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本《通典》刊刻年代和學術價值

一

明清以來藏書家珍視宋本，偶得一帙，便什襲珍藏。傳至今日，已價值連城。但所謂宋本，大多是南宋刻本，真正的北宋監本或坊本，早已稀若星鳳，即在收藏豐富的著名圖書館，也是難得一睹。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的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唐代杜佑《通典》，則是確乎無疑的北宋刻本。展卷摩挲，九百多年前的版刻風貌躍然紙上。

《通典》為唐杜佑纂輯。佑（735～812）字君卿，京兆府萬年（今陝西長安）人。《元和姓纂》卷六載，佑乃關中名族，祖上自元魏、北周而下，累世官宦，顯赫當時，故其初以門蔭入仕，為郡縣佐貳。大曆三年（768），入韋元甫幕。歷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封岐國公。貞元十七年（801）在淮南上表，並使人詣闕獻《通典》二百卷。《通典》以食貨為首，依次分為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全書計二百數十萬字，徵引唐以前典籍達二三百種。

二

北宋本《通典》原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原書200卷，現存179卷，缺21卷，據嘉靖刊朝鮮活字本補抄18卷，僅缺3卷。今存44冊。版框高24.2厘米，寬16厘米，左右雙欄，上下單欄，版心白口，不題書名，但上題冊數，中記卷數，下標頁數。每半葉15行，行26～31字不等，注文為雙行小字，行35～37字不等。原書有少量版片系補刻，避宋諱闕筆至貞、徵、懲。原本每冊首頁藏書印除日本收藏所鈐「秘閣圖書之章」、「宮內省圖書印」外，下有「經筵」篆文朱文方印一枚，最引人注目的是每冊尾部鈐「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正書朱文長方印一枚，此印是確定本書年代的基點，也是引出宋刻和高麗刻本分歧的焦點。

這是一部稀世瑰寶，但考定其為北宋刊本，則是中日學者經歷一個世紀的努力才最終確定的。

十九世紀以還，日本學者或據宋諱指為北宋本，或據紙質定為宋末麻沙刻本。1885年，森立之引述小島學古意見，謂鈐有同一印章的諸古本均是朝鮮覆宋本。1904年，島田翰熟玩其紙墨、鐫法折刷、裝潢三點，援引《高麗史》中版刻史料，定為朝鮮覆宋本，以此調停宋諱和紙質間的矛盾。1926至1927年間，董康在日本獲睹此書，記作「北宋槧本」。1929年，版本名家傅增湘在日本帝室圖書寮展觀此書，忽略了「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一印，指為南宋紹興刊本。半個世紀後，日本著名版本學家尾崎康在汲古書院影印《通典》的同時，公布其研究成果，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證其年代：

（一）字體：本書原刻字體與北宋本《御注孝經》《新雕中字雙金》相近，補刻字體與日藏《重廣會史》《紹聖新添周易神殺歷》相似。據日本狩谷棭齋審定，《孝經》為北宋天聖、明道（1023～1033）間刻本；《雙金》《神殺歷》同為真福寺藏本，而《雙金》題籤上有「己酉熙寧二年（1069）十月望日印行」一行，紹聖《神殺歷》則是公元1094～1097年的民間曆本。

（二）避諱字：本書避諱字有明顯年代標誌。如：玄弦炫鮌縣懸、朗（以上趙宋始祖玄朗諱及嫌諱），珽（曾祖趙珽諱），敬警驚竟境鏡（以上翼祖敬瑭諱及嫌諱），弘泓、殷（以上宣祖趙弘殷諱及嫌諱），匡胤（太祖趙匡胤諱），恆（真宗趙恆諱），貞徵懲（以上仁宗趙禎嫌諱）等字皆缺筆，以避帝諱。年代止於仁宗（公元1063年）。

（三）刻工：本書刻工多有單署一字者，有的是姓，有的是名。其中「胡、許、嚴」為原刻和補刻所共有。「奉、姜」亦見於《重廣會史》，「安、徐、許、陳、華」亦見於藏於真福寺的北宋本《禮部韻略》，「安、徐」又見於北宋本《廣韻》。

（四）鈐印：「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一印，是最重要而又使人產生疑惑的關鍵。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和大遼乾統元年歲在辛巳，為公元1101年，亦即北宋徽宗登基之年。高麗國十四葉，是指高麗國第十四世肅宗。當時高麗國無年號而多行契丹或遼年號，遂刻有如此印信，此年為肅宗六年。至於「經筵」一印，則是遲至十五世紀時加鈐。

以上四點，如果單獨立論，都不能作為確定版本年代的堅實證據。因為字體可以複寫復刻；避諱有寬嚴，唐抄宋刊都有不避諱的例子；南宋刻工不僅有同名同姓，還因省略而造成更多的重複；印章亦可以表明是高麗覆刻本甚至後人作偽加蓋。但是《神殺歷》是大宋曆日，高麗行遼年號，在刊刻尚屬非易的年代，全無必要翻刻。綜合四點，可以確定本書為北宋刻本無疑。

不無遺憾的是，《續通鑒長編》《麟台故事》《南宋館閣錄》《玉海》《宋會要輯稿》等書都大量記載北宋太平興國以還國子監和三館如何校勘、刊刻書籍的情況，獨缺《通典》刊刻的記錄，致使尾崎康只能「將它們視作十一世紀中期乃至後期的刊本」。

汲古書院影印本流入我國後，宿白於1986撰寫《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一文，對日藏《通典》諸本進一步作了年代上的推究。他根據《續通鑒長編》卷一二三所載：

寶元二年（1039）春正月丙午……召司天監定合禁書名掲示之，復詔學士院詳定，請除《孫子》《吳子》歷代史天文（虞按，「天文」兩字原引作「與」，今正）、律歷、五行志並《通典》所引諸家兵法外，余悉為禁書。奏可。

遂斷定北宋寶元二年（1039）前已有刊本《通典》行世，又據乾興元年（1022）仁宗即位避章顯太后父劉通諱，至明道二年（1033）後薨不諱，而本書不諱「通」，推測宮內廳書陵部《通典》很可能刻於1033至1039之間。

筆者以為，外戚之諱少見於版刻，其避諱是否那麼嚴格，尚有討論餘地，但宿說明道二年到寶元二年的時限很值得重視。《宋會要輯稿》中有一則資料可以與此關聯起來說明《通典》在北宋的刊刻時間。《輯稿·職官二十》載：

天禧元年（1017）二月，趙安仁言：宗正寺所掌宗廟祠祭及編修玉牒屬籍，並未有經書文籍檢閱故寔。除《通典》《會要》及前代親屬圖牒文字欲將本寺公用錢寫置外，其國子監印本書籍，乞各賜一本。從之。

國子監印本書籍，可以上請頒賜，而《通典》《會要》因為沒有刊本，只能用宗正寺公用錢請人抄寫以備檢閱之用。由此可見，在1017年以前，《通典》一直沒有刊刻。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北宋文獻所載在天禧元年前引用《通典》的都是太常禮院中禮官，而不見其他省府和地方官員援引的現象。因為沒有刊本，僅有的抄本或副本只能供禮院使用。聯繫宿白引錄《長編》卷一二三所記，或許就是因為宗正寺花錢寫置《通典》，才引起朝廷重視，從而刊刻此書。所以，寶元二年已有刻本《通典》，可以看作事態發展的必然。

尾崎康1991年10月應邀來北京大學作五次版本學的系列講座，講述其曾將傅增湘舊藏，今藏天理圖書館《通典》之刻工姓名與紹興年間之各書刻工一一比對，確定其為紹興本；又仔細比勘紹興本與本書之行款版式、刻本風格等，進一步認定本書是紹興本據以覆刻的底本，再次將本書定格為北宋本。但因當時未見宿白文章，故仍然認為是「十一世紀後半刊本，十一世紀末期修補本」。

紹興本系據北宋本覆刻，此慧眼卓識，可以信從。若說是「十一世紀後半刊本」，也只能落在皇祐三年（1051）至嘉祐八年（1063）之間，依照本書避諱情況，再往後，便必須避英宗名諱。為此筆者重新校核全書中英宗諱字「曙」，皆不闕筆，唯卷一四六「從昬達曙」之曙作「署」。宋人諱曙，或缺筆，或改為曉、旭，不省「日」旁，此為錯寫別字。依《淳熙文書式》規定，「署」字為同音嫌諱亦當缺筆，今《通典》出現四百餘次皆不避。再從官宦、文士應用角度觀察，嘉祐進士楊傑在《禘祫合正位序議》一文中援引《通典》立論，熙寧進士張耒《歐陽伯和墓志銘》提到歐陽修之子歐陽發援據《通典》為禮官陳公襄定皇曾孫服制，元豐進士華鎮《皇猷》詩之四「綿綿句麗」下引《通典》作注。以上三人都是北宋中後期人，官階尚不足進館閣親閱寫本《通典》，故所援據，多半是刻本《通典》。寶元以前有刻本，漸次通行，以致文人學士能信手引用。又《通典》字體與《御注孝經》相近，狩谷棭齋定《孝經》刊於天聖、明道間（1023～1033）。所以，將北宋本年代定在十一世紀上半葉，有足夠的文獻依據。

年代雖基本確定，但它是官刻還是坊間私刻？宿白根據「當時民間尚無刊刻史書的著錄和民間刊本一般不記刊工等因素」，推測可能是官刻。尾崎康斷定南宋本覆刻北宋本，是緣于靖康板蕩，金人擄掠版片以北，朝廷不得不在臨安急速招募刊工覆刻汴梁監本之史實，他應該也傾向於官刻。筆者曾研究復原過北宋國子監的《春秋正義》，發現北宋國子監刊刻的單疏本都是半葉十五行，行24、26到30字不等，與《通典》行款相近。北宋從太平興國、咸平以來，國子監校讎、刊刻書籍雖有並行，有交錯，但大致是先經注、義疏、字韻書，後正史、諸子等，故延至明道、寶元間刊刻《通典》，允在理中，且《孝經》也是官刻。從行款版式、刊刻時間、為南宋本覆刻之底本，以及北宋朝廷諸司對《通典》的需求等因素綜合而言，北宋本《通典》應是國子監刊本。

三

北宋本《通典》作為版本的珍品，其文物價值無可估量。而其學術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杜佑於貞元十七年（801）上其書於德宗，深藏皇宮，外間少有流傳，《崇文總目》著錄的北宋三館所藏寫本，應是最接近原書的副本或抄本。而明道、寶元間之刊刻，無疑會直接依據皇家館藏寫本，此其一。如前所論，本書應系國子監刊本，宋代官刻書籍之校勘，往往多由帝王欽差某官領銜，率人精校、覆校，如有官員指出訛誤，更有重校者，校畢表上，而後下旨付某地刊刻，有些書籍後面還附有校勘官員姓氏，程序專業，職責分明；相對民間坊刻，可信程度自然要高，此其二。《通典》系纂輯先秦漢魏六朝隋唐資料而成，杜佑所徵引史料，固有很多不傳，即使有可按覆比勘的文獻存在，也不能視同一源，因為唐代都是抄本，來源不一，文字歧出。即就史書而言，宋景德以後逐漸校勘刊刻的前四史和眉山七史等，其文字與杜佑所見無疑會有差異。明清校刻《通典》者，往往據刻本史書校改《通典》文字，失之彌遠，此其三。即此三點，北宋本的文獻、學術價值就不能等閑視之。

南宋以下各本，在校勘、翻刻之際，由於傳抄、閱讀、理解、辨認等原因造成了種種訛誤，下面再用具體例子來證明諸本之非，以顯示北宋本之珍貴。

（一）衍奪。元本和三種明本在卷18《選舉六》之末有「遂寧王氏曰：士為四民之首，有關世教大矣」云云74字，日本玉井是博推測很可能是南宋王灼之言，顯然為後人竄入，而北宋本和南宋本就根本沒有這段文字。

（二）因誤字引起句讀之誤。杜環是杜佑的族子，所著《經行記》早已失傳，而《通典》卻保存了1510字，彌足珍貴。自丁謙著《經行記考證》以來，王國維、張星烺、馮承鈞、向達以及英國亨利·玉爾，德國夏德，法國沙畹、伯希和，日本白鳥庫吉、石田干之助等無不重視這部佚著。上世紀六十年代張一純著《經行記箋注》，其「大食國」下有「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棗」一語。前言「楄桃」，後再用「又」字，語氣似不順。浙江書局本《通典》卷193引《經行記》作「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棗」，《太平御覽》卷795引作「其菓有偏桃千年棗」，《太平寰宇記》卷186引作「其果有偏桃又千年棗」，《通志》卷196引作「其果有蒲桃人千年棗」，《文獻通考》卷339引作「其果有偏桃又千年棗」，諸書皆引自《通典》而文字各異，張氏從局本《通典》，以「人」為誤字，故標點亦異。今核北宋本作「其果有偏桃人、千年棗」，知諸家所引皆有脫漏訛誤。「又」實為「人」之誤。《新唐書·地理志》：「〔安西〕土貢：碙砂、緋氈、偏桃人。」《廣博物志》卷43云：「又海上有偏桃人，亦果屬。」皆可證。桃人即桃仁，《齊民要術》和唐代醫方言及「桃仁」者多作「桃人」。北宋本之可貴，於此可見一斑。

（三）不明字義用法。卷十八末杜佑評語曰：「昔在唐虞，皆訪於眾，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稷契，所蓋用人之大略也。」南宋本以下均作「此蓋用人之大略也」。「所」可作代詞用，表近指，猶「此」，本不煩改字。後世不知「所」有「此」義，以為不通而改之。

（四）官名。卷十四敘後魏州郡選舉引《魏書》有「東宮博士」一官，南宋本以下皆作「東官博士」。今宋蜀大字本、中華點校本《魏書·高允傳》作「東宮」，且《北史》《資治通鑒》《冊府元龜》等都引作「東宮」，可證南宋本以下之誤。

（五）人名。卷十四引《晉書》「王戎字浚沖」，元本以下至朝鮮本皆改為「睿沖」，不知「浚沖」是深邃淡泊之意，文獻載王戎字無作「睿沖」者。

（六）避諱。卷十四「至孝文帝，勵精求理」，求理即求治，杜佑避高宗李治諱改。唐史臣撰著六朝史書及表疏，皆作求理。又如「治本」作「理本」，「治體」作「理體」等，已成常用辭彙。方本以下至武英殿本皆改為「求治」，未免奪情。

（七）辭彙。卷十五引高季輔知選事有「凡所銓綜」，方本以下皆改為「銓錄」。今《唐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廣記》《紀纂淵海》等唐宋文獻皆引作「銓綜」。詞意雖同，但唐代史臣撰寫史書或章表奏疏多作「銓綜」，杜佑用唐代常見辭彙，殊無改易必要。

（八）誤字。卷十八有「興衰是繁」一詞，南宋本以下至武英殿本皆誤作「興喪是繁」，衰、喪形近而誤，遂至不通。

尾崎康以六卷《選舉典》為例，用表格展示北宋本、南宋本、元本、方獻夫本、李元陽本、無刊記本、朝鮮本、武英殿本的一千二百多條各本異同，很明顯地顯示出北宋本的正確與優越。雖然也偶有北宋本訛誤之處，如「同歲」訛成「歲同」，「蔡邕」誤作「蔡應」，但北宋本正確而他本誤植誤改者不勝枚舉，皆足以見版本之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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