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反對「傳統文化」？

的確有點標題黨了，請大家原諒，這算是我對這個世界的一點妥協和屈服吧。具體觀點稍後說，先講個自己的經歷。

在北京買車搖號三年了，眼巴巴地看著中籤率上漲到1/170，每次苦等兩個月，簡訊一叮咚，「很遺憾，您本期未中籤。」我就抑制不住想有緬懷這項政策制定者先人的衝動。實在熬不住了，正好新政策推出一系列新能源汽車。看上一款，價格適中，300公里的續航，1個小時的充電時間，加上國家補貼、100%中籤、不限行等等政策，欣欣然想去考察一下細節再試駕一下，不料被老丈人一巴掌扇回來，「買那麼個扔貨有啥用。」無論怎麼從政策導向、技術創新解釋統統不管用，只好暫時擱置。後來私下了解到，岳父大人反對，是因為新能源車的續航里程不能開回老家，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在親戚朋友面前顯擺，才能讓岳父大人有真正的成就感，即便在那樣一個足夠繁華的城市中，熟人社會裡的「面子」依然比現今生活的舒適感更重要。

岳父的思想狀態其實很值得研究，一方面年幼時父親就因反右慘死獄中，一家人被下放農村，後來幾經輾轉才回到城裡工作，對那段紅色歷史頗多怨念。另一方面，卻又認同集權制的治理方式，因為對秩序有著獨特的迷戀。這種矛盾的心態下，最終發生影響力的，就是傳統文化作用於生活中的「禮」，在這種秩序格局中建立的認同，才具有真正的價值。譬如說，兒女掙錢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份體面的工作；兒女的自我實現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種他人的認同。而這種秩序感的需求，恰恰是傳統文化基因所傳遞下來的。就如同引發討論的《弟子規》，內容本身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卻通篇用了43個「勿」來建立秩序，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結果自己的學說最終被拿來作為規訓的工具，而且這種工具往往以「傳統文化」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出現，並影響了中國上千年。

回到「傳統文化」的討論，我為什麼反對傳統文化這個詞，是因為我們過多地強調了傳統文化的傳承性而非普世性，然後再把傳統文化縮減成實用主義儒學，卻把兩千多年前中國那場思想盛宴棄之不顧，孔孟的「仁義禮智信」變成了秩序，老莊的逍遙變成了消極，墨家的兼愛恐怕更是只出現在漫畫和電影中了，傳統文化被「外儒內法」的治理模式下，變得無比的狹義，再輔之特定歷史環境中的民族主義情緒，傳統文化就變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藥。在這個過程中，佛教理論也未能倖免，隋唐時期，唯識、天台、三論、華嚴、禪宗、凈土諸宗都起源於這個時期，只是理論嚴謹精微的教法難以流傳，禪宗和凈土在後世發揚光大，再到明清，度牒制度廢除後，佛教進一步與中國的儒道兩家雜糅，才形成了一個儒釋道三家混合的實用主義傳統。

如果一定要說傳統的話，不妨回答我們文化發展之初，先秦諸子的時代，了解那個時代的思想爭鳴。再看看當時西方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兩種文明的童年期的理想社會其實有很多共通之處，李猛談到傳統文化時說到，「我們不能一說傳統文化，就只是認為中國人曾經這麼想，是中國人的東西我就支持它。傳統文化意味著你對這個文明歷經幾千年積累下來對生活方式的理解和思考，而且面對中間發生的許多歷史情勢以後，不斷做調整，去思考、積累下來的東西。這些東西不僅僅是所謂的地方性知識，它包含了基於人性的最高理想，包含了中國人在情感上最看重的許多東西。」

因此李猛在北大哲學系入校後第一門導論課的第一本書就是《理想國》，在中西方文明的童年期，加入老子與孔子遇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的分歧恐怕比我們現在小的多，因為他們關於人性的假設雖然有性善與性惡的區分，但都是在一個共同體的前提下討論人性的，直到霍布斯開始構想了一個完全平等、絕對自由的狀態。這種自然狀態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但並不影響我們將其作為一個理想映射，來指導我們的生活。當北京史上最嚴厲的控煙條例出台以後，我們會追問「凡是有屋頂的地方都不許吸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餐館老闆對自己財產的控制權。這種追問就是在這種自由平等的理想狀態為原則的。

於是，我們驚喜地發現，對於中國傳統來說，在歷史上已經足夠多樣化，而且我們在與西方文明起源的對話中，差異並非完全不可逾越。反倒是刻意強調中國傳統，讓我們因為佛家說的「分別心」，放棄了這樣的機會：我們應該了解中國自身傳統的多樣性，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在這個背景下，重新理解佛教，在眾生平等、真空妙有等基本認識的基礎上，佛教已經構建了一個與現實生活不二的「彼岸世界」，進一步說，彼岸與此在不二，而其指導日常生活的原則也同樣可以成為另一個理想的自然狀態。只不過，談的不是刻意分彼此的傳統文化，而是一個眾生大同的生命理想，這或許是一個現代人應該有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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