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原標題：中國全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中國全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董欣潔
作者簡介：董欣潔,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暨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史。《貴州社會科學》2018年第8期。
摘 要：
狹義的全球史是指西方 (主要為西歐北美地區) 的全球史。廣義的全球史超越了西方, 受到各地區史學傳統及變革的影響。中國全球史研究的發展, 既表現在從史學理論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 同時也表現在不斷深化的各種專題研究, 成為中國世界歷史學自身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的重要內容。目前, 中國全球史與西方全球史的發展各有成就, 同時也各有問題。可考慮以西方全球史的發展為參照, 適時地對中國全球史的理論與方法做出總結, 並分析其未來發展的可能思路, 深入探討作為人類社會演變基本動力的生產和交往的相互關係, 這將會推動中國全球史的進一步發展。而在生產和交往的相互關係中, 可以說, 一切歷史都是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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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國際史學思潮中, 全球史 (globa history) 是人們置身於其中的當今這個變動世界在歷史學領域的反映, 已經成為廣受矚目的熱點和重點研究領域。相應地, 全球史在研究內容上表現出極大的開放性, 從20世紀中期興起至今, 包括通史研究和專題研究在內的各種主題的全球史作品不可勝數。「全球史觀」「全球視角」「全球史視野」等話語, 已經成為大量研究表明自身學術背景與分析方法的描述語。「全球史」這個術語展示出當代人研究歷史的思維方式, 成為理解人類社會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發展的一個關鍵詞。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演變, 全球史的概念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來界定。英國史學家傑弗里·巴勒克拉夫在20世紀中期首倡全球史觀, 標誌著全球史在西方史學界的興起。狹義的全球史就是指西方 (主要為西歐北美地區) 的全球史。歐美各國的全球史發展存在差異。正如有學者指出, 全球史在英國源於帝國史, 在美國源於西方文明課程, 在德國源於其深厚的世界史傳統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 (1) 西方國家全球史的共性則在於反思西方傳統歷史學中的陳腐觀念, 努力關注各個地區和時代的人類歷史,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歷史學的重新定向。
西方全球史在學科建設和組織機構等方面有明顯的發展。美國的世界史協會 (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WHA) 於1982年成立。2002年, 歐洲普世史和全球史網路 (European Network in Universal and Global History, ENIUGH) 設立。成立於2008年7月的全球史與世界史組織聯合會 (Network of Global and World History Organizations, NOGWHISTO) , 於2010年獲准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附屬的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 (CISH) 。 (2) 國際大歷史協會則於2013年加入了全球史與世界史組織聯合會。此處需要指出的是, 2009年, 亞洲世界史協會 (Asian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ians) 和非洲全球史學家聯盟分別成立;2013年, 拉丁美洲全球史網路設立。因此, 有學者認為, 全球史研究在史學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 (3) 希瑟·斯特里茨—索爾特在2012年統計指出, 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 有58個分立的機構提供世界史 (或與之類似的全球史) 研究生培養的碩士或博士學位, 這種快速增長本身表明, 在所有歷史領域似乎都朝著跨國、全球化和比較角度邁進的時期, 世界歷史越來越被認為是對研究生課程的有益和寶貴的補充。 (4) 除了專門的《全球史雜誌》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之外, 在西方, 正如有學者指出, 美國和英國所有重要的社會科學雜誌以及法國的《年鑒》和《社會運動》、俄國的《奧德修斯》、義大利的《過去和現在》和德國的《歷史與社會》, 都轉向跨國的歷史研究或全球史的研究。 (5)
西方全球史的學術發展表現出兩個基本特點:一方面是從全球視野出發推進具體的實證研究, 不斷挖掘日常生活史中的豐富內容, 人類社會的精神和物質層面均有涉及, 限於篇幅, 此處不再贅述;另一方面是對理論和方法論探討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重視, 尤其是21世紀以來, 西方全球史對理論探討的重視程度在不斷增強。可以說, 從理論與方法論角度展開的相應研究, 貫穿在西方全球史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 構成理解和定位西方全球史的內在脈絡。例如, 柯嬌燕和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的同名著作《什麼是全球史》、布魯斯·馬茲利什和拉爾夫·布爾特納斯的《概念化的全球史》、帕特里克·曼寧的《世界史導航:歷史學家創造全球歷史》、帕特里克·奧布萊恩的《全球史復興的史學傳統與現代必要性》、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的《全球視角中的全球史:連通世界中的理論與方法》、迪戈·奧爾斯坦的《全球性地思考歷史》、詹姆斯·貝里奇和約翰·達爾文等人的《全球史的前景》, 等等, 都從各自角度出髮針對全球史的編撰理論與研究方法做出了相應的分析。另外, 諾埃爾·考恩的《全球史簡述》、 (6) 皮特·N.斯特恩斯的《簡明世界史:變化與連續性的主要模式》、 (7) A.G.霍普金斯主編的《全球史:普世與本土的互動》、 (8) 布魯斯·馬茲利什的《新全球史》、 (9) 巴里·K.吉爾斯和威廉·R.湯普森主編的《全球化與全球史》、 (10) 羅斯·E.鄧恩等人主編的《新世界史:教師與研究者指南》、 (11) 阿恩·賈里克等人主編的《世界歷史的方法論:一種批判的方法》 (12) 等著作, 也涉及到此類相應的研究。從時間範疇來看, 西方學者對全球史的認識基本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認為全球史是自遠古以來的人類歷史, 第二種認為全球史是1500年以來的歷史, 第三種認為全球史是當代史, 應重點關注全球化的當代進程。從空間範疇來看, 全球史包括各地方、各地區, 大陸、海洋和大洋盆地直至全球的各種地理層次。
廣義的全球史則並不限於西方。受到「二戰」的直接刺激, 基於自身傳統的史學反思幾乎在全球範圍內發生。各地的史學傳統、史學變革與西方的這種史學潮流不斷融合, 形成了「全球的」廣義全球史, 即可以在國際史壇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並共享的研究方法與編撰理論。全球史研究人類社會的核心在於全球視野下的跨文化互動研究 (即地球上不同人群接觸後發生的多種交往) , 這就使得對人類生活的認識在不同社會層面中得到深化, 並且在不同地理空間內得到擴展。「全球史觀」和「全球視角」等話語所標榜的是在全球化時代歷史研究的盡量宏觀的視角、盡量全面的思維方式。全球史在理論旨趣和研究方法上的特點是試圖超越長期以來無視甚至否認西歐北美以外國家和民族歷史的「歐洲中心論」, 通過多重的地理空間和社會網路研究人類各個群體之間的相互交流, 在全球範圍內分析人類文明的產生和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
中國全球史與西方全球史都是廣義全球史的組成部分。釐清全球史的發展脈絡, 有利於我們吸收西方全球史的積極成果, 將其整合到自身的學術框架之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 全球史是世界史領域積極應對世界形勢變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進程對歷史學提出的重大理論挑戰而發生的觀念與實踐創新, 是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史。而這個挑戰就是在全球化時代如何把握人類社會生活及其演變的性質和特點。中國學者對世界史或全球史理論與方法的探索, 無疑是全球史在全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也是西方全球史能夠迅速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並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的基礎。目前, 中國全球史與西方全球史的發展各有成就, 同時也各有問題, 兩者互為他山之石, 相互借鑒是世界史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筆者以為, 應當以西方全球史的發展為參照, 適時地對中國全球史的理論與方法做出總結, 並分析其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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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期以來, 中國史學界和西方史學界一樣, 同期都在進行對世界史的新探索和新發展。例如, 周谷城1949年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被視作專業歷史學家書寫的第一部綜合世界史。他認為, 整個世界歷史是互動與交往的歷史, 在互動和交往中構成一個整體, 每一個民族或區域的歷史和進步都得益於此, 歐洲也不例外;西方史家寫歷史把他們在近代以後取得的主導地位延及到古代和中世紀, 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他提出, 寫世界史著作, 要諸區並立, 同時敘述, 但又不排斥某一時期某一區域成為重點。 (13) 今天看來, 這些觀點仍可謂真知灼見。
而且, 中國學者很早就關注到西方全球史的發展。1959年, 吳於廑依據1955年英文版《變動世界中的歷史學》一書撰寫了《巴拉克勞夫的史學觀點與歐洲歷史末世感》一文, 對巴勒克拉夫的觀點進行了分析。吳於廑認為, 西方傳統史學把整個人類的歷史視為一線發展並最後達於西歐近代文明的頂峰, 這當然是荒謬的、充滿自大狂的, 但是這一思想承認歷史不斷發展、承認後一階段的歷史總是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繼續前進, 這就說明其中有可以肯定的合理因素;巴勒克拉夫不但看不見這些合理的因素, 以唯心主義的論點把一線發展論全盤否定, 而且還抬出歷史周期論, 說歷史像有機體一樣逃不脫生命的周期, 他的學說比傳統西方史學更多一層宿命論的色彩;巴勒克拉夫「重新定向」的結果, 卻是承認歷史是相對主義的。 (14) 對於西方全球史的首倡者巴勒克拉夫, 吳於廑在指出其學術成績的同時也作出了嚴格的批評。
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 中國史學界對世界通史研究、編撰及教學的探討迎來了熱潮。正如有學者指出, 從1978年起, 包括陳翰笙、吳於廑、李顯榮、羅榮渠、何茲全、齊世榮、龐卓恆、王繩祖、郭聖銘、劉遠圖、李純武、王也揚等人在內的研究者對編撰世界通史進行了探討。 (15) 例如, 1984年, 何茲全撰文指出, 中學歷史課和高等院校的基礎課應該講包括中國史在內的世界史, 這樣才能改變我們頭腦中忽視歷史的全面性和整體性的思想, 從基礎上給學生以歷史的全面性、整體性的思想訓練和方法訓練。 (16) 羅榮渠也在1984年指出:「把世界歷史作為全球性的歷史活動與經驗來進行研究, 這是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後才逐步開展起來的。因為人類活動的範圍是逐步擴大及於整個地球的, 而把全球視為一個整體的新的世界觀, 也只能在資本主義衝破一切舊的區域性藩籬並把世界逐步連成一體的條件下才可能產生。」 (17) 在這個表述中, 「全球史觀」已經呼之欲出。羅榮渠進一步指出:「作為全球性世界史 (不是指作為國別史的外國史) , 不論在中國和在別的國家, 都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 「要寫出作為人類整體發展過程的世界史, 並不是要把沒有內在聯繫的歷史條件和過程隨便納入一個統一的世界史結構, 而是要寫出人類歷史如何隨著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踐的發展, 形成內在的有機聯繫, 逐步匯合成為全世界的歷史進程」。 (18) 他判斷:「就世界史這門學科來論, 世界愈是捲入統一的歷史進程, 對這種統一進程的整體研究, 對世界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所展現的共同歷史規律的共性與特殊性的相關研究, 以及全球性相互關係的研究, 必然會日益加強。」 (19) 這些觀點對於學界理解全球史或世界史的發展歷程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1985年, 羅榮渠作為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為制定國家「七五」社科發展規劃所寫的高校七五科研規劃諮詢報告世界史部分《積極推進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一文, 指出國外世界史學科發展的趨勢:1955年以後的25年間, 是歷史研究發生急劇變化和重新估價的新時期, 變化的原因則是由於歷史學家的工作環境較之20世紀上半葉發生了急劇變化, 世界各部分的密切相互關聯與影響加強, 歷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科學技術突飛猛進, 到處造成新的社會模式和知識模式;歐洲縮小及其重要性降低, 蘇美崛起形成壓倒優勢, 亞洲和非洲的興起;傳統的自由民主體制解體以及與19世紀迥然不同的社會政治形勢的出現;在這一形勢下, 西方歷史學出現許多新趨向, 其中就包括從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擴大到以亞、非、拉美以及整個第三世界作為研究對象、把世界視為整體從全球角度研究「世界社會」的宏觀史學。 (20) 這個判斷是合理的。正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之中, 西方全球史被中國學者納入考察的視野, 並與中國學者正在開展的世界史學科建設、世界通史編撰學研究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鳴。
1985年張宏毅在《世界歷史》上發表的《世界史學科建設中一項緊迫的戰略任務———編寫戰後世界史教科書》一文, 可能是國內最早出現「全球史」一詞的論文。他提出, 把編寫戰後世界史教科書當作世界史學科建設中一項刻不容緩的戰略任務, 絕不是危言聳聽, 而是客觀形勢的發展逼迫我們非那樣提出問題不可;最有效可靠的辦法就是儘快編寫出相應的教材或通史來;1983年出版的理查德·高非等人合寫的《二十世紀———簡明全球史》一直寫到八十年代初期。 (21) 該文已經注意到美國的全球史著作關注現實的特點。中文的「全球史觀」一詞則出現於1987年中文版的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 在這本書中, 巴勒克拉夫1978年英文版裡面的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被譯為「全球的歷史觀」。 (22)
1993年6月, 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一書的中文版。 (23)圍繞著這本著作, 周谷城、羅榮渠與斯塔夫里阿諾斯進行過學術交流。《周谷城文選》中提到, 美國有一位女教授讀到周谷城的史學著作, 對他的「世界是有機整體」的觀點表示贊成, 她把周谷城的著作向加里福尼亞大學史學系教授斯塔夫立諾斯介紹, 這位教授對周谷城的觀點表示支持, 並寄來《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興起》一書請教周谷城。 (24) 羅榮渠在《全球分裂》中譯本序中也提到:「我是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收到作者寄來的這部新著的, 僅讀數頁, 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25) 羅榮渠指出:斯塔夫里亞諾斯的《全球通史》是西方近年來以全球史觀來重寫世界通史的幾部有數的巨著之一;關於第三世界這個迫切的世界主題的通史性著作, 長期以來, 即使在西方學術界也是一個大空白, 這部著作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 作者致力於寫一部「合成一體的第三世界史」, 這就一掃長期以來瀰漫在西方人所寫的非西方世界史著作中的殖民主義氣氛, 這對一個西方人的著作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26) 這段學術交流在全球史領域可謂一則佳話。
其後, 全球史在我國引起了學界日益廣泛的關注。從1985年到2017年, 在中國知網學術期刊中以全球史為關鍵詞進行檢索, 共有460多篇相關文章; (27) (28)世界通史的研究編撰教學、世界史體系、全球史的性質、全球史觀、全球史與世界史的關係、跨文化互動研究、西方全球史學者的研究實踐等諸多問題, 都受到了學界的關注。還有一些論文集或著作也對全球史做出分析和闡述。例如, 《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國》、 (29) 《全球史論集》、 (30) 《全球史理論與文明互動研究》、 (31) 《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 (32) 《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33) 等等。這些情況表明了中國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不斷發展。中國全球史的發展, 既表現在從史學理論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 同時也表現在不斷深化的各種專題研究, 成為中國世界歷史學自身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的重要內容。
中國世界史學界在全球史領域提出了三種新的研究路徑。第一種是吳於廑提出的整體世界史觀, 「強調從聯繫的、整體的高度把握世界歷史的演進, 以『分散到整體』概括其趨勢, 著重展示人類歷史的橫向剖面」;第二種是羅榮渠構建的現代化史觀, 「以生產力的發展和變革為立足點, 認識到人類社會和文明發展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宏觀地架構起『一元多線』的歷史發展框架」。 (34) 第三種是彭樹智和馬克垚進行的文明研究, 彭樹智的「文明交往論」, 構建了「認識、理解全球化文明歷程的思維坐標和理論平台」;馬克垚主編出版了《世界文明史》, 提出文明史雖然和通史很難分開, 但「文明史不同於世界史, 它所研究的單位是各個文明, 是在歷史長河中各文明的流動、發展、變化」。 (35) 這三種新的研究路徑被認為是「從宏觀的世界歷史角度支撐起我國世界史學界對世界史研究的新理解、新認識」, 「由於其強調整體觀念以及世界歷史的橫向發展, 對打破世界史是國別史的堆砌的傳統觀念產生了極大衝擊, 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和認同」。 (36) 因此, 這三種研究路徑被視作「中國世界史學界20多年來的進步和成熟的標誌。」 (37) 可以說, 這是中國全球史理論與方法發展過程中的重大成果。
相應地, 中國學者對整體觀念以及世界歷史橫向發展的重視, 成為近年來世界史學界一種顯著的學術發展。例如, 國內第一份專門的全球史刊物《全球史評論》從2010年第三輯開始設立明確的專題研究。各輯的研究主題包含中外文明互動、宗教傳播和貿易往來、環境史教學、世界歷史進程中多元文明的互動與共生、大歷史與全球史、多維視野下的地方與全球、民族國家弱化時代的歷史學、地中海史、新帝國史、歐亞大陸的聯繫與交流、全球視野下的近代早期世界。這表明了中國全球史在研究專題上的逐漸細化。
中國學者對自身的世界史研究尤其是世界史理論始終保持嚴格的反思。馬克垚提出:「我們是沒有和西方抗衡的理論, 所以建立不起自己的世界歷史觀, 所以寫不出自己的非歐洲中心論的歷史, 在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上, 我們並不能說明在向西方學習之前, 什麼是我們的有別於西方的工業化道路」;「還在於到現在為止, 對非歐洲國家的歷史研究還很不充分」。 (38) 還有學者指出, 儘管中國學者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的世界史話語體系, 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成就, 即便是以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為目的的整體史觀, 它在世界現代史分期問題上卻沒有擺脫歐洲中心的桎梏, 而強調「一元多線」的現代化史觀, 也更偏重西方的發展而忽略非西方的經驗。 (39) 「自己的世界歷史觀」只有從自身的歷史經驗中生髮。這一方面有賴於實證研究的繼續發展, 另一方面與史學理論方法論的更深入辨析和構建聯繫在一起。從根本上而言, 世界史觀不只是理論與方法問題, 更是實踐問題。中國國力在全球化時代的不斷提升, 以及中國為世界整體和平發展做出的貢獻, 將為世界史觀的探討提供新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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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 世界史研究已經成為人類認識自身、把握世界的重要方法。正如卡爾·雅斯貝斯曾經指出:「世界歷史在時空上囊括全球。」 (40) 因其研究的範圍廣闊、內容繁雜,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世界史在理論上的複雜性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自然無需贅言。中西方全球史的發展誠為不易。例如, 1964年, 一直堅持破除「歐洲中心論」的周谷城被斥為「歐洲中心論」者而遭到批判, 當時關於世界史體系的討論也隨之終止。 (41) 而在美國教師發起的「世界歷史」運動中, 正如丹尼爾·赫德里克曾經指出, 西北大學的斯塔夫里阿諾斯、芝加哥大學的威廉·H.麥克尼爾、威斯康辛州立大學的菲利普·柯丁, 都曾發現他們的世界史教學計劃隨著他們的離開而在各自學校中結束。 (42) 威廉·H.麥克尼爾在談到自己的世界歷史課程教學經歷時也曾慨嘆:「我這門課開設了22年, 編寫了《世界史》 (1967) 作為教材, ……出版了12冊《世界史讀本》 (1968—1973) , 收集了數百張幻燈片 (多數是藝術作品) 供課堂使用, 以此來作為該課程的補充。但是1987年我退休後, 世界歷史伴隨我一起退出了芝加哥大學。」 (43) 全球史的進展正是有賴於眾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所以, 只有把全球史放在深遠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和當代紛繁複雜的國際政治現實中進行理解, 才能避免在狹隘的範圍內就全球史本身進行抽象的所謂「純學術」的探究, 這對全球史的科學定位具有直接的意義。
全球史是人類研究自身經歷、研究自身與世界關係的重要智力成果。中國古代史學講求「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 意即追求通過時間和空間的會通來說明複雜的社會生活。千載而下, 雖然歷史學本身在不斷演變, 這十五個字依然是中國的史學工作者對自身的自覺要求和學術抱負。中國學者的整體世界史觀、現代化史觀和文明研究實際上都蘊含著在新的時代形勢下「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的追求。而在西方, 伏爾泰有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的提法;克羅齊則強調「歷史從目前出發」, 「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的歷史」;柯林武德由此再加引申, 提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44) 全球史學者布魯斯·馬茲利什則提出:所有的歷史都應該是某種形式的全球史。 (45) 顯然, 其中也暗含著類似的學術發展思路, 即努力根據時代和史學自身的發展進行理論上的歸納和提煉。所以, 對於中國全球史而言, 更多地吸收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生物學、經濟學、法學等學科成果, 成為其理論與方法進一步發展的內在需求。而全球史本身也將成為哲學社會科學打破學科壁壘、進行學科整合的有效途徑之一。這將超越傳統意義上的跨學科性, 也就是不僅從整體上研究人本身, 而且從整體上理解作為人的集合形式的世界。
全球史注重的歷史橫向發展研究, 目前已經構建出跨國、跨地區、跨大陸、跨半球、跨海洋直至全球的各種層次的地理空間範疇, 並且構建出技術、文化、貿易、宗教、移民、國際組織等不同主題的社會交流網路, 這些地理空間和社會網路中發生的各種人類活動, 都可成為全球史的研究對象, 這是全球史內在的層次感和立體感得以建立的基礎。單一空間和網路中的地方或個人, 不同空間和網路發生的互動, 多個空間和網路的接觸交流, 其各自的世界歷史意義便在全球史中顯現。作為對應參照物的地方和全球, 它們如何受到空間和網路的影響, 以及空間和網路如何被它們所影響, 便可以在同一個分析框架內兼顧, 進而產生新的解釋模式:各種地理空間和社會網路的相互作用共同參與了人類社會的形成與演變。西方全球史正是在這裡遇到了困境, 它在微觀和中觀層面描述和分析了不同規模的大量具體變化, 但卻無法在全球層面充分地說明重大歷史變遷本身的動力和規律, 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對人類大規模互動進程的歷史定性的模糊性, 以及界定跨文化互動的雙方或多方主體的歷史作用時的模糊性。例如, 薩米爾·阿明在《南方視角的全球史》中指出, 北美的全球史流派不區分商業關係與資本主義商業關係, 正是從馬克思主義出發才有可能擺脫經驗的窠臼, 而許多全球史研究者仍然陷於其中停滯不前, 毫不猶豫地發展和豐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是推動全球史分析的唯一途徑。 (46)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進一步評價說, 對所有對全球史真正感興趣的人而言, 薩米爾·阿明的這本著作是一本必讀之作。 (47) 實際上, 不區分商業關係與資本主義商業關係, 就是不區分一般和特殊。而要區分一般和特殊, 必然涉及到對世界歷史演化動力的探討。全球史的研究和編撰只有在「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 (48) 即對歷史發展動力的更深入探討中才能繼續推進。
正如巴勒克拉夫1964年所指出的, 「除非我們同時也明白基本結構上的變化, 否則只描述事件的經過, 即使是以全世界為範圍, 也不大可能使我們對今日世界上的各種力量, 有較佳的了解。今天我們最需要的是一種新構架, 一種新的回溯方式」。 (49) 實際上, 人類社會演變暗含著縱向與橫向兩條發展主線, 也就是生產和交往兩條主線。對於全球史而言, 交往意味著人類社會的空間橫向發展過程, 生產意味著人類社會的時間縱向發展過程。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兩種基本動力。交往不是歷史演變的唯一動力。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對此有過重要論述, 其突出特點正是在生產和交往基礎上分析世界歷史演化的原因。在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框架中, 交往意味著一切社會關係, 「包括著單個人、社會團體以及國家之間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 (50) 正如有學者指出, 交往範疇涵蓋的是主體之間互為主體的關係, 不能表徵主體和客體之間的改造和被改造關係, 交往形式的發展與社會形式的發展具有同步性。 (51) 顯然, 交往的歷史作用既不能縮小, 也不應擴大。正如何兆武和張文傑在評論柯林武德的史學理論時曾經指出的, 在規定著歷史進程的巨大物質力量的面前, 思想有時候會顯得蒼白無力;物質力量本身並不直接發言, 但它通過人的思想而間接發言;「假如每個史學家都在自己思想里重演古人的思想, 那結果將是有多少史學家在思維, 就會有多少種不同的歷史世界」, 那麼「客觀歷史作為一個統一體也就不復存在而被分裂為無數的單子, 那就非但沒有史學, 甚至也沒有歷史了」;「合理的成分如果不限定其正確的範圍而成為脫韁之馬, 那就會變成為荒謬」。 (52) 這個判斷同樣可以適用於全球史的發展。橫向發展過程與縱向發展過程的結合將推進對全球史的理解, 交往在與生產的對應關係中才能獲得充分的解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 (53) 這個動態過程在生產與交往的縱橫互相支撐中才能得到科學的說明。深入探討作為人類社會演變基本動力的生產和交往的相互關係, 將會推動中國全球史的進一步發展。而在這個意義上, 可以說, 一切歷史都是全球史。換言之, 即使在國別史、地區史或者某種具體而微的專題研究中, 盡量宏觀的視角和盡量全面的思維方式都是全球化時代歷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綜上所述, 筆者以為, 從學科專業而言, 世界史和全球史都是對人類客觀歷史進程的指代和描述, 應將全球史與世界史的發展統一起來。從事全球史研究的目的, 是為了加強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自身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發展, 應當帶有強烈的時代意識和問題意識來進行, 而不是用西方的史學理論「改造」中國的世界歷史學。所以, 中國的全球史研究應當從我們自身深厚的歷史經驗和通史編撰實踐出發, 在中國的現實發展基礎上, 切實堅持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指導, 積極吸收西方全球史的有益成果, 努力構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世界史研究新體系。
注釋
1James Belich, John Darwin, Margret Frenz, and Chris Wickham, eds., The Prospect of Glob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23.
2帕特里克·曼寧:《世界史學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全球研究機構的未來》, 陳欣言譯, 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評論》第5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年版, 第8—25頁。
3孫岳:《國際全球史與世界史組織聯合會會議在德國舉行》, 《世界歷史》, 2014年第6期。
4Heather Streets-Salter, 「Becoming a World Historian:The State of Graduate Training in World History and Placement in the Academic World」, in Douglas Northrop, 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 Wiley-Blackwell, 2012, pp.45-62.
5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王晴佳:《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 蘇普里婭·穆赫吉參著, 楊豫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版, 第404頁。
6Noel Cowen, Global History:A Short Overview, Polity Press, 2001.
7Peter N.Stearns, World History in Brief:Major Patterns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fourth edition, Volume Two Since 1450,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2.
8A.G.Hopkins, ed., Global History: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 and the Local,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9Bruce Mazlish, The New Global History, Routledge, 2006.
10Barry K.Gills, William R.Thomps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Routledge, 2006.
11Ross E.Dunn, Laura J.Mitchell, and Kerry Ward, eds., The New World History:A Field Guide for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12Arne Jarrick, Janken Myrdal and Maria Wallenberg Bondesson, eds., Methods in World History:A Critical Approach, Nordic Academic Press, 2016.
13(15) 趙文亮:《整體史觀與中國的世界通史編纂學》, 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評論》第1輯, 商務印書館, 2008年版, 第77—78、80, 75-111頁。
14吳於廑:《巴拉克勞夫的史學觀點與歐洲歷史末世感》, 《吳於廑學術論著自選集》,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33—252頁。
15何茲全:《我們需要包括中國史的世界史》, 《光明日報》1984年3月14日第3版。
16(18) (19) (20) 羅榮渠:《開創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 羅榮渠《史學求索》, 商務印書館, 2009年版, 第94, 96、97, 102-103, 120頁。
17張宏毅:《世界史學科建設中一項緊迫的戰略任務——編寫戰後世界史教科書》, 《世界歷史》1985年第10期。
18傑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 楊豫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7年版, 第242頁。
19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 遲越等譯, 黃席群等校, 商務印書館, 1993年版。
20周谷城:《周谷城文選》,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 第9頁。
21(26) 羅榮渠:《世界史的新視野: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全球分裂〉中譯本序》, 羅榮渠《史學求索》, 第129、128-129頁。
22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 Prefix=CJFQ, 2017年12月24日檢索。
23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 Prefix=CJFQ, 2017年12月24日檢索。
24清華國學院編:《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國》,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年版。
25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論集》,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年版。
26劉文明:《全球史理論與文明互動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年版。
27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 三聯書店, 2016年版。
28董欣潔:《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7年版。
29(36) (37) (41) 李學勤、王斯德主編:《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1978—2008·歷史學》,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57—258、258、273、260頁。
30李學勤、王斯德主編:《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1978—2008·歷史學》, 第258頁;馬克垚主編《世界文明史》第2版上,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版, 「導言」, 第6—7頁。
31馬克垚:《困境與反思:「歐洲中心論」的破除與世界史的創立》, 《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
32張旭鵬:《新時期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特點與趨向》, 《史學理論研究》2014年第3期。
33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 商務印書館, 1999年版, 第669頁。
34Daniel R.Headrick, 「The New World History:A Teacher』s Companion (review) 」,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3, No.1, 2002, pp.183-186.
35威廉·麥克尼爾:《追求真理:威廉·麥克尼爾回憶錄》, 高照晶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5年版, 第98頁。
36(52) R.G.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 何兆武、張文傑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年版, 「譯序——評柯林武德的史學理論」, 第17、16, 33-41頁。
37Bruce Mazlish, 「Revisiting Barraclough』s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Bruce Mazlish, Glob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5, p.123.
38(47) Samir Amin, Global History:A View from the South, Pambazuka Press, 2011, pp.8-10, back cover.
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 第450頁。
40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帝國的年代:1875—1914》, 賈士蘅譯, 中信出版社, 2014年版, 第1頁。
4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43—44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808頁。
42范寶舟:《論馬克思交往理論及其當代意義》,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 第69、21頁。
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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