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傑泓：「文學」是什麼？

概念、術語是特定學科賴以建立的基石。概念不僅是辭彙，更是活態思想表述的窗口，其意涵的發生流變、伸縮變換，「提示」著一個學科思想觀念、學術體系的變遷。在文學學科中，「文學」就是這樣一個關鍵詞或核心概念。

文學是什麼？文學的特性和門類有哪些？文學與非文學的邊界何在？很多學者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大家早已將詞典、教科書中的定義視為一種常識：文學，即「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小說、散文等」。殊不知，這一標準化定義只是文學諸多義項（文章博學、文獻經典、學問、技藝、語言藝術等）之一，即「去簡化」後的文學現代義，其隱去了文學語義演化過程中多元蕪雜的歷史文化信息。常識總會被人不假思索地濫用，但對一個理當嚴格、規範的學科來說，文學需要首先澄明作為該學科「知識基石」的文學概念的前世今生，否則勢必造成各家自說自話、概念誤植、名實錯位以及術語使用中的不規範。正是在這樣一種問題情境下，十年來，余來明教授始終以文學概念為中心深入研討，發表了《在歷史中理解「文學」概念》等文，繼而又出版了被方家譽為「上窮碧落下黃泉」「考證縝密，議論翔實，體例恢弘」的力作——《「文學」概念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3月版）。或出於「無意之有意」，作者將文學加上了引號，這既是對焦點概念、問題術語的明確，也可看成是一種「懸置」「加括弧」式重審與反思立場的彰顯。

「文學」概念演變的歷史軌跡

針對文學概念的歷史建構，無外乎兩種方法：一是就每一時代的文學觀念下，分析整理所有史料，以見其史的流變；二是就現代文學觀念下，去尋繹擘畫前代的史料，以見其史的流變。第一種方法可稱為「以事實決事實」的客觀法，第二種可稱為「以後世之理論決事實」 的主觀法。「詞義可以通過定義來準確界定，而概念只能被闡釋」。余著傾向於「以事實決事實」的客觀法，並且在兼采傳統考據學、現代概念史以及古今中外比較等方法論精髓的基礎上，探索出一條可名為「歷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新法。

歷史文化語義學的要義，不止局限於對語義作歷時性研究，它要求論者在對語義進行考察時，著力於開掘語義變化背後所蘊藏的歷史文化意涵。它通過考察關鍵術語和概念在不同用例中反映的語義變化，探悉由此傳遞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多方面含義。就「文學」而言，從最早「文章博學」「孔門四科」之一的雜文學概念，演化到現代以文字表達情感的「語言藝術」的純文學概念，中間經歷了古今詞義伸縮變換、中外文化互動對接的複雜歷史過程。古今中外文學概念有差異性與易變性，如不對其內涵、外延作明確界定和辨析，勢必造成理解上的困難，給文學史、文學理論的書寫帶來誤導。作者解釋，將「文學」概念置於歷史情境中加以考察，目的不是要對「文學」進行準確定義，或者為「文學」的疆界劃定精確範圍，而是希望通過追尋漢語「文學」概念演變的歷史軌跡，重新審視概念生成、演化的當代形態，由此展開一段生動的思想史、文化史之旅。

「文學」語義的「知識遷移」與「跨語境旅行」

陳寅恪先生嘗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名），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受益於古典文學和歷史文化學的豐厚學養，作者始終貫徹材料第一的學問立場，「文學」語義在古今中西不同語境中的「知識遷移」與「跨語境旅行」，或者說作為活態、在場的「文學」的歷史現場，亦藉此向當代敞開。

全書從「文學」的古義、新名，到「小說」「戲劇」，再到話語確立、分科立學，直至「中國文學」的概念生成、「文學」邊界的重新釐定等，均採取了分章立題、各有側重、以史帶論、考論結合的研究策略。無論是引經據典抑或中西日史料互參，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凡所言必有所出，總體上形成「個性」（觀點）隱於「他者」（材料）的低調風格。這樣說並不意味著作者食古、食洋而不化，沒有自己的判斷。例如講到文學概念「多面的歷史」時，作者先是羅列章克標、顏惠慶、舒新城、戴叔清、曾毅、汪祖華、郁達夫等學人以及笹川種郎、太田善男、長澤規矩也等日本學者對「文學」的定義，然後引出個人之見——「近代分科體系中的『文學』，是在汲納西方（經由日本）近代Literature/『文學』概念及其知識系統的基礎上形成的。其中一個重要表徵，是『文學』概念的古今轉換，由傳統的廣義學術、學問演變為指語言藝術的獨立分科」。繼而又說：「清民之際概念的轉換雖多以西學漢字術語（許多為日譯漢字詞）成為常用概念而告終，但其間轉換的歷程卻遠比『替換』更為複雜，在西方知識『本土化』的過程中，有諸多因素（包括中國）的參與，西方話語的『霸權』雖然無可迴避，但彼時的中國學人並未真正『失語』。」

一種「歷史闡釋」的敘事

探討「文學」概念史的最大難點，表面看是材料及語言上的障礙，因為相關史料少見且多散佈於年代較遠的各種著作、譯著等文獻中，同時還涉及漢、日、英、德、俄等不同語言的對照互參。實際困難更在於，古今中外的學術各有其歷史文化土壤和思維觀念的巨大差異，因此，「還原」歷史現場的關鍵，就是要通過史料、文獻等「靜態死物」，「重建前人的所作所為，重建過去所發生而如今僅留下印跡的事情」。否則，概念史研究只可能是文獻、語料的疊加，讀者看到的也只是事件、問題之間簡單化甚或想當然的關聯。基於上述考慮，作者運用了「以點帶面」「以小見大」的寫作法，不求面面俱到，只求在重點、節點性事件和問題上說清、說透。例如，該書名為《「文學」概念史》，但作者並不貪大求全，而是酌情將重心集中於中國文學概念的近現代轉型。這樣做不僅可承上而探中西「文學」古義之源，也可啟下以尋「文學」自西徂東，包括接受日本（中介）影響的歷史路徑和對接機制；不但能綜觀中、西、日多元因素在「小說」「戲劇」「文學史」等概念生成上的複合作用，而且能微觀中國傳統因素影響近鄰日本的「迴流」。

再如，在節點選擇上，選擇的都是一些「在某些情境及詮釋里」引發「爭議與問題」的「關鍵詞」。作者臚列比較了林傳甲、黃人、笹川種郎、太田善男等人關於文學體裁的取捨，最後得出的結論或「迷思」是：由於國人在「文」的觀念上的古今差異和近代「文學」概念的中外交匯，各家對文學屬性、范域的理解與歷史的實際狀貌之間存在明顯「落差」，其或雜或純，或守陳或現代，無非是作為邏輯起點的「文學」觀起著決定作用，文學史也因此呈現出含混、矛盾的多面性。又如，在論「文學革命」時，該書延續了呈現與強調問題複雜性的風格，指出整體看清末民初的「革故鼎新」論雖頗為普遍，但若單獨看「文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話語，時人對「文學」其實並未形成整體、穩定的觀念。概言之，文學概念固然是在國人迎受西學的語用實踐中形成的，但中西日文化互動絕非一個單向流動、簡單移植的線性過程，其間的複雜性與斷裂點尤當引人注意。

概念史研究不僅考驗學者搜集、解讀材料的能力，更在於拷問闡釋者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自覺。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該書對「文學」概念的聚焦，尤其是對中國「文學」觀近現代轉型之複雜性、斷裂點的考察，與其說是一種還原「歷史事實」的努力，毋寧說是一種「歷史闡釋」的敘事。事實和闡釋之間本無截然分界，高明的學者往往善於在重構中保持二者張力，從而讓歷史現場得以「再生」。我們不敢說該書作者在這點上已經做到最好，但能感受到一份真誠與努力。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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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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