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歐洲最佳電影中的性別問題：女版蕭峰、克隆C羅及其他

前些時候，俞敏洪先生的幾段言論在輿論場中引發了很多爭議，女性地位、性別平等問題再次成為中國民眾，尤其是中國女性的一大關切。從今年以來，性別議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話題。從電影藝術的角度上說，它又主要涉及兩個分支問題：一個是兩性權利的平等問題，另一個是性別模糊/流動情況下造成的認知問題。此外，二者還有可能相互融合，形成性別流動導致的權利問題。話說起來有點繞嘴，舉個例子就很清晰了：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普通女人》所講述的，正是一名女性（變性之後）如何爭取為死去的愛人送別的權利，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受到的種種歧視。

《普通女人》

探討性別問題 歐美各有側重

細加觀察就會發現，上述兩個分支問題在世界電影的範圍內各有其分布特點：美國電影似乎更關注前者，歐洲電影則更關注後者；前者更接近於社會性議題，關注不同性別和性向之間的矛盾，後者則更關注個體的內心，強調個體如何面對自身轉變。當然，性別模糊/流動的本質也是權利平等問題——兩性之間的雙向流動，意味著二者可以進行生理上的「對話」，由此也就意味著天賦上的平等。所以這兩個分支雖然表現的形式不同，但其實互為變體，或者說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

關於性別模糊，今年的歐洲影片提供了絕佳的例證。在今年已經公布的歐洲電影獎最佳影片的五部提名當中，《冷戰》《犬舍驚魂》《幸福的拉扎羅》這三部已經通過歐盟電影展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登上了大銀幕，贏得了不錯的口碑。《女孩》和《邊境》兩部尚未與中國觀眾見面。巧合的是，這兩部作品都是探討性別問題。

這兩部作品均出現在今年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這或許是創作上的「巧合」，但無疑也是電影節選片人的意圖，《女孩》拿到了金攝影機獎，即最佳處女作獎，《邊境》則拿到了「一種關注」單元大獎。從實力上講，二者可以說不分伯仲；論內容，二者近乎「互補」：一個雖然名為「女孩」，實際上卻是講一個比利時男孩自我認同為女孩的故事。故事本身相當簡單，但導演盧卡斯?德霍特通過特定的手法將觀眾和主角的視點無限拉近，從而讓雙方的心理距離無限縮短，甚至能讓觀眾切身體會到一個男性想要在生理上變成女性的迫切願望，並在最後給予一個相當有力甚至算是「狠毒」的結尾。

《女孩》

《邊境》講的則是一名長相頗為「醜陋」的女性在遇到了一個長相頗為「醜陋」的男性之後很快墜入愛河，然而在經歷一系列事件之後，她發現自己根本不能算是「女性」，在一個場景中，她竟然出現男性性徵，在戛納放映時也引發了不少笑聲。在這樣的過程中，女主角色身上發生了性別認知上的錯位，導演和編劇阿里?阿巴西實際上是想通過這種腦洞大開的方式探討男性和女性平等的可能。當然，《邊境》中的女主角最終發現了一個更加令她難以相信的秘密：她不僅不能算是女性，甚至都不能算是「人」——完全是另一個種族，從而又把故事引向了種族問題的探討。

《邊境》

性別問題與種族、少數族裔問題天然相伴

這樣的電影初看之下難免給人一種「大雜燴」的感覺。不過，性別和種族問題一直以來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可以說是相伴而生，近年來這種趨勢變得更加明顯：因為性別議題中的一大部分來源於LGBTQ群體，而他們又是社會中少數群體的代表之一，很容易和少數族裔問題或種族議題聯繫在一起。某種程度上說，美國上世紀60年代之後的歷史就是一部「少數人」的歷史，在這種情況下，瑞典電影《邊境》所帶來的探討也並不算奇特。

《邊境》的女主角是一個「蕭峰式的」女性——成長在人類社會中，發現自己完全是另外一個種族。當她的戀人一心想要把人類的嬰兒置於死地時，她必須做出一種道德抉擇。在此，我們發現影片中存在著兩種「流動」，不僅是性別，還包括種族；這也為影片的標題「邊境」賦予了另一層內涵，即種族間的隔離和差別。聯繫到女主角邊檢員的職業，我們就更能理解，導演和編劇阿里?阿巴西實際上是以奇幻和驚悚對難民問題進行了有趣的類型化處理。

無獨有偶，提名歐洲電影獎最佳喜劇片、同時也在今年戛納電影節重要平行單元「影評人周」中獲得大獎的《迪亞曼蒂諾》也在性別和種族問題的探討上有非常相近的想法。對照近日掀起軒然大波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它更發人深省。

《迪亞曼蒂諾》

這部影片以C羅為原型，講述了一名思想單純（如果不是頭腦簡單的話）的葡萄牙球員的故事。隨著情節的逐漸展開，我們發現，宣揚「修起一道更堅固的高牆」的葡萄牙右翼人士企圖用這位國寶級球員克隆出一整支球隊，從而在世界盃上贏得冠軍。諷刺的是，科學家的基因改造技術並不完善，副作用是讓球員長出了一對乳房；與此同時，他又和卧底在他身邊的非洲裔女警探發生了一段奇情，而這名女警探本人又是同性戀。

這裡就牽扯出一連串互相糾纏、比較複雜的問題：這名球員到底是以怎樣的身份愛上了女警探？他現在到底是男性還是女性？女警探對他的愛，到底是異性之戀，還是同性之愛？無論如何，《迪亞曼蒂諾》想以一種極為戲謔的方式表明，「愛」是不以性別和種族為前提的，所謂的「界線」可能並不存在。

從「地球村」的樂觀到碎片化的憂慮

有趣的是，《邊境》和《迪亞曼蒂諾》兩部影片的編導都不是歐洲本土人，前者是阿拉伯裔，後者則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人。這意味著兩部影片完全是借了歐洲的外殼，來拍一部外在於歐洲問題的電影。事實確實如此，《迪亞曼蒂諾》更接近於美式的社會性議題，對於個體性別認知的探討和思辨並不是十分突出，就算有，也是通過一種喜劇性的方式來完成的：在片中，球員始終也沒有明確意識到自己所擁有的是越來越明顯的女性性徵（大概就是因為頭腦簡單），反倒是觀眾對此心知肚明，正是觀眾與角色之間的這種「認知落差」造成了強烈的喜劇效果。

《迪亞曼蒂諾》

不妨把上面提到的四部電影當作一個完整的序列來看待——「普通女人—迪亞曼蒂諾—邊境—女孩」——越接近左端，就越關注性別議題的社會性，越接近右端則越關注個體性。模糊地帶的作品明顯具有話題的融合性，幾個區域性議題在歐洲這個場域發生碰撞，使得所謂「歐洲電影」的文本趨於複雜，同時也越發具有總結時代的意味。

冷戰結束，兩極對峙的格局土崩瓦解，世界似乎開始走向融合。本世紀初，隨著區域一體化浪潮的出現，我們本以為這個世界將會變成「地球村」，但目前看來還是過於樂觀了。我們對科技的期待過高，認識太少，其中更多的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異想天開，並沒有意識到現實的複雜性：技術的發展並沒有讓社群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反而出現了群體極化和信息繭房，社群的碎片化成為了新趨勢。正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過度緊密的異質化群體可能已經呈現出某種反彈，相互排斥的力量變得越發強大。無論是階層，還是性別、種族，全世界無一國家、無一地區不在經受碎片化的考驗。

《邊境》

很難說這種趨勢將持續多長時間。它是否會定義未來十年，甚至定義整個世紀，目前尚難確定，而這大概也是當今藝術如此集中地呈現某種特定焦慮的原因。作為最接近大眾的藝術形式，電影自然而然地擔起了群體融合的責任，比如在今年口碑爆棚的影片《燃燒》和《幸福的拉扎羅》中，發達國家分裂的社會狀況展露無遺；在《邊境》和《迪亞曼蒂諾》里，我們則看到性別和種族之間面臨的種種隔閡和障礙。如果說藝術家對於階層的存在雖有明確認知但仍未找到可行的解決方案（當然，藝術本來也不必給出什麼「解決方案」），那麼對於性別和種族間的隔閡，他們似乎已經開始從幻想中汲取一些對抗分裂和碎片化的能量。

此時的我們或許應該進一步提問，這種藝術使命感的出現，究竟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是一種對過去的懷舊，還是出於對人類社會基本價值的再認識呢？這決定著電影的形式和內容，決定著藝術的深度，或許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人類的未來。

文| 圓首的秘書

本文刊載於2018年12月07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報》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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