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感到非常幸福？有點幸福？還是不太幸福？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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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紹光

大概是在1998年，在一次耶魯大學政治系的研討會上，美國政治學家和政治心理學家、英國科學院院士羅伯特·萊恩說：「暫且不提其他國家，近幾十年來，美國人當中感到自己非常幸福的人變得越來越少，而不是越來越多。」

什麼是幸福

兩千多年前，希臘哲人很重視「幸福」這個概念。例如，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是每個人都希望得到的東西。然而，進入中世紀，幸福這個概念幾乎不再被提及。因為那時人們追求的是來世上天堂。文藝復興重新激發了人們追求幸福的興趣，但直到傑里米·邊沁（1748年～1832年）的功利主義學說出現，追求幸福的意義才被提升到哲學的高度。

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英國哲學家、法學家和社會改革家，他是最早支持效益主義和動物權利的人之一。

邊沁認為，「避苦求樂」 是個人行為的基礎和區分行為善惡、是非的準則。他主張，個人利益的滿足（利己主義原則）是保證「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利他主義原則）的手段。其後，經濟學家們談論過一陣幸福。但從馬歇爾（1842年～1924年）開始，在經濟學裡，「幸福」這個概念逐漸被「效用」（utility）所替代。 「效用」是一個經濟學家說不清、道不明的概念，也是現代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按照《麻省理工學院現代經濟學詞典》的定義，「效用」是「福利」和 「滿足」的同義詞，偶爾也指「幸福」。不過，「幸福」基本上已遠離主流經濟學家的視野。他們關心的只是「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增加人們的 「福利」。其未加言明的假設是：一旦人們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了，福利水平提高了，他們還能不幸福嗎？於是，幸福與人們佔有多少商品，擁有多少財富划上了等號。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心理學家開始了對幸福的實證研究。之前，心理學家關心的只是心理疾病；此後，幸福成了心理學中一個熱門話題；再往後，社會學發展出了生活質量研究這個分支，並把「幸福」作為其中一個重要指標。但到目前為止，幸福這一問題還沒有引起政治學者們的注意。萊恩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萊恩相信，幸福才是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其他人們為之奮鬥的東西，包括金錢、財富、自由、民主，不過是實現這個終極目標的手段而已。

幸福之所以被忽略的一個原因就在於：這個概念難以被衡量。一個人賺了多少錢，一個家庭擁有多少財產，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有多高，這些都可以衡量，政府甚至保存著翔實的數據，幸福卻因人而異。在一些人看來，一邊喝酒，一邊看「世界盃」簡直幸福死了；而在另外一些人看來，這簡直就是浪費時間。不錯，幸福只是一種主觀感受，無法找到客觀的指標。

財富在增長 幸福卻沒有相應增長

不過，了解社會上到底有多少人感到幸福仍然是有意義的和有可能的。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通常用來考察人們的主觀感受的問題是：「總的來說，你是感到非常幸福，有點幸福，還是不太幸福？」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一些國家就已經開始收集相關的數據。

萊恩所著的《幸福的流失》整本書立論的基礎是一個簡單的觀察：在1972年~1994年間，報告稱自己感到「非常幸福」的美國人——特別是女性、青年、黑人和其他少數群體——越來越少。

一項研究顯示，在1960年～2000年間，按不變價格，美國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報告稱自己感到「非常幸福」的美國人卻從40%下降到30%左右。

在一些歐洲國家，儘管幸福指數沒有出現明顯的下降，但是患抑鬱症的人數卻在急劇增加。如果考察人們對生活各個方面的感受，情況也差不多：報告稱自己對婚姻、對工作、對經濟狀況、對居住環境感到「非常滿意」的人數都在減少。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歐美人需要依賴藥物以保持身材、提高「性」趣、幫助睡眠、清醒頭腦、逃避無聊和控制抑鬱。

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呢？萊恩進行分析的第一步是考察什麼因素與幸福無關，什麼因素與幸福有關。

通過分析各國的數據，他得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結論。萊恩進一步指出，收入水平與幸福之間並不是直線相關，而是曲線相關。在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前，收入提高會增加幸福；而當收入超過一定水平後，它的進一步提高未必會增加幸福。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在眾多發達國家中，人均購買力最高的國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國家；在一國之內，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

萊恩對此的解釋是，當人們對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滿足時，他們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些，就會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收入對幸福的購買力就會開始減弱。收入水平越高，這種購買力就越小，以致達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

如果金錢不一定能買到幸福，那麼什麼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萊恩的回答很簡單：情誼。

萊恩在書中引用了19世紀英國詩人布萊克的詩句：「鳥兒有巢，蜘蛛有網，人類有友誼。」當然詩句不能用作社會科學的證據。不過，詩人的敏感往往使得他們能夠憑藉直覺對事物的本質作出準確的判斷。根據各國在各個時期的研究，萊恩發現，婚姻關係穩固、家庭關係和諧、鄰里關係和睦、朋友來往密切是人們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那些經歷了離異、分居、喪偶和孤獨的人。例如，有若干項研究表明，朋友的數量比個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更能預測他/她是否感到幸福。

什麼讓我們不幸福

按照經濟學流行的說法，市場最大的優勢就在於：它能夠讓人們在自己財力許可的範圍內自由地作出選擇，滿足人們的偏好，從而將「效用」和 「福利」最大化。換句話說，市場應該可以增加人們的幸福。萊恩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從四個方面證明：雖然市場經濟可以帶來不少好處，如減少貧困、改善健康、延長壽命、普及教育、促進自由，但它卻不可能帶來幸福。

第一，市場經濟是滋生物質主義的土壤，物質主義會使人不幸福。物質主義是指將物質追求作為人生目標的價值取向。為什麼物質主義會妨礙人們獲得幸福呢？首先，物質主義者往往更自私。在一項調查中，人們會被問及「你會如何花費一筆兩萬美元的橫財」。結果表明，物質主義者花在自己身上的金額要比非物質主義者多兩倍，願意捐獻給慈善機構、教堂的金額，或者花在家人、朋友身上的金額也比非物質主義者少。自私的人也許熟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們也許渴望親情和友情，但對金錢和物質的渴望卻更加強烈。

按照萊恩的理論，缺乏親情和友情的人是難以感受到幸福的。

其次，物質主義者追求的是「外在目標」而不是「內在目標」。外在目標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與外人、外力有關，不受自己控制，因此便難以享受到自我滿足的樂趣。再次，物質主義者追求的是「結果滿足」 而不是「過程滿足」。他們工作的目的就是賺錢，而不能享受工作本身所帶來的樂趣。

最後，對物質財富的追求恐怕是不可能滿足的。得到一樣新東西的快感馬上就會被對更多東西的企盼所淹沒。這四個原因加在一起便產生了惡性循環：物質主義者很難感到幸福；不幸感或抑鬱使他們遠離人群，更加孤獨；缺乏親情和友情使他們感到更加不幸。

第二，市場並不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存在，而是把人看作諸多生產要素中的一種。因此，阿瑟·塞西爾庇古說，金錢是市場用以衡量人的價值的準繩；富蘭克·奈特（1885年～1972年）說，在市場交易中，人往往將其他人看作賭博的老虎機。既然人只被看作一種生產要素，那麼他們自然與其他生產要素（如資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切取決於怎樣做更有利可圖。既然他人只是自己賺錢所需利用的工具，那麼我們不難想像這樣一類人的出現，即他們交友只是為了賺錢，然後又想用賺的錢來買朋友。然而，一旦受到銅臭玷污，親情和友情就不復存在了。

更重要的是，市場服從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其中完全沒有鄉情、親情和友情的位置。

亨利·梅因（1822年～1888年）在《古代法》中，斐迪南·滕尼斯在《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中都曾談到市場經濟是如何逐步瓦解傳統的家庭、宗族和鄰里關係的，如何在人與人之間造成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的。馬克斯·韋伯則更加直截了當，他指出市場對人沒有尊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則說得最為透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撕掉了蒙在家庭上那溫情脈脈的面紗，將家庭關係變成赤裸裸的金錢關係」。

第三，人們從勞動力市場很難感受到幸福。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失業是最大的市場失靈。但他說的只是人力資源的浪費。實際上，失業還是破壞個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殺手。哪怕沒有遭遇失業，勞動力市場仍然可能給人們帶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壓力。比如說分工，從勞動力市場發展和提高效率的角度來看是十分必要的，但分工卻會導致去技能化，即是說，將有創意的生產過程變成枯燥乏味的事情——卓別林的電影就是用誇張的手法來描述這種生產過程有多麼摧殘人。

又如，從提高人們競爭意識的角度來講，拉大收入差距也許十分必要，但它卻可能會對同事間的關係造成嚴重的損害，並且會增加人們工作中的心理壓力。

第四，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人們必須付出的話，那麼消費者市場則理應是他們獲得回報的地方。那麼消費者市場能否給人們帶來幸福呢？萊恩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國據說是消費者的天堂，那裡的購物中心的數量遠遠超過了中學的數量。在萊恩看來，消費也許可以給一些人帶來快感，但要在成千上萬種商品中挑選自己中意的東西卻會使很多人面臨「認知超載」，並擠占他們與家人和朋友團聚的時間。除此之外，在消費主義盛行的國度里，人際關係可能被買賣關係所取代，金錢可能變成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市場中必要的猜疑態度可能演化為人生態度。

萊恩在書中對一些被人奉為圭臬的觀念提出了挑戰。這些年來，中國最時髦的辭彙是「增長」「發展」「市場」「自由」「民主」「改革」「轉型」等。我們把它們作為目標苦苦追求。萊恩提醒我們，現有的經濟理論和政治理論都錯把手段當作了目標，陷入了「手段拜物教」。其實，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應該是幸福，其他一切只不過是手段而已。

那麼，什麼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萊恩的回答很簡單：情誼。

我認為，對仍然處於轉型期的中國而言，為了爭取一個幸福的未來，記住這個忠告尤為重要。

（作者是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學者」講座教授，本文摘編自《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序言，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標題為編者所加。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8年12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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