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名校的嚴酷真相：我活著走出了芝加哥大學的方庭！

芝加哥大學是美國各高校中學術訓練最為嚴酷的學校之一，民間版的校訓是「讓快樂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

和許多美國名校比起來，芝加哥大學的校園很小，中心是個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築群，被稱為「方庭」（The Quadrangle），我曾就讀的社會學系就在方庭東南角的一座建於1929年的四層小樓里。

雖然畢業只有幾年時間，我對這座樓的記憶卻已經模糊了，除了幾位老師的辦公室之外，能想起來的只有一扇扇從裡向外開的木質門，被無數雙腳踩得凹下去的石質樓梯，還有一間只有在開題和答辯時才能出入的博士論文室。

說來奇怪，那間狹小的屋子我只進過兩次，卻對裡面的一切印象極為深刻——屋裡的陳設十分簡單，只有兩排書架和一張桌子，書架上擺放著這個全世界最早的社會學系1892年建系以來的全部博士論文，桌子上坐著我博士論文的三位指導老師，我的導師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身後有一扇窗，至於窗外的風景，我從沒來得及看清過。

我對社會學產生興趣，始於在北大法學院讀書時朱蘇力老師的法理學課，那是1998年的秋天，大一的第一學期，我們讀的第一本書就是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後來我經常和人開玩笑說，這是還沒進法律的門，就上了旁門左道。

之後的兩年里我胡亂讀了許多閑書，主要是法理學和政治哲學方面的，對社會學並沒有什麼了解。

直到大三第二學期，我又同時上了李猛老師的社會理論課和趙曉力老師的法律社會學課，認真讀了塗爾乾和韋伯的幾本經典著作，兩門課下來感覺幾乎被洗了腦，對經典社會理論中的現代性問題產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於是大四準備出國留學時，我一個法學院都沒有申請，而只申請了美國和英國的十幾個社會學系的博士（Ph.D.）項目。

記得我第一次和芝大社會學系的趙鼎新老師聯繫時，自我介紹說讀過塗爾乾和韋伯的著作，結果他回信時很不客氣地說，你如果聯繫其他老師的話，千萬別這麼說，否則他們會覺得你對社會學的了解很膚淺。

幾個月之後，我幸運地收到了芝大社會學系的錄取通知書，不過直到臨行前，我讀過的社會學著作幾乎還是只有塗爾乾和韋伯，再加上芝加哥學派的那本1921年出版的《社會學科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俗稱「綠色聖經」（Green Bible）。

1

讓快樂去死的地方

對大多數中國留學生而言，身處異鄉的第一年總是最艱難的，除了語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適應之外，最大的挑戰無疑是養成一種與國內截然不同的學習習慣。

芝加哥大學是美國各高校中學術訓練最為嚴酷的學校之一，官方版的校訓是「益智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而民間版的校訓則是「讓快樂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上課時都要承受超大負荷的閱讀量。

我在芝大的第一年，每周的閱讀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頁書左右，對於母語不是英語的學生而言，剛開始幾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務。

於是在北大每晚十一點熄燈後從沒看過書的我，在芝大的最初幾個月每天都是晚睡早起，能睡上四、五個小時就感覺很幸福。

記得有一次上勞曼（EdwardO. Laumann）教授的組織社會學課，課上只有十幾個學生，大家圍著一張圓桌坐，因為前一天晚上睡得實在太晚，我居然當著所有老師同學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發現周圍的同學都在忍著笑，而勞曼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鎮靜的樣子，頓時覺得無比尷尬。

但挑燈夜讀並不是留學第一年最困難的事，更大的挑戰是自信心的培養。

我所在的芝大社會學系2002級入學的一共有18位同學，其中美國學生佔了三分之二，幾位國際學生也大多有過在美國讀書的經歷，而我不但年齡最小、英語最差，而且對美國社會學幾乎一無所知，一切都要從頭學起。

於是，從入學第一天開始，我就一直被一種隱隱的自卑感所籠罩，總覺得同學們都比我強很多，自己沒有選擇，必須加倍努力、「笨鳥先飛」。這種壓抑的感覺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試後才有所緩解，在那次考試里，我的組織社會學問答題居然得了滿分，讓班上的同學刮目相看，也讓我自己有些難以置信。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語言障礙只是一道門檻，沒跨過去之前覺得它比什麼都重要，跨過去了才發現，學問做得好不好，和外語水平關係並不大。

美國高等教育中的三學期制（quarter system）就始於芝加哥大學，據說是因為芝大建校比較晚，想儘快趕上哈佛等常春藤院校，於是就用這一制度創新來讓學生上比兩學期制（semester system）更多的課程。

經歷了秋季學期的魔鬼訓練，到了第一年的冬季學期，我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都已經有了明顯提高，上課不那麼累了，課下也開始有了些屬於自己的時間。

於是我迫不及待地開始讀自己感興趣的書，為了保證課外讀書時間，我給自己定了個規矩，無論學校的功課多忙，每周總有一天是留給自己的，只讀那些和自己的研究興趣直接相關的書。

這個習慣讓我受益良多，到春季學期，我已經開始寫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論文了。後來許多人都問我，為什麼研究生期間發表學術論文那麼快？我的答案很簡單，只是因為動手早而已。

博士教育和本科教育最大的區別，就是並非以課程為中心，上課固然重要，但終究只是手段，最終的目的是要有原創性的學術成果。有的學生稀里糊塗地上了好幾年課，都還不知道自己博士論文想做什麼題目，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第一年的課程結束後，我並沒有回國，而是整個暑假都和同學們一起留在學校，組成學習小組，準備第二年開學前的博士資格考試。

這個考試雖然絕大多數學校都有，但內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芝大社會學系的考試是全面性的，涉及社會學的十大領域，有一份長達十幾頁的書單，據說書單的內容幾十年間都沒有太大變動，囊括了西方社會學的大多數經典文獻，加起來有一萬多頁。

到了這個時候，我的英文閱讀速度已經和美國同學相差無幾，但大家讀得都十分吃力，有時只能靠互相交換閱讀筆記來趕上進度。就這麼昏天黑地地過了一個夏天，直到這個讓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齒的考試結束後我才發現，它真的是一個里程碑，通過了資格考試，就算是真正入了社會學的門，以後的修行就看個人的努力了。

這時再回想自己在芝大第一年的生活，的確辛苦遠遠多於快樂，而且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

身在異國他鄉，沒有人會自動尊重你，你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來一點一點贏得別人的尊重。

2

阿伯特教授

我的導師阿伯特教授是個有點奇怪的人，美國的學校里師生之間一般沒有什麼等級觀念，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往往會親切地直呼老師的名字，但他從不允許系裡的學生直呼其名，而是一定要叫「阿伯特教授」。當然，他對學生也很有禮貌，我第一次去辦公室見他時，他張口就是「劉先生」，後來熟悉了之後才開始叫我的名字。

直到我從芝大畢業到威斯康星大學工作之後，收到的第一封信恰好是阿伯特教授主編的《美國社會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寄來的對匿名評審人的感謝信，結果他在那封信的最後手寫了一句讓我哭笑不得的話：「思達，你現在可以叫我安迪（Andy）了。」不過，至今為止，我還總是叫他「阿伯特教授」，七年養成的習慣，哪有那麼容易改過來呢？

第一次進阿伯特教授的辦公室，我就被裡面擺放著的幾千本書給震了一下，美國文科大學教授的辦公室里書都不少，但像他這麼多的還是不多見。有一次我問他：「這些書你全都讀過嗎？」他只是平靜地點點頭答道：「差不多吧。」

後來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每本書都認真讀的話，人一輩子最多也就讀一萬多本書而已，書再多的話就只有收藏的意義了，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現代社會裡，其實前者比後者難得多。

阿伯特教授的閱讀範圍很廣，比如他雖然從沒來過中國，研究的東西也和中國毫不相關，卻讀過兩遍《紅樓夢》，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一遍，讓他的中國學生們全都刮目相看。

我一直覺得讀過這幾千本書已經足夠多了，結果畢業前的最後一年，因為一次系裡的活動去導師家裡做客，才發現他的書房裡居然還有另外幾千本。

對我來說，有一位真正讀過萬卷書的導師是件幸運的事情，更幸運的是，阿伯特教授是個對學生不怎麼熱情的人，他幾乎從不和自己的學生合寫文章，也很少過問學生的個人生活，但在學術方面卻極為寬容，從不強迫學生接受自己的學術觀點，而是給學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會學的各種可能性。

不過說來也怪，我從在芝大的第二年開始，就鬼使神差地連著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門課，幾乎佔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課程的四分之一。這五門課中的兩門是一對一的閱讀課，也就是我自己定一個題目，再做一份書單，然後根據書單每周寫讀書筆記，再和導師討論一個小時。

因為我的研究興趣集中於法律職業，所以兩門閱讀課都是關於職業社會學的，兩個學期讀下來，讓我不但徹底精通了這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研究領域，而且找到了博士論文的理論突破口，也就是職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直到現在，每年新博士生入學時，我都會建議他們在合適的時候找自己喜歡的老師上一兩門這種「學徒式」的閱讀課，因為它是尋找論文題目最好的方式。

許多過來人都說，博士讀的時間長了，人在很多方面都會變得越來越像自己的導師，不只是學術觀點，有時連髮型、著裝之類的都會被導師的品味所影響——所謂「為人師表」，或許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一直覺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賞，對自己的學生也太冷漠，有隻「教書」不「育人」之嫌。阿伯特教授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每次和他談話，都能感覺到他的聰明絕頂、才華橫溢，但很多學者的生存之道他並不會直接告訴你，而是讓你自己在漫長而孤獨的學術訓練中慢慢領悟。

當然，每次他偶爾談起這些東西時，都會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天在他辦公室里，不知怎麼聊到了做學問所需要的基本素質，結果他說：

做學問需要五樣東西：馬力（horsepower）、想像力（imagination）、做事情的意志（will to do things）、紀律（discipline）、忍耐力（perseverance）。五樣東西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

很多「馬力」十足卻缺乏意志的人，都是做出一點小成果之後就默默無聞甚至最終改行了。迄今為止，這是我聽到過的關於這個問題最有道理的話，上課時也經常講給自己的學生聽。

說阿伯特教授不關心學生，其實並不恰切，他只是有自己很獨特的方式罷了。比如我這輩子講的第一節課，就是他給我提供的機會。

大概是我博士第四年的冬季學期，選了他的一門叫作「行動與意涵」（Action and Meaning）的課——芝大的教授經常會開一些稀奇古怪的課程，比如這門研究生課，他似乎只講過這一次，只有六七個學生——結果沒想到，剛開學第一周，阿伯特教授年逾90歲的父親就生病了，上課前一天晚上他從波士頓給我寫郵件，說自己趕不回來了，因為我是班上年級最高的學生，讓我代他組織大家討論。

我看到郵件後即興奮又緊張，一夜都沒睡好，把要討論的閱讀材料反覆看了很多遍，好在第二天上課比我想像的順利許多，同學們討論得很熱烈，氣氛也很融洽。有了這次陰差陽錯得來的教學經歷之後，我的感覺就像是捅破了一層窗戶紙，以後無論在哪裡講課，都再也沒有那樣緊張過。

阿伯特教授是個很注重形象的人，一年四季都是西裝革履，即使夏天最熱的時候，在學校里也要穿長袖襯衫，有時還會戴一頂草帽，很有復古范兒。我在芝大期間，只見過一次他略顯邋遢的樣子，那也是某個冬季學期的第一節課，阿伯特教授走進教室時，我和同學們全都驚呆了——平日裡衣著光鮮的他，頭髮蓬亂著，而且留起了大鬍子，瘦得像一個幽靈。

然後，他如往常一樣平靜地告訴大家，他聖誕節之前被診斷出了癌症，剛剛做完手術。後來阿伯特教授告訴我，手術之前他很絕望，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寫的那本大部頭的社會理論書還能不能完成。

幸運女神最終還是眷顧了這位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當代繼承人，他的手術很成功，學術生命也得以延續。不過，後來他實在是太忙了，那本書至今都還沒寫完。

我從阿伯特教授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但現在想起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學術研究的一種極其純粹的追求。美國社會學界有很多思想十分激進的學者，他們做學問的目的，並不只是為了知識本身，而是為了推動各種社會變革。阿伯特教授則恰恰相反，他所寫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書，都只是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會本身。

從這個意義上講，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有點保守的學者，甚至是一個超脫於世外的學術魅影，但事實上，人類知識的演進，少不了這樣純粹的學者。我並不想成為和他一樣的人，但這並不妨礙我欣賞他的學問和品位。

3

讀書與行路

上文提到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許多讀書人的理想，而強調實證研究的社會學，則為實現這一理想提供了最好的機會。對於和我一樣採用訪談、參與觀察等定性（qualitative）研究方法收集數據材料的博士生而言，寫完了博士論文的開題報告，就可以有機會暫時離開學校，把自己放進「田野」（field）里呆上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

在阿伯特教授的督促下，我的開題報告第三年結束時就完成了，幾乎是全系學生里最早的，不過我並沒有馬上飛到田野里，而是等了一年，一方面是因為全世界最好的法律實證研究中心之一美國律師基金會（American Bar Foundation）給了我一個訪問的機會，另一方面是我感到美國的社會學訓練在理論方面有重大欠缺，想自己補一補歐洲的當代社會學理論。

於是，那一年裡，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四個人身上：吉登斯、布迪厄、盧曼、哈貝馬斯，認認真真地把這四位社會理論家的主要著作通讀了一遍。

也許有人會問，讀這些抽象的大理論究竟有什麼用？事實上，在美國社會科學界，也有很多人對理論不以為然，覺得實證研究最重要的是方法，至於理論嘛，有各個領域的中層理論就可以了。

但我一直反對這種觀點，因為書有兩種，一種是增長知識的，另一種是提高修養的，當代學術界的絕大多數作品都屬於前者，有點像快餐，看多了之後就味如嚼蠟了，而後者則是那些可以傳世的經典之作，雖然看似無用，對於培養學者的學術品味卻至關重要。

其實說到底，人一生所讀的書，其中的知識十有八九是要忘掉的，而文化修養和品位的提高，卻是在閱讀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完成。

我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的社會學品味，基本上就是在那一年逐漸定型的，至今也沒有太大變化。

讀了一些書之後，2006年夏天，我背起行囊回了國，開始了對於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做了這個決定之後，我就開始了在中國境內11個省份的漫長旅程，因為研究經費有限，基本上是坐火車，那時候還沒有高鐵，從北京坐到廣東要20多個小時，而且還是硬卧。

後來我算了一下，那一年我一共在國內走了兩萬四千公里，雖然沒有太多時間遊山玩水，還是在火車上飽覽了祖國各地的大好河山——「行萬里路」的願望，我居然真的實現了。

而比這更重要的，則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對中國社會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我從小在北京長大，雖然偶爾也去外地旅遊，但在這一年的田野調查之前，其實根本不了解中國社會，這也是很多中國留學生「致命的自負」——總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對中國的事情不需要深入調查就很了解，其實完全不是這樣。

對於社會科學而言，中國人研究中國，的確比西方人多了一些直覺上的優勢，不容易犯低級錯誤，也可以少走一些彎路，但就田野調查要做的工作而言，並沒有太大差別。我在國內調查的前兩三個月，除了在自己的家鄉北京比較遊刃有餘之外，在其它地方都感覺和受訪人之間存在著一種莫名的隔閡，有時候即使他們很配合我的工作，我的問題也總問不到點子上。

後來我反思了很長時間，終於明白是自己還對中國各地的司法環境不太了解，不能從受訪人的角度考慮問題，也不能對他們的言談舉止感同身受。經過了一次次訪談的反覆磨練，我在這方面終於有所進步，半年多之後，基本上無論到哪裡都能遊刃有餘了。

我離開芝加哥之前，阿伯特教授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十分精闢的話：

「田野調查不僅是一個了解你的研究對象的過程，也是一個了解你自己的過程。」

那一年全國各地跑下來，我覺得自己的確成長了很多，也越來越明白內心想要的究竟是什麼。在象牙塔里讀書的時候，總有許多理想主義色彩很濃厚的想法，對自己研究的中國法律職業也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價值判斷，但經過了一年的調查，我不但真正理解了關於這個職業的各種實際問題，而且終於開始明白，作為一個學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什麼意義。

後來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割據的邏輯》一書中對現狀的描述居多，而並沒有提出太多預測或政策建議，這一方面是社會學的學科性質使然（和經濟學等學科不同，社會學的研究目的是描述和解釋現象，而不是進行預測），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在一年的田野調查之後對於學者所能做的實踐性貢獻之有限性的深刻認識。

坦率地講，把中國法律職業的現狀扎紮實實地解釋清楚，比拍拍腦袋胡亂「開藥方」要更有意義。

4

燈光，在隧道盡頭

從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後，我又花了整整兩年時間才完成了博士論文。算起來，從2003年跟阿伯特教授上閱讀課時找到研究題目到2009年論文完成，再到2011年翻譯修改後的中文版在國內正式出版，這項研究對我而言簡直是一次「八年抗戰」的艱辛歷程。

記得論文寫到最後幾個月的時候，我每天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懼，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麼事故，多年的努力就毀於一旦了。

後來我和幾位也在寫博士論文的同學交流，發現他們其實也有同樣的感覺，把自己二十多歲的寶貴年華奉獻出來認真做一項研究，不是每個人都願意的，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計其數。

所以，現在每當有學生向我諮詢申請社會學博士（Ph.D.）項目的問題時，我都會給他們一句誠實的忠告：

除非有一個研究題目，能讓你熱愛到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最好的年華奉獻出來，在一種接近赤貧的狀態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則就根本不要申請。

我想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大學還沒畢業就找到了這樣一個題目，而且後來一直沒有變過，七年的博士學習期間也幾乎沒有彷徨過。

唯一的一次彷徨，是寫博士論文時碰巧讀到了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時代四部曲」（國內譯作《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我雖然算不上左派，卻被這位歷史學家筆下的巨大力量和美感深深震撼了，覺得社會學的研究和寫作方式永遠也達不到那樣的境界，幾乎有了改行研究歷史的衝動。

不過後來找工作時我的運氣出奇的好，雖然因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折騰了半年時間，但最終得到了一份夢寐以求的教職，於是改行的想法也就被暫時擱置了。這幾年來，我對寫歷史的興趣有增無減，尤其想寫1979－1989年間的中國法制史，如果以後真能有幸完成的話，還要感謝這次彷徨的經歷。

芝大每年開學時，阿伯特教授都要給他帶的所有研究生寫一封郵件，郵件的最後他總會提到：「燈光在隧道的盡頭」（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然後告訴我們，今年又有哪幾位師兄師姐博士畢業了。

這個英文里很常見的比喻，用在博士生身上實在是恰切，因為這個隧道的確很長，一不小心就會陷入一片黑暗，看不到燈光。而當日曆終於翻到了我博士論文答辯的日子，我才猛然發現，自己離那多年來在眼前或隱或現的神秘燈光已經如此之近了。

按照答辯慣例，博士論文委員會的三位成員要先對論文進行討論，而我則焦急地坐在那間博士論文室的門口，獨自想像著，那扇緊閉的門後面，他們究竟在說著什麼。

幾分鐘之後，門打開了，阿伯特教授讓我坐在離門最近的地方，趙鼎新教授和哈里代（Terence C. Halliday）教授分坐在兩側，而他自己則面對著我坐在窗前。

這時他一副開玩笑的口吻說：「你知道嗎？三十年前我在這裡答辯的時候，我的導師讓我坐在窗邊，他說，萬一你沒通過答辯的話，可以直接從窗口跳下去。」

一個多小時之後，窗口還是緊閉著，我如釋重負地從椅子上站起來，阿伯特教授打開了事先準備好的一瓶香檳酒，四個人舉杯相慶。那瓶香檳酒的瓶子，至今還保存在我家的客廳里。

就這樣，我活著走出了方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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