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七十述學

撰文：劉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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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溪，著名文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研究方向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主要著作有《傳統的誤讀》（1996）、《學術思想與人物》（2004）、《紅樓夢與百年中國》（2005；韓文版，2016）、《中國現代學術要略》（2008）、《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韓文版，2015）、《陳寶箴和湖南新政》（2012）、《陳寅恪的學說》（2014）、《當代中國之傳統與現代的變奏》（新加坡青年書局，2014）、《馬一浮與國學》（2015）、《將無同：現代學術與文化展望》（2015）、《紅樓夢的兒女真情》（2016）、《學術與傳統》（上中下三卷，2017）等。

《七十述學》是劉夢溪的學術自傳，自童幼發矇而小學、中學、大學，中經「文革」劫難，直至成為專業學者，七十餘年的讀書治學和人生經歷，跌宕起伏，苦樂夢尋，盡入此簡要一卷中。李一氓、趙朴初、茅盾、繆鉞、張舜徽、程千帆、柳存仁、季羨林、湯一介、龐朴、馮其庸、余英時、李澤厚、金耀基、龔育之、葉秀山、金庸、王蒙等當代聞人和學界名宿，書中不乏作者與之交往的真實記錄。

以下內容授權選自《七十述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9月出版）第四章：學變。

一九六三年開始，國家的政治文化氛圍已經在悄悄發生改變。又重提「階級鬥爭」 ，強調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大學師生增加了下鄉勞動的時間。 《探春新論》發表時，我正在京郊鄉下，馮其庸先生幫我寄來樣報。而一九六四年秋天，便隨大隊人馬去陝西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了，校長、教師、高年級學生「傾巢而出」 ，直到一九六五年春天返回。

我們在西安南面的長安縣參加「社教」 ，被分散到縣屬各鄉鎮的社隊。王崑崙的愛女王金陵老師擔任我們的小組長，和寶雞專署的幹部一起組團。金陵通蘇俄文學，她的先生王春元，從人大文學研究班畢業後，在學部文學所專事文學理論研究，他們夫婦是我多年的好友。長安即韋曲，地處終南山下，王曲、杜曲、杜陵、細柳、曲江、輞川，這些唐代詩文中常見的名字，一起來到眼前腳下，無法不讓人發思古之幽情。李白「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 、杜甫「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鄉裡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 、王維「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這些詩句，總會不時在腦海心際縈迴。

社教初始，甚為緊張，至有「第二次土改」的說法。後來下達「二十三條」 ，糾正了「左」的做法，氣氛緩和下來。

這時才看到關中大地的美好自然景觀。陽春三月，小雨初霽，桃花之美，美到艷麗欲滴，我生平第一次在輞川的一個嶺坡看到。難怪王維要在此地寫《輞川集》 。關中民風厚朴，景物宜人，農民的口糧卻嚴重不足，每年都需要國家撥給大量返銷糧。其實是大而公的公社制度所致，一旦更張，迎刃而解。

去年我去西安翻譯學院講學，車過長安，已和市區連為一體，滿眼興旺景象，四十七年前的長安不知何在何所了。

春節工作團休息整訓，有了更多的訪古覽勝時間。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半坡、灞橋、驪山、咸陽、漢武帝墓、衛青霍去病墓、武則天墓、永泰公主墓，都曾往觀。李白《憶秦娥》詞寫的「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竟身臨其境體驗一過，雖非復歷史舊觀，亦聊資想像。漢唐文化的遺存，唐代詩人的蹤跡，使我看到了文本以外的文化世界。這是另一種書，另一種文化，我讀得很快樂。

當時胡耀邦任西北局第二書記，他講話生動風趣。為強調農村工作調查研究的重要，他引用《紅樓夢》第三十九回的回目： 「村姥姥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他說我們要做那個「尋根究底」的「情哥哥」 ，而不要做「信口開河」的「村姥姥」 。西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登瀛也不是等閑之輩，一次講話說： 「人是有尊嚴的，不要一點兒小事就整人家。 」此話甚獲我心，至今記得。

但農村社教中經歷反覆的經驗，並沒有變成城裡人的教訓。

一九六五年四月返回學校，文藝整風和文藝批判，已如火如荼。

批電影《早春二月》 ，批《林家鋪子》 ，批田漢的《謝瑤環》 ，批崑曲《李慧娘》 ，批「中間人物論」 ，批幾乎所有既存的藝術文化現象。這一過程，一九六三年即已開始，它緣於最高領導人的「兩個批示」 ，大意謂：經濟基礎改變了，作為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以致跌到修正主義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變成像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判詞是嚴厲的，實際上等於為「文革」拉開了序幕。

思想清算佔了先機，學問不再吃香。

一九六二級新生入學，曾讓我給新同學講學習方法。

一九六三級入學，就不讓我講了。一九六五年秋天系裡成立寫作組，也沒讓我參加。班裡一位和我比較要好的負責幹部透露，一年前系裡擬整理一份材料，把我作為勤奮好學的「紅專」典型報給學校；現在這個材料可能還要整，但性質屬於相反的「白專」典型了。由於這個緣故，一九六五年秋季的某一天，班裡開了一個特別的會，教室的桌椅經重新擺過，還有其他班的同學參加，也有幾位青年教師。只一個人發言，然後就散會了。

過了多少年之後，我才悟到，那是一次專門批判我的會。

至今自己不能明白，何以批判我的會，我也在場，竟全然沒有意識到是在批判我。連發言者講了什麼，我一字也不記得。

個中的原因，我是無論如何解不開了，俟之高明可也。

不久，規模更大殺傷力更強的批《海瑞罷官》 、批「三家村」運動上演，學校基本不再上課。說話已到了一九六六年。

人大的校刊，過去只有《教學與研究》 ，側重經濟政治法律，一九六五年歲末決定籌辦《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約我寫一篇有關清官問題的文章。剛好「文藝批判」進入「史學」 ，所涉學術層面的問題，包括清官問題、歷史人物評價問題，我亦頗感興趣，手邊寫有大量讀史筆記。便整理出一篇，發表在人大學報試刊第一期上，題目不復記得，內容大約與正史里記載的循吏的「剛直不阿」有關。當時讀《明史》最勤，方孝孺的拒不為永樂草詔書及正統、變統之說，文中有所引證。

為學之人自然以為，學術之爭，所爭在正誤，在是非，在真理，豈料學術後面另有洞天。政治紛爭引發的人事激變已屆待爆的臨界點，文藝與學術不過是火藥桶周邊已經乾枯的堆放物而已。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第一天，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翌日，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 「批判的武器」已為「武器的批判」所取代， 「精神的力量」即將要用 「物質的力量」來摧毀，家國天下之十年亂局由是造釁起端。

原該一九六六年畢業的我們一九六一級中國文學專業，因天下大亂未能分配就職。一次從攻訐馮其庸先生的牆壁文字中，得知他曾推薦我留校任教，並已獲系主任何洛先生的首肯。披露者認為這是馮與何的一宗「罪狀」 ，理由是他們欣賞的這個人有「成名成家思想」 ，只專不紅，白專道路。馮先生是中文系教師中寫文章最多、影響最著的一位，因此他所受衝擊也最大。我雖亦牽連所及，被冠以什麼什麼之如何的「高足」 「修正主義苗子」之類，幾次見於墨筆書寫的牆壁大字，所受衝擊並不是很大。

只上面派來的工作組主導運動期間，我被劃作「中右」 。

不知可否依字面解作中間偏右？抑或右派之中間者？看來索解匪易。我個人倒未覺得怎樣，但工作組撤走之後，系裡的同學不答應了，認為這是工作組迫害群眾的一個證據。因此我的人望陡然提升好幾度，升到和「念書好」幾具同等地位。

周圍的善意笑容重新歸來，遇有什麼事宜，大家頗願推舉我在前面。

這是人參加運動，運動也在運動人。

劉夢溪

一九六七年元旦春節過後，人大的派別日趨明顯，致有標名組織的產生。我亦因本系的謬舉，成為某一派分管理組的一個成員。不同派分各保護一批自己認可的校系幹部，然後指責對方之保護不妥。我的心性，主和不主斗，認為事無不可商者。所謂派分是一極不正常的現象，終必歸於和合。

說來也巧，我大學一年級的文學理論教師兼輔導員，也成為另一派分的主要成員，我和他的關係並未因派分而有所改變，至少在我是如此。以致後來本派分有指我為「里通」另一派分者，稱我為「右傾代表」云云。故我對陳寅恪的父尊陳三立在 《先府君行狀》 里說的 「府君獨知時變所當為而已，不復較孰為新舊，尤無所謂新黨舊黨之見」 ，深所會心。自己回思半生境遇遭逢，在有派分之中國，似乎一直是左派說我右，右派說我左。本性使然，也是無可如何之事。

一直淹滯延宕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們一九六一級重新分配，我被派放至山西太原鋼鐵廠勞動，工種是鉗工。寫 《誰是最可愛的人》的軍隊作家魏巍，當時也在太鋼，因讀過我的文章，對我格外護惜。書沒有全帶來，只選帶幾箱，棲身在一個小學校里。書籍上架，又可以安然讀書了。特別想讀史，有一種探究歷史真相的願望。

但兩年之後，即一九七一年四月，又被迫轉赴人大在江西余江縣的五七幹校，名為「參加運動」 ，實為變相監禁。一間草棚，四人陪住，不準通信，不準與外界聯繫。指甲刀、刮須刀也搜走。預設的「罪名」 ，是說我反對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康某。其實我並無此種勇敢行為。但他們接受的任務，是一定要把沒有的「事實」挖出來。想盡了各種辦法，威脅、恫嚇、欺騙、利誘，真正無所不用其極。看管我的小分隊，開始為四人，後增至七人，最多達十四人。每天開會，有時上午、 下午、 晚上三輪。只准讀《毛選》 ，不準看其他的書。

馬恩的書也不準看。上廁所，也有人在外面放哨。

後來知道，幹校里調回或就地變相監禁者，有幾十上百人，最後全部「投降認罪」 。據說只有我一人「頑固不化」 ，始終沒有講出不存在的「事實」 。一次上午開會，我說： 「如此無中生有，你們良心何在？」小分隊隊長唱喏般回答說：

「我們共產黨人講黨性，不講良心！」我大怒曰： 「你不講良心，那是因為你沒有良心！你不講，可《毛選》講。 《毛選》中有四處講了良心。 」中午此人仰卧床上一頁一頁地翻《毛選》 ，也不知究竟找到沒有。

我在江西整整被關一年半的時間，到一九七二年十月下旬，才獲得自由。我向主事者要求寫份字據，證明我的清白。

答覆說，不用寫，因為你沒有問題。經一再申明，表示如不給字據，本人寧願不離開。最後終於有了一紙，上寫某某自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調回幹校參加運動，經過運動，沒有發現什麼問題。不整材料，不做結論，不裝檔案，使用不受影響。原來一年有半的時間，就是為了這個「一無三不」 。

十年浩劫，知識分子鮮有逃過此劫者。如果不是第一次，就應該有第二次。一次都沒有，人生就未免虛度了。我「文革」初期只受了一點輕傷，江西這次是真正的歷劫。比之但丁的《神曲》 ，當然不是「天堂」 ，但也不是「地獄」 ，而是近似「煉獄」 。擬之以意象，可謂艱難地走向微明。

由於整個過程，秉持清者自清的高度自信，理辯豐贍，游刃泰然，不僅未被玷污，反而滋補了元氣，自我精神蘊蓄一種不可摧折的力量。大遺憾是無書可讀。除《毛選》外，只有一本看管人員借我的《新華字典》 ，不知讀了多少遍。好在學會了「憶書」 ，即回憶讀過的一本一本書，至有寫下大量往昔能背誦的詩詞古文之事。

看管者其實都是人大不同系所的教師，年齡比我大七至十歲。其中一位辛先生是大植物學家辛樹幟的哲嗣，心地良善，遇有他人不在時，每與我談論學問。後來大家都回京，我看望過他。而且得知，那位聲稱只講黨性不講良心的看管組長，竟在回京不久去世了。還有堅定站在不講良心一邊、和辛先生態度絕然相反的另一位，也相繼離開人世。

我隱約感到了人生運會循環往複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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