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改造康德美學的認識論結構

康德美學中蘊含諸多有價值的東西，然而，鄧曉芒先生認為必須經過改造，才能彰顯其中被掩蓋了的審美精神。康德作為理性派的哲學家，每當面對審美活動有關的問題時，首先考慮的是感性現象背後的認識能力的作用。這樣一來，這種理性主義和認識論立場客觀上就掩蓋了審美活動的實質，即這種解釋只是對審美活動在人的認識能力方面所造成的效果的表述。在認識論色彩籠罩下，審美的情感能力黯然失色，因此，認識論是康德美學的短板。

原文 ：《改造康德美學的認識論結構》

本報特約記者 姜晶花

圖片 |網路

01

對康德美學的認識論結構之認識

康德指出美是從鑒賞開始的，他從審美的感性效果入手，歸納出一套鑒賞力的「契機」。鄧先生認為，這種歸納不是經驗的歸納，是將《純粹理性批判》的建築術方法運用到審美中，從而得到四大契機的說明：一是質的契機：無利害的愉快，審美是超功利性的，純粹的審美態度；二是量的契機：非概念的普遍性，雖是個人的愉快，但卻有普遍性、共同性，即主觀普遍性；三是關係的契機：主觀形式的合目的性，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沒有實質上的目的，看美的對象時只看主觀形式；四是模態的契機：共通感的理念，這種共通感具有先天的必然性。康德認為，每個人先天有一種共通的情感，而這種共通的情感迫切需要通過一種方式傳達給別人，這就是審美的起源，也是康德晚年對於審美的先天原則的發現。這四點作為純粹的鑒賞力的標誌是運用諸認識能力做遊戲產生的自由協調活動，由此引起的愉快就是審美愉快。可見，這四大契機在康德看來是諸認識能力的作用方式。

四個契機中，鄧先生認為只有共通感才直接接觸到了情感的問題。康德只是將之看作一個理念，本質上是感性對理性的追求。所以它既是一種特殊的感性認識能力，又具有知性的普遍可傳達性，情感傳達不是情感本身的作用，而是由理性的理念所導致的。但在鄧先生看來，共通感不是什麼理念，而就是情感本身的延伸，情感的普遍傳達必然就會排除利害的考慮，也排除概念和邏輯，單純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只有作為共通感傳達的中介才能起作用。

由此，鄧先生認為，康德並沒有將情感的普遍可傳達性歸結為傳情的能力，而只是作為認識的能力的一種表現。在四大契機中都沒有涉及美的本質，不能把康德有關鑒賞判斷的契機看作美的本質，它們只是描述了美的屬性。在鄧先生看來，康德只在純粹審美判斷的演繹中涉及了美的本質，即這樣一條定義：「鑒賞能力就是對一個表象的情感沒有概念的媒介而能夠普遍傳達的一種評判的能力。」這是康德傳情說的最本質的表述，四大契機只是這一本質表現出來的現象。

02

突破認識論範圍，凝練康德美學價值

迄今為止形式主義原則和超功利性原則被看作是康德美學概念性的標誌。在鄧先生看來，幾乎無人關注康德在認識論遮蔽之下的傳情論，更沒有人把這作為奠基性的原理加以發揮，以建立起一門傳情論美學。儘管傳情是康德鑒賞力的定義，但學術界幾乎都將之視為四大契機基礎上所形成的效果，這與康德美學的體系結構和表達方式有關。在康德看來，鑒賞和美是人的認識能力的某種特殊的結合方式，是反思性的判斷力以及由此帶來的諸認識能力之間的協調關係。對於對象表象的感性形式，我們的知性和想像力在上面自由協調活動，就產生出美感；然而，對於一種感性的無形式，想像力與知性無法達成協調，轉而與理性在更高層次上達成協調，這就產生出崇高感。

但在審美中，諸認識能力的自由協調活動引起愉快的情感，這種情感是否有自身的規律和原理呢？鄧先生認為康德對此並沒經過深思。因此，康德用情感的普遍傳達來定義鑒賞時，並沒有確立情感本身的原理，而仍然是依賴知性的原理，背後是由知性的一般「準則」來支持，特別是由知性的第二個準則來支持的。就是說，情感傳達是基於人有能力站在每個別人的地位上思考，這樣才能認定自己的美是正確的。鄧先生認為，康德把情感普遍傳達的原則偷換成知性的能力和準則，使審美成了一種知性的態度，一種旁觀者的認識態度，而不是情感投入的態度，成了「看一個對象美不美」的「判斷」，而不是「希望一個對象能令人感到美」。

儘管如此，康德首次將審美歸結到人的情感傳達，打開了理解人的審美活動和審美意識秘密的大門。鄧先生認為，比起四大契機，康德實際上更為看重情感傳達，這在他的《實用人類學》中得到確證，在這裡康德特彆強調了情感的可傳達性，甚至歸結為人的情感的社會性。情感本身既然是社會性的、可傳達性的，那麼就無須認識能力的干預而可以直接進入道德領地，而所謂無利害的、非概念的形式合目的性也無非是社會性情感普遍傳達的合目的性。應該說，在《實用人類學》中康德美學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的考察，這才真正展示了康德美學的價值。

03

突出情感共鳴的愉快，確立傳情論美學

鄧先生的傳情論美學，是將康德美學的傳情命題置根於人的社會性生產勞動這一人類的起源中，並使之從一種美的屬性提升為審美活動的本質。鄧先生三個關於美的本質定義，揭示出美的本質最初就蘊含於生產勞動的社會性中並作為它不可缺少的要素，生產勞動的社會性裡面必然包含情感的相互傳達。鄧先生從康德美學中拯救出美本質最重要的合理內核，即情感的社會性傳達，這是他對康德美學的改造。

具體說來，這種改造首先體現在對鑒賞的四個契機和鑒賞的傳情論定義之間關係的重構中。對於它們之間的次序位置，鄧先生作了徹底的調整和顛倒，即首先從情感的社會性出發去解釋四個契機。對這種社會性的解釋不是一般合群與社交，而是深入到人的社會性與其他動物群體的本質區別中。情感本身是否可以不藉助認識能力來傳達，康德沒有提及，但卻暗示了對自己美學結構的改造方案，即撇開對諸認識能力的相互關係的支撐，去追究更帶根本性的東西。鄧先生問到：「人們在不為求知不為獲利情況下為什麼要互相傳達情感？」鄧先生基於實踐唯物論對此作了很好的回答，即人類在製造、使用和攜帶工具過程中使自己從猿變為人，使人成為了有理性的動物，從而使得動物性的表象、情緒和慾望提升為人的概念、情感和意志。這種情感具有對象化的結構，是社會性情感，它只有在藉助對象傳達並得到他人共鳴的情況下才得以完成，這裡就具有了藝術和美的基因。所以，傳達情感首先是人類共同勞動的必需，是人之成為人的前提。由於人的生產勞動的內在結構，知情意便共同構成了人性不可分離的三維結構。

在此基礎上，鄧先生進一步修正了康德的四個契機：第一，對於審美的超功利性，情感傳達本身就是超功利性的，但它可以使全社會團結一心以對付嚴酷的大自然，這種情感的紐帶就是最大的功利；第二，對於非概念的普遍性，情感本身是非概念的，但基於自我意識的對象概念和他人的概念才能傳達，因此需要理性預先作鋪墊；第三，雖情感傳達藉助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但情感傳達本身就是目的，審美並不是完全盲目的衝動；第四，共通感是情感傳達的結果，它不是追求不到的理念，而是在鑒賞中通過情感的可傳達性而可以隨時被證實的。可見，鑒賞愉快本質上是情感傳達帶來的情感共鳴的愉快，而不僅僅是諸認識能力自由協調活動所引起的愉快，這是鄧先生與康德的原則分歧。這種情感傳達也包括自己對自己的共鳴，因而這種愉快也是自我意識的確證。

可見，鄧先生吸收了康德美學的各種元素，修正了康德美學部分觀點，甚至顛倒了康德美學的整體結構，從而確立了自己的傳情論美學。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35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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