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的流行 已更像一場關於身份的營銷？
「我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當一個人如此宣示的時候，似乎TA已自然佔據了絕對正確的立場。這個標籤背後，蘊含著一切被讚賞的品質：性別平等、獨立自主、開放多元。也因為這一標籤的強大力量，越來越多的人都樂於為自己貼上「女權主義者」的標籤——甚至，它足夠成為一場又一場身份營銷的砝碼。
但隨著大家對女權主義的討論越來越多，對它的反思也在逐漸深入。前一段時間席捲全球的＃MeToo#運動，也伴隨著對它的種種再思考。什麼是女權主義？這是一個足夠有爭議的問題。然而，這些爭議促使我們去思考它的另一個面向，一個當下信息發達的、開放的社會才出現的問題：「女權主義者」的標籤有什麼意義？今天，似乎出現了一種另類的女權宣言：「我不是女權主義者」。
在2016年大選期間，仍是保守派電視台福克斯新聞台（Fox News）台柱之一的梅根·凱莉（Megyn Kelly）以令人驚訝的姿態成為反性別歧視的支持者之一。在她主持的《凱莉檔案》（The Kelly File）節目中，她開始公開支持女性帶薪產假（美國是目前唯一不要求企業給予女性產假的發達國家），反對媒體行業中普遍的性別歧視，支持舉報性騷擾的受害者。而她最引人注目的舉動，就是嚴厲批評當時仍是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的厭女言論，最後導致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強烈反撲和攻擊。
Megyn Kelly，1970年11月18日生於美國伊利諾伊，美國著名新聞記者、主播。圖為其電視節目《凱莉檔案》宣傳海報。
在此之前，凱莉常常是反女權的福克斯代表。她譴責過校園「性同意」運動為「反男人」，也宣稱過性別間的收入差距不存在，更著名的是宣布過自由派正在發起針對聖誕節的戰爭，耶穌絕對是白人等。這些都是典型福克斯宣言。後來，凱莉離開了福克斯新聞台，高薪加入美國廣播公司（NBC）主持新節目。
凱莉的形象似乎忽然之間與她所在的福克斯新聞台截然相反：她成為了一個進步派的成員，或者至少，她有此潛力。一時之間，不少女權主義者開始討論，梅根·凱莉是否她們中的一員。如果凱莉身處保守派電視台讓我們猶豫下判斷，那麼離開福克斯的凱莉，是否可以被稱為「女權主義者」了呢？
當然，她並不稱呼自己「女權主義者」。
默克爾（右一）在活動中，拒絕「女權主義」的標籤。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德國總理默克爾。作為世界上擁有最高權力的女性，默克爾自然被看作女權主義的代言人之一。她從公開言論到執政期間的政策都積極推進性別平等。然而，在2017年的一個活動中，當主持人問到「你是不是女權主義者？」時，默克爾猶豫過後表示，她並不想這樣標識自己，儘管她並不害怕這個標籤。隨後引起的討論圍繞著默克爾是否女權主義者而熱烈展開，其中大多都認為，默克爾就是女權主義者，她就該稱呼自己為「女權主義者」。然而，問題是她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呢？
作為標籤的「女權主義者」
當下女權主義者的形象在變化——即使現在女權主義者仍然被嚴重污名化，被指為只懂謾罵不懂風情的一群惡人。越來越多來自不同社會領域的名人開始自稱女權主義者。從艾瑪·沃森（Emma Waston）在聯合國的女權主義發言和「HeforShe」運動，到各路明星身穿「女權主義者長這樣」的T恤，再到商界政界身處高位的女性為性別平等「打call」，女權主義者的形象在網路發達的今天開始改變。就算不是整個網路，至少在同溫層中，貼上「女權主義者」的標籤成為一種新的潮流。我們看到，甚至伊萬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在默克爾同場活動中都自稱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她的父親一貫支持女性平權運動。
艾瑪·沃森（Emma Waston）在聯合國的「HeforShe」項目。不惜睜眼說瞎話來獲得女權主義者的標籤，可以想像這一標籤的意義，或者說，好處。
隨著性別平等意識的傳播，受我們讚美的女權主義代言人也越來越多。從《紙牌屋》中的克萊爾（Clair Underwood）到臉書首席運營官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不管是影視劇大女主抑或現實商界領袖，我們都樂意將她們看作女權主義者，因為她們打破玻璃天花板佔據強有力的位置本身就是女權主義的勝利。
克萊爾（Clair Underwood），美劇《紙牌屋》女主角。當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Lean In）鼓勵商界女性向前一步爭取成功，我們慶祝新的女權主義代言人的出現，甚至還熱烈討論她是不是新的格洛麗亞·斯泰南（Gloria Steinam）。然而我們卻不去仔細考察向前一步背後到底做了什麼，就如最近媒體報道發現那樣，桑德伯格的成功背後往往是公司收益高於其他人的基本利益。
《向前一步》，作者:[美] 謝麗爾·桑德伯格，譯者:顏箏，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3年6月
正如傑莎·克里斯賓（Jessa Crispin）所說，女權主義彷彿成為了強有力女性的擋箭牌。她們藏在女權主義者標籤之後，大家就忘記她們的成功與性別平等有什麼關係，她們的強大背後是否正義。彷彿女權主義就等同於個人爭取獲得力量，個人的勝利就等於女權主義的勝利。
在克里斯賓看來，這樣的女權主義標籤，如果就是真正的女權主義，她並不想成為女權主義者。這也是為什麼她寫出《我不是女權主義者：一個女權主義宣言》（Why I Am Nota Feminist: A Feminist Manifesto）的原因。
女權主義：從運動到營銷
傑莎·克里斯賓是網上雜誌Bookslut的創立者，同時也擔任在線文學雜誌Spolia的編輯。除此之外，克里斯賓還常常在各大報紙媒體發表評論文章，以尖銳的批評著稱。正如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安吉雅·德沃金（AndreaDworkin）等女權主義者一樣，克里斯賓的文章關注性別平等的同時，也大膽對女權主義運動中的問題提出敏銳的批評。
在克里斯賓看來，當前的流行女權主義逐漸將關注的重點從整體的運動轉變為個體的選擇。她把這種主義稱為「選擇女權主義」（choice feminism）：「只要是女性的選擇，無論是關於生活方式、家庭關係抑或消費模式，她都是在做女權主義式的選擇。」
在流行女權主義者們看來，以往女性長期被剝脫自主選擇的權利，被傳統的性別規範安排好擔當的角色，所以現在，女性能夠作出選擇本身，就已經是在反抗男性中心的壓迫。換句話說，只要女性在做選擇，她就是在做女權主義式的選擇。
Why I Am Not a Feminist: A Feminist Manifesto,作者：Jessa Crispin,版本：Melville House 2017年2月
然而，這樣的女權主義不過是一種自戀。通過將「我」定義為女權主義者，「我」所做的選擇和行為就自然而然地是女權主義式的選擇和行為，不管「我」的選擇和行為是什麼。即便隨著性別平等的發展女性能夠選擇的領域得以擴大，選擇女權主義反而使得女性願意投入時間和精力去爭取的性別平等範圍收縮。於是乎，在克里斯賓看來，只顧個人發展，美其名為「自我賦權」的主義，往往只是鼓勵追求個人利益，無視個人的動機或成功所可能帶來的影響，彷彿將「個人即正義」詮釋為「個人的勝利即是政治的勝利」。
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流行女權主義這麼重視「女權主義者」的標籤。如果她相信男女同工同酬，相信女性應該得到平等對待，「為什麼我們還要關心她是否自稱女權主義者呢？」
《為什麼我不是女權主義者》的作者克里斯賓。Circe Hamilton攝
克里斯賓認為，既然流行女權主義關注的不過是個人敘事，個人需要面對的權威只有個人自身，那麼一套循環的邏輯（a feedback loop of logic）就會形成：所有行為和選擇都是可證成可辯護的，所有行為和選擇都可以描述成為女權主義式。於是乎，我們就需要將女權主義者、女權主義式的範圍儘可能的放大，我們能夠獲得的辯護就更加輕易。女權主義者的標籤可以成為「（避開）批評的防護盾」，而當越來越多人可以被放在這個標籤之下，我們就更能感到安心：當身邊儘是認同同一標籤的人，我們不需要做更多的思考，不需要建構新的個人認同，不需要去質問自己的個人選擇。
只要越來越多人可以掛上女權主義者的標籤，女權主義就更少威脅更多討好。只要是你的選擇，你已經是女權主義者了，不管你吃什麼，穿什麼，買什麼，流行女權主義都可以將它們描述成女性的進步。換句話說，只要認同女權主義者的標籤，我們就不需要再自我質問，吃什麼穿什麼買什麼是否對性別平等有任何推進（或損害），因為我的選擇就是女權主義者的選擇。
所以流行女權主義十分重視女權主義者的標籤，彷彿就是一種營銷，讓每個人看到自稱女權主義者的好處，而不是一種會讓個人不斷反思生活而需要掙扎努力的哲學。正是這樣一種流行女權主義使得克里斯賓宣布，她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個人發展與身份認同
克里斯賓批評的流行女權主義，在爭論女權主義者標籤的背後往往是希望強調一種必須有的「團結」：「我們必須統一，我們必須掌控，我們不得批評運動。」在她看來，這不過是過分沉浸於當下的個人勝利而已。
克里斯賓的尖銳批評背後，是她不滿當下流行女權主義對何為壓迫的誤解，或者說對如何追求正義的誤解。在她看來，將問題簡單化約為「我得不到我所欲」，對於揭露和修正女性在男性中心主義下所受的不正義毫無益處，甚至頗為有害。女權主義應當同時反思「我所欲」是否真的值得追求。如果「我所欲」不過是向前一步，在一套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中獲得優勢，這對真正的性別平等毫無實質貢獻，好比Ayawawa式的教導。
在克里斯賓看來，真正的女權主義應該是建立更好的集體式合作，反思個人行動是否在規範意義上正當，改變作為整體文化的性別不平等。關於集體的行動和集體的想像是關鍵，而不是所謂的「個人賦權」。
克里斯賓對流行女權主義的批評十分精準，不過，強調女權主義的批評性以及集體行動的必要，並不等於需要否定個體作為女權運動目標。
的確，簡單將女權運動的全部目標理解為「個人賦權」不過是某種利己主義的版本，但是讓每個個體可以獲得足夠的能力和資源，去追求個人的生活理想，同樣也是女權運動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評價女權主義是否正當的重要標準之一。為個體賦權，不僅僅需要個人的努力，更需要作為集體的社會去改變不公平的制度和規範，為個人培養追求美好生活所需的能力。這一點並不會與克里斯賓對集體的強調相矛盾。
《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作者:（美）貝爾·胡克斯，譯者: 曉征 / 平林，版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
另一方面，克里斯賓批評對「女權主義者」標籤的重視似乎也不夠準確。當然，僅僅將「女權主義者」當作營銷式的品牌標籤自然不恰當，但是「女權主義者」同樣可以成為一種重要的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在女權運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為一種不依賴於具體經驗性質的身份，認同「女權主義者」某種意義上更接近於給予一種承諾。對「女性」的身份認同，對「受害者「的身份認同，都依賴於某種過往的不可變的性質和經驗，都不是女權主義運動團結的基礎。胡克斯曾經批評過，將姐妹情誼（sisterhood）建立在這些身份認同之上，造成的結果會是繼續順從於性別主義對女性儘是柔弱受害者的形象塑造，同時也排斥不同的女性，遮蓋女性之間的差異和分歧。
相反，「女權主義者」的身份認同展示出一種選擇的承諾。這種承諾不需要通過抹除差異來獲得女權主義者的團結。個人可以自願投身到性別平等的運動中，認可這樣目標，承擔相關的責任。作為女權主義者，我應該怎樣做，應該如何對待別人，我的某些言行是否正當；以女權主義者的標準看，梅根·凱莉的言論是否恰當，桑德伯格在臉書的行動是否正確，默克爾是否作為女權主義者楷模是否當之無愧。這些都可以通過女權主義者身份得到很好的回答，也是個人投身性別平等很好的標準和承諾目標。
同時，這種承諾帶來的責任對於個人而言也十分重要。女權主義者會認為承諾的這種身份認同而「懂得承擔責任去反抗那些可能並不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個人的其他壓迫」。胡克斯認為這是女權主義運動關鍵的部分。我們不能僅僅關心自己的「向前一步」，更需要合作起來，「去指出，去檢查，去消除我們之間的性別主義觀念」。這些都是女權主義者的責任。這一點，相信克里斯賓不會反對。
克里斯賓的《我不是女權主義者：一個女權主義宣言》對當下的流行女權主義提出了相當尖銳的批評。這些批評點出了女權主義運動自身出現的關鍵問題。不過，克里斯賓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似乎也不夠全面。發出「我不是女權主義者」的宣言，並不是修正這些問題的方案，反而未能看清楚「女權主義者」作為身份認同的意義。總的來說，克里斯賓的這本小書頗為有趣，略帶刻薄的論述引出了許多值得反思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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