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國二世而亡的技術分析 | 轉載

文史 12-08

關於秦的滅亡，賈誼有一句總結，叫做「仁義不施」；《史記.陳涉世家》里，陳勝也有一句總結，叫做「天下苦秦久矣」。

這些其實都是套話。

本文想說的，是秦亡過程中，具體的統治技術方面存在的問題。

「天下苦秦久矣」是常態

先說一下「天下苦秦久矣」這個事。

《史記.陳涉世家》里，與「天下苦秦久矣」之說相關聯，還有另一個說法，叫做「失期法皆斬」，也是陳勝說的。

陳勝這撥人耽誤了服徭役的報到期限，究竟會不會被斬首？

這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有學者認為秦律里沒有這種規定。根據睡虎地出土的秦簡《法律問答》，「徵發徭役時如不報到，處罰應該是笞打」，「徵發徭役時不報到，但在一年內被捕獲，只是以遊盪罪再行笞打」；根據另一份秦簡《徭役》，服徭役遲到三五天的，「誶」，罵一頓；遲到6天至一旬的，「貲一盾」，罰向朝廷繳納一面盾；遲到超過十天，「貲一甲」，罰向朝廷繳納一副戰甲；逃避服徭役的，「貲二甲」，罰向朝廷繳納兩副戰甲。

（於敬民，《「失期，法皆斬」質疑》，《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不過，這種爭議，並不影響秦律導致「天下苦秦久矣」。

因為秦律真正的殘暴之處在於「繁雜細密」，而不在具體條文的內容如何嚴酷。

秦帝國所追求的的，是一種凡事「皆有法式」的治國之道，也就是《鹽鐵論》後來所總結的「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無論秦民幹什麼說什麼，總有一款秦法適合你。睡虎地秦簡的出土，也證實了秦律的「繁雜細密」。

按現代人的常識，只要具體條文充分考慮了事理與人情，法律細密是件好事。

但對秦民而言，他們生活在一個識字率極低的專制時代

，越是繁雜細密的法律，越會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動輒得咎的困境

——他們無法確知法典里有些什麼樣的條文，無法評估自己的行為是否違法，也無法評估官吏針對自己的執法是否真的「合法」，更無法如現代人一般尋求律師的法律援助。

朝廷一方面致力於讓所有秦民都變成文盲（

商鞅設計的理想秦制，必須造就一種「民不貴學問」的社會風氣）

、且制定繁密的法律框住秦民日常生活的各處角落，以維持秦制的穩定；一方面又不希望官吏利用繁雜細密的法律，將秦民逼到急了咬人的地步，那會增大秦制的不穩定。所以，《商君書》還提供了這樣一種制度設計：

凡吏民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詢問法律條文，官吏須如實解答，並留存檔案（符）。檔案里要寫明詢問日期及所詢問的法律條文，然後將檔案（符）的左片交給詢問者，檔案（符）的右片由官府歸檔保存，作為日後抽檢吏民執法、守法情況的依據。

這制度設計聽起來很不錯。但自己監督自己，同時做裁判員和運動員，其結果如何，是毋庸贅言的。

正是因為繁雜細密的秦律，將不識字

（無法自救）

、原子化

（無法他救）

的秦民推入了「動輒觸法」的困境之中，才有了劉邦入咸陽時與父老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當然，待到天下底定，為了秦制穩定，「三章」是必須拋棄的，取而代之的是蕭何採擇秦法「作律九章」。）

所以，陳勝說「失期法皆斬」，或許確無秦律條文可以對應，但他說「天下苦秦久矣」，劉邦說「父老苦秦苛法久矣」，那都是事實——當然，秦民苦秦並不僅僅在於法律繁雜細密，也在於秦政對秦民的高度汲取，但劉邦入關中濃墨重彩「約法三章」，足見秦法繁雜細密對秦民造成的傷害，並不低於秦政對秦民的高度汲取。

但僅僅是「天下苦秦久矣」，並不會必然導致秦帝國的覆滅。

「久矣」二字已經點明這種「苦」，乃是一種存在了許多年的常態——自商鞅時代開始，秦民即已深受「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治國理念之害，被捆綁於耕戰的馬車，掙扎於貧困線上下。至秦二世即位，「天下（秦民）苦秦久矣」的狀態，已持續了百年有餘。

如果不是出現了另外兩個致命的變數，秦帝國的偉業，必將在「天下苦秦久矣」的軌道上，繼續穩定運作、乃至發展壯大。

第一個變數：官吏苦秦

公元前210年，秦二世胡亥登基。

他引入了第一個變數：內部利益集團的分裂。

胡亥上台後，施政重點放在了兩件事情上。

第一件事是擔憂「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

擔心天下人（主要是指六國之地的新秦民）不能像畏懼始皇帝那般畏懼自己

。

所以，剛剛登基，胡亥就帶著李斯「東行郡縣」，效仿秦始皇巡幸天下，向六國之地的新秦民揮拳頭、亮肌肉。結果自然是沒什麼用，本文後面還會再說到。

第二件事是擔憂「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

擔心朝中大臣與地方官員不能像畏懼始皇帝那般畏懼自己。

這與胡亥年輕、得位不正、在軍隊與官場都沒有親信力量，有直接關係。按趙高的說法，「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始皇帝時代的那些大臣，富貴世代相傳，權勢盤根錯節——比如李斯，史載其家族中，「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這些人自不可能如敬畏始皇帝那般敬畏胡亥，甚至還有可能與胡亥的其他兄弟（諸公子）勾結，對胡亥的地位構成挑戰。

怎麼辦？趙高給胡亥出的主意是：「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

對地方官員（郡縣守尉）實施大清洗

；「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

對朝中大臣和皇族子嗣進行大屠殺，全換成胡亥的親信。

於是，「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

如此做的後果，是在秦帝國的官僚體系中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恐怖氣氛。

正所謂：「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敢提意見就會被定成誹謗之罪，人人只求取悅胡亥保住俸祿；「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官吏人人自危，草民窮困潦倒。

胡亥的官場大清洗，也不是沒有遭遇阻力。作為始皇帝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李斯就很不滿胡亥的做法。

「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眾」

之際，李斯多次進諫抗議，反被二世責備：帝王富有天下，我想「長享天下而無害」，我希望天天縱慾享樂還不會亡國，「為之奈何？」你來想辦法，讓我實現這個願望。同時，二世還以李由（李斯長子）抵禦陳勝義軍不力為由，威脅要整垮李斯家族

（誚讓斯居三公位）。

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李斯只好拿出法家在秦制研究方面的看家本領，迎合二世的想法，獻上那篇著名的《行督責術》。

所謂「督責術」，簡而言之，就是一種如何完全控制臣屬，讓他們為帝王做牛做馬乃至拋頭顱灑熱血而不敢有半句怨言

（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

的權術。具體的做法，主要是兩條：（1）「深督輕罪」——有一點過錯就往死了整；（2）摒棄「儉節仁義之人」、「諫說論理之臣」、「烈士死節之行」，官僚體系只用壞人、不用好人。

史載，二世讀了《行督責術》後很高興。「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對官僚系統的整頓更加嚴酷了，盤剝手段厲害的、殺人多的，才是朝廷眼裡的好官，路上到處是受刑之人，市中被殺者堆積成山。當然，二世也沒有忘記將李斯腰斬，滅其三族。

（以上資料，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李斯列傳》）

畢竟，李斯不除，所謂的「盡除去先帝之故臣」的目標，就算不得真正完成。

秦帝國奉行「以吏治國」，官吏集團是它的統治基礎。二世從中央到地方對官吏集團的這場大清洗，相當於破壞了「利益共同體」，嚴重地動搖了秦帝國的根基。

所以，在中央，大清洗之後，二世選擇遇事與趙高獨斷，「公卿希得朝見」，朝臣淪為虛設；在地方郡縣，陳勝起事，先是「薛地降楚」，「陳守令皆不在」，後又有會稽守殷通找來項梁商議響應起兵，發出「天亡秦之時」之語；武臣北伐，范陽令開城投降，趙地「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在最基層，劉邦起事，其核心團隊也有許多人是沛縣當地之「吏」。

不過，如果沒有第二個變數的存在，二世應該會有足夠的時間來重建自己的統治基礎，也就是趙高所說的——「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自上而下重新構築一個親胡亥的新官吏集團。

第二個變數：六國「新秦民」

其實，胡亥是知道第二個變數的存在的。

如前文所說，登基的第一年，因為擔憂「黔首未集附」，擔心天下人不能像畏懼始皇帝那般畏懼自己，胡亥就帶著李斯，效仿秦始皇巡幸天下，「東行郡縣」——顯然，他想要威懾的對象，主要是

原

六國之地的新秦民。更

具體說來，是想要威懾原六國之「豪傑」。

這些「新秦民」，和荀子約三、四十年前所見過的那些「老秦民」，是不同的。

據荀子的描述，「老秦民」的基本特徵是：

「其百姓朴，……甚畏有司而順。」

很愚昧，害怕官府，相當順從。

這是逾半個世紀馴化的結果

（自商鞅變法至荀子入秦，約相差80年）

。

但「新秦民」不是這樣子。他們被納入秦制的時日尚淺，他們見過昔日的美好時光，體驗過更多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他們的記憶還沒有被完全消除。

公元前230年，秦滅韓；前228年，滅趙；前226年，陷燕都；前225年，滅魏；前223年，滅楚；前222年，滅燕；前221年，滅齊。秦只用了短短9年時間，就消滅了六國。

這是令人驚嘆的速度。但這種速度，也使得始皇帝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將施加在舊秦地舊秦民身上的、以貧民弱民原子化所有民眾為宗旨的那套馭民體系，全面移植到新秦地新秦民身上。他還沒有來得及摧毀新秦地上的一切有組織的「中間力量」，進而使所有民眾以原子化形態直接面對國家的汲取；或者說，他還沒有來得及在六國之地造就出「一個強大到極點的政府、一個萎縮到極點的社會以及一群沉默到極點的個人」。

所以，當陳勝於公元前209年，也就是楚國滅亡後的第14個年頭，於楚地起事時，他得到了諸多昔日「豪傑」的響應。其中就包括了春申君門下的遊俠周文、信陵君門下的遊俠張耳等人。從《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里，不難看出張耳這樣的人物，儘管在入秦之後，已經失去了效仿信陵君廣納門客的現實條件，甚至落魄到做「里監門」而被「里吏」鞭笞的地步，但他並不是一個原子化的存在，以兄事張耳的陳餘自稱「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即是這些人社會活動能量猶在的明證。

劉邦起事前的經歷，也顯示了舊秦地的馭民體系，尚未能夠在新秦地完全鋪開。

劉邦年輕時做遊俠，曾是張耳的門客。公元前225年，秦軍水灌大梁城，滅了魏國，門主張耳成為秦的通緝犯，不得不出逃他鄉。門客劉邦也只能結束遊俠生活，返回故里。次年，秦軍攻楚，盡收淮北之地，劉邦從楚人變成了秦民，但他早年作為遊俠所構築起來的社會關係和社會活動能量，卻並未因此而消散。體制內，可以得到蕭何、曹參這些沛縣之吏的維護；體制外，則有樊噲這樣的爪牙（史載「與高祖俱隱」）。其與「善沛令，避仇從之客」（顯然亦非平民）的呂公結姻的過程，也是典型的遊俠的行為模式

（名義上以萬錢作為賀禮，實則不帶一錢）

。

劉邦至咸陽見始皇帝而感慨「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羽於會稽見始皇帝而豪言「彼可取而代也」。「新秦民」中非原子化、有社會活動能量的六國舊貴族與豪傑遊俠們的這種心態，遠不是一場東巡可以消滅的。始皇帝不能，二世胡亥自然更不能了。

簡言之，當二世胡亥在公元前210年登基，他所面臨的現實是：

秦已消滅六國，但還沒有來得及消化六國殘餘的貴族、士人

（包括遊俠和文士，文士群體中有魯地之儒持孔氏禮器投奔陳勝可為代表）

和宗族勢力，尚未將它們變成一個個原子化的個體。

而「天下苦秦久矣」是自商鞅時代開始，已延續了130餘年的一種常態。

這個時候，二世因為得位不正，開始清洗秦帝國的統治基礎——官吏集團。

於是，內部統治基礎分裂崩塌，外部出現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亡國，就成了一件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