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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兵:出版的學問與學術的出版(三)

李小兵,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中央大學(Oklahoma Central University)歷史與地理系教授、系主任,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南開大學歷史系學士(1982),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2一1983),1983年赴美留學,入卡內基一梅隆大學歷史系,分別獲得歷史系碩士學位(1985)和博士學位(1990)。曾任教於美國菲利浦斯大學。曾任全美華人人文社科教授協會會長(1997一1999),北美亞洲研究學會西南地區協會副會長(2005一2007)、會長(2007一2009)。曾任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會長(1995一1997)。

作者、編輯、審閱:「三角戀」的代價

1991年,在馬里蘭大學任教的張曙光教授和我聯繫,想合作翻譯一些中國將領回憶五十年代參加抗美援朝的文章,在美國成書出版,還朝鮮戰爭的本來面目。因為幾十年來,美國史學界對朝鮮戰爭的研究不夠全面。在抗美援朝四十周年之際,國內出版了很多志願軍將領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回憶錄。曙光講,這些回憶錄為抗美援朝歷史研究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史料。他已經看了很多回憶錄,選擇了一些重要的章節,問我是否願意參加翻譯和編輯工作。我當即表示願意。

經過六年的努力,我們兩人共同翻譯、反覆修改,終於完成編譯了十幾位中國將領的回憶錄。2006年底,曙光和堪薩斯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聯繫出版。 出版社的主編麥克·布利戈斯(Mike Briggs)非常願意考慮我們的書稿。因為曙光剛在堪薩斯大學出版了《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毛澤東的軍事浪漫主義:中國與朝鮮戰爭)一書,很受歡迎。出版社認為,這一本中國將領回憶抗美援朝的書,將進一步反映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作戰情況,也會有相當的影響力。1997年春,在出版社接到我們的書稿以後,按照美國學術出版社的做法,送出去請這個領域的兩、三位權威的專家來審閱。如果他們的審閱報告非常肯定,認為可以出版,主編將這些審閱意見提交到每季度的出版社董事會上。董事會最後決定出版,然後主編將與作者簽合同。

幾個月以後,我們接到堪薩斯轉來的第一位專家審閱的報告。他主要講,這部書稿的史料珍貴,中方的資料是第一次用英文在美國出版,將會受到歡迎。但是他又認為,兩個編譯者都是中國來的歷史教授,書中又全是關於如何打擊美國侵略者的內容,有宣傳共產主義之嫌。如果把他(美國教授)的名字加上做為本書的編者之一,再加些注釋,可以起到一個「平衡」的作用。他在審閱報告中還說,如果加上他的名字,書的銷量會更好,有希望被選入「美國歷史圖書俱樂部」(History Book Club)。歷史圖書俱樂部是美國全國性的大型圖書俱樂部之一,有一萬多會員。被選入俱樂部的歷史書,各地圖書館、大學中學都會考慮訂購。因此史書的作者們,都希望自己的書能被歷史圖書俱樂部選中。這位美國教授又說,如果加上他的名字,我們的書還有希望被選入「美國軍事歷史俱樂部」 (Military History Club)。軍事歷史俱樂部不僅賣書,還有很多社會功能,如每年開全國性的年會,在各地有軍事博物館,為退休將領樹碑立傳,等等。軍事歷史俱樂部是美國最大的歷史俱樂部,號稱有幾萬會員。如果一本書被它推薦,保證暢銷。

儘管如此,當我們聽到這位美國教授在審閱報告里要求加上他的名字的消息,非常吃驚。我們找到出版社的主編,問他的意見。面對這樣的重大問題,出版社的意見很重要。主編布利戈斯居然同意在編譯者中間加上這位美國教授的名字。這真是令人不可思議。我過去在中國聽到一些諸如此類的事情。有些專家看到別人有比較好的項目或出版物,也要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去。他們儘管沒有參加工作,對書的編寫沒有貢獻,但是他們有審核、批准的權利。他們以此作為條件,那些辛辛苦苦爬格子、做工作的學者也只好接受。我當時也處在一個教職發展的關鍵點。1997年10月,我正在申請終身職教授(Tenured Professor)和提職提薪。這本書的出版,即便是一個出版合同,將保證我可以獲得終身職的教授位置。為了儘快出書,我和曙光商量,接受那位美國教授的要求。因為曙光知道我當時正在準備評終身教授,他也同意了。這樣,第一位審稿人看完我們的書稿以後,我們的編者從兩個增加到了三個。

又過了幾個月,出版社寄來了第二位審稿人的審閱報告,也同樣講到這本書史料珍貴。這時,第一位審稿人要求把第二位審稿人的名字也添加書上,說這樣會產生更大的影響。看到這個要求,我們真是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堪薩斯大學出版社是美國大學出版社中很有規模的一家出版社,又是西方軍事史出版的權威,怎麼會有如此事情發生?這時,出版社的主編也認為,四個編譯者太多了,最好不要超過三個。一時間,這本書的出版成了問題。而且,第一位審稿人堅持認為:第二位審稿人的名字一定要加上,缺他不可。我們處在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這一拖又是兩年多。

那已經是2000年,曙光和我還有些氣不過。我們兩人辛辛苦苦,用了六年的時間編譯,花了三年時間修改,一共是九年的時間。曙光從幾十本書、幾百萬字的中文回憶錄里選出這些章節,我們從中文翻譯到英文,還做了大量的核對和查證的工作。最困難的是:我們在翻譯前,一定要得到這些解放軍將領或是中國出版社的書面同意。他們要簽字、蓋章,明確表示:同意我們在美國翻譯和出版他們回憶錄的章節和使用他們的歷史相片。因為美國出版界的法規嚴格,涉及版權和原作者的手續繁瑣。他們要求的中英文文件一定要齊全,否則根本不考慮出版。從1993年到1999年的每年暑假,我都要趕回國內,四處奔波,想方設法說明情況,爭取得到將領們和出版社的同意與支持。我在國內有幸看望了柴成文將軍、徐長友將軍、關至超將軍;通過介紹走訪了彭德懷元帥秘書的親戚,有機會訪問了陳賡大將的兒子和其他有關將領的親屬。有時為了一封「同意信」,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把信拿到,非常不容易。

曙光從頭到尾參加編譯修改,深知這本書來之不易。為了保證這本書的出版,他決定退出這一項目,不再作編者。我當時非常氣憤,覺得不公平。因為他是這個項目的創始人,這本書全靠他在辦理和推動。九年來,他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到頭來,他不能作為這本書的編者,書上無名,毫無道理。

終於,在十年之後,這本書以《Mao』s Generals Remember Korea》(毛澤東的將軍憶韓戰)為書名,有三個編譯者,由堪薩斯大學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了。書出來了以後,既沒有被選入「美國歷史圖書俱樂部」,也沒有被選入「美國軍事歷史俱樂部」。出書以後我沒有喜慶的感覺,心裡反而沉甸甸,覺得對不起曙光教授。通過這十年,我進一步看到了美國出版界的複雜關係。我們為了維護作者、編輯、審閱的「三角關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後悔一輩子。這不是一本令自己滿意的書。

三國教授爭韓戰:我的「第二次朝鮮戰爭」

從1993年到1999年的暑假,為了《毛澤東的將軍憶韓戰》一書的編譯工作,我在國內有機會訪問了不少當年參加抗美援朝戰爭的志願軍戰士和幹部。了解到他們的戰鬥經歷以後,我計劃收集編輯一本「毛澤東的戰士憶韓戰」的書。但《毛澤東的將軍憶韓戰》出版後,在美國並不暢銷。我意識到:西方的學界、軍界、教育界,對中國的軍隊不太了解。平鋪直敘地介紹志願軍的政治覺悟、軍事傳統、作戰方式,讓美國人摸不到頭腦,很難令西方讀者接受。我當時有一個新的想法:通過比較史學的方法,寫一本中美兩國將士在韓戰中的經歷。從戰爭的雙方,即美軍和志願軍,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個戰鬥中,比較兩國將士的不同反應,包括他們不同的人生觀和戰鬥經歷。

我任教的俄州中央大學的歷史地理系有一個美國歷史教授——迪克·皮特斯(Dick Peters)博士。他當年是美國陸軍的士兵,參加過朝鮮戰爭。多年來他在韓戰老兵聯誼會中一直很活躍。2000年我跟他說了合作編書的想法以後,他非常高興,一拍即合,覺得沒有問題。他將負責收集美國士兵的韓戰經歷。

同時,我們系裡的韓國地理教授鄭炳煜聽說我們合作編書,也很想參加我們的比較史學的項目。韓戰發生的時候,鄭教授雖然年紀小,但是他耳聞目睹,也知道不少有關韓戰的故事。特別是他在六十年代參加韓國陸軍,成為一名韓國軍官,對韓國軍隊在韓戰中的經歷有更多的了解。他和我們一說,我們也很高興。這樣,我們可以寫一本「三國將士話韓戰」的書。從三個不同的方面,包括參戰的美軍、南韓軍隊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比較三國將士的戰鬥經歷,看當時朝鮮戰場上不同士兵的各種想法。我跟幾個出版社說了我們的計劃,他們都覺得思路新穎、方法獨特、吸引讀者。

當然,我首先和我們州的俄克拉荷馬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聯繫。他們非常感興趣,通知我們不必等全部書稿完成,只要有一部分樣章,就可以送審。2002年,我從中、美、韓三國將士的回憶錄中,各選了兩章,送到俄州大學出版社,請他們提意見。兩位編輯看了以後,覺得「三國將士話韓戰」的大部分章節都可以,只是有關南韓軍隊的部分有些欠缺。主要問題是感想多、史實少,與其他章節不協調。我跟鄭教授提出修改意見,他不大理會,認為沒有必要。我想:他是地理教授,可能對歷史事實不太重視。但是他說,這是他每年回去採訪韓國老兵們的成果,都是本人經歷,不好再改。我只好請美國教授去解釋。皮特斯和鄭談了幾次,請鄭修改內容,或是減去他的一些章節。但是都沒有效果。皮特斯教授又請我們兩家一起,到他家裡聚會。2002年的勞動節(九月)、感恩節(十一月)、聖誕節(十二月),一次又一次地聚會交談,一個節日也不曾錯過。但是,一年快過去了,還是沒有進展。

皮特斯著急了。因為他已經七十多歲,馬上要退休了。他怕身體狀況不好,不能再勝任「三國將士話韓戰」的編寫工作。他開始抱怨鄭炳煜,不通情達理。鄭教授則埋怨俄大出版社,不尊重史實,要求換出版社。皮特斯駁斥他說:就是換了出版社,也還會有這個問題,你改不改。「美韓」關係開始緊張。後來兩人見面,連話都很少。最後,兩人吵翻臉了。

歷史書沒出,我們系卻出了一對矛盾。兩個人常常為了一點小事,鬧不愉快。矛盾甚至發展到這種地步:這位看到那位在電梯上,寧可等下一次,也不願上同一個電梯。我支持皮特斯,認為我們編輯是允許修改回憶文章內容的。但是鄭教授正在火頭上,我勸也不是,爭也不行,左右為難。這個「三國將士話韓戰」的編輯項目,變成了三國教授互不相讓的關係問題。我們系辦公室,成了中美韓之爭的戰場。我也責怪自己,不該找這麼個麻煩,搞糟了大家的關係。那一段時間,我每天上班都是提心弔膽,不知我的「第二次朝鮮戰爭」的下一個戰役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爆發?如果又一個戰役打響,我不知道我應該是抗美、還是援朝?

三國演繹,一打就是一年多。2003年夏天,皮特斯教授退休離開了學校。我鬆了一口氣,「第二次朝鮮戰爭」終於可以停戰談判了。不久,鄭炳煜教授對出書一事的態度,也發生了180度的變化。原因是他在韓國的一個遠房叔叔患肺癌去世了。他叔叔是韓戰老兵,也是鄭採訪、編寫的一章。他叔叔去世前,給他留話:這本書他是看不到了。但是他希望在出書以後,鄭教授能給他妻子寄來一本,讓他的兒子、孫子記住他在韓戰中的經歷。

鄭教授表情嚴肅地對我說:「小兵,我知道我拖了你們的後腿。我退出這個項目,不再作編輯了。這本書由你們兩個人出吧。」他指著兩大箱材料繼續對我說:我們可以繼續用他的章節和採訪的故事,可以做任何修改、刪除,他都沒有意見。如果我們對他收集的資料有什麼語言和內容上的問題,他還可以幫助我們翻譯和解答。我馬上對他表示感謝,接受了他的建議。隨後,我在醫院裡找到皮特斯,告訴他這個消息。他躺在病床上,笑了笑,點點頭,一句話也沒說。這樣,「三國將士話韓戰」的作者就由三個變成兩個了。我請皮特斯作第一作者,我是第二作者。

當然,我也考慮到鄭教授對俄大出版社的意見。2003年9月我把「三國將士話韓戰」的書稿寄給肯塔基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審閱。2004年肯塔基大學出版社以《Voices from the Korean War: Personal Stories of American, Chinese, and Korean Soldiers》(來自韓戰的聲音:美國、韓國和中國士兵的故事)為書名出版。我們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兩位作者對我們的同事鄭炳煜為此書所做出的貢獻表示深切感謝。他採訪了韓國老兵,編輯和翻譯了南韓軍隊的所有章節。他是『韓國通』,自始至終毫不厭倦地幫助我們解答和解決了有關文字、地名、史實等所有的問題。沒有他的參與和支持,這本書是不可能與讀者見面的。」書出版以後,我送給鄭教授五本書。《來自韓戰的聲音》一書共有二十七章,南韓士兵的故事只有兩章。當然,鄭教授對這一點,也沒說什麼。他看到書的出版,也很高興。

《來自韓戰的聲音》出版以後,銷路非常好。2004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精裝本,幾個月就賣光了。肯塔基大學出版社在夏天開始第二次印刷。同時,美國的各大圖書連鎖店,也開始經銷。像全球最大的圖書銷售連鎖店「邦諾書店」(Barne & Noble, or B&N Bookstore)和 「包爾德書店」(Border Bookstore)都在當年夏天開始上架售書。《來自韓戰的聲音》被「美國歷史圖書俱樂部」在2004年春季選為「編輯所選書」(Editor』s Choice),被「美國軍事歷史俱樂部」在4月評為當月「最佳歷史書」之一(The Best Titles of the Month)。為滿足他們會員的購書需要,這兩個俱樂部從肯塔基買去版權,自己印刷,向會員發行。2005年,肯塔基大學出版社又出了簡裝版。

《來自韓戰的聲音》在美國出版以後,中國國內有些雜誌對這一比較史學、口述歷史,也有興趣。由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冷戰國際史研究》學刊的主編,在2006年12月和我聯繫,請我將部分內容翻譯成中文,在他們雜誌上發表。後來,由我編譯的、題為「四國士兵話韓戰」第一部分,在2008年夏季的《冷戰國際史研究》(第6期)發表,第二部分在該雜誌2009年秋季的第9期上發表。「四國士兵話韓戰」在國內發表以後,反應不錯,《世界博覽》等有些發行量很大的大眾雜誌也開始連載。2007年,澳大利亞國家電視台(Australia National Television)的電視導演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和我聯繫,希望我用同樣的方法,幫助他寫一個「中澳士兵話韓戰」的集子,參加他編導的「澳大利亞士兵在朝鮮」的歷史電視紀錄片的工作。2008年,我和澳大利亞電視台的編導、攝影、作曲等人組成的歷史紀錄片攝製組,跑遍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瀋陽、長春、哈爾濱、丹東等地,重新採訪志願軍的幹部戰士,回憶當年和澳大利亞軍隊作戰的經歷,同時我也和他們到韓國拍攝外景。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來自韓戰的聲音》只是一本口述史的回憶文集,我要繼續努力寫出一本歷史著作。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發布時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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