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盡除苛慘之法」，反對「刑訊逼供」

隋文帝「盡除苛慘之法」，反對「刑訊逼供」

刑訊逼供是一種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野蠻行徑，不僅是對犯罪嫌疑人精神和肉體上的嚴酷摧殘，更是對無罪之人的人格和尊嚴的極端踐踏。在中國，刑訊逼供起源甚早，周代已見於典籍：「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獄訟。」鄭玄注曰：「掠，謂捶治人。」「肆掠」，就是指現在刑訊。

大秦帝國建立以後，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秦始皇，「專任刑罰……晝斷獄……」。作為刑罰的一個重要方面，刑訊制度也有了很大發展。《秦律》規定：「能據供詞追問，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根據這一原則，秦朝又對刑訊做了進一步規定：「凡訊獄，必先盡聽其言而書之……更言不服，其律當治者，乃諒（笞掠）」。當時雖然不提倡拷訊，但《秦律》在另一法律問答中已列舉出「大痍」，即囚犯經刑訊後，肢體將斷不能行走，須長官令人扶回的謂之「大痍」。既然作為刑訊的一種事實狀態已明文列出，秦拷訊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西漢時期，因為統治階級內部傾軋而用刑訊的記載不絕於書。漢初，漢高祖劉邦對預謀行刺的貫高「榜笞數千，刺身，身無可擊者」。廷尉杜周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不服，以掠笞定之。」此語出自主刑大臣之口，不但說明刑訊的合法化，而且使得法吏上下相胥，皆以苛酷為能，拷囚之時，極盡殘忍。漢文帝劉恆雖然廢除「肉刑」，但刑訊逼供依然普遍，以至到了漢武帝時，酷吏刑訊斷獄成風。

東漢一直把拷訊作為治獄的基本方法。明帝時，楚王劉英被告謀反，刑官就用極殘忍的手段對其屬吏逼供，「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勛掠考五毒，肌肉消爛。」這種血腥的場面，還是發生在「顯宗以親故不忍窮究」的情況下。試想在當權者認為「需要窮究」的情況下，在對待「非親非故」的普通百姓時，那刑訊之苛酷，真不知會慘烈到何等境地。事實上，東漢光武帝劉秀之後，朝庭就大量起用酷吏。王吉，「性殘忍……夏月腐爛（人犯因刑訊而肉體糜爛）則以繩連其骨，見者駭然。」周紡，「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吏人及羌胡畏之。」就是此人，後來「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在東漢，有王吉、周紡之流的「活閻王」充斥司法領域，東漢拷訊之酷，司法之黑暗也就不難想像。章帝劉坦曾在詔書中引《律》曰：「掠者唯得笞榜立。」此律即東漢的通行法律。但用何方法，用何刑具，用刑到何種程度，法無明定，而由法吏率意為之。可見秦漢之際是刑訊的隨意性時期，因而具野蠻性和殘酷性。

魏晉之際，魏據《漢律》立法，名曰《魏法》，包含「繫囚」、「鞫獄」、「斷獄」三章。晉文帝時，「令賈充定法律，辨囚律為告劾、擊訊、斷獄。」可見兩朝已有了刑訊的專論。但由於兩律皆已失傳，故具體內容無從察考，不過可從見諸典籍的個案中窺出一些端倪。曹魏時，尚書令為下獄的太尉楊彪向法吏滿寵說情，「囑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

在南朝，刑訊也逐漸規範化。宋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即後世的「壓杠子」。當時有一名叫奚顯度的小吏對怠工民工常法外施行。以至於流傳著：「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的民謠，說明在存在拷訊的時代，刑訊規範化總比濫施刑訊好得多。齊時，多沿用宋時的律法。

梁時，「凡系獄者，應加測罰。」《隋書刑法志》解釋為：「立測者，以亡為垛，高一尺，上圓劣容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扭，上垛，一上測七刻。」即先抽鞭子，打棍子，然後帶械站跺，迫囚招供。鞭打多少，帶何刑具，罰站地點時間，皆有法律明示。

陳時，刑訊沿用梁朝的「測囚法」。由於鞭笞之後又罰長站，此法引得當時不少開明人士的批評。都官尚書周弘正感嘆道：「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有鑒於此，主刑大臣范泉在修訂律令時，對「立測」法有所改進：「分其刻數，日再上。」即將囚犯罰站時間縮短，隔日限時而站。變動雖小，但無疑也是一種進步。

在北朝，由於掌權的鮮卑族是由奴隸制直接過渡到封建制，因此部落式的野蠻刑罰曾廣為施行。北齊世宗高澄時，廣用酷吏：「盧斐，性殘忍……為相府刑獄參軍，無問事之大小，考掠過渡，於大楱車輻采死者非一」 。「畢義雲，專以車輻拷掠，所獲甚多。」文宣帝高洋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既不勝其苦，皆致誣服。」北魏獻文帝都不得不承認：「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習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限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

隋初統治者隋文帝楊堅（公元541－604年）宣布：「盡除苛慘之法」。根據前朝舊律修訂刑律，「沿革輕重，務取平允」，並廢除了前代梟首、車裂、宮刑、鞭刑等酷刑。隋文帝下令：廢除前代的「審囚酷法」，禁止對囚犯「屈打成招」，反對「刑訊逼供」。據《隋書·刑法志》記載，訊囚的數量，刑具的規格，施刑的主體、對象，以及行訊過程中不得更換法吏都有具體明確的規定。同時，對前代八十一條死罪、一五零條流罪、千餘條徒、杖等酷刑以及滅族等都一概廢止。制定修訂了簡要的刑律，並基本上被唐、宋至清各代所沿襲。

隋文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開反對「刑訊逼供」的皇帝，他深刻吸取了歷朝歷代滅亡的教訓，勤勞思政，勵精圖治，實行開明統治，不斷減輕刑罰，在各朝舊律的基礎上，制定修訂了簡單明了的《開皇律》，廢除了一些慘絕人寰的酷刑，規定了「有期徒刑」的年限，規定了「死罪不得專決，悉移大理寺覆按」，由專門的司法機關負責審理，對犯人處置採取審慎態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發生。隋文帝對法律的一系列改革，使法律減輕了殘酷性和野蠻性，他的這種思想和做法，不但在當時具有非常進步的現實意義，而且在中國法制建設的歷程上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本篇完）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