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茅於軾：我不想活得太長
平凡是真
茅於軾自稱「年輕的時候很喜歡出頭露面，要超過別人，出風頭。但是年紀越來越老，這種慾望越來越淡，甚至討厭這種作風。」
他其實很怕開會時當主席，掌握會場，因為他記不住每個人的面孔和姓名。他也很怕和「大人物」同台演講，因為不習慣那種排場。他討厭別人擺架子，他自己也從來不擺架子。茅於軾的謙恭不是刻意做出來的，就像他的本性一樣，是一種自然流露。他無論跟誰說話都自稱「茅於軾」，就算給年輕人寫信，最後落款也是「茅於軾上」。無怪乎，他有那麼多的忘年朋友。
他從來不買高價名牌商品，只要實用即可。他的父母妻子也不追求名牌，他覺得這些毫無意義。茅於軾討厭豪華奢侈，因為他忘不了還有那麼多的窮苦同胞。有時候國外邀請他出訪，給他買公務艙機票，票價比經濟艙貴出兩三倍，他覺得這是浪費，」恨不得改為經濟艙，把節省的錢幫助窮人。」但是人家有人家的規定。
茅於軾的夫人也是一個勤儉持家的人，家裡買東西帶回的塑料袋，她都一個個洗乾淨，收起來，準備再用。茅於軾的頭髮從來都是由夫人給理的，不僅為省錢，更為的是省時間。另外他家住很寬敞的房子，傢具卻一大半是舊的。
茅於軾在超市買東西的時候，罐頭專挑癟的，食品挑快到期的，因為他覺得這樣並不妨礙他的消費，卻能幫助超市降低成本，這樣反過來對消費者又有利。茅於軾住旅館的時候從來不用旅館提供的牙刷、香皂等消費品，而是用他自己帶的，也是為了避免浪費、節約旅館的成本。「我帶去的東西可以反覆使用，旅館的東西一次就扔」。
在北京，茅於軾還經常不要報酬地去各大高校、民間研究機構講課，有時候還倒貼車費——他不讓別人來接送，說是空車來接，空車返回，往返兩次空車造成浪費，還佔用馬路，造成交通擁擠阻塞。但是他外出更多的是騎自行車，「主要是為了運動和準時」。
茅於軾對版權問題比較注意。有一次他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刊登在某刊物上，但他事先一點都不知道。這明顯地侵犯了他的著作權。而該刊物居然還登了一條版權申明，「本出版物受版權保護，不得轉載」，讓茅於軾啼笑皆非。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茅於軾受到很多人的尊崇，但他並不贊成對某個人著迷。他反對個人崇拜，他雖然不反對追星，但也不提倡去追星。他希望看他文章的人能夠獨立思考，能發現他的觀點中的錯誤或者片面的地方，能夠超越他。從納稅人做起
茅於軾經常收到很多憂國憂民的人寫給他的信，人們在信里提出了許多改良國家或者說救國救民的意見、建議，要求他轉給國家領導人。他就給人們回信說：第一，我沒有轉交給國家領導人的渠道；第二，轉交了也沒有用。而現在惟一真正有用的，百分之百有效的，就是你們自己開始干。你自己不幹，光叫人家干?為什麼一定要等國家領導下命令才來做7再說，領導人也不是萬能的，有許多事只有我們百姓才能夠做。
很多人都把社會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歸咎於制度環境，這固然不錯。可是茅於軾指出，對於環境，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起作用。我們每個人未必能對別人產生影響，但自己的事卻是百分之百地由自己決定的。如果每個人都有一份責任感，每個人都按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去好好工作，社會環境就會慢慢變好。但是如果每個人都因為制度條件不好而停止腳踏實地地努力，把希望寄托在別人先干，那麼大家只好彼此等待下去，聽天由命了。
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每個人都希望國家走上正軌。茅於軾認為，首先每個人要認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也是政府的主人，要承擔起公民的責任，才會有公民的權力。這種權利與義務的關係是現代社會人民和政府關係的基礎。而納稅是這個基礎的核心。不從納稅這一點開始逐步建立起這種基礎關係，民主法治永遠只是一句空話。
茅於軾相信，大多數人都是很愛國的。在我國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的時候，大家同仇敵愾，願意為國捐軀。但是碰到納稅問題卻往往沒有那麼自覺。這使人感到奇怪，為什麼連性命都可以犧牲，而交幾個錢就那麼吝嗇？當然也可能有一些口頭愛國派，喊幾句口號是沒有成本的，未必真要上前線去打仗，而繳稅卻是貨真價實的。在過去沒有納稅的問題，看一個人愛不愛國主要看口頭上說些什麼，因而也培養了許多口頭愛國派。現在要納稅了，愛不愛國首先要看是不是認真交了稅。
每個季度，茅於軾都要自動去稅務局報稅交稅。後來有了明確規定，個人所得稅由支付單位扣繳，茅於軾才沒有經常跑稅務局。至於以前是否產生了重複交稅，茅於軾也沒有去深究。所以李慎之曾經說，他目力所及，只有茅於軾算得上君子，為幾百塊的稿費還去稅務機關交個人所得稅。
茅於軾的夫人也說，「家裡會經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不知名目的稅單，一問他才知道，原來是他自動去稅務局報的稅——除開工資以外的各項家庭收入，他都會自覺主動地去上報說明，無一漏掉。」
茅於軾納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84年，當時有一次茅於軾應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的邀請撰寫一篇論文，該論文獲獎，茅於軾拿到約四千元的稿費，當時是一筆很不小的收入。他主動通知稅務部門，繳納了個人收入稅。當時稅務部門對這種事兒沒有處理經驗，他打了許多電話，寫了一連串信，最後才找到西城區，派人來收取了茅於軾的稅款。以後，茅於軾對繳納個人收入稅的事兒從來一絲不苟，不僅他自己主動這麼做，他也要求周圍的人這麼做。在北京西城稅務所茅於軾是一名納稅模範。
有人說，現在的政府不夠廉潔，交稅也是給一些腐敗官員貪污了。茅於軾卻指出，因為政府不夠廉潔就不納稅，實際上就是放棄了自己做公民的權力，有偷稅行為的人很難理直氣壯地監督政府。
天則經濟研究所被北京西城區稅務局的一個稅務所攤派訂購《中國稅務報》和《北京財會》兩種報刊。為此茅於軾曾向西城稅務局反映，於是稅務局裡派了三名幹部到天則所向茅於軾解釋。以後他又向國家稅務總局反映，得到的答覆簡單說來，同意這種行為是一種不正之風，但現在已成了風氣，牽涉的面相當廣，一時難以扭轉。
茅於軾當然知道，政府中有一些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但因此而拒絕繳稅，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別人有錯，自己也可以做錯；把剛人的錯誤當成自己犯錯誤的理由，其後果將是非常嚴重的。這樣，只要社會上有一個人犯錯誤，大家都可以跟他學，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將一滑到底。相反，不管別人如何不講道德，自己堅守道德信條，並進而向不道德的人批評，這樣的社會才有希望。
雖然茅於軾有很多意義重大的社會活動，但他強調：「我最大價值是在寫作上。」他希望通過自己的筆來普及經濟學。「如果研究諸多歷史經驗以及事物背後的經濟規律，不僅現在大部分錯誤是可以提前避免的，而且人們可以做得更好。」他的書和文章就是為了增加人們的 「糾錯功能」，告訴普通讀者中國人該如何致富，如何有一個好的道德前景，「這是一種更大的社會效益」。
茅於軾最希望的是政府官員能看到自己的書，「因為他們影響中國的發展」。還有就是學生，「他們有可能是以後的政府官員。」快樂人生
有人說，只要茅於軾參與的學術會議，整個會場會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氣氛，那裡面充滿著謙讓、尊重、原則和思想的氣息。只要茅於軾在場，任何喜歡爭論的人都會減少火氣，而代之以平心靜氣，那些不遵守會場規則，總是擠占別人發言時間的人都會有一些收斂。如果茅於軾要對某個人過多的發言叫停，大家都以微笑認同。茅於軾是一個追求和傳播快樂的人。
茅於軾曾經認定財富是社會發展追求的目標，一直到70歲前後他才對此逐漸產生了懷疑。我國改革20多年，絕大多數人的生活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善，可是大家的怨氣似乎也在增加。「我看到不少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他想起經濟學家王建國教授的一篇文章，」爭名次的經濟學」，說的是人們未必是追求財富的絕對多少，而是財富的相對多少。或者說，人們是在彼此攀比，追求的不是錢財的絕對值，而是想超過別人。
茅於軾現在認為，追求快樂是人生的最高準則，而財富則不是。他經常告誡身邊的人也勸所有的年輕人，不要做錢的奴隸，要讓錢為自己所用，而不是自己為錢所累。財富必須符合快樂的原則，花錢要花得高興，賺錢也要賺得高興。不要犧牲快樂去賺錢。
1979年前後，鐵道部研究院普遍加工資，這是幾十年來頭一次加工資。當時沒有任何分外的收入，工資是惟一的收入來源，人人都伸長著脖子盼望多加一點。茅於軾所在的運輸經濟室組成了評議小組，由黨員參加。關起門討論了一個多禮拜，方案公布時，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要把鋪蓋卷搬到辦公室去抗議。茅於軾也對這次評議抱著希望，自以為憑自己在業務上的突出貢獻，再加因為 「右派」所欠的工資(1978年平了反)，理應補發。不料方案公布時他只加半級。雖然他心中很不平，但是看到許多同事撕破臉皮大吵大鬧，非常反感。「我寧可犧牲這半級，希望改變這種情況。」於是他當眾宣布放棄這半級。不料他的行動不但沒有起到帶頭作用，反而引起大家哄搶這憑空多出來的半級。這使他非常失望，也很後悔。
1996年，有一本《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出版，引起了巨大反響，成為持續幾年的暢銷書。這本書的中文簡體版權其實是茅於軾幫助引進的。這本書的發行人陳大鵬第一次跟茅於軾見面時，就請茅於軾幫忙聯繫該書的版權。茅於軾欣然應允。此後，他在繁忙的工作之餘，費盡周折，利用海外的親友關係促成了這件事。
後來，當陳大鵬攜帶一筆酬金到茅於軾家裡向他表示謝意時，他只收下版權聯繫過程中花費的數百元錢，而對其他部分執意不收。他聲明他應當收受他所支付的費用，其餘部分是企業家對市場所做貢獻的報酬，理應歸創造利潤的企業家所有，他無權分享。
茅於軾似乎是一個淡泊名利的人，但又不像一個「淡泊名利」的人。
在茅於軾看來，賺錢是件很光榮很崇高的事情。他認為慈善家與企業家沒有本質的區別。慈善家是把錢直接給窮人，企業家通過給人提供就業機會、繳稅和租金，間接地把錢給窮人。但是慈善家會受到人們廣泛的稱讚，認為慈善家的行為是高尚的行為。而企業家的講究贏利的行為自己就覺得底氣不足，在人們面前不敢抬頭挺胸，這樣一種風氣是不利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茅於軾甚至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企業家比慈善家更了不起。因為慈善家要犧牲自己才能幫助別人，而企業家連自己都不用犧牲就幫助了別人。一個社會可以沒有慈善家，但是不可以沒有企業家。可惜的是我們這個社會根深蒂固地認為企業家是剝削者。少數企業家也不怕自己的工作當成偉大的事業來做，而把它做成卑鄙的事，剋扣或拖欠工人的工資，讓工人冒險幹活，不顧工人的健康，只知道賺錢。
茅於軾在高中時候就開始看《論語》，他說這本書敘述的道理很淺顯，但如果結合一定的人生經驗去看，就會發現它的思想很深刻。在寫《中國人的道德前景》的時候，茅於軾不僅反覆讀《論語》，還看了許多研究《論語》的書。這本書對他的影響很大。聖經講「以德報怨」，古蘭經說「以怨報怨」，論語稱」以直報怨」，代表不同的文化傳統。
茅於軾反對以德報怨，因為這樣做的話，對壞人也施以德，等於鼓勵了壞人，而且對好人也施以德，變成沒有區別，這於理不合。以怨報怨呢?這沒有錯，甚至應該說是一種相當有效的制裁壞人的辦法。法律對壞人的制裁就是順這條思路來的。問題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事大多數還涉及不到法律，很多糾紛不是法律可以解決的。而以直報怨則包含兩重意思，一是要直率地告訴對方，你什麼地方辦錯了事，要用適當的制裁對待破壞規則的人；二是要讓他有改悔的機會，懲罰中帶有愛心。
有一次，在與一位中年經濟學家做電視對話時，對方針對電視節目主持人提出的「面對假冒偽劣怎麼辦」時，那位經濟學家很激動地說一定要以一罰十，甚至罰百!要將他們罰得傾家蕩產，再也不敢!這樣的言辭博得了在場觀眾的掌聲和喝彩。而茅於軾則平靜地說：對待壞人壞事雖然不宜以德報怨，但以直報怨總是我們應取的態度。可惜這樣的話語被蠱惑的情緒所掩蓋了。在情緒化的言語犀利的經濟學家和不夠冷靜的觀眾面前，茅於軾只是寬容地沉默著。
在茅於軾看來，以直報怨是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效方法，「君子成人之美」是增進人際和諧的重要途徑，可惜這些信念不為我們周圍的大多數人理解和接受。
有一次，茅於軾從無錫坐火車回北京時，見一個人提著大包小包擠火車。可是列車員因為他沒有票硬是不要他上。旅客說．我上車補還不行嗎？列車員不肯，強行關門。茅於軾看不慣，就跟他說：車上還有這麼多空位子，你為什麼不讓他上來呢?他又不是不補票。你讓他上車，不但幫助了他，而且還為列車增加了一份收入，何樂而不為呢?列車員卻狠狠地說：「你這麼有本事，有本事為什麼不去打美國佬？」
茅於軾認為，這種愚蠢往往與我們的傳統文化有關，如擺架子、耍權威，就是中國幾千年的皇權思想遺害。皇權思想講究的是社會等級化。每個人都在這個等級制度中找自己的位置，對上面的人就害怕和巴結奉承，對下面的人就欺壓。因此，他們的思想，不是受人欺侮，就是欺侮別人。甚至你看那些保安和門衛，本是出身農民，原來受人欺侮，但穿上制服之後，不但不同情農民，反而最喜歡欺侮農民。
茅於軾討厭人與人的壓制。他用快樂來定義人生：快樂是衡量個人的生活和整個社會好壞的惟一至高無上的標準，只有快樂才是人類生活的第一定律。
對於這樣一位年過七旬又勤奮工作的老人，旁人總是忍不住提醒他注意身體健康。他卻說，「這身體，你注意也好，不注意也好，該死的時候你還是要死的。」如此豁達的人生觀，讓人在辛酸中肅然起敬。
他這樣說：一個人活一百歲，別人就說，你看這個人多麼幸福，活一百歲。其實對他個人來說，活得很痛苦，死又死不了。當痛苦大於快樂的時候，這種生命還有什麼意義?
所以，他現在就抓緊時間多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就一直都在忙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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