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安靜地反抗暴政，有人決定付諸行動
文/Mike Dash
譯/Yord
校對/Amanda
原文/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one-man-against-tyranny-53850110/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Yord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不代表利維坦立場
1928年的一張地圖，顯示了
貝格布勞凱勒（Bürgerbr?ukeller）酒館的位置。圖源：
Daily Express
瑪麗亞·斯特羅貝爾（Maria Strobel）在慕尼黑的貝格布勞凱勒（Bürgerbr?ukeller）酒館工作。她不敢相信納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及其黨羽剛剛在這裡待了一個多小時，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約瑟夫·戈培爾 （Joseph Goebbels）和萊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在內的一群納粹高級官員。希特勒在此發表了一場標誌性的演講，希姆萊和其他人則邊聽邊灌啤酒。但最後所有人都倉促離去，留下未付的一大筆賬單，小費更是一分沒有。
這位巴伐利亞的女侍者對此大為光火，開始收拾殘局。晚上9點20分，她才剛開始收拾那堆啤酒杯，一場大爆炸就在她身後僅幾英尺的地方發生了。一根石柱被炸得粉碎，導致部分天花板傾塌，木頭磚石如雨點般隆隆落下。斯特羅貝爾被爆炸的衝擊波從大廳甩出了酒館大門。
儘管爆炸離她最近，但她還是出人意料地活了下來。另外8人就沒那麼幸運了。還有63人傷得十分嚴重，只能藉以援手脫離困境。
當他們搖搖晃晃地走向安全地帶時，希特勒8分鐘前站過的那個講台已四分五裂，被壓在6英尺厚的沉重木樑和磚塊碎石之下。
爆炸案發生後，嚴重損毀的貝格布勞凱勒酒館
。圖源：Omroep Gelderland
希特勒總說自己是個「幸運兒」。在他當權期間，他曾和40多次刺殺陰謀擦身而過。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發生在1944年7月。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en）設法在希特勒的東普魯士總部——狼穴（The Wolf』s Lair）的會議室里放置了一枚炸彈。在那次爆炸中，桌子支架替希特勒擋住了大部分的衝擊波，這位元首一瘸一拐地活著走了出來，耳膜被震傷，褲子裂成碎條。
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左）和飾演他的湯姆·克魯斯。圖源：The Vintage News
此次暗殺計劃聞名遐邇，2008年湯姆·克魯斯主演的電影——《行動目標希特勒》（Valkyrie）就是據此改編而成。但與5年前的貝格布勞凱勒酒館爆炸案相比，這次襲擊可以說並不那麼令人震驚，也沒那麼英勇無畏。一方面是因為施陶芬貝格的裝備更齊全精良，他本可以利用手中資源做得更好。而另一方面，他和同夥並不是堅定的反納粹者。他們也許因貴族出身而對希特勒這位平民領袖心存蔑視，但想要殺死希特勒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對其野蠻的政權感到恐懼，而是單純地認為他正在帶領德國走向深淵。
相對而言，慕尼黑爆炸發生在1939年11月8日。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還不到3個月，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如日中天，進攻法國的最終指令還沒有下達，蘇聯仍是德國盟友，美國還處於中立。
此外，這次爆炸案僅出自一個默默無聞的木匠之手，他比施陶芬貝格有原則得多，加上他的技能、耐心和決心，讓他更為可圈可點。然而，慕尼黑事件幾乎已被遺忘。甚至到了1998年，德國及其他地方都從未有對這一刺殺行為或刺殺者本人的紀念。
這個人的名字是格奧爾格·埃爾塞（Georg Elser），以下是他的生平。
紀念郵票上的格奧爾格·埃爾塞（Georg Elser）。上面的德語短句意為「我想要阻止戰爭」。圖源： MMC
埃爾塞生於1903年，與常人相比，身高略低而智力略高。他不太善於思考，但雙手靈巧。
他是個專精傢具細活的木匠，從不讀書，也很少看報，對政治興緻缺缺。
他曾投票支持共產主義，並短暫加入過紅色前線戰士聯盟（Red Front Fighters』 League）。該聯盟由試圖與「褐衫軍」（他們的納粹對手）
一較高低的街頭戰士組成。
但埃爾塞並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僅僅是20世紀30年代德國工人階級的典型一員。
他對舞槍弄棒當然不感興趣。對他來說，參加戰士聯盟只是為了能有機會在其管樂隊里演奏。1939年，他所屬的唯一一個組織是木工工會（Woodworkers』 Union）。
儘管埃爾塞外表平平無奇，但他頗為關心納粹及其政策是如何降低德國民眾生活水平的。
希特勒經常吹噓的「經濟奇蹟」是以巨大的代價實現的。工作時長增加，假期幾乎沒有；工會和政黨被解散或取締；工資被凍結。
與此同時，納粹黨員享有拒絕入黨者所不能享有的特權。埃爾塞是個完美主義者，對自己的工作極為用心。他發現隨著實際工資的縮水，維持收支平衡越來越難。後來，當他被問及為何決定對抗希特勒時，他直言不諱道：「我認為只有消滅掉現任當權者，才能改變德國的局勢。
」
除了他屈指可數的幾個朋友熱衷的粗俗笑話和牢騷話外，僅有少數跡象表明埃爾塞可能準備對抗納粹政權。他拒絕聽元首的廣播，也不會向納粹敬禮。在他的家鄉——德國西南部的科尼格斯波隆（K?nigsbronn），當擁護希特勒的遊行隊伍從他身邊經過時，他會公然背過身來，開始吹起口哨。
然而，埃爾塞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他
日漸堅定
的看法。他幾乎是個徹頭徹尾的獨行者：未婚，與父親也無來往。這是他的一貫做派，所以在1938年年初，當他最終認為有必要對希特勒採取行動時，他並未尋求幫助。
電影《
埃爾塞：
差點兒改變世界的人》（Elser: Er h?tte die Welt ver?ndert，2015）劇照。片中埃爾塞由演員克里斯蒂安·富里道爾（Christian Friedel）飾演。圖源：豆瓣電影
就在那時，埃爾塞展現出了其隱藏的品質。
其他的反納粹分子在時間、地點及如何才能足夠接近以殺掉希特勒的問題上逡巡了數年。而埃爾塞採取了十分實際的做法。
因為希勒特的安全防範意識極強，常常會突然取消安排或改變計劃。埃爾塞意識到，他需要知道希特勒會在哪個特定時間出現在哪個特定地點，這樣才有機會接近他。
而這位納粹頭目的行程中，每年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每年11月，他都會前往慕尼黑，在精心安排的慶祝活動上發表演講，以紀念啤酒館暴動（Beer Hall Putsch）
——正是1923年這場滑稽的政變讓納粹黨步入上台的道路。被成千上萬的老戰士
（這些納粹分子入黨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22年或更早）
圍繞著，希特勒首先會分享一些故事和回憶，然後發表那種精心設計的、意圖激起擁護者狂熱情緒的冗長演說。
在慕尼黑的貝格布勞凱勒酒館對老戰士發表講話的希勒特（注意其身後的石柱）。圖源：Pinterest
1938年11月，即在德國入侵波蘭前10個月，埃爾塞乘火車來到慕尼黑，偵察納粹的慶祝活動。
他去看了當年暴動發生的地點——啤酒大廳。1923年，這裡被稱為貝格布勞凱勒，1939年時卻被稱為盧雲堡（L?wenbr?u）。這是個巨穴般的地下大廳，可容納3000多名歡慶者，被希特勒選為發表中心演講的完美場所。埃爾塞參加了慶祝活動，記下了酒窖的布局，並驚喜地發現安保措施十分鬆懈。
納粹黨徒克里斯蒂安·韋伯。
圖源：wikipedia
這是典型的、敷衍其事的納粹風格，兩派人為了誰應該負責元首的安保問題而爭執不休，最後希特勒選擇了他的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即納粹黨）
，而不是讓慕尼黑警方負責，於是克里斯蒂安·韋伯（Christian Weber）成了安保負責人。
但是韋伯——這個肥胖而腐敗的前夜總會保鏢，並沒有花太多心思去採取那種費力但可能真正起到保護作用的預防措施。
作為一個堅定的納粹分子，他萬萬沒想到其他人可能會因為恨透了希特勒而採取極端行為。
電影
《差點兒改變世界的人》
中，前去「踩點兒」的埃爾塞發現，演講台後方的石柱是理想安放炸彈的所在。圖源：豆瓣電影埃爾塞待在酒館時，注意到了演講台後面有根石柱，支撐著牆邊一個巨大的陽台。
他粗略計算了下，發現只需在柱子內放置一枚大型炸彈，就能將陽台炸塌，埋掉希特勒和他的一些核心黨羽。
但問題是如何在這塊實心石材中隱藏一個足夠強力的裝置。
埃爾塞再次證明了自己恰好具備這項行動所需要的品質。他知道自己還有一年的準備時間，於是有條不紊地開始工作。
他在一家軍工廠找到了一份低薪工作，並利用一切機會將110磅重的烈性炸藥偷偷帶出了工廠。他在採石場的臨時工作給他提供了炸藥和一些大容量雷管。晚上，他回到自己的公寓，著手設計一種精密的定時炸彈。
1939年4月，埃爾塞回到慕尼黑，進行了詳細的偵察。他畫了酒窖的草圖，並做了更精確的測量。他還去了瑞士邊境以找出一條逃跑路線，最後他找到了一段沒有人巡邏的邊境線。
同年8月，希特勒加劇了與波蘭之間的緊張態勢，整個歐洲陷入戰爭。埃爾塞搬到了慕尼黑，開始為安放炸彈做最後的準備工作。這項工作風險極大，從中顯露出這位炸彈製造者性格中富有想像力的一面，而認識他的人很少意識到這點。埃爾塞利用盧雲堡鬆懈的安保措施，成了那裡的常客。
他每天都會去那裡吃晚飯，點一杯啤酒，一直待到打烊。
然後他會溜上樓，躲在儲藏室里，11點半後再出來，開始進行掏空柱子的關鍵工作。
電影
《差點兒改變世界的人》
中，
埃爾塞將炸藥安置在石柱內。圖源：SWR這項工作異常艱苦且進程緩慢。
埃爾塞需要藉助手電筒，先在木質護牆板上齊整地鑿出一個洞。單單這項工作就花了他三個晚上。接著，他開始對柱子動手。
因為在空無一人的酒館裡鑿石頭會帶來巨大迴音，埃爾塞只得隔上幾分鐘，等著有軌電車經過或小便池自動沖洗時才能落一下鎚子
（編者註：不由得自行腦補了《肖申克的救贖》中越獄的鏡頭）
。
所有的石屑和灰塵都必須清理乾淨，以抹掉他工作的痕迹。第二天一早，埃爾塞得把鋸下的木塊重新嚴絲合縫地放回去，然後從一個側門逃走。
這位木匠每天晚上都回到酒館，共用了35個晚上完成這項計劃。
有一次他差點兒被抓住。酒館開門的時候，服務員在屋內發現了他並跑去告訴了經理。在被查問時，埃爾塞堅稱自己只是個來太早的顧客。他點了一杯咖啡，在花園裡喝了，然後未受阻攔地離開了。
炸彈的複製品。圖源：Daily Express
埃爾塞盡其可能努力製造出最有效的炸彈，這是他的典型做派。
他改裝了一個時鐘，造出了一個計時器，可以在激活槓桿前運行144個小時。
計時器會觸發一個由彈簧和重物組成的系統，將鋼針發射到可彈壓的實彈上，實彈外面包裹著炸藥。接著，埃爾塞又加了一個計時器作為自動防障裝置。
然後他把整個炸彈裝進做工精美的盒子，這個盒子被他設計得正好能放入挖出來的洞里。
為了把被發現的風險降到最低，他用軟木塞封住了空腔，以減弱計時器發出的噪音。並在木板裡面放了一塊馬口鐵，以防酒館的工作人員在掛裝飾時，無意之中把釘子釘進他那精密的機械裝置里
（編者註：實在太佩服了……）
。
他完成後便帶著這個盒子回到了酒館，並發現它略微偏大。於是他把盒子帶回家刨薄，並再次去了酒館以確保尺寸合適。
根據埃爾塞之前的調查，
希特勒總是於晚上八點半左右開始在盧雲堡發表演講，持續約90分鐘，結束後留下來和人們交談。
基於此，埃爾塞把炸彈的爆炸時間設定在晚上9點20分。經過他的計算，這正好處於希特勒慣常的冗長演說的中途。
最終，埃爾塞在希特勒到來三天前就埋下了炸彈，把它封進柱子並清理了最後一絲工作痕迹，並於兩晚後回到慕尼黑——就在希特勒即將發表演講的24小時前。
就連效率低下的韋伯也可能略微加強了安保措施的緊張時刻，他又闖進了酒館，把耳朵貼在柱子上，檢查他的裝置是否仍在運行。
埃爾塞如果能在此之前看下報紙，他可能會覺得前功盡棄——就在發表慣例的酒館演說不久前，希特勒取消了行程安排，僅僅為了在離去的前一天能將演講重提上日程。
如果那時埃爾塞看了報紙，他就會意識到，因為希特勒急於回到柏林，他的演講已經改了時間，將於晚上8點開始，只持續大約一個小時。
1939年11月8日，希特勒
在慕尼黑的貝格布勞凱勒酒館對老戰士發表講話，其身後的石柱內就埋藏著炸彈。圖源：LIFE
當晚，希特勒於9點07分結束了演講，他婉拒了老戰士們留他喝酒的請求，並於9點12分匆匆離開盧雲堡，趕回慕尼黑火車站。
8分鐘之後，埃爾塞的炸彈在一片眩目火光中準時爆炸時，希特勒及隨從正登上火車，而酒館裡的大多數人都已離開。
直到希特勒乘坐的柏林列車短暫停靠在紐倫堡時，他才意識到剛剛和死亡擦肩而過。
9點20分，埃爾塞同樣也遠離了盧雲堡。當天早上，他乘火車抵達了瑞士邊境附近的康斯坦茨。夜幕降臨時，他打算步行至瑞士。
如果說希特勒那天晚上很走運的話，這位差點成功的暗殺者則是用光了所有運氣。
埃爾塞4月的那次偵察是在和平時期進行的。而現在的德國處於戰爭之中，邊境已經被封鎖。他在試圖穿越鐵絲網時被巡邏隊逮住了。他們要求他把口袋裡的東西掏出來，他很快發現自己陷入了麻煩。
也許是為了向瑞士當局表明他反納粹的立場，他隨身帶著炸彈設計草圖、導火線、共產黨會員證和一張盧雲堡的明信片，這些物品剛好成了罪證。
更糟的是，幾分鐘後，從酒館傳來了一封加急電報。埃爾塞被帶回慕尼黑接受審訊。希特勒本人對這名炸彈製造者非常感興趣，要求看他的檔案，並稱讚他有著「聰明的眼睛、高高的前額和堅定的表情」。但希特勒認為，該精巧密謀一定是英國特勤局（British Secret Service）策劃的。
當被告知埃爾塞堅稱獨自作案時，希特勒問道：「是哪個白痴審問的？」
親自審問埃爾塞的黨衛隊首領海因里希·希姆萊。圖源：Wikicommons
為了替希特勒找出真相，這位炸彈襲擊者遭受了毆打、催眠和酷刑。他一直沒有改口，甚至複製了一個炸彈，向蓋世太保證明是他製作的。
歷史學家羅傑·穆爾豪斯（Roger Moorhouse）講述，最後，希姆萊本人抵達慕尼黑繼續審訊他：
「他破口大罵，用靴子狠踢戴著手銬的埃爾塞。然後他叫人把他……帶到廁所……在那裡，他被鞭子或類似的東西打得痛嚎不已。緊接著他又被帶回希姆萊面前，再次經受踢打咒罵。」
電影《差點兒改變世界的人》中埃爾塞被捕後接受審訊。
圖源：豆瓣電影這位木匠始終堅持他的說法，最終蓋世太保放棄了，把他塞到了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營。
奇怪的是，埃爾塞並沒有被處死，甚至都沒有受到虐待。儘管他被單獨監禁，但他被允許使用一張長凳和他的工具，直到戰爭結束的前一個月都還活著。
現在普遍認為，希特勒讓他活著是想利用他策劃一場戰爭罪審判，作為英國人涉嫌慕尼黑陰謀的證據。
有些人說，以納粹的能力，絕不會給一個炸彈襲擊者以這種可趁之機；整起事件是幕後操縱的，目的是給希特勒提供一個借口，以進一步向左翼施壓。馬丁·尼莫勒
（Martin Niemoller，其著名言論大眾耳熟能詳：「當納粹來抓共產黨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黨員；當他們關押社會民主黨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民黨員；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我沒有抗議——我不是工會會員；當他們來抓猶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人為我說話了」）
是一名新教牧師，與埃爾塞同處一個集中營。他後來作證說，他從囚犯的小道消息中聽到了這種說法，而且埃爾塞本人應該也已經承認了。
但現在我們有了審訊記錄，進一步了解到希特勒納粹政權的低效和混亂，因此那種說法並不可信。戰爭時期，納粹清洗反抗勢力時從不需任何說辭。
今天，歷史學家相信，此次對希特勒的刺殺計劃是精心策劃的，且是埃爾塞一手包辦的。
關押進集中營後的埃爾塞。圖源：Südwest Presse
至於是否應慶祝及應如何慶祝埃爾塞的生平，這仍然令人頭疼。
儘管採取恐怖主義行為是為了殺死一個殘暴的獨裁者，那它就能被視為正當之舉嗎？如果希特勒在戰爭全面爆發前就死了，那麼由此拯救的生命，是否可以抵消那些被炸死在盧雲堡的無辜生命呢？
不過，希姆萊可沒讓這些問題等到被回答的機會。1945年4月，當美國、英國和蘇聯軍隊逼近時，他把埃爾塞從牢房裡帶出來並射殺了他。
一周後，德國媒體報道了這起死亡事件，並將其歸咎於盟軍的空襲。
在「千年帝國」最後的混亂局面中，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個公告。6年過去後，在6000多萬人喪生的情況下，更沒有人會想起格奧爾格·埃爾塞這個名字了。
如今，柏林紀念埃爾塞的雕塑。圖源：wikipedia
參考資料：
Michael Balfour. Withstanding Hitler in Germany 1933-45. London: Routledge, 1988; Martyn Housden. Resistance and Conformity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Routledge, 1997; Ian Kershaw.Hitler: Nemesis, 1936-1945. London: Penguin, 2000; Roger Moorhouse. Killing Hitler: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Plots Against the Führer.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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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它們都將一一出現在這個欄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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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公眾號「利維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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