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造就黑社會黃金時代

禁酒者原本希望改善社會道德水平，純潔人們心靈，沒想到卻使黑社會發展壯大起來，這其中的誤區在哪裡？

民主決策要禁酒

20世紀初，美國經濟快速發展，一舉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但在這個時代，美國也出現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中酗酒問題尤為突出，大量的美國人淪為酗酒者，美利堅就像一個酒醉大漢踉蹌而急速地奔跑。大量的酗酒者造成了家庭暴力、犯罪、貧困、生產效率低下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相信，把賣酒定為非法，不僅能夠徹底根除酗酒和醉酒，更能讓整個國家為之振奮。婦女更是推動禁酒運動的急先鋒，許多婦女痛恨丈夫酗酒，進而痛恨所有造酒、賣酒的行為。她們認為酒破壞了家庭，呼籲國家立法禁酒。

在美國社會的呼籲下，美國的立法者們決心運用法律，來幫助某些沒有自制力的傢伙改掉自己的壞毛病。1920年初，美國國會通過禁酒法案。法案規定：凡是製造、售賣乃至運輸酒精含量超過0.5％以上的飲料皆屬違法；自己在家裡喝酒不算犯法，但與他人共飲或舉行酒宴則屬違法，最高可被罰款1000美元及監禁半年。

根據該修正案的要求，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取締了美國境內的一切釀酒廠，從商店的貨架和酒吧的飲料架上取下了一切烈性酒，所有人都沒有合法的烈性酒可喝了。

禁酒讓黑社會壯大

禁酒令本意是要剔除酒精對社會的危害，修正社會道德、讓人們更加純潔。可實際上，它不但沒有禁掉飲酒者，反而促進了美國黑社會的空前繁榮。事實證明，禁酒運動對社會的危害遠遠大於不禁酒。

在禁酒法案生效前一天，路上的運酒車絡繹不絕。許多人都忙著在法律生效以前把酒運回家裡，以便以後享用。到了晚上，街道上空無一人，人們聚在家裡或其它公眾場合舉行最後一次合法的「告別酒會」。那天晚上之後，酒並沒有「告別」美國社會，雖然從合法變成非法，卻更加泛濫了，許多人想盡各種辦法依然釀酒、賣酒、買酒和喝酒。在美國禁酒令實行的十幾年間，酒的價格不斷翻倍，啤酒從生產、運輸到銷售每個環節都有巨大利潤空間。

如此巨大的利潤空間，很快就引來了不法分子鋌而走險，出來彌補市場的空白。於是，禁酒令催生出一個新的行業——私酒釀造和銷售業。禁酒令執行得越嚴厲，販賣私酒的利潤越高。這種暴利促使私酒販子千方百計地運輸和販賣酒類：有的人把汽車的中間掏空，用來裝酒；有人用嬰兒車來偷運葡萄酒與白蘭地；還有人將酒箱捆在訓練有素的海豹身上，讓它們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威士忌沿海路私運到美國。

禁酒令造成的最為深遠的影響也許是，促進了美國黑社會的發展壯大。美國黑社會由來已久，不過，在20世紀以前，由於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持——打打殺殺掙不了多少錢的，黑社會勢力還比較弱小，規模不大，社會危害也不大。可是，禁酒令頒布以後，美國各地的黑幫組織紛紛開辦非法釀酒廠，組織生產、運輸、銷售一條龍，通過販賣私酒賺取高額利潤。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黑社會不斷發展壯大，擁有了雄厚的財力，終於尾大不掉，成為美國社會的痼疾之一。其中，芝加哥的黑幫幹得最興旺，黑幫教父阿爾?卡彭的釀酒廠，每日販賣啤酒所得利潤高達5000美元。芝加哥也就由此成為美國黑社會最猖獗的大都市之一。

禁酒令還給警察和政府官員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收受賄賂的機會。警察成了販賣私酒的有力保護者，他們從中收取高額的保護費。就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哈丁也經常在夜總會裡抽煙喝酒，他的內閣成員則大肆收受私酒販子的賄賂，依靠職權給私酒販子提供種種方便。——可以說，禁止性法律最容易提供權錢交易的機會。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禁酒令正在把美國變成犯罪帝國。美國禁酒令頒布約10年之後，許多美國人開始呼籲解除禁酒令。1932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競選總統，即把開放酒禁作為其政綱之一。1934年，美國政府正式廢除禁酒令，美國全國性的長達14年的禁酒運動從此宣告結束。

法律禁止不了慾望

美國禁酒令的最大作用是導致黑社會的坐大，這是立法者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但是世界上只要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事物，必然就是產生最大收益的事物。無論是上世紀20年代的美國禁酒令，還是當代的毒品、娼妓、武器，背後都會存在黑社會勢力等不同犯罪團伙控制。這些犯罪團伙為了利益的最大化，必然需要尋求官方的保護，因此，隨著黑社會勢力的壯大，必然會產生各種腐敗現象。

用法律宣布酒類為禁品，但卻不可能從人的心中清除喝酒的慾望，而只要有慾望，就會有人來滿足。如果這個慾望被法律宣布為不合法的，則市場就會用不合法的渠道來滿足。結果，法律反而成了犯罪的製造者。

政府管制住了市場，但並不能夠管制住人們的慾望。畢竟人類飲酒已經有好幾千年乃至上萬年的歷史了，酒的歷史可能和人類社會的文明史一樣長。飲酒作為一種嗜好，是非常難以去除的。當時在世界的彼端——蘇聯也通過了禁酒令，但是也不得不三廢三立，最終未見成效。由此可見，法律不能違背生活習俗，必須符合大多數人的生活習慣，否則，必然會導致惡劣的結果。

立法者也應有邊界

更重要的是，法律盲目地與人類長期養成的嗜好對立，不但不能達到目的，還引起了強烈的負面效果。喝酒不過是一個生活方式問題。對於這樣的生活方式，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而市場卻是中性的，對於這樣的需求，它仍然一如既往地去予以滿足。討厭喝酒的人可以說這些消費者和企業家不夠道德，他們可以利用道德、輿論的力量來說服人們不喝酒。但通過立法的形式禁止企業家去滿足消費者的這種需求，卻屬於濫用政府權力。

長期以來，總有一種觀點認為，政府有責任、也有權力禁止那些對於個人沒有益處的東西。有些東西，容易讓人上癮，或者消費者對其危害知之甚少，缺乏足夠堅強的意志，容易被狡詐的企業家欺騙。這類消費活動，降低了生產效率，損害了社會環境，政府必須替那些消費者作出選擇，禁止這些消費。

這種觀點隱含的前提是：公眾是盲目的，而政治人物和社會精英比公眾更明智，什麼對公眾有害以及什麼更有助於公眾個人的健康發展。可這個前提是站不住腳的。在事關個人的事務上，每個人自己是最好的判斷者。幫助人們選擇生活方式，這不僅不是政府的工作內容，而且還是對個人權利和個人尊嚴的強烈蔑視。正如一位法學家所說：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喝酒本身，而是政府、法律對於社會習俗和個人自由，究竟擁有多大幹預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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