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日最高領導層決策對比

原標題：甲午戰爭中日最高領導層決策對比

日人攻擊清國決心甚堅，即使找不到正當借口也誓要興戰

如前兩期所述，甲午戰前，日本對清國戰力之調查評估已相當準確，而清國對日本戰力之評估，則形同兒戲。然清廷在廟算層面所失先機尚不止此——最要命的是：當日本高層在甲午年決意不擇手段，誓要興戰之際，清國高層卻深陷主戰、主和派系的嚴重對立，致無論和、戰，其政策皆無法有效貫徹。

日本對發動「征清」戰爭，早有籌謀，自不必論，參謀本部小川又次之《征討清國策案》，撰於甲午戰爭前七年，即是明證。事實上，日本之所以自明治維新以來，將擊敗清國作為其長期國策，有兩個層面的考量，如日本駐俄公使榎本武揚所言：「朝鮮國在地理位置和政治關係上，於我邦對亞洲近鄰之權威，直接關係甚大。……此外，決心對支那逞志之勇氣，乃是令歐人暗中敬畏之所在。」①

換言之，第一層面，乃是強調控制朝鮮對日本的重要性。如日本對朝鮮的農業掠奪，乃是明治維新工業化之關鍵。故日本外務省曾一再強調：「朝鮮乃列聖垂念之地，……若外國首先著鞭，則唇亡齒寒之不少。」第二層面，乃是強調對清戰爭，乃是日本因應列強西來壓力之必要。對於此節，藤村道生有很精闢的論斷：

「日清戰爭可以說具有這樣的特徵，即在列強的注視之下，日清這兩個帝國主義候補國家，面臨著或是向帝國主義轉化、或是淪落為附屬國這樣一種競爭性的戰爭。」②

清廷當日衰朽已臻極限，自然並不是什麼「帝國主義候補國家」。但所謂「同治中興」，仍不免是日人眼中之釘，「決心對支那逞志之勇氣，乃是令歐人暗中敬畏之所在」，即是「候補國家」搶奪「帝國主義船票」的典型心態。民權領袖杉田定一當日所言更為露骨:「西人來茲，試欲爭利爭霸，吾輩同胞，在此必爭之地，是坐而為其肉乎，還是進而共為膳上之客？」

及至1894年朝鮮政府因無力鎮壓本國農民起義，而向清朝求援，基於上述考量，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即明確建議：「如欲保護在韓臣民，維持帝國權勢，我亦有出兵之必要。」③

川上的出兵主張得到了外相陸奧宗光、首相伊藤博文及天皇的一致認同。但在如何挑起戰爭這一問題上，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等均深感為難。如陸奧宗光後來回憶，當時「既無迫切的原因，又無表面上的適當借口」，故自6月2日秘密決定對清開戰，至7月25日豐島海戰爆發，「之所以需要大約兩個月的時間，說穿了就是為了尋找直接開戰的理由。」④

雖然陸奧宗光建議「實施一種外交策略使局勢改觀」，以獲得開戰借口，但其基本原則仍是：「我政府在外交上常欲居被動者之地位，然一旦有事，在軍事上一切皆欲先發制人。」故即便開戰借口實在難尋，亦不惜撕破臉皮，電令其駐朝鮮公使：「今有實施斷然處置之必要，不妨使用何種口實，開始實際運動」，「貴官應取自己認為相當之手段(以挑起戰爭)」。日本最高當局之興戰決心，可見一斑。

左：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右：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

反觀清國，深陷黨爭，無論主戰、主和，均無法有效貫徹

反觀清國高層，其情形與日本迥然不同，和、戰爭執始終未休。駐朝清軍將領葉志超曾向李鴻章獻上中下三策：「派軍增援」、「撤軍回國」、「守此不動」。李鴻章欲取中策，但遭光緒反對，理由是：「彼頓兵不動，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將來進剿，徒勞往返，殊屬非計」。

上述分歧，嚴重妨害了清廷的戰前布局。譬如，光緒曾命李鴻章傳諭葉志超「先擇進退兩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機，毋致延誤。」但兩次下旨，均未能得到切實反饋，李鴻章始終持消極執行態度。

李鴻章因主和而消極避戰，自有其道理，如：「華船分隸數省，畛域各判，號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統歸海軍卿節制，可以呼應一切。萬一中東有事，勝負之數尚難逆料。」李鴻章自知「以北洋一隅之力，摶倭人全國之師」，勝算有限，故將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國、英國的調停之上，也不能算是昏聵之舉。⑤

光緒反對李鴻章的「以夷制夷」策略，也並非毫無可取。如其所言：「中國自應自保藩封，不宜藉助他邦，致異日別生枝節。若英人將來竟以所耗兵費向我取償，中國斷不能允。李鴻章此議非但示弱於人，且貽後患，殊屬非計。」但其對李鴻章的警告，「嗣後該大臣與洋人談論，務宜格外審慎，設輕率發端，定惟該大臣是問！」⑥在當日帝黨、後黨爭權之局面下，實際上並不能生效。

至於最高決策者慈禧，則選擇在和戰之間搖擺。據翁同龢日記披露，戰前，「上意一力主戰，（皇太后）並傳懿旨亦主戰」，「皇太后諭不準有示弱語」⑦；但隨著戰局惡化，慈禧又成了主和派首腦。

及至戰後，主戰、主和兩派更是相互推卸戰敗責任。剛毅指責主和派稱：當初「日本並無侵佔朝鮮與中國尋釁的意思，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翁同龢的學生張謇，則斥李鴻章「主和誤國」，稱「二十年來敗壞和局者，李鴻章一人而已」。⑧

事實上，就甲午之戰而言，戰、和二策，其優劣並不明顯。日本既一意興戰，英、俄亦各有利益考量，清國整體軍事實力又遜於日軍，戰、和二策均已難以獨立奏效，其上策，莫若以戰促和，唯戰場上能立得住，才有受人調停的資本。至不濟，亦當有一種統一的因應方針。

左：主和派、後黨代理人李鴻章；右：主戰派、帝黨魁首翁同龢

注釋：

①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9卷，第79-80頁。②藤村道生：《日清戰爭》，第03頁。③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頁。④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21頁。⑤⑦⑧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三聯書店2005年，第121、89、130頁。⑥李澍田編：《清實錄中朝關係史料摘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374、3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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