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形象背後的推手們：陳壽、習鑿齒朱熹羅貫中、郭沫若

曹操被評為奸臣，主要是南宋政權開始。可以說，對曹操評價有一個基本歷史脈絡，這個歷史脈絡中，有三本書和一個人值得注意，即《漢晉春秋》《三國志注》代表著「反感曹操的歷史基因」；這種「反感」經朱熹這位儒學大師的「定調」，在知識精英階層形成了統一意見；再經《三國演義》的渲染曹操的形象被徹底顛覆。

關於曹操的歷史脈絡和功績，我想我就沒有必要說了。直接進入正題。

（1）晉朝到唐朝的「尊曹」階段

陳壽《三國志》開始，到南宋朱熹截止，這是「尊曹」階段：這一階段雖有《漢晉春秋》、裴松之（372年-451年）的《三國志補》等對曹操提出一些批評，但因為其影響力，以及曹操的歷史功績、文學才能，受到後世到唐朝的集體尊崇。即使到了北宋，在傳統史家筆下，曹操仍然是正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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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國安曹操形象

例如司馬光說其「……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內。」

但這一時期，因為隨著儒家「正統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統治階層為了防止江山被他人竊取，也已經開始對曹操有所批評。這種現象不能不影響到民間，但總體上，唐朝仍然以「尊崇」為主，批評肯定是有的。誰不批評別人，又不被別人批評呢？

例如李世民對曹操的評價就「反覆」。《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就有「觀沉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詢國之情，有無君之跡」，很顯然，是在批評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行為。

同時，對其為人多以批評，稱其「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

可李世民也有「帝以雄武之姿，常艱難之運。棟樑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一說。所以，唐宋之際總體上對曹操評價比較多元化。

這一時期，對曹操地批評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氣量不足」為核心，總體上仍是部分知識精英階層的看法而已，並沒有延伸到大眾階層。

（2）自宋真宗到近代的「貶曹尊劉」階段

到了南宋問題開始複雜。宋高宗偏安一隅，形成了類似於劉備那樣的「偏安」政權。面對強敵金國，必然要尋找「精神上的榜樣」用以對敵。所以，金國的替代品曹魏政權出現，南宋文人階層開始從歷史找尋「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力量」。

朱熹甚至如此評價曹操「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又，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個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

以朱熹為代表的文化精英其實承襲的是習鑿齒（317—384年，或325—393年，或328—413年）的《漢晉春秋》的諸多觀點。

習鑿齒乃是東晉人，因反對桓溫謀逆被降職，其晚年生平多有分歧。但總體上，他對佛教在我國的傳播起過很大的作用。在對歷史的貢獻主要是《漢晉春秋》，這本書被收錄《四庫全書》。

于和偉

《四庫全書總目》中有過這樣一句話：「習鑿尺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也就是說，朱熹以前史學界多以陳壽觀點為準，朱熹以後史學界多以習鑿齒為主。

《四庫全書總目》還認為：習鑿尺將東晉比為蜀、朱熹也將南宋比為蜀。陳壽是晉武帝手下，晉武帝天下來源於曹魏，所以，陳壽只能講魏武視為正統。因此，自朱熹以後，人們都對曹操開始批評。

其實，今人觀點和《四庫全書》的觀點基本一致。

（3）南宋後知識精英觀點對大眾產生了根本影響，《三國演義》最終定型

在曹操評價轉變背後，《三國志注》的作用不能小覷。因為，裴松之寫作的一些橋段成為民間反感曹操的重要話餅，也稱為知識精英階層即使在「尊曹」時期也對其批評的重要原因。

其中如呂伯奢一家被殺、為報父仇屠城等，在一般人看來都是非常難以被接受的。

更危險的是，「忠奸」「正統」等純理念的問題在南宋比較流行。其根本原因就是自真宗後，因為北宋對外妥協，雖然給予臣子較大的言論自由，但卻是一種「儒家」言論的自由，宋朝皇帝主動將「治理天下」的權力與儒家「共享」。

趙立新

但在這種「共享」過程中，卻是用「儒家思想」規範言論，由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更加強了言論、思想方面地控制。由此，對「正統」問題開始糾結起來。不僅僅對曹操的評價日漸多元化，對晁錯等西漢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更趨多元化。

由此，對曹操的「否定評價」由之前的在知識精英層流行，傳遞到大眾層。在南宋的各種曲藝曲種，例如說書先生們（那時還沒有評書相聲，但與之類似的曲種已經出現，所以，我統稱為「說書先生」）的「尊劉貶曹」現象就很明顯。

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對曹操評價已經轉變，否則民間曲藝不會去說「民眾不愛聽」的東西。因為，那全是靠普通百姓地支持，一文錢一文錢賺的。你說的人家不愛聽，人家不聽不給錢，你怎麼活？

由此，我們更難看出，南宋在經濟繁榮之上，從民眾到精英都有一種對忠臣地呼喚、對奸臣地鞭撻的心理需求。

不幸的是，因為曹操名聲大且「劣行」又被公認，他也就成為「亂臣賊子」的代表了。

南宋之後，元朝統一，元朝的「儒家化」努力最終失敗，在這一過程中，漢人知識精英、大眾對上述心理需求更加迫切，終至《三國演義》做了總結鋪墊。《三國演義》作為一部在「民間文學、曲藝」基礎上由文人升級化的作品，代表了幾百年來人們在「弱勢漢人」情形下的一種自我解救——儒家固化的必然結果。

周潤發

特別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從文藝筆下被廣而傳頌後，在儒家思想「固化」為統治者馭民工具後，就已無法改變他的「奸雄」「奸臣」「亂臣賊子」形象了。

（4）從1950年代到現在的「尊曹」階段

雖然曹操自南宋後對曹操的評價就不高，但並不意味著統一意識，人們仍然對其評價兩端。精英和百姓中仍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晚明時期，隨著商業精神衝擊、王陽明思想推進，許多人對其「中和」。例如鍾惺（明代隆萬年間）的觀點就很有代表性：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為群？向帳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

1956年，為曹操「翻案」則由陳寅恪先生的關門弟子萬繩楠首先發槍，直到今天如果有人只是一味的「貶曹」，恐怕迎來的只能是蔑笑了。

萬繩楠先生在《新史學通訊》1956年第4期上，發表《關於曹操在歷史上的地位問題》一文，從現在看萬先生的觀點幾乎是「常識」，但在當時確屬「驚世駭俗」的觀點。萬先生的觀點在史學界引出一陣反響。

1957年以後，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某位大人物誇獎曹操，其後1959年再次推崇。上行下效下，歷史學界開始定調。

1959年2月，翦伯贊先生髮表《應該替曹操恢複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3月，郭沫若發表《替曹操翻案》，對評價曹操起到了「總結性」陳詞的作用。

再之後，隨著人們觀念的轉化，曹操即使不是英雄也是梟雄，對中國歷史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基本成為今天的主流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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