用另一種譯法來說，是「素樸的」詩人。他的簡練、他的箴言體、他的社會實踐和寫作文本混合起來的一種綜合形象，都使得他與另一類「感傷的」寫作者完全不同。黃燦然在譯序中引用了喬治·斯坦納的評論：「對他（布萊希特）來說詩歌幾乎是一種日常探訪和呼吸」。與席勒的二分法類似，布萊希特自己也做出了差不多的判斷，他認為，歌德之後的德國詩歌存在著兩大陣營，「主教式的和瀆神的」；顯然，格奧爾格和里爾克屬於前者，而布萊希特當然將自己置於後者。

「過於敏感的良心，若不被偉大的活動力保持平衡，是會造成憂鬱的人的。」這是歌德對艾克曼道出的一句箴言，也許恰好能夠用來比較布萊希特的境況。還是在閱讀《四川好人》之前，我就曾在諾貝爾獎作家卡內蒂的自傳中領略了布萊希特的形象。卡內蒂眼中的布萊希特，是一位實用主義的寫作者，「以各種方式讓人覺察出他對『高尚的』道德思想的蔑視」，「他取捨的東西必須立刻為他所用，這些都是他的原材料，他利用它們不停地生產著……他是一個一直在製造東西的人」。「原材料」和「生產」的說法，確實也貼合了斯坦納所說的「日常探訪和呼吸」；但至於「對道德思想的蔑視」，顯然，現在我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這是布萊希特為自己套上的一層外衣，正如青年卡內蒂看到的那「一身無產者裝束」。這身裝束，正好可以用來象徵布萊希特持續一生的「活動力」。

在同一個時期，布萊希特與好友本雅明都被左翼思想吸引，但兩人作為詩人的呈現方式又完全不同，本雅明看起來確實是過於憂鬱了。譯序中引用道，「布萊希特一開始就使自己與流浪漢式的局外人維庸的『塵世』詩歌為伴，而不是與他所見的德語傳統中的放縱和深奧為伍」。在整本詩集中，布萊希特確實沒有把詩當成「藝術」，而是當成「工具」——也許早期名作《回憶瑪麗·安》除外。

詩集中引起我興趣的，還有兩首晚期詩歌。一首是 1944年的《我，倖存者》：「我當然知道：這麼多朋友死去/而我倖存下來純屬運氣。但昨夜在夢中/我聽見那些朋友說到我：『適者生存。』/於是我恨自己。」另一首是1953年的《難受的早晨》：「那棵銀白楊，本地著名的美人，/今天是一個丑老太婆。那個湖/是一口洗碗水的臭坑，別碰！/金魚藻中那些倒掛金鐘廉價又艷俗。/為什麼？/昨晚在夢中我看見一些手指指著我，像指著一個麻風病人。指節受勞受損，/破碎。//你們不了解！我尖叫，/良心受譴責。」

這兩首詩，都是布萊希特記下的自己夢中的尖銳自省。同樣地，這也使人想到阿倫特在評論文章中提到的布萊希特的詩學悲劇，而她也確實在文章中直接引用了這兩首詩。阿倫特認為，當布萊希特為斯大林寫出頌詩，他也就受到了喪失才能的懲罰。但她同時也同意《致後代》的著名結尾，請人們不要對他審判得過於嚴厲。阿倫特雖然批評布萊希特的政治實踐，但也首先懂得他的「流淚谷中的黑暗，和巨大的冷漠」。

布萊希特

這本詩集恰好沒有收錄阿倫特提到的那部分政治性詩作。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布萊希特選集》中，收錄的詩歌主要就是這種類型。它們可以在同樣是近期出版的馮至譯作《德語七人詩選》中找到。對照這兩部分作品，讀者可以看到，寫口號式詩歌的布萊希特，確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光澤。這也使我想到，在馮至先生自己的詩歌全集中，五六十年代的詩作同樣顯得蒼白、空洞。在他們身上，發生的是同一種悲劇。

回到阿倫特文章的結尾，她總結道，「在20世紀以及其他任何時代，要做一位詩人是多麼艱難」。而我也又一次想到開頭引用的《四川好人》，做一位詩人，同樣也是需要極大運氣的事情，多少突如其來的思想，多少個朋友。詩人布萊希特，最後留下了怎樣的面部模型呢？我們暫且讀完詩集中的最後一首，它寫於他去世的1956年，可稱是遺囑式的作品：「我總是想：最簡單的話/已足夠。當我說出事情是什麼樣子的/大家的心一定會被撕成碎片。/如果你不挺身捍衛自己你就會倒下去/這你肯定明白。」

本文原載於經濟觀察報·書評，原文名《布萊希特：車輪下的良心》

《致後代：布萊希特詩選》

（德）貝托爾特·布萊希特 / 著黃燦然 / 譯

譯林出版社 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